何沛雄
作者介绍
何沛雄，香港大学一级荣誉学士、硕士，英国牛津大学文科哲学博士，台北中华学术院高级院士，英国皇家艺术学院院士，英国皇家亚洲学院院士，英国语文学院院士。历任香港政府中文课本委员会委员、孔教学院董事、学海书楼董事、大专教授联谊会顾问、香港教师会学术顾问。现任香港大学名誉教授。有著作《永州八记导读》、《赋话六种》、《读赋拾零》、《汉魏六朝赋家论略》、《四书嘉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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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称颂伯夷“不顾人之是非”、“信道笃而自知明”、“力行而不惑”、“能独非圣人”，而自己奋不顾流俗、笃道力行、敢独非宪宗迎佛骨，无异借古人以自况！
《韩昌黎文集》仅有“颂”文三篇：《伯夷颂》、《子产不毁乡校颂》、《河中府连理木颂》。《河中府连理木颂》是一篇没有多大意义的文章，内容不过借河中府发现连理树而极力歌颂河中尹浑□的功德。那时韩愈两次考进士落第，自长安经河中归宣城，作这篇颂文，恐怕借此引人注目而已。《子产不毁乡校颂》是一篇四言韵文（有数句是五言），内容根据《左传》襄公三十一年的记载，称赞子产反对郑国大夫毁乡校。全文只有一百六十九字，直言陈说，毫无深意。
比较来说，《伯夷颂》是篇幅较长（全文三百二十余字）、组织严谨、辞句排宕、含意深远的作品，值得我们细读、欣赏。很可惜，旧日流行坊间的古文选本，像《古文评注》、《古文观止》、《古文辞类纂》、《古文析义》等书，都没有把它载录；高步瀛《唐宋文举要》（上海中华书局，1963年版）、王力《古代汉语》（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张起文《唐代散文选注》（香港中华书局，1977年版），也没有把它选注，而国内外一些大专学院，在讲授“历代散文”或“韩文选读”的一类课程时，总会研习这篇《伯夷颂》（按：香港中文大学把它列入高级程度“中国语言文学”科必考篇目之一），本人罔顾浅陋，把个人的一点学习心得写下来，希望读者予以批评和指正。
伯夷是商朝末年孤竹君（孤竹国的国君）墨胎初的长子，名允，字公信，死后谥曰夷，故称为伯夷。孤竹君死，依遗命立幼子叔齐为王，但叔齐不愿以幼居尊，把君位让给伯夷，而伯夷却以父命不可违，坚辞不就。结果二人都抛弃王位，相率离去，由国人立次子为王。这是历史上所说的“伯夷、叔齐让国”的故事。
二人闻说西伯姬昌（当时在西方的诸侯领袖，即后来的文王）施行仁政，养老尊贤，于是一起前往归附他。可惜，当他们到？的时候，西伯已经死了，而他的儿子武王姬发用车载着父亲的神主牌，尊称为文王，起兵讨伐商纣。伯夷、叔齐见了，叩马（拉着缰绳，不许马儿走动）而谏，说道：“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但武王没有听他们的劝谏。这是伯夷、叔齐“叩马而谏”的故事。
武王灭纣，建立周朝，得到各地诸侯的拥戴，但伯夷、叔齐却认为武王不义，自己在周朝做官是可耻的，甚至不肯吃周人所产的粟麦粮食，相偕隐居于首阳山，采薇（野菜的一种）而食。在饿得要死的时候，作了一首歌：“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然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最后二人一起饿死于首阳山。这是伯夷、叔齐“饿死首阳山”的故事。
二人的生平事迹，见于《韩诗外传》、《吕氏春秋》和《史记·伯夷传》。
韩愈《伯夷颂》是一篇称赞伯夷行谊的文章。韩愈所推重的，是他的“特立独行”，而这种“特立独行”，有“昭乎日月不足为明、□乎泰山不足为高、巍乎天地不足为容”的伟大。伯夷这般伟大，根据韩愈所说，主要是他能够做到以下两点。
第一，不顾人之是非——“当殷之亡，周之兴，微子贤也，抢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圣也，从天下之贤士，兴天下之诸侯而往攻之，未尝闻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齐者，乃独以为不可。”武王、周公率天下诸侯讨伐商纣，没有人非议；纣王庶兄微子启，携带祖庙祭器，投靠武王，世人称他贤良，只有伯夷认为他们的做法是“非”。所以韩愈说：“一国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盖天下一人而已矣；举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则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
第二，信道笃而自知明——“殷既灭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独耻食其粟，饿死而不顾。繇是而言，夫岂有求而为哉？信道笃而自知明也。”不顾他人之是非，是本于“义”去做（适于义）。这个“义”，就伯夷来说，非有所求而为，非为名利而为，其尽在己而已。因为其尽在己，就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独立不移的信念。既然坚信自己的道，清楚自己的作为，那么，“叩马而谏”、“耻食周粟”、“饿死首阳”，不外是尽己之“义”而已。武王、周公，历代称为圣人，韩愈以伯夷竟能“独非圣人”，确是“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
《伯夷颂》篇幅虽短，但结构缜密，辞语精练，充分表现了韩愈的文章特色。它的写作技巧，有四点值得注意。
第一，使用层递法——从不顾人之是非，说到不顾一家、一国、一州、天下人之是非，再说到不顾天地万世之是非。一层递进一层，迫出伯叔的特立处。
第二，使用呼应法——开首以“士之特立独行”起，最后以伯夷有“特立独行”作结。篇首点出“伯夷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篇末则肯定“伯夷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前后呼应。
第三，使用正反对照——既说“举世非之”，又说“力行不惑”；“武王、周公，未尝闻有非之者”，而“伯夷、叔齐独以为不可”；“天下宗周”而“彼二子独耻食其粟，饿死而不顾”。今世之士，人誉之则以为有余，人沮之则以为不足，而伯夷则不理会别人的毁誉，特立独行。意义一正一反，对照成文。
第四，使用排比句法——如“昭乎日月不足为明，□乎泰山不足为高，巍乎天地不足为容”，一连三个排句，气势不凡，笔力千钧。又如“一凡人誉之，则自以为有余；一凡人沮之，则自以为不足”，排句之后，推出“彼（伯夷）独非圣人而自是如此”，转接极有力量。
又“独”字是整篇的文眼。有“独”行才能够不顾人之是非；伯夷能够“独”非圣人，能够“独”耻食周粟，遂能“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
由此看来，韩愈写这篇文章，是经过细心结构、刻意炼字的。
韩愈为什么极力称颂伯夷的特立独行呢？曾国藩以为退之用以自况（见《韩昌黎文集·伯夷颂》题注），这见解是不错的。韩愈个性耿介，是个“笃道君子”（《唐书》本传），一生有不少“特立独行”。
例如，唐代佛、道二教并盛。高祖特建老子庙；太宗推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称《老子》为《道德经》；玄宗亲注《道德经》，设立崇玄馆，使学士应贡举，叫做道举。太宗尊崇玄奘，使往天竺（印度）求佛法；高宗优礼僧人义净；玄宗时，印度僧人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三藏，先后来华，皆尊称为国师。由是佛、道之说，盛行于民间。韩愈作《原道》，力辟佛、道之非，认为“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必须“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宪宗遣使者往凤翔迎佛骨，韩愈上表极谏，以佛比于夷狄，力言迎佛骨之非，结果宪宗大怒，定以死罪，幸得裴度、崔群等朝臣相救，乃贬潮州刺史。
再如，唐代初年，承江左余风，骈文俪体，依然盛行。陈子昂诋斥时弊，仅止于诗，未及于文。到了开元、天宝年间，始有萧颖士、李华等人，崇尚古文，但都独善其身，没有鼓动时代潮流的勇气。那时韩愈以他的绝世才华，奋起挺出，不顾流俗，大声疾呼，抵排骈绮，提倡古文，终于确立了唐代古文运动。其实，他不仅要做一个文学运动的领袖，还要做一个卫道之士。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正是他的卓荦成就。
又如，当时的社会风气不“耻学于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韩愈《师说》），但韩愈不理会时俗潮流，大张旗鼓，以师自任。柳宗元说：“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答韦中立论师道书》）韩愈虽得狂名而不顾，正是“特立独行”的表现。
由此看来，韩愈称颂伯夷“不顾人之是非”、“信道笃而自知明”、“力行而不惑”、“能独非圣人”，而自己奋不顾流俗、笃道力行、敢独非宪宗迎佛骨，无异借古人以自况呢！
伯夷颂
韩愈
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不顾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于一国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盖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于举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则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昭乎日月不足为明，□乎泰山不足为高，巍乎天地不足为容也。
当殷之亡，周之兴，微子贤也，抢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圣也，从天下之贤士，与天下之诸侯而往攻之，未尝闻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齐者，乃独以为不可。殷既灭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独耻食其粟，饿死而不顾。繇是而言，夫岂有求而为哉？信道笃而自知明也。
今世之所谓士者，一凡人誉之，则自以为有馀；一凡人沮之，则自以为不足；彼独非圣人而自是如此。夫圣人乃万世之标准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独行、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虽然，微二子，乱世贼子，接迹于后世矣。
（发表于《名作欣赏》1983年第3期：韩愈《伯夷颂》试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