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先生在获得官方送给他“人民作家”的尊号中度过了百岁诞辰。
“人民作家”照说应是被高度尊敬的一种称号，但“人民”什么的我们总感到听得滥了，好像有点说不出的味道，有点不大对劲，仿佛还欠缺了一点什么。
翻开巴金晚年扛鼎之作的《随想录》，在最后一集的《无题集》中，第一百九十五篇的题目是《“文革”博物馆》。官方所欠缺的，就正是这一座“文革”博物馆了。
在上一个世纪的下半叶，使中国人民最创巨痛深的就是“文革”。巴金晚年提出了两个建议，一个是建立现代文学馆，一个是建立“文革”博物馆。现代文学馆得到官方的支持建立起来了，而“文革”博物馆却因为官方的冷淡对待，至今毫无影子，只是听说巴金家乡的成都，有一位草野小民建立了一座小小的私人的“文革”博物馆，私人的力量总有限，它的简陋可想而知。官方不支持，这座私人“文革”博物馆恐怕就充实不起来，支持不下去。
官方的不支持，是不是显得他们是有愧于人呢？反“文革”而不力，不愿揭“文革”的罪恶，撇开了历史的伤痕，使人们警惕不足，忽视灾祸重演？既然还知道尊敬巴金是“人民作家”，就应该实现他代表人民发出的呼声，了却人民心头的一大愿望才是。
巴金的《随想录》也受过一点小小的“文革”之祸，而且还殃及到鲁迅。一九九一年是鲁迅诞生一百周年，巴金写了一篇《悼念鲁迅先生》，同时在《收获》和香港《大公报·大公园》发表。《大公报》发表出来的是被删改了的文章。“凡是与文化大革命有关或者有牵连的句子都给删去了，甚至鲁迅先生讲过的他是‘一条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和血’的话也给一笔勾销了，因为‘牛’和‘牛棚’有关。”
为什么会这样？据说在那时不久之前，北京的外办（当时香港工作的北京领导）有话传下来，中央指示有关“文革”的东西要少登。副刊的编辑们作不了主，由总编辑亲自动手删改了巴金的文章，文章被改得使人啼笑皆非。
巴金不知原委，气得要下决心不写了，后来总算改变了主意，否则这五集的《随想录》就不会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划时代的作品，要半途而废。
巴金在后来紧接着写了一篇《鹰的歌》。他记起了在高尔基的小说中的“鹰”，它胸口受伤，羽毛带血，不能再上天空，就走到悬崖边缘，展开翅膀，滚下海去。高尔基赞它说：“在勇敢、坚强的人的歌声中，你永远是一个活的榜样。”巴金说，到了不能高飞的时候，我也会滚下海去的吧。
巴金用《鹰的歌》抒发他的愤懑。这篇作品并没有在《大公报》上他的《随想录》中登出来，登出的只是文章的题目和作者的名字，其他是空白，就是所谓的“开天窗”。《真话集》出书时也是有题无文。直到《随想录》五集的合订本出版，《鹰的歌》才有题有文和读者见面。
这可以说是“文革”对巴金一点小小的遗祸吧。
“人民作家”的巴金，为人民作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呼吁，人民政府能置若罔闻、长此不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