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原来如此！不让蔡元培先生的坟墓迁葬于北京大学，是为了保护文物！
这是我这两天才知道。中文大学的朋友寄来两封信的复印本，一封是巫宁坤教授写给北大校长，一封是北大校长办公室复巫宁坤的。
巫宁坤的信说：“此次应中文大学之邀来此作学术访问，偶然获知蔡孑民先生至今仍葬在香港坟场，情景十分萧条，感到十分难过。女作家萧红原葬香港，已于一九五七年迁葬广州。美国记者斯诺病死瑞士，亦能葬于北大校园，而北大一代宗师，遗骸反而沦落香江一隅，何也！作为北大校友（一九三九年入西南联大外语系），恳请母校早日迎蔡孑民先生之灵归葬于北大校园，供世世代代莘莘学子瞻仰。所需经费如有困难，可发动校友捐献，本人自当带头……”
信是去年五四写的。北大校长办公室在五月二十一日就复了信。
北大的信说，学校领导对来信作了研究，回复如下：“北大现在的校园为原燕京大学旧址，一九五二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后，北京大学由沙滩迁到这里。校园的主要部分已于一九九四年三月，由北京市政府列属文物保护区，该文物保护区必须保存现有格局，一切翻修和重建事宜，皆需遵照文物保护法的有关规定批准后，才得执行，学校方面无权动土。没有列入文物保护区的校园，如学生宿舍、食堂、文体活动中心等，楼间的距离甚窄，闹声喧杂，又不是安排蔡先生墓葬的适当场所。”
真是这样么？我不能无疑。
二
我为什么怀疑北大的答复呢？
第一、蔡元培的坟墓本身就是文物，对于北大来说，是尤为珍贵的文物。这一点，北大当局不会不知道，为什么不想争取“北大的归于北大”，而只是例行公事般地冷淡对待？
第二、如果对蔡墓重视，为什么不想到向有关方面提出请求，从文物保护的观点着眼（蔡墓归北大就是对文物的保护），批准将蔡墓从香港迁葬北京，回归北大。这只能对北大文物保护区增加光彩，对北大增加光彩，对北京增加光彩，袞袞诸公何乐而不为？说得严重一点，不这样做，或有关当局不同意这样做，都是对蔡元培先生，对中华文化的犯罪！
北大的复信又说：“一九八三年在校园内建立了蔡元培先生铜像供师生瞻仰；一九八八年举行了规模较大的纪念蔡元培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等等，今后我们仍将尽力做好这方面的工作。”这些当然都是做得好的。
我也曾到过北大校园，瞻仰过蔡元培先生的铜像，依稀记得，那四周颇有余地，容得下一块墓碑一座墓葬。不知道那一带是不是属于保护区？是，可以申请动土；不是，校方就更有权行事。
我不相信，有关当局会认为蔡墓不宜回归北大，北大不应迎接蔡骨，迁葬保护区，竟会通不过。果然如此，那就不仅仅是北大当局和文物保护当局的悲哀，而是中华文化的悲哀了。
今天重偈蔡墓，四块墨绿色云石的墓碑、墓表，在那些墓丛中，是相当突出的，不能说十分萧条，但我依然感到葬非其地的不适当。北大和蔡元培不可分，分久必合，是时候了。
三
这是千家驹先生的一封信：读《过坟场有感》一文，我才知道蔡（元培）先生的墓仍在香港仔坟场。中国有许多事情是很难使人理解的。以蔡先生对北大的贡献来说，那真是没有第二人可以与之相比拟的，他开风气之先，提倡学术自由，主张‘兼容并蓄，反对思想定于一尊’。北京大学也是中国第一个招女生的大学。但解放以后，北大竟不把蔡先生放在应有的地位。我记得八十年代，北大校园曾建了两个铜像，一为蔡元培，一为李大钊，在揭幕那天，我也被邀请出席，而李大钊的铜像竟比蔡先生的更占据主位（好像蔡像是陪衬似的），我当时便感到不舒服，李大钊是共产党的创始人，但在北大，蔡是校长，而李仅为教授而已。
还有，在解放初期，北大尚在沙滩红楼时，我听说北大要建立一个铜像，但这铜像不是蔡先生，而是莫斯科大学校长什么什么夫，后来不知道建了没有。过去我们骂许多中国高等华人‘崇洋’‘媚外’的，但‘媚俄’则不在‘媚外’之列……呜呼！
“耄耄之年，尚不能自已的发愤懑之情，足见我毫无‘涵养’，得毋为兄所笑乎。”
信后的注说：“解放初期，请了许多的苏联专家，当时有一句话，‘苏联专家的话就是法律’。”
看完了这封信后，我是笑了的，为知道一些我所不知道的事情而高兴，我想，许多人也很可能不知道，因此抄下来公之于众，但这笑容马上就收敛了，心头只是感到沉重。
至于对千先生以“耄耄之年”而仍“发愤懑”，致敬都来不及，岂敢笑乎？这厢有礼了。
我在北京时曾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写过短文，为蔡墓作同样呼吁，编者说这回不会没有人理睬了（这以前曾寄短文在《明报月刊》刊出。），结果是不幸而言不中。
我自然人微言轻。在某些不学无术的大人先生眼中，蔡先生似乎也还不够重。
第二章 岛居新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