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朋友萧铜前几天遭遇不幸，住处有了一场火灾，他和太太杨明都受了伤，他的伤势更重。希望吉人天相，早日康复。
那天早上看报，好几份报纸都有这一火灾的报道。由于报道中说失火之家是六十六岁的“老稿匠”，我就没有注意。由于我认识他多年，只是近年他才给我显得衰老的印象。六十年代之初他从台湾来香港，还是一名“小生”。我知道，他在台湾得过青年小说家奖。
朋友来电话，谈到他的不幸，才恍然“老稿匠”就是指他，重新看报上的新闻，有的报上就称他为作家了。他的名字被叫做沈健中，想来是警方提供的。所谓“老稿匠”，显然也是出于警方之赐。
他其实不姓沈而姓生，不叫健中，而是鉴忠。据说是年羹尧的后人，避祸改姓生的，我没听他说过。
姓生的很少，有名的生公说法顽石点头的故事，那是五世纪南北朝时代高僧竺道生。真正姓生的也有，《万姓统谱》上说，“阴治生之后，以名为氏。明湖广襄阳府有生氏”。
萧铜却不是湖北人。他的原籍好像是镇江，至今还有家人在镇江住。他是在北京长大的。说的是地道的京片子，爱的是京戏。他从台湾到香港来，一个原因就是在香港可以看到大陆来的京戏和别的地方戏，他近来每去北京，住的都是护国寺人民剧院的招待所。
他近年身体差，稿也写得少，因为卖稿的地方少了。近况可念！最新的情况更可念！祝福他否极泰来！
二
不止一家报纸把老作家称为“老稿匠”，也不止一家报纸把生鉴忠说成是“沈健中”，我怀疑，这是警方的发布，才有这样一致的口径。
“沈健中”当然是南方的人误听了北方的口音，把“生鉴忠”登记错了，在发布新闻时，以讹传讹。
至于“老稿匠”，那就不是传讹，传达的是一种轻蔑，比“写稿佬”使人更感到轻蔑。警方有人有这样的口吻，不足为奇，怪就怪在同是写稿一族的记者、编者也会用这样的口吻来称呼作家，而且是老作家，无意间使得报纸降低了格调。我为写作者，也为报纸而生感慨，感到婉惜。
有人能接受“稿匠”，无动于中，我却有感于中了。
自称“稿匠”，这是自嘲，自嘲可以，他嘲就不好了。卖稿称“稿匠”，卖文为“文贩”，我常常想到晚明人的“文饭小品”可以叫“文贩小品”。尽管没有人自称或称人“文贩”，有人却把天天写的专栏认为“贩文认可区”，像小贩的售物认可区一样。这一样是自嘲，也总使人感到一点凄苦。
最有名的是写作者自称为“爬格子动物”，这个自嘲具体而生动，有幽默感。发明权据说出于从上海南来的一位作家，最初的诞生地不知道是上海还是香港，人们采用了四五十年。看来下一个世纪里它就要流传不下去了，如果一个个人都改用电脑写作，还有什么稿纸上的格子可爬呢？总得换一个名字吧，也许是电脑奴之类。
发了这些牢骚，当然因为我是更老的“老稿匠”。
三
从开始认识他起，在我眼中他的形象总是年轻的，他都老了，我还用说，这是感慨之一。他六十多岁，在我这个七十以上的人看来，他现在也还是年轻。在年轻人眼中，我当然更老了。我并不叹老，但不能没有感慨。
他是个作家，在台湾，以祥子的笔名得过青年小说家的奖，受过称赞。他写小说，写剧本。香港的电影《我又来也》就是他的剧本，还有不少我一下说不出来。他写散文，写剧话。他的那本《京华探访录》是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书架上发现的香港图书。他的京剧评论是香港报上具有声势的专栏文章，不仅形式上大块（不是小方块），内容也大有份量。有的报上说他因此与“剧作家戴天齐名”，齐名不齐名是另一回事，只是戴天是诗人并非剧作家，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
这样的报道和“老稿匠”的称呼，是使人感慨之二。一方面感慨一些报道的水平太低，把事情乱说一通还不知错，另一方面是报纸也太没有分寸了，居然把写作者（就不说作家吧）称之为带有轻蔑意味的“稿匠”。
匠，也不一定是轻蔑的称呼。如大匠，那就是美称。诸葛亮还是匠的集体，“三个臭皮匠”。但一般来说，匠有瞧不起的味道。写稿而被别的行业瞧不起，那没有办法，但叫同是写稿人的记者、编者瞧不起，就不能不叫人感慨了。这当然也反映出了叫人“老稿匠”的报纸没有分寸。这是感慨上的感慨。我们大家都应该更加长进一点吧，我想。
四
我不是作联会员，九三年从北京回香港就这样自律：不参加任何团体，不管是什么团体。
我替作联在帮助萧铜这件事情上说话，只因为我了解萧铜，了解情况。我看不惯有些人帮闲地瞎说。
萧铜六十年代之初从台湾来香港，先是在电影界，后踏足新闻界的报纸副刊，最早大约就是在我曾经主编过的报纸写稿。首先认识他的不是我，是高朗。高朗是写诗的，来港以后写影话知名，这有些像何达。何达一直坚持写诗到晚年，高朗后来就只写影话和文史之作了。他的蓝湖影话是很有些读者的。是他把萧铜引进香港报纸副刊写作园地。他当时主持我们报纸的副刊。
萧铜在台湾就已经是成了名的作家，以祥子的笔名写小说，得过奖。我怀疑祥子之名是由老舍的《骆驼祥子》而来。那是“京味小说”。萧铜擅长写“京味小品”，写的是北京，文字富京味，笔名是赵旺，出了书的有《京华探访录》。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东亚图书馆书架上随手一抽，抽出来的就是这本书，真有他乡遇故知的惊喜。
我在北京十年，他每去北京，必找我喝酒，涮烤羊肉。我们都爱喝二锅头。我在香港的日子，每年春节的年初二他一定到我家喝酒。如果有，就还是喝二锅头。二锅头是京味酒。
他是作家，一边喝酒一边写作的作家。我不是作家，我是一边写作一边喝茶的作者。
五
朋友萧铜有难，不幸被烧伤，情况虽有好转，至今还没有完全脱离险境，还不能离开深切治疗病房，实在使人深深挂念。
他出事后，一些对他不大了解，笔底下也欠斟酌的年轻记者，用“老稿匠”、“老文公”之类来称呼他，引起不满。人们也明白，这不是恶意，甚至也不完全是轻蔑，这样用的人也许以为只是一般的称呼，不知道语带轻佻，对他们说清楚，以后避免就是了。
初时听朋友谈起，有人称萧铜为“老文公”，我还以为是“老文工”。以为文工大约是指文化工人。谁知不是，只是“文公”。这又是怎么来的呢？历史上有名的韩文公韩愈，他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大文学家。“文公”没有什么不好啊，除非另有贬意，我还不懂。
报上也有人说，“稿匠”没有什么不好，这和“写稿佬”、“爬格子动物”一样，只是谦称，并非侮辱。这却不能使人同意。谦称是自己谦虚，没有替别人如此谦虚的。自称“爬格子动物”是一种幽默，当然也是自讽。自称“写稿佬”，就像我们干新闻工作的人自称“报纸佬”一样。没有自讽，顶多略略自轻，但用“稿匠”、“写稿佬”、“爬格子动物”称人，除非是熟人，就总不免多少使人感到轻蔑了，至少是不够尊敬，特别是对于年长的人。说谦称，就更是不通了，这会误人子弟的。误导对年轻人，陷于误用而不知自拔。这也是讲清楚了就可以了的事，只是那些借别人不幸、为自己沽名钓誉争地位的人，那就只能令人齿冷了。
六
萧铜终于离开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了，在除夕的前夕。
他活了六十六岁，一生有一半是在香港度过的。其余大体是：三分之一在北京，六分之一在台湾。尽管他京味十足，他却是香港人。
他干过新闻工作、影剧工作，但最多时候是写作为生。他是个作家，称他为“老稿匠”无论如何是不够尊重的。尽管有人要辩解。
称他为著名京剧评论员至少不全面，他谈京剧的文笔写得好，很内行，但他能写小说、剧本、散文。他文如其人，很有京味。他的散文很有特色。称之为香港名作家，他是可以当之无愧的！
他六十年代之初来港后，首先就是替我所工作过的报纸写稿，写了差不多三十年。我们做朋友也至少三十年。他曾经说，我很像他在台湾的朋友李荆荪。不幸而言中，李荆荪在台湾坐了牢，我也有过十年“坐牢”的遭遇。
有一段短时期不知道为什么缘故，他突然骂我，每天晚上一到十二点半左右，就一定来电话骂我一通，怎么说也没有用，骂得我莫名其妙。后来不记得是怎么停骂的。也不记得又是怎么不言而又渐渐言归于好的。大家都彷佛没有过这回事，来往如昔。
他每年春节的年初二到我家喝酒如昔。
我在北京十年，他每去必找我喝酒。同上紫竹院附近的老西来顺，喝二锅头，吃烤羊肉，一乐也。
没有这乐事了。想起他的一生，只觉凄苦。
七
萧铜就这样成为过去了。
“萧瑟秋风哀落木，铜琶铁板吊斯人。”那天丧礼举行时，灵堂上这副挽联是动人心目的，这是香港文联所送。“魂归天国，爱遗人间。”我当场没有留意到，事后从报上看到，原来还有关朝翔医生送去的一副，他是曾经免费为萧铜看病，现在还为杨明免费看的医生。
“萧瑟”那一联我初时也没留意，原来是嵌名联，上下联的第一个字嵌上了“萧铜”，颇见心思。“铜”字很难，用上“铜琶铁板”，和逝者生前的深爱京戏，擅写剧评，正是配得上。“萧瑟秋风”在时间上差了一点，时节已是冬天，渐近春节了。“萧瑟秋风”和“铜琶铁板”也不大对得上。后来送灵柩去钻石山火葬场，那边树木扶疏，我想，用“萧寺深山哀落木”，对“铜琶铁板吊斯人”也许还可以，但也勉强，把火葬场称为“萧寺”，把充满居屋的钻石山称为“深山”，实际上是硬凑，只不过字面上可以对就是了。
有人嫌挽联太少。治丧的朋友在这方面考虑得不周，缺少了一点文化，和逝者的作家身份有些不相称。
挽联少，废话多。我说的是牧师长得使人心烦的讲道。也是对某报上大赞萧铜，提出“萧铜精神”的文章感到有些可笑，文章的作者谬托知己，实际并不怎么了解萧铜，而某报正是当他在生时，只肯绐他半个专栏，朋友替他要求多给半个也被拒绝的报纸，尽管编者也有难处，到底还是使人有一点人情冷暖的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