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写写萧乾，越想，就越觉得这不容易。翻翻他一本又一本新作吧，回忆录和文化回忆录一篇又一篇，他自己已经写得不少，而别人写他的文章和传记，也是一篇又一篇，一本又一本，还有什么好写呢？虽说和他曾经是老同事，一共也不过同事还不到一年，尽管又是邻居，却是见面的时候多，交谈的时候少，有多少可写？还有什么不曾写过的可写？
首先要写的，我们是《大公报》的老同事。他的“老”，从天津《大公报》开始；我的“老”，从桂林《大公报》才开始，晚了五六年了。而我们相见在香港，又晚了七八年，是一九四八年的事。但我也有一样比他“老”的，我在《大公报》度过了四十一个春秋，而他只有十五个年头。这是光采照人的十五年！
年老的知识分子都知道，当年的《大公报》是知识分子爱读的报纸，它有三件法宝：一是社论，二是通讯，三是副刊，主要是文艺副刊。尽管对于它们所说的未必都同意，但总是要看。
这三件法宝和萧乾都有关系。
社论，那首先是张季鸾的文章，其次是王芸生的，还有徐铸成、李纯青……萧乾是抗日战争以后，从英国回到上海，才兼任了主笔，写国际问题的社论。这在他的作品中，不算是最出色的，更出色的是文艺创作和通讯特写。抗日战争以前他也写过社论，那是比较少的偶有所作，他回忆说，第一次执笔的处女作，给张季鸾整个否定掉了。胜利后的作品，由于在英国多年具有“国际眼光”，有它的深刻处，但比起他的文艺创作和通讯特写来，不能算是最出色的。使人最为记得的是他的一篇英伦通讯引出了重庆《新华日报》的一篇社论，那是一九四四年九月一日的《祝记者节》。社论引用萧乾的通讯《虎穴的冲激》中提到，“五年来的欧战，英美知己知彼，一面保持自身的长处（如言论自由的维系），一面无时或忘学习敌人的强点”。社论指出这是萧乾精到的见解，把言论自由等民主权利和向敌人学习并提为致胜的原因。社论一步指出，“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健全的发展的新闻事业。没有言论自由，新闻事业本身是会枯萎的”。这在当时，也在后来，都传为佳话。
通讯，在《大公报》作开路先锋的是范长江，然后有孟秋江和别的不少人，以江河之势，流走在三十年代、四十年代。在长江以后，萧乾和杨刚是两支大放异采的笔。两人的异，在于内外兼写，而外边的一部份是长江所没有的。萧乾写过塞北的罂粟，山东、江苏的水灾以至血肉筑成的滇缅路；杨刚写过东南战场。他们两人又各在英、美，写第二次大战期间和以后中国以外的世界。从战场写到会场，萧乾是英伦之战中唯一驻在英国的中国记者，直到第二次大战接近尾声时，中央社才派了人去伦敦；《中央日报》才派了人去西欧战场，这人就是陆铿。当他近年看到有人把萧乾看成似乎是整个战争期间在西欧的唯一中国记者时，向萧乾提出了疑问，萧乾澄清了这件事，陆铿知道这是别人模糊的说法，却也没有在他自己的刊物上澄清，反正他自己是清楚了。萧乾不仅是参加采访联合国宣告成立的旧金山会议的少数中国记者之一，而且又确实创造了一个唯一——唯一从那里报出了独家消息，报道中苏要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尽管“采访”到这一消息的是胡霖（胡政之），萧乾只是幸运的“二传手”，把“球”越过大洋，传回中国，传给重庆《大公报》。
副刊，萧乾一九三五年在天津参加《大公报》工作就是从副刊开始的，先编《小公园》，后编《文艺》，精采纷呈的是《文艺》。他说《小公园》是娱乐性副刊。我也编过《小公园》，在桂林、重庆的《大公晚报》；还编过《大公园》，在香港《大公报》。我所涉足的这些“公园”无论大小，都不是娱乐性的，而是综合性的。这也许是对“娱乐性”的理解早先和后来有异；或者是相对于文艺性，在萧乾看来综合性就是娱乐性了。
萧乾写过《我爱新闻工作》，又写过不少社论和更多特写通讯文章，使自己成为著名的新闻工作者，但他更有名、更有成就的，却不是记者，而是作家，而是文艺工作者。
这既靠他努力写作，也靠他花了大量的气力编好《大公报》的《文艺》副刊，做好“文艺保姆”。
以我自己来说，看《大公报》首先是受了文艺的吸引，然后才及于其他——通讯和社论。
说来惭愧，我爱上《文艺》时，《文艺》已经是杨刚在培育，萧乾已经去英国了。萧乾、杨刚，杨刚、萧乾，无论在《文艺》或通讯上，都是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取得了丰美的成果的。而在《文艺》上，又是配合得那么好！提到《文艺》，就不能不想到这前后的两位编者，缺一都不行。恐怕是予生也晚的关系，我是记不得杨振声、沈从文这两位开山之人了。
我没有读过杨、沈的《文艺》，就是萧乾的也没有，赶得上的只有杨刚的。尽管如此，我却牢牢地记得萧乾这“保姆”。
我记得《大公报》举办过文艺奖金。芦焚的《谷》、曹禺的《日出》、何其芳的《画梦录》得了奖。这些是小说、戏剧和散文，不知道为什么缺了诗歌。说不重视诗歌吧，《文艺》却用大量的篇幅登出过孙毓棠的七百行长诗《宝马》和他写的创作《宝马》经过的长文。可能是这样，后来就不断流传《宝马》得了《大公报》文艺奖金的说法，以至于刘以鬯花了不少精力，再三求证，才证明并无其事。正是这样，我才知道自己爱读、老师所作的《宝马》原来是在《大公报》上面首先发表的。在我参加《大公报》工作以前的两年，孙毓棠曾经在我所念的中学里教过我历史。那时在桂林，他和凤子在一起，在我这个中学生看来，一副潇洒的派头。一位历史学家，写出了历史题材的长篇叙事诗，印象就更深了。
我也记得《文艺》副刊以外的一件文艺新闻，鲁迅逝世时《大公报》出现了讥讽嘲骂的短评。萧乾为此愤慨得向胡政之辞职。那天的新闻是张篷舟去采访的，版面是徐铸成编排的，萧乾从协助采访到协助安排版面，从早晨忙到深夜。第二天他打开报纸一看，正为这一切而深感满意时，看到下边有着一篇他事先完全不知情的短评，而短评中既骂鲁迅的杂文“尖酸刻薄”又骂文坛论争累死了鲁迅，还说这些影响到鲁迅取得更大的文学成就，这不能不使萧乾跳了起来。短评例不署名，作者后来知道是王芸生，当时是总编辑。萧乾向胡政之提出在版面上道歉，办不到；又提出辞职，被挽留。最后是同意在《文艺》上发表一篇不署名文章，似乎是短评的样子，以后来的颂扬代替了初时的讽骂，算是一个沉默的更正。
这件事牵涉到四个人：王芸生、徐铸成，都是报纸总编辑，萧乾不用说了。张篷舟后来在桂林《大公报》是个多面手，一身兼四职。他既主持本地新闻的采编，又主持通讯版，还兼编《文艺》，又兼管资料室，是香港人（也是广东人）口中的“一脚踢”。当时杨刚在香港《大公报》编《文艺》，张篷舟在桂林就用剪刀来编，转载香港的《文艺》版，也不全用剪刀，也还采用当地的来稿。我是他的门徒，帮他打杂，包括《文艺》的一些杂务。太平洋战争以后，杨刚从香港到了桂林，顺理成章地把《文艺》接过去，我还是帮她打杂，惭愧的是没有从她学到什么，枉过了在她左右的那些日子。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大公报》除了在上海、天津复刊外，一九四八年也在香港复刊。初时我兼编了一阵子《文艺》，后来似乎是蒋天佐编（记忆也许有误），萧乾从上海来，他接编。袁水拍来，上晚班做英文电讯的翻译工作，兼编《文艺》。萧乾去主持晚间的要闻编辑工作，这使他的报纸编辑工作因而更加全面，副刊、新闻都有了，不过时间只有短短的几个月，他就北上迎接新中国的开国大典了。袁水拍其后也北上，《文艺》就由于逢编。广州解放，于逢也走了，梁羽生、杜运燮（似乎过有韦芜和诗人高朗），都先后编过《文艺》副刊。最后《大公报》的看守人终于守不住这个有过光辉历史的《文艺》，把它停了。我身在《大公》，后来却替香港《文汇报》兼编过好多年《文艺》周刊，那真是强弩之末，不足道了（不是说作者，是指编者乏善可陈的自道）。在《大公报》守不住《文艺》，我自觉是愧对萧乾、杨刚的，不过在七十年代，终于又在实际是大公晚报的《新晚报》上，创办了《星海》文艺周刊，一度还发展为半周刊，此是后话，也不必说了。
可以提一下的是，《大公报》还有过另一个文艺副刊，陈纪滢编的《战线》，不记得是汉口开始还是重庆开始，它和香港、桂林的《文艺》同时存在，不过不定期，不是每周都能刊出。《文艺》和《战线》，在不同地点而同是一家的《大公报》上，是楚河汉界，左右分明的。一九四三年杨刚由桂林到了重庆，继续主编《文艺》，两个副刊是不是和平共存，我也记不清了。第二年杨刚就去了美国，《文艺》也就暂时不复存在。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各地《大公报》先后复刊，它才又复活的吧。至于《战线》，当时就不是怎么生色，后来恐怕就更少人记得。和《大公报》同时有声誉，使《大公报》增长声誉的，只是萧乾、杨刚先后主编的《文艺》。
进入五十年代以后，萧乾不但被迫脱离了他喜爱的新闻工作，也被迫放下了他的文艺之笔，差不多整整二十年，直到七十年代后期，才重拾旧业，写出了许多回忆文章，重放光采。正是这些，使我感到要写他真难，他自己都已经写了，写得那么详尽，那么生动，那么深刻，那么好！还需要你浪费什么笔墨？
不能不浪费一点笔墨的，是要谈一谈胡政之。这位在《大公报》里和张季鸾并肩而立的人，虽然挂的是总经理的名义，但他却也在兼管编辑工作，只有比总主笔（或总编辑）的张季鸾管得多，不比张季鸾管得少；张季鸾以写社论著名，除了大事，编辑工作上一些具体的事他是不一定过问的，有地位次于他的王芸生在管，更有地位相等的胡政之在管。胡政之有时也写社论，又管版面、人事……萧乾到《大公报》编《文艺》，是他同意的，兼顾其他副刊，是他安排的。所有余力，外出采访，写通讯特写，也是出于胡政之的部署。香港《大公报》在抗战中创刊，拉萧乾回去编《文艺》的，是胡政之。萧乾踌躇不定，是不是去英国，坚定他的去意，经济上帮助他的，是胡政之。说服他放弃剑桥的学位，到伦敦正式接任《大公报》特派员的，是胡政之。要他去旧金山采访联合国成立会议的，又是胡政之……不能不使人感到：唯胡政之能用萧乾！不能不使人感到：无胡政之，难有这个样子的萧乾！
萧乾说，胡政之真是一个能干的事业家！当我为他在《大公报》处处碰到的都是胡政之而不是张季鸾表示有些奇怪时，他这样说了。说得对！我为胡政之能识人而没有那么多人能认识胡政之，感到惋惜。
在萧乾以前，范长江就是在胡政之支持下，作西北行，首先报道了陕甘宁边区的真实情况的，比在国际上首先报道的斯诺还早。当范长江后来因和王芸生处不下去，不得不离开《大公报》时，胡政之表示伤心，叹息“三军易得，一将难求”。
在萧乾将去英国时，荐杨刚接替他编《文艺》，胡政之说她是共产党，初时不愿接受，但萧乾再三力荐后他还是接受了，以后还用她去做驻美特派员，和萧乾这驻英特派员隔洋辉映。
这些都是题外话，不多说了。
一九九一年十月
禁不住又想多说几句。
萧乾干过不少出色的新闻工作，曾经是著名的记者，但在我（许多人恐怕也是这样）的印象中，他主要是个作家，说得干脆些，就是个作家。不像斯诺，既是作家，又是记者，我们往往只是记得他是个国际知名的大记者。
作为作家，他写小说，写散文，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但他好像是不写诗的，新体旧体都不写。也许这是我的孤陋寡闻。
不必遗憾。他们萧家有人写了，这就是他的儿子萧桐。我没有读过萧桐的诗，据萧乾说，是出过集子的，有些诗他也读不懂（这当然是谦虚的话）。萧桐现在美国的大学里教书。当在香港和萧家做邻居的时候，我是不是见过这根“铁柱”（萧桐的小名），已记不清了，清楚记得的是一张小孩子游水的照片。这根柱子总算使这姓萧的文学之家显得更齐全。并非无诗，是个诗书之家。
萧乾早岁的婚姻据说虽然受到和他一直要好的师友的责备，他晚年的婚姻生活却是美满得使人赞叹的。又译又写又编的文洁若，和八十年代一直丰收的萧乾是正好的一对，他们夫妇在这个文学之家里好像天天都在进行译写竞赛似的。前些年，她替萧乾去“梦之谷”访寻旧梦，那真是文坛佳话；这些年，她写的好些老作家的印象记，又都是十分可贵的文学史料。关于周作人最后岁月的记载，使人读了赞叹不已，叹知堂老人的惨遇，赞文洁若那些句子真实却带斑斑血泪的笔墨。
前两三年，突然有一惊人之笔：萧乾出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信息初传，使人不信；新闻见报，使人不能不信，信而又疑，疑是另有同名的萧乾。但了解以后，终于不能不信了，就是我们熟悉的新文学作家萧乾，出任这个主管传统或者说古典的文艺领域、最高的“敬老崇文”的机构。大家都知道，萧乾是和中国古典的文艺不沾边的，既不创作，也不研究，他的文学活动总是和一个“新”字分不开。他的出任，是接替叶圣陶，虽然叶圣陶也是新文学家，但他却欢喜作旧诗词，还欢喜挥毫落纸作书法，这和萧乾的一“尘”不染并不相同。这里恕我滥用了“一尘不染”这个成语，用意只是说“古旧”，不是说肮脏或别的什么。
朋友们谈起我们的中央文史馆新馆长萧乾时是有同感的：有点诧异。虽说是异事，却又都认为是好事。萧乾虽然还是挥毫为文如故，又勤又快又多产，但还是其新依然，不因此而去苦吟什么平仄不调、韵角不协（更不要说联句不对仗）的旧诗词如故，这就更被称赞为好事了。
萧乾是比我们这个世纪只小十岁的人。在冰心她们面前，当然是小弟弟，冰心开玩笑叫他“饼干”，因为他原名“萧秉乾”（“乾”和“乾”相似，“乾”是“干”的繁体）我们这些年龄比他更小的人（也垂垂老矣）就没资格这样叫他了，其实能叫一声“饼干”那也很好吧。
在八二高龄长者、六十文学寿翁面前，我轻轻的叫了：“小饼干，您好！”
一九九二年四月续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