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一生中控制最严的就是特务、军队和财政。三者之中，又以特务为先。他手下的两大特务系统——中统和军统专门为蒋介石刺探情报，暗杀政敌，镇压进步分子和进步活动。庞大的国民党特务系统无孔不入，营造了浓厚的白色恐怖气氛。
◎严格进行思想控制
世界上最锋利的武器是什么？不是看得见的刀枪弓箭，也不是高科技的火箭炸药，而是思想。世界上有很多的观念，但并不是每种观念都能形成思想。只有那些通过人们的思考，被认为是正确的并加以接受的观念才叫做思想。因为思想已经经过了头脑的判断和验证，具有难以动摇性，因此潜藏了巨大的能量。
现在的报刊媒体上也常说：“解放思想是推动发展的有力武器。”可见，一旦思想放开了，就会形成各种各样的热潮和煽动力。思想的迸发会产生巨大的实际力量，所以，很多团队的领导者都很重视对队员思想的追踪和控制，了解下属的思想动态，以达到将下属完全控制住的目的。
蒋介石在思想控制上就曾经做到让人发指的地步。
1934年2月，蒋介石为配合其反革命的军事“围剿”，对白区的进步文化也加强了“围剿”。一个月中，仅上海一地，就查禁了社会科学和进步文艺书籍149种，进步刊物76种。不少进步文化工作者惨遭杀害。
为了控制舆论，国民党政府颁布了对报纸、杂志、书籍等出版物严加限制、检查的法令，审查标准中规定，凡宣传共产主义，便被认为“反动”；凡批评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要求抗日者，便被认为“危害中华民国”；凡对国民党政府有一些不满的，便被认为“替共产党张目”，一律予以禁止。
对进步文化机关肆行破坏，也是蒋介石文化“围剿”的一个重要手段。1929年，国民党特务查封了创造社。1933年，特务捣毁了摄制进步影片的上海艺华影片公司。上演进步影片的大小电影院也受到迫害。
蒋介石对进步文化实行“围剿”的同时，他也不断在思想文化领域进行反动宣传，即所谓发动“精神方面的战争”。他的招数就是贩卖法西斯主义的理论。随着世界法西斯的粉墨登场，在国民党报刊书籍上贩卖法西斯反动理论的文章也越来越多，触目皆是。《墨索里尼与希特勒言论集》、《法西斯之理论体系》、《法西斯与中国革命》等书籍充斥书市，国民党的官办刊物《中央周刊》和《三民主义半月刊》等，更是成了宣传法西斯主义的阵地。
蒋介石控制思想的方式是反动的、落后的。但是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团队的领头人，决不能忽视用适当的手段，加强对思想的监督。
思想可以是助人进步的工具，也可以是毁灭人的凶器。所以要善于控制并加以利用，使思想多多发挥正面的作用。
◎残害异己，不择手段
一个队伍中混进了一个异己分子，后果不堪设想。那就像是一枚定时炸弹被埋到了自己的队伍中，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爆炸。不仅有可能导致敌对思想在自己阵营中传播，还有许多宝贵的情报资料面临暴露的危险，因此，要时刻警惕自己的队伍中混进敌人的奸细，保证下属的正直、忠诚和团结。
思想上的异己分子是最难控制的，因此中国封建社会就有“文字狱”，作为统治阶级镇压属下和文人的工具。他们对奏章、书札、著作断章取义，罗织罪名而制造冤狱。而蒋介石在践行所谓“训政”时，也制造了新“文字狱”，为民主呐喊的知识阶层精英，一个又一个地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遭迫害，或被通缉，或被捕入狱，或惨遭杀害。
蒋介石制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郭沫若义愤填膺地写出了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深刻地揭露了他的反革命嘴脸，喊出了“打倒背叛革命，屠杀民众的蒋介石”的革命口号。蒋介石的打手张群、陈立夫、李仲公立刻提出“通缉郭沫若”的呈文，发出通缉令，命各地执行。郭沫若在国内处境险恶，于1928年被迫流亡日本。
杜重远是上海《新生周刊》主编，因为在《周刊》上发表了《闲话皇帝》一文，提到了日本天皇，日本政府以“侮辱天皇，伤害邦交”为借口，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并提出对当事人严加查办的要求。最后国民党法庭不顾杜重远的申辩，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两个月，不准缓刑或罚金，不准允上诉。
1932年11月，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会在朝阳大学第四教室召开学术讨论会，北平公安局派出武装军警冲进会场，逮捕了许多知名学者、教授。在蒋介石制造新“文字狱”期间，国民党的监狱中关满了上至著名学者教授、作家诗人，下至一般知识分子，甚至中小学生。
蒋介石在“训政”的纲领和法律中，都明确地规定了有关“言论、结社、出版自由”的内容，然而，却以各种借口，搞新的“文字狱”，以编织各种罪名，把敢于批评时弊，为民众伸张民权、民生，呼吁当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人予以治罪，或者暗杀。这是对他们的“训政”的诠释和讽刺，他们的种种暴行，表明其所谓给民众“言论自由”的承诺，纯属谎言。
◎无处不安插眼目
凡是职位越高的人，就越担心位子坐的是不是稳固。他们对外会担心外敌的入侵，对内担心手下的篡位、人民的造反。因此封建君王为了控制臣子，巩固皇位，总是要亲自掌控一支秘密队伍，充当耳目和工具，这支秘密队伍，称呼五花八门，组织各异，但功能都一样，是封建统治者的鹰犬。在西方一些实行法西斯统治的国家，建立了组织严密的特务机构。
蒋介石为了镇压共产党和人民革命运动，剪除异己，加强对国民党内、军内的控制，维护和巩固其独裁统治，在建立特务组织，运用特务组织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独裁统治方面，与封建统治和法西斯统治有过之而无不及。
出于早期对共产主义的警惕和与上海黑社会的暧昧关系，蒋介石学习法西斯主义与纳粹主义。希特勒上台后，蒋介石派遣两名军官赴德国考察纳粹模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蒋介石又派他的次子蒋纬国赴德国军事学院深造。蒋纬国受到希特勒的两次召见。据说他曾与德军一起开赴到奥地利。
蒋介石对纳粹发生兴趣的结果便是组建了一个法西斯式的机构——由万名成员组织的“蓝衣社”，于是全国像一座兵营，连幼儿园与墓地也被军事化了。
蒋介石安插眼目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对任何人都留一手。他派亲信去监督下属，另外又派人去监督亲信，以避免亲信被收买，相互勾结，发生监守自盗的情况。在他手下，每个人几乎都有多重身份，所以几乎是人人自危。
随着蒋介石的野心扩张和世界局势的剧烈变化，单在国内实行严密的监视已经不足以满足蒋介石对情报的需要。于是1938年8月军统成立后，这个专门的特务机构急剧膨胀，仅局本部就有5万多人。这时的军统基层组织的触角伸向全国各地乃至于国外，包括6个区、41个站、17个办事处和各种各样的训练班。在边远地区，如伊犁、拉萨、迪化（乌鲁木齐）设立了站、组，在越南、缅甸、泰国、印度、菲律宾、新加坡也都设立了组织。
虽然安插了如此多的特务机关，但是即使能监视得了人的言行，也监视不了人的思想。蒋介石最终还是没有得到人心，只能败走麦场。
◎将特务视作杀人暗器
蒋介石在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中面临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很多事情不能公开地办，否则会招来人民的反对和舆论的谴责，因此，他有暗中的“秘密武器”，能替他除去心头大患。蒋介石在政治斗争中，就时常暗中操控自己的特务机构，使他们作为自己黑暗中的手枪，对准了那些困扰他许久却不敢公开处决的对象。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申报》是一份较有影响的全国性大报。当蒋介石正忙于对红军进行第四次大围攻，《申报》先后发表了几篇《剿匪时评》。1937年7月3日，《申报》发表了《中大学潮评议》一文。
这些文章评论直接对蒋介石的政治和军事大加品头论足，甚至在他看来，还说了些不该说的话。蒋介石看过以后，禁不住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申报》因为在上海租界发行，上海警备司令部对它无可奈何，于是，只好下令：上海租界以外的地区和国内其他各省市城乡，凡被国民党统治的地区一律禁令截留、不能投递。
强硬的史量才敢于找到蒋介石，当面和他理论，要求恢复《申报》的邮递，停止国民党当局对《申报》的控制，否则就主动停刊。面对强大的舆论力量，蒋介石只好允许《申报》恢复邮递。
1934年初春，史量才和几名亲信正从杭州返回上海，路上遇到蒋介石派出的特务突袭，当场击毙史量才，给了所有敢于反抗国民党当局的媒体人一个血的警告。史量才的死，对报界震动极大，从此，几乎没有人再敢与国民党抗争。于是，国民党把所谓舆论也一手包办，不再有丝毫史量才式的所谓“民众喉舌”和“公道”了。
一时间，蒋介石暗自得意，以为没有人再跟自己作对。但是革命的火种却是铲不尽杀不完的，如星火燎原般传遍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