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在冲杀两年后，已完成了其造反夺权的使命，只有使其分化、解体，送到深山老林，穷山恶水之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作为文革时期青年运动的余波，苦苦锻炼近十年的红卫兵究竟给山、乡贫下申农带去了什么？又改造了什么呢？
知青上山下乡出现在50年代。1956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写道：“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这里，已经把城镇知青参加农业生产概括为“下乡上山”。以后，这一提法逐年沿用下来，成为城镇知青参加农业生产的一个习惯用语。
知青上山下乡的出现是以我国当时的社会状况为背景的。1955年8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做好动员组织中小学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作》，明确提出了当时动员城镇中、小学毕业生到农村的理由。社论说：“新中国成立的时间还短，还不可能马上就完全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如果国家用分散经济力量的方法把每个人的职业都包下来，那么，工业的发展就要受到挫折。必须指出，家在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生中有一部分人目前的就业问题是有一定困难的。”“农业生产对于中、小学毕业生的容纳量是十分巨大的，现在需要量很大，以后的需要量更大。”同年9月，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一个按语中也指出：“全国合作化，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那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的高小毕业生和中学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同时，他发出了号召：“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1957年4月8日，由刘少奇主持写成的《人民日报》社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更加明确地指出：“就全国说来，最能够容纳人的地方是农村，容纳人最多的方面是农业。所以，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由此可见，知青上山下乡是与我国人口多，城镇就业困难和实现了合作化以后的农村需要有文化的农民，广阔的边疆地区需要建设的历史条件联系在一起的。知青上山下乡从一开始出现，就有着特定的内涵和外延。
它的根本出发点，是试图把解决城镇剩余劳动力问题和改变我国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状况结合起来，在农村、边疆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就业路子。它的范围主要是指部分未能升学、就业的城镇中、小学毕业生和一些自愿从事农村、边疆建设的青年。
1955年起，团中央先后在京、津、沪等十多个省、市组织了远征垦荒队。到1957年底，城市下乡青年已达7.9万多人，回乡的更多。在1958年，由于盲目扩大基建，大量增加职工，知识青年也不需要下乡了，这一工作暂时停顿下来。必须提到的是，在这些下乡知青中，有一些是主动响应党和国家号召，放弃了升学、就业的机会，立志从事农村和边疆建设的青年。他们在知识青年建设农村和边疆的事业中，起了开拓者的作用。他们那种以大局为重，排除习惯势力的阻挠，立志改变农村、边疆落后面貌的思想境界和艰苦创业的精神，是有志青年学习的榜样，将永远受到人们的敬佩。
在60年代，知青上山下乡再次被提到日程上来，其原因除了我国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以外，还与我们的经济建设中日益突出的问题有关。首先，它是由于我国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生产关系过于简单化。在劳动制度上，所有城镇劳动力都由国家统包统配，劳动就业的出路越来越窄。其次，自建国以来，长期忽视计划生育，造成人口比例失调，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很高，使我国人口多、就业难的矛盾更趋突出。城市里每年不断出现的大量的新生劳动力需要就业的压力，使动员城镇青年上山下乡成为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再次，60年代初，为了调整国民经济，党中央决定大量精减职工，减少城镇人口，知青上山下乡的作法也就显得更加必要。中央和各地成立了安置城市知青下乡的专门办事机构，知青上山下乡成为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的一项工作。以后，随着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这一作法逐渐成为调节配置城乡劳动力的重要一环。
由此可以看出，知青上山下乡与一定的历史条件联系在一起，随着各种历史因素的变化，知青上山下乡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不断地发生变化。由于我国国情的影响，由于我们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在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等方面存在着问题，认识上和工作中有着这样那样的偏差和失误，因此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城镇青年就业困难的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于是，对于扩大就业，支援边疆、农村的建设有着积极作用的知青上山下乡逐步变成解决城镇部分青年就业问题的主要出路。在一个时期里，这一工作表现出了连续性、起伏性和一定的紧迫性。如果不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理顺经济关系，即使不出现“文化大革命”，知青上山下乡的作法仍然会继续下去。不过，我们还应注意到这个时期的知青上山下乡工作，总的说来，政策是比较稳妥的，大多数下乡知青的思想也是比较安定的。显然，在“文化大革命”中，把知青上山下乡说成是所谓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是任意歪曲历史的作法。有些人因此而认为既然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就应该连同知青上山下乡一起给予否定的认识是不正确的；而那种以知青上山下乡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为前提，认为应该继续始终一贯地坚持这一作法的观点，也是欠妥的。
作为劳动就业的一项措施，与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有着密切联系的知青上山下乡，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变成了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的一个织成部分，其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究其原因，除了我国国情和经济体制方面的问题仍然存在以外，主要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给社会造成的严重的混乱和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影响，使知青上山下乡在无数个“力”的作用下被扭曲了，演变成为一场运动。
一、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成为“文化大革命”由乱到治，解决大量中学毕业生出路问题的一项应急措施1966年，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和支持下，广大青年学生出于对党和毛泽东的信赖以及防止国家改变颜色的真诚愿望，纷纷参加红卫兵，走上社会“造修正主义的反”。“造反”的浪潮很快遍及全国，在社会的各方面引起了极大混乱。
1967年第一季度，随着夺权任务的逐步实现，中共中央发出了停止外出串连，大、中、小学开始复课闹革命的号召。但是此时，严重混乱的理论宣传，林彪、江青等人的不断作乱，已经使人们，特别是青年学生分辨不清正确与错误的界限了。“革命到底”的决心，使他们仍然滞留在学校之外，与社会上各行业的造反派联合在一起，到处揪斗“走资派”，冲击各级领导机关，武斗流血事件层出不穷，出现了极度混乱的7月、8月、9月三个月。
196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小学一律立即开学”，“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改革”。于是，停课已久的各学校在领导班子不健全，缺少教材和经费，教学设备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开始了所谓复课闹革命。当然，复课闹革命只是流于号召。在各地方给中央文革的简报中有如下反映：绝大多数学校“大联合没有实现”，“武斗不断发生”。许多学生不愿到校，还有些学生“要求退学”。同时，复课闹革命还面临着一个严重的问题，即在废除了招考制度，大学停止招生以后，全国中学已经积压了1966年、1967年两届的初、高中毕业生没有进行分配。大量积压的毕业生，是使学校和社会动荡不安的一个因素，并成为学校恢复教学的障碍。
1967年10月22日，教育部在关于复课闹革命情况的材料中，把毕业生分配问题作为“急等解决”的首要问题，作了如下反映：“毕业生不分配出去，新的学生进不来，而今年毕业和招生人数又比往年多一倍以上，这不仅涉及教师和校舍问题，而且还需要解决这些学生是一批毕业出去，还是分批毕业的问题。”
毕业生分配问题虽然突出，但是在当时社会严重动乱，许多地区还未建立起革命委员会的情况下，中学毕业生的分配工作无论在动员组织方面还是接受安置方面都是缺乏条件和力量的。因此，虽然在1967年1O月上旬，出现了北京一些中学的红卫兵自动前往内蒙锡林郭勒盟插队落户的先例，但却未能成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发端。1967年11月3日，《人民日报》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于是，大批中学毕业生被继续稳定在学校进行所谓教育革命。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1968年，解决中学毕业生分配问题更加显得紧迫，积压在校的毕业生已经不止是1966年、1967年两届，加上1968届的初、高中毕业生，共达一千余万人之多。1968年上半年，大多数地区陆续建立了革命委员会。中学毕业生分配问题也就到了不得不解决并有可能解决的时候了。
同年4月，中央转发黑龙江省革委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报告的批示，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毕业生分配是个普遍问题，不仅有大学，且有中小学”。文件要求各部门、各地方、各大中小学面向农村、边疆、工矿、基层，即“四个面向”，及时做好毕业生的分配工作。
对于毕业生分配，文件上提的是“四个面向”，当时工矿、基层的情况如何呢？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卜年下隆诉10%。1968年在1967年下降的基础上，再降4.2%，只相当于1966年的86.6%。整个国民经济出现了全面衰退的形势，绝大多数工矿和基层是无法招收新工人的。大量的中学毕业生实际上已经成为城镇的剩余劳动力。所提的“四个面向”实际上只能面向农村和边疆，1968年7月、8月起，掀起了宣传“再教育”理论的高潮。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指示，指出“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主要的是到农村去……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
年底，毛泽东又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全国掀起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热潮。一度震撼全国，轰动世界的红卫兵运动，以上山下乡的形式逐渐消失。
透过这种已经变形的知青上山下乡，我们可以看到，在“文化大革命”给全国造成的大动乱中，国民经济急剧恶化，三届毕业生积压在学校“闹革命”，大量地转化为城镇剩余劳动力。终于在1968年爆发了数以千万计的中学毕业生需要就业的严重问题。
这种极不正常的社会现象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局面混合在一起，其陸质远远超出了劳动就业的范畴，使得社会动乱更加严重，局面更加难以收拾，成为“文化大革命”由乱到治必须解决而又无法用正常方式解决的一个严重问题。于是，知青上山下乡被赋予了当时盛行的政治“运动”的方式。这是知青上山下乡演变成为一场运动的直接原因，也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不同于以往的知青上山下乡的根本区别。
二、在“继续革命”理论的指导下，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成为改造青年，“反修防修”的政治运动知青上山下乡演变成为一场政治运动，除了上述的直接原因以外，还与毛泽东认为要对青年学生进行“再教育”的想法和他想不断拉平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距，以此来缩小三大差别的思想有关。随着毛泽东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发展，他从个人长期革命斗争的经验出发，把战争年代“抗大”教育、改造知识青年的经验绝对化，对于科学文化知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表现出轻视书本知识和课堂教学的倾向，认为“书读得越多越蠢”，提出“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制要缩短”，阶级斗争应该成为青年的“一门主课”，要在“革命的大风浪中”培养和造就接班人。以后，联系到对教育战线“两个估计”的错误认识，他更加明确地提出了对知识分子，包括青年学生“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的主张，把同工农相结合，作为“再教育的根本途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被认为是“防修反修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根本途径”。毛泽东在考虑防止中国出修正主义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把社会主义条件下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的差别认为是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
他在“五七”指示中提出了要把全国各行各业都办成一个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大学校的设想，要求学生“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这一想法也体现在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中。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被当作是“有利于密切城乡关系”，“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反修防修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缩小三大差别的战斗”，广泛地加以宣传。它反映出毛泽东试图通过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同农民在生活、文化等方面“划等号”，不断缩小三大差别的倾向。由于这些方面的原因，“文化大革命”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被提到反修防修的战略高度，在指导思想、方针政策、方式方法等方面都表现出了明显的政治运动的特点。
（一）它是一轰而起，没有长远的整体规划。在毛泽东发出。知青上山下乡的号召后，各地方不区别具体情况，所有的城市都搞上山下乡，连城镇人口很少的西藏也不例外。同时，不管本人和家庭的情况如何，一律要下，搞所谓“一锅端”、“一片红”。从1968年底开始的头两年中，有四百多万大中城市的老三届毕业生下到农村和边疆。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大批知青下去以后，产生了许多问题。很多青年在生活上长期不能自给，在口粮、住房、医疗等方面存在一系列困难。问题不断地反映到中央。1973年，毛泽东根据福建李庆霖反映知青问题的来信，复信写道：“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言辞间可见毛泽东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心境。根据毛泽东“统筹解决”的指示，当年，召开了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提出“要研究制订一个长远规划”的问题。但是在当时，“规划”没有实现，政策仍是混乱多变，以至于有些地区又制订出什么“牛年招工，马年下乡”和“先下乡，后招工”之类主观随意性很大的“土政策”。1976年二月，毛泽东再次在一份反映知青问题的信上批示：“知识青年问题，似宜专题研究，先作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以解决。”可是直到他逝世，也未“解决”。1978年《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指出，1968年至1978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缺乏整体规划，知青工作的路子越走越窄，下乡青年中的不少实际问题长期未能解决”，就是对这种大轰大嗡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总结。
（二）在“大批判开路”的精神压力下，采取了极端的绝对化的做法。在知青上山下乡的高潮中，报纸上一再宣传：“愿意不愿意上山下乡，走不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忠不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问题。是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彻底决裂，同资产阶级‘私’字彻底决裂的具体表现。”并且表面化地把这个问题作为看一个青年是“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惟一标准。在这种气氛下，动员过程中，有的地方采取了强迁户口、断绝口粮、给家长办“学习班”和停发工资等施加压力的错误做法。到了所谓批林批孔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被作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迎着阶级斗争风浪破土而出的共产主义幼苗”一再拔高。“四人帮”及其死党，针对周恩来提出的对有培养前途的学生，“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边学习，边劳动”和邓小平提出的“要挑中学生好的，直接上大学”的讲话，进一步把所谓“拔根”与“扎根”提到了“复辟”与“反复辟”，对资产阶级法权限制与反限制的高度，再次把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推向极端，使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一个极其敏感的政治问题。
（三）它以“再教育”理论为指导，不切实际地要求青年在艰苦的环境中改造世界观。在下乡地点的选择上，有些地方片面强调越是困难的地方越要去。有的地方在城市郊区举办了知青场队，发展多种经营，但被批评为“下乡不离城”、“下乡不务农”、“违反大方向”。有的地区把大批知青下放到生产和生活条件都很差的地方，吃菜、用煤都要从原动员城市运去。国家、单位、家长平均每年为一个知青花费上千元。由于负担沉重，最后不得不全部撤出，另选地区安置。
从以上几点可看出，“文化大革命”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在反修防修的思想指导下，在“文化大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一场运动。
三、“文化大革命”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给我国历史带来了影响深远的不幸后果第一，加重了“文化大革命”给我国历史造成的“人才深谷”的现象。据有关部门统计，“文化大革命”中，我国少培养了100多万名大专毕业生和200万名以上的中专毕业生，使我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出现了人才奇缺的问题，形成了我国历史上的“人才深谷”。
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文化大革命”中断教育，摧残知识和知识分子等作法，而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加剧了“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教育中断，使得后果更加严重。在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开始的头两年，只有一小部分青年能得到升学或就业机会，大部分青年都下到了农村、边疆。“有的地区因初中毕业生全部上山下乡，停办了高中。一些地方，大批在校的初、高中一二年级学生，也随毕业生到农村去安家落户。”1968至1978年，全国上山下乡的知青共达1623万。一些年后，知青中的一部分人即使又获得了学习的机会，因大多数人只有相当于初中甚至还不到初中的文化程度，文化基础很差。同时，由于“读书无用”、“读书吃亏”等思想的广泛流行，许多学生丧失了学习的积极性。这是长时间来教育质量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使我国人才整体在一个时期内，不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都严重不足，成为进行现代化建设所不易跨越的障碍。事实证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完全不是如“文化大革命”中所宣传的有利于缩小三大差别，加速向共产主义过渡，而是拉大了我国与正处在科学技术革命中的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增加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第二，造成了国家在经济上的严重损失，加深了知青就业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陸。“文化大革命”期间，国家和企、事业单位为了安置知识青年，财政支出共达100多亿元。虽然这些钱有一半支援了农垦事业，但是经济效益很差。并没有真正解决知识青年的就业问题。到了1979年，大批知识青年返城的时候，因为不少青年已经结婚生育，返城人数大大增加，形成了建国以后就业问题突出的一个高峰，给百废待兴的国民经济增加了压力。
第三，给部分地区的农民在经济上带来损失，给大部分知青家长造成负担，成为不利于社会安定团结的一个因素。对于大量的知青下乡，各地农民是当作一个政治任务来接受的。在那些人多地少的地区，由于安置人数过多，增加农民的负担，形成了与农民争土地、争工分和争口粮的状况，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多数插队知青由于在生活上不能自给，要靠家庭补贴，一般每人每月至少要补助五元，多子女下乡的家庭，负担尤其严重，给许多知青家长在经济上和思想上造成很大负担。知青家长的不满情绪，以及以后在知青升学、返城等问题上出现的不正之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第四，给知识青年在思想、文化、个人生活等方面带来许多不幸，“文化大革命”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使数以千万计的青年学生提前步人社会生活。
上山下乡的实践给他们带来了一些有益的锻炼，使他们开始体会到人生的甘苦，学到一定的生产劳动技能，对于农村和我国人口最多的一个社会阶级一一农民有所了解，并且逐步感受到和继承了我国民族勤劳、纯朴的传统美德。但是，这种收获对于正处在人生黄金时代的青年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他们丧失了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成为在文化、学识上准备不足的一代人。事实证明，脱离文化教育，离开文化素养的提高，孤立地谈论改造世界观，“接受再教育”，不仅不利于青年正确地实行思想观念的变革，在思想上，精神上，个性上健康地全面发展，反而易受各种落后的思想的影响。知识青年在若干年后返回城市的工作和生活中，一切都要重新开始。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困境中重新奋起，不断地拼搏，开拓。但是，这种一切需要重新开始的状况，也使他们中的一些人过早地丧失了对于生活的热情和社会责任感，不能不说这是在一个时期里一部分对于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发生“信仰危机”的一个社会原因。
在谈到“文化大革命”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时，也许有人会谈到上山下乡对于青年来说，是一种难得的磨炼，而肯定它的合理性。习仲勋同志说过：
“从动乱中走过来的一代青年，受到过毒害和创伤，也得到了其他时期所得不到的磨炼。”在这里他讲到了这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即伤害和磨炼。无疑，这是正确的。如果脱离开伤害去谈磨炼，就将弄不清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磨炼，是积极的，需要坚持和发扬的？还是消极的，必须反对和避免的？别林斯基说过“悲剧是一所最好的大学”的话，我们不应忽视这样一点，离开了一定的条件，悲剧只能是深渊，永远成不了大学。今天，当我们谈论“文化大革命”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时，是在肯定其悲剧性质的前提下，认为这对于青年是一种难得的磨炼。但是，决不等于承认这种磨炼，就否定悲剧的性质。
从以上可看出，“文化大革命”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不论在内容或形式上都体现出政治运动的特点，对于这种把知青上山下乡当作政治运动来搞的作法应该给予否定。
这里，必须强调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和“文化大革命”期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做出的贡献是不应忽略和抹煞的。在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有许多人几年、十几年如一日地艰苦创业，他们在新疆、黑龙江等边远和不发达地区，创办起、建设着诸如北大荒北京庄、江西共青垦殖场、湘潭红旗农场、株洲知青林场等许多场队，不仅为国家创造了财富，而且为创办社队企业作出了一定贡献。他们中还有一些人热心地为当地农民教学，行医，在一些边远落后的地区起到了文化传播和卫生普及的作用。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的绝大多数人把自己一生中最宝贵的年华献给了农村、边疆，在各自立足的土地上留下了奋斗的足迹，有的甚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对于他们在艰苦的环境和国家，民族所处的逆境中做出的贡献，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他们中的一些人今天仍然坚持在农村和边疆，在向农业现代化迈进的历程中起着骨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