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婪、野蛮是形容日本人最多的词汇，这种评价也许只适合日本侵略期间，而今的日本已经发展成一个社会稳定、治安良好的国家，被世界许多国家称赞和效仿。
自古以来，中国理想社会的状态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但是而今，中国“办证”广告遍布大街小巷，吸毒人数是日本的100倍，各种治安案件明显多于日本。中国《社会蓝皮书》指出，中国群体性事件从1993年的1万起增加到2003年的6万起，参与人数也从约73万增加到约307万。
2005年，中国“两抢一盗”案件300多万起，发案多在银行等金融机构附近。2006年，中国社会发展最严重问题的前三位依次是社会治安、居民收入差距、腐败。
儒家提出“德主刑辅”，主张礼对君子，刑对小人，从而建立一个知耻、懂礼、无讼的社会。中国自古以来重礼治，人治，轻法治，讲究权就是法，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传统上，日本人与中国人都有“厌讼”情绪，往往以义理人情、私人劝解和社会道德来解决纠纷。中国人往往更喜欢梁山好汉式的靠自己、靠朋友大打出手来“自我执法”，造成许多社会问题。2008年7月，北京青年杨佳因为对上海警方处理问题不满，就持刀袭警，致6名警察死亡，造成广泛的社会影响。
日本人素质高，礼节好，失业率低，人种文化单一，大都尊重法律，不想不劳而获满足私欲，并能够见义勇为。
《三国志·魏志·倭人传》记载日本风俗正派，不盗窃，诉讼很少。而今日本社会治安良好。有个中国人在日本公用电话亭把衣服落下了，几个小时回去后发现衣服还在。和中国不同，日本列车上没有警察，银行也没有壁垒森严的铁栅栏、铁窗。1998年，东京、大阪、横滨与新加坡被评为亚洲治安最好的4个城市。
中国有的住户防盗窗甚至安装到30层楼高，可也并不能确保安然无恙。日本许多人不锁自行车、摩托车，安全放心地将之放在公共场所。有个日本学生20年里只丢了一辆自行车，到了中国后5年内丢了3台照相机，3个月内丢了6辆自行车，这让他颇为感慨和无奈。
2005年年底，一篇带有幽默感却又不乏实际作用的安全警示告诉人们不可马虎大意：
快到年底了，近来国内很乱，治安很不好。
如您一定要携带单肩笔记本电脑背包，请在背包正面写上“同城速递”；
如需携带中型手提旅行袋，请写上“管道疏通”；
如需携带大型拉杆行李箱，请写上“专业保洁”；
如需携带大量纸箱，请写上“商务快餐”；
钱包要写上：消毒面纸；
胸前MP3 Player上裹一层纸，上书：“速效救心丸”；
身上如携带更贵重的东西，最好抱个小鸡，写上“小心禽流感”。
1985年，日本检举率高达89.5%，而美国只有20%。日本全体公民维护法律至上的精神，上可以惩治首相，下可以约束黎民，即使像“水俣病公害事件”、“洛克希德案件”，首相大臣、达官显贵也被绳之以法。
与中国警察年轻化相比，日本警察呈现老龄化特点。2007年11月，我在日本皇宫前看到两名65岁左右的老警察，旁边放着两辆他们骑乘的自行车，连一辆警用汽车都没有。他们走路都有些艰难，还喘着粗气。正因社会平稳安定，皇宫才配备老弱残兵这种象征性的警力。
日本警察温和礼貌，拜访居民甚至问身体是否舒服、有无蟑螂等芝麻绿豆大的问题。有人问路就耐心地讲解，还会拿出地图指路，不好走还会送上一程。抓人时都要敲门、脱鞋、鞠躬，从而建立了良好的警民关系。公众亲切称他们为“行走先生”，并称“有事找警察”。
日本1.5万个岗亭分布在城镇、乡村和大街小巷，可以更接近民众和社会。1993年，从报警到警察赶到现场平均时间仅为5分42秒。1989年，日本凶杀案侦破率达96%，抢劫案侦破率达76%，处在较高水平。
日本警察像狗，忠诚警觉，恪尽职守，形象正面。1992年，中国人民大学舆论调查表明，警察在中国各类人员中社会形象为第11位，1996年为第12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