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中世纪，古希腊、古罗马的书籍散失殆尽千年后，意大利从西亚征服者手中失而复得，发现了古文明的光辉，促发了文艺复兴运动。中国流传到日本的许多文物珍存千年至今，尤以古籍最为壮观。海上“书籍之路”使中国许多亡佚的稀世珍本在日本幸免于难，其中蕴涵着丰富而深刻的思想与哲理。
隋唐时期，日本皇室对多得中国文书宝物者重赏。日本人“尽市文籍浮海而还”，带回的古籍占隋唐宫廷藏书的一半，达1800多部1.8万余卷，其中一个僧人就带回5000卷佛书。日本编纂的《秘府略》汇集唐朝类书1000卷，比北宋编撰的《太平御览》还详细。9世纪末，藤原佐世编撰的《日本国见在书目》收录唐及唐以前古籍1568部，计17209卷，堪称壮观。
日本目前保存唐朝宰相魏征编写并供唐太宗阅览的《群书政要》原本、宋代出版的世界最早的植物词典《全芳备祖》原本以及明朝宋应星编纂的百科全书《天工开物》原本，还有世界上最早的佛教翻译经典《四十二章经》手抄本。日本珍藏的《说文解字》原本，中国早已失传，是世界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字典。这些“天壤间秘籍，无二之孤本”对中国古籍等文化的发掘、整理、研究起了巨大作用。
宋元明各朝时，中国主动向日本求过逸书，出现倒流现象。宋太宗时，日本僧人献给中国失传的珍籍《孝经郑氏注》、《越王负孝经新义》，使得朝野震惊，宰相司马光感叹“嗟予乘桴欲往学”，大文豪欧阳修的《日本刀歌》吟诵“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
日本明治时期，中国人在日本仿书刻书成风，并反馈回国。清末学者杨守敬在日本收录中国古籍3万余卷，称“足偿国家甲午之失矣”。国学大师陈寅恪说：“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子羞欲死。”但是中国本已拥有的古籍仍然得不到重视。民国时，浙江静嘉堂文库藏书5万册，狼藉尘封虫蛀，湮灭在即，日本人遂以10万两白银购得，运回日本后妥善保护。“文革”时，造反派和红卫兵用古籍软纸当手纸擦屁股。
日本不是单纯地保存中国古籍，更可贵的是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整理。“国学”一词和学说都出自日本。日本拥有除中国以外世界上最庞大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队伍和最多的独创性研究成果。与中国学者相比，他们在本国经济实力的资助下，更容易游学欧美、中国，调查收集资料；与欧美学者相比，他们汉学水平较高，阅读汉文文献比较方便。日本学者以深厚的学术积累、扎实的实证研究、广阔的国际视野和开放性的研究风格，在大至历史断代分期、小至史料整理和勾沉上都自成体系。一些研究领域与中国史学界并驾齐驱，有的先行一步，反出其上，喧宾夺主；中国人或盲然无知，或固执己见，或重复劳动，或亦步亦趋地追随日本，或不愿对日本人的贡献给予丝毫的肯定。其实，不运用日本著作，则难治中国史。清朝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就收录了日本人的研究著作，如太宰春台的《古文孝经孔氏传》。留日的王国维、郭沫若恰恰是利用日本的文献、甲骨文做了开创性的研究。
内藤湖南（1866-1934）是近代日本中国学的奠基者，他创办的京都学派自称研究中国第二，言外之意是没有第一，第二非我莫属。他开创的中国史分期说、中国文化中心移动说、中国边疆历史地理学、满蒙历史地理学、清朝史学等领域，以及提倡的经世致用、注重原典阅读与考据的实证主义治学态度和方法，影响几代学风。
日本对中国传统文化从研究到实用都成就可观。法国汉学奖日本人率先获奖，哈佛汉学者必须会日语才能进行研究，欧美一些中国学研究者认为日本是中国学研究的正宗，认为没去过日本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中国学家，他们甚至不到中国来一趟。有的中国人说，中国现在已无人能读懂庄子，只有日本人才能体会个中三昧，于是到日本留学学习庄子，攻读博士学位。
陈寅恪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日本人称：“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
中国古代文化就这样在日本发扬光大，焕发出新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