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科学应用于心理学的一个弊端是，它所知道的最好方法是把人作为客体来研究，而我们所需要的却在于完全可以把人作为主体研究。
我们可以把自己的和我们自己主观过程的一个被动的旁观者看成是一个看电影的人。某件事在我们面前发生了，但绝不是由于我们的原因使它发生的。我们没有要它发生的感觉，我们仅仅处于观察的位置。
然而，成为一个主动的主体或主动者则全然不同。我们被牵连在内，我们在尝试、在力争，我们做出努力，弄得疲劳不堪，我们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有时觉得强有力，有时又觉得软弱。例如，当我们试图回想、理解、解决一个问题，以及有意要想起一个形象时，就是如此。
这就是意志活动的经验，成为负责的、成为最初的推动者，成为能干的，成为自身的主宰，自我决定的而不是他决定的、他因的、无助的、依附的、被动的、软弱的、无能的、被随意支使的、被控制的或被操纵的等等。
显然，有些人并没有意识到有这样的经验，或者只有这样的微弱经验，虽然我相信有可能经过教育使普通人也感觉到有这样的经验。
不管有多么大的困难，我都必须克服它做到这样。否则，我们将不能理解那些被称为个性化、真实自我、自我实现和自我同一的种种概念。而且，我们也将不能在意志、自发性、充分发挥作用、负责精神、自尊以及自信等方面有任何进展。总之，对作为主动主体的人的强调，使人作为开创者、发展者、行动的中心、做事的而不是被做的等等形象成为可能。
似乎各种形态的行为主义都是要坚持制造一种无助的人的这种被动的形象——一个对他自身命运没有什么发言权、不能决定任何事情的人。或者正是这一终极的哲学结论使一切这样的心理学完全不能为那么多的人所接受，因为它们没有注意到丰富的不可否认的经验。
在这里要指出的是一种不恰当的、无益的比喻，也就是说，科学知识和常识往往是对立的。例如，太阳围绕地球转的说法已被科学所推翻，这并不是有效的类比。
我也有一个比喻，主动的主体的极其重要的经验被全盘否认或被化为刺激与反应或当作“不科学”而推在一旁，这取决于客观主义概括范围的大小，这可以类比为或者否认太阳的存在，或者坚持太阳实际是什么别的东西，或者否认太阳可以作为研究对象。
如果拥护实证论和行为论的人不那么经常如此——武断一切、太教条化、太一元化、太绝对，那么，这许多的错误将不会发生，至少可以避免。
客观的、可预测的、可记录的、可重复的运动或反应往往是比主观观察更可靠、更可信的知识形态，我从不怀疑这一点。我也绝不会怀疑，作为一种策略，沿着这一方向前进往往是恰当的，任何一个人都有权做出这样的选择。
传统上，我们只能把焦虑、沮丧或快乐大都作为个人经验和口头报告来研究。但这是因为我们还没有任何更好的研究方法。某一天，当我们发现有一种可以从外部公开进行观察和测度的焦虑或快乐的相关物，如温度计或气压计那样的东西时，那么这某一天就将是心理学新时代的开始。
我认为，这不仅是可企求的而且是可能的，我也曾沿着这一方向推进。这等于把认知分割成等级，可靠程度有高有低，形成一种知识等级系统，类似一种同样必需的、关于“科学发展阶段或水平”的想法。
有人曾以一种并非有意取笑的方式说到一本著作，称之为“对知之甚少的女子性欲这一困难问题的一种率直、大胆而又极其精密的研究”。
这里所用的“知之”一词就一种特殊的意义说，难道不是十分清楚的吗？这是一种选定的意义但并非仅有的可能选择。在经验的意义上很难设想有什么事物比女子性欲“知之”更多的了。
难道有任何现象能唤起更多的好奇、思考、推论、审慎而心爱的研究和个人的注意吗？如果没有个人体验发生，难道任何文字的描述还能有多大用处吗？可是，这同一个例子不是也极美妙地表明，不仅经验的知识优先于抽象的知识，而且仅有经验知识又可能受到怎样的局限。假如它指的是共有的、公开的、有结构、有组织的知识，那么这一说法就是正确的。的确，很少有什么关于女子性欲的“详尽科学知识”，虽然本来这并不是很难做到的。
自我心理学——以人为本的研究法和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方向以及一种研究经验的心理学，是十分吻合的。可以这样说，它是科学中的一种开放政策而不是关门政策；一种宽容的多元论，而不是一种“真经”，可以提出任何疑问、任何问题。它一旦提出，你就可以由此前进，尽你的最大能力回答问题、解决问题，而无须让自己受任何概念的或方法论的虔诚所阻挠，不敢违禁以致限制了你的智慧的发挥，伤害了你追求的能量。
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几乎可以说，没有什么规则，至少没有任何先定的规则。方法应该依照需要创造出来，任何可能成为有效用或必需的定义和概念的启发式框架也应如此。惟一的要求是尽你最大的可能在当时和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研究有关的问题——科学的方法，只要它是一种方法，就不会是一个人运用他的智能拼命干，没有任何阻拦地干下去。
当然，我不会操心对一切未来问题提出如何设法解决的训条，我也不会对那种教条式的科学家表示多大的敬意，这样的科学家实际上是认为对他的爸爸非常好的东西对于他也一定非常好。
我的意思是说，只要科学家愿意，他是可以选择传统科学的有限目的和抱负，这是自由的。有些人不喜欢在薄冰上滑行。那为什么他们不该按照他们的喜好行动呢？如果所有的科学家都偏爱同一个问题，同一种方法，同一种哲学，那将是对科学的一个重大打击，正如人人都爱演奏黑管对乐队是致命一击一样。
显然，科学是一种合作的事业，是劳动的分工，任何个人都不可能对全部科学事业负责，爱因斯坦也做不到这一点。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把个人偏爱当作一种信仰和形而上学的倾向，把这些偏爱抬高为对人人都适用的法则。是那种坚持要得出关于知识、关于真理、因而也关于人性的荡涤一切的哲学思想的做法才造成了弊端。
我在很久以前就发现这是一个难题，当时我曾试图和一位妇女争辩，她完全以吃巴西胡桃和蔬菜为生。结果一切辩论都毫无用处，因为她断定是我对胡桃和蔬菜有“偏见”。
或者，为说明同样的问题，我们可以体会一位男子的困惑心情，他的母亲送给他两条领带作为生日礼物，为了让母亲高兴，他系上一条领条，而得到的却是这样的质问：“你为什么讨厌另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