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小说姐妹
1482600000049

第49章 后记(3)

《姐妹》与钱

《姐妹》投稿到杂志社的时候,遇到一个难题:没有编辑相信这是真实的。“怎么可能呢?”“人怎么会这么蠢呢?”无奈,我只好将政府通告、红头文件、清会办简报复印几份寄给他们。这回他们相信小说的真实性了,“但是,”他们在电话中说,“读者怎么会相信这么离奇的事情呢?”后来,我又给他们邮寄一些报纸,用来说明“烂会”的悲剧在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省份大面积地重演。其实,现实情况比小说中表现的更糟,许多老乡读过小说稿后都摇头说,“更惨,惨多了。”

我老家连城烂会的时候,我是连城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天天跑的就是清会烂会的报道,耳闻目睹的就是父子反目、兄弟成仇、夫妻离异的新闻。与现实的惨烈相比,所有的文字描述都显得苍白,我当时就有一个念想,尽可能多地收集资料,将来也许能派上用场。当时,广播电台由我和蓝春轮流编辑新闻节目,知道我的用意后,蓝春也把有价值的材料给我留着。动笔创作的时候,清会办的李元健、水蜜桃基地的吴德祥、电视台的余兴辉又陆续给我邮寄一些有效证据。

当然,《姐妹》写的不是永安,更不是连城,绝对不是。“桃源”这个地方在我的梦境中,在人物的活动中,在读者的想象中。我不能怀疑读者将对号入座,因为那是对读者智慧的侮辱:读过初中的人都知道小说是虚构的。

法国存在主义作家让?保尔?萨特在《门关户闭》一剧中有一句名言:“别人就是(我的)地狱!”在他看来,人与人的关系,从根本来说,只能是矛盾冲突的关系,而不能是息息相通的关系。美国“垮掉的一代”认为,到20世纪中叶,对人的信任已经完全丧失。从前停留在概念的阅读,因为有了烂会,所有的疑团都解开了。

烂会风潮使编辑困惑,金钱却是一个与生死、爱情一样古老的文学母题。金钱作为小说的主题,就像宗教和性一样,自从出现人类文明以后,就占据了读者的好奇心。在《不变的欲望》一书中,詹姆斯?巴肯写道,“作为一种手段,我认为金钱绝对是一种工具:它现在可以实现任何一种异想天开的怪念头,创造或者扼杀一切事物。在目前这种极端重视手段的情况下,它又一次经历着转变,以达到一个绝对的目的。货币的价值并不根据它的实现愿望的力量来评估,更确切地说,金钱就是人们所有希望的目标。金钱被尊崇为我们时代的上帝。”

《姐妹》中有关桃花会的描述存在这样一对矛盾:所有参与过标会的人都认为写得不充分,而所有不了解标会的人都认为写得太夸张。对我而言,标会时的狂热只在文革中见过,烂会时的恐慌只在非典时见过。标会与烂会的情形让我想起马尔克斯的中篇小说《一件事先张扬的谋杀案》中那对抄起杀猪刀、在镇上到处叫嚷要杀人的维卡略兄弟。与其说维卡略兄弟急于杀死纳塞尔,不如说他们是急于找到一个人出面阻止他们杀人。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桩理由本不充分、连杀人者也不想实现、因事先大肆张扬的谋杀案竟然没有阻拦地在众目睽睽之下发生了。同样的,没有人相信标会能滚大利润,但是大家都全身心地投入进去了。

从众心理表现为:在一个文明的世界里,大众使非理性得以继续存在。个体屈从于他不能控制的群体情感,就好像我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制止一场流行病一样。那些想做大事业的会首必须求助于人们的感情,而不是求助于理解。疯狂行为所唤起的是众人的崇拜,而不是他们对金钱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我相信所谓的“社会感染”,只不过是一种集体催眠的延续。

《姐妹》着重写了哑巴与花季三姐妹的关系,明眼的读者一看便知,哑巴的爱情是病态的、非正常的。在哑巴与花季的婚姻关系中,金钱所及的范围比夫妻之间所能想像的要大很多,甚至操纵了夫妻彼此之间的态度。婚姻中,有关金钱的冲突有两种:显性差异——由于夫妻双方的金钱观与花钱的习惯不同;隐性差异——真正的冲突原因隐藏在金钱观的背后。相反的金钱观意味着婚姻中无尽的烦恼,哑巴与花季也不例外,他们夫妻怎么处理金钱所引起的争执,比有多少钱吵架来得频繁。

在婚姻关系中,钱一旦太多,婚姻容易徒有其表,所谓“男人有钱就变坏”;钱一旦太少,婚姻容易画地为牢,所谓“家贫万事衰”。婚姻的长久与稳定是需要排除一些金钱因素的,尤其是在这个欲望社会里。

2000年前,中国人说“自古圣贤皆贫贱”;2005年,在美国召开的“贫穷与经济发展论坛”却提出,贫穷是咎由自取。今天,价值坐标将如何修定?

对金钱崇拜这种腐朽的社会风气的讽刺鞭挞莫过于晋朝人鲁褒写的《钱神论》一文了,文中似乎赞美了钱的神通广大,实则充满讽刺揶揄之意。鲁褒的《钱神论》对金钱的神通从不同侧面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对“有钱可使鬼推磨”,“金钱万能”,处处崇拜孔方兄的腐败的社会风气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嬉笑怒骂,冷嘲热讽,堪称奇文。

“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诤辩讼,非钱不胜;孤弱幽滞,非钱不拔;然仇嫌恨,非钱不解;今间笑谈,非钱不发。

有钱可使鬼,而况于人乎?死生无命,富贵在钱。何以明之?钱能转祸为福,败为成,危者得安,死者得生。夫钱,穷者能使通达,富者能使温暖,贫者能使勇悍。君无财,则士不来;君无赏,则士不往。”

那么,有什么措施能制止人对钱的贪婪吗?没有。因为我们的制度是按属世的欲望设计的,民主社会体现多数人的欲望,专制社会体现为少数人的欲望,本质上并没有区别。人类的个体是理性和智慧的,但集体往往呈现出疯狂与愚蠢,大到对大自然的掠夺、对环境的破坏、对同类的战争,小到民间标会,都充分表明了个体的理性在集体的疯狂面前无可奈何。因此,理性是不可靠的。人类应该有比追求肉体的享乐更重要的事要做,应该有比现世更美好的家可以期待,只有把自己当成寄居者,才能淡化对物质无止境的追求。

以国际最低贫困线为标准,最贫穷的人恐怕莫过于耶稣基督,人主连一个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临死前还被兵丁拈阄分了衣服。但耶稣基督却嘱咐他的门徒,“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今天,如果我们丢弃信仰,或者贬低它的作用,只靠理性生活,我们将会失去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幸福感。因为幸福是信心的馈赠,也是生命的意义。

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从来没有人逼我们说谎,但有的人还是天天在说。甚至有所谓的社会科学专家,明知道自己研究的课题是谎言,还要付出青春年华的代价去圆这个谎言。其实,谎言是不需要论证的,去做就行了。这种人没有理想、没有立场、没有是非,只有职务、职称、存款、住房、小车,那么,自己的尊严在哪里?

一个作家对现实的批判,尤其是反映民间烂会这种极端事件,应该从人心方面找原因,而不是从制度方面找原因,更不应该将批判的立场低俗成一种茶余饭后的满腹牢骚。说到底,作家应该倾听的是自己内心的冲突,而不是外在的喧哗。作家拥有话语权,这也是一种权力,既然是一种权力,我们就应当问自己:我到底做了什么?为穷人做过什么?为社会公平做过什么?为净化人心做过什么?

如果允许我向上帝提要求,我的要求就是:不要让我太贫穷,以免失去尊严;也不要让我太富裕,以免忘记真理。

现如今的社会,很少有人因为贫穷而吃不上饭或赤身裸体,那么,为什么我们的忧虑反而越来越重呢?为什么会飞蛾扑火般投入到桃花会这种荒唐的事件中呢?我到厦门后,更是面对各种赚钱的诱惑,但是我想,至少到目前为止我还有饭吃,生命是不应该随便被挣钱涂炭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有一个富翁在海边散步,遇到一个渔翁躺在小船边晒太阳,富翁见了很是不爽,对渔翁说,“你不应该晒太阳,应该去打更多的鱼。”渔翁问,“打那么多鱼干什么?”富翁说,“买更大的船。”渔翁问,“买大船干什么?”富翁说,“打更多的鱼,做一个富翁。”渔翁问,“做富翁又怎么样?”富翁说,“你老的时候就可以安稳地躺在沙滩上晒太阳。”渔翁说,“可是,我已经在沙滩上晒太阳了。”

真的,“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

梁实秋早在1929年就说过,“经济是决定生活的最要紧的原素之一,但是人类的生活并不是到处都受经济的支配,资本家不一定就是幸福的,无产者也常常自有他的乐趣。”人生如果一味对金钱贪得无厌,视赚钱为人生目标,那么他就会失去生活的重心。正如一句古老的新英格兰谚语所说:“金钱只有在理智伴随时,才能变得更美好。”快乐是自己的快乐,世界并没有给我们快乐;忧愁是自己的忧愁,世界并没有给我们忧愁。所谓的几家欢乐几家愁,但世界却是同一个世界。

钱是没有罪的,有罪的是人。当钱成为我们生活的主宰,免不了要一声叹息。这本书就权当是我的一声叹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