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的军功高于李建成，很大一部分原因还在于李建成是太子，后来只镇守长安，没有太多上战场的机会。这样的人物历史上比比皆是，诸如隋炀帝的哥哥杨勇、康熙两立两废的太子胤礽，等等。
再看李建成的人品。史书上最不堪的记载大概就是其与父亲的妃子通奸。有史书说李世民于武德九年（即玄武门之变当年）密奏高祖，说李建成和李元吉淫乱后宫，但李渊没有采取过激的行为。这一点看起来似乎不太可能，就算李渊脾气再好，也不会窝囊到让此事不了了之，并且到对当事人继续宠幸的地步。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就含糊道“宫禁深秘，莫能明也”，或许这条罪名本就是莫须有的。
无论是在正史中，还是在稗史小说中，李建成搞内斗的智慧并不高明。虽然他一直以阴谋家的身份出现，但其阴谋却屡屡失败，而弟弟则一举成功。这一点让人不能不认为，李建成根本不擅长窝里斗。事实上，李建成不断排挤李世民，起初确实不完全是他的本意，其三弟李元吉在背后点了不少邪火。后来感受到了威胁，才开始主动地排挤这个弟弟。
反过来再看李世民。正史中，李世民对于李建成和李元吉可谓一忍再忍，直至忍无可忍，是忠义孝悌的道德典范。那么，在玄武门之变之前，李世民究竟是否真的一直在被动地忍让呢？似乎不是，相反，根据史书的记载，李世民确有代替李建成的想法。
根据史书记载，武德四年，李世民攻打洛阳前带房玄龄拜访了远知道士，远知预言：“你将作太平天子，愿自惜。”李世民对此话非常重视，当年攻下洛阳后，他招贤纳士，设天策府、文学馆，俨然君王气派。大概此时他已坚定了夺位于建成的决心。
当时大臣封德彝便注意到，李世民自恃功勋卓著，不太甘心居于太子之下。可见，在与李建成、李元吉的斗争中，李世民于情于理都处在主动出击的位置。只是，李建成得到了弟弟李元吉以及后宫、朝中多数高官，甚至父亲的支持，李世民不可避免地处于弱势地位。形势要求李世民必须不断示弱退让，保存实力，营造环境，以求一击必杀。
史书中有一件事让人生疑。突厥退兵后，李渊命兄弟三人进行骑马射箭比赛，一分胜负，李建成将一匹劣马给了李世民，结果劣马失蹄三次，李世民都适时跳离马背，免于遭殃。此事疑点重重，更像是李世民设的陷阱，理由有三：第一，李世民与李建成明争暗斗多时，如何会让李建成为自己挑马？第二，李建成明知李世民久历沙场，骑术高超，不可能不识蹶弓劣马，却在父亲和众目睽睽之下使出这等拙劣手段，他的智商会如此之低吗？第三，李世民即便碍于情面骑上劣马，一蹶即当换骑，如何三蹶？只能理解为，李世民故意放大事态，让父皇和大臣看到李建成是有意加害于他。
玄武门之变前两三天的一件事，也是决定性的事件，疑点更大。当天，李建成、李元吉招李世民入宫宴饮，给他喝了毒酒，结果李世民“心中暴痛，吐血数斗”，却大难不死。更不可思议的是，“吐血数升”的李世民，竟然在几天后就生龙活虎地出现在玄武门前，力挽强弓射杀了长兄李建成。用现在话说，这真是把读者当白痴了。
由上可以判定，我们从史书中看到的李世民是被施以重彩的，费心费力为他上妆的，应该就是他手下主管编修《国史》《实录》的房玄龄等人。
当然，李建成也主动出击过。面对日益增加的秦王势力，太子李建成无疑比任何人都要焦虑。他的对策就是分化、瓦解秦王府的文武将佐，企图孤立李世民，再一举消灭他。然而，李世民的策略要高出一筹，他将计就计，让手下假装离开长安再偷偷潜回天策府。之后他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收买了许多东宫势力下的要人，其中两人在玄武门之变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一是王晊，他在玄武门之变前一两天向李世民密奏说“李建成、李元吉正在密谋害秦王”，结果李世民决定先发制人，召集部下策划政变；另一个更为重要的人物是玄武门总领常何。正是由于常何的合作，李世民才能够伏兵玄武门，袭杀李建成、李元吉。而这个常何早在洛阳之战时便追随李世民，后虽曾跟随李建成征讨河北，但入长安却是奉李世民之令。由此，不由得让人怀疑，常何是李世民处心积虑埋在建成身边的一颗棋子。
关于玄武门之变的资料，仅见于房玄龄等人删改的《国史》、编修的《实录》，后来的新旧《唐书》等正史均取材于此。在稗史中竟然找不到其他有价值的资料，不能不叹服李世民与其史官心思之缜密。只可惜，事实再怎么掩盖，总会露出些端倪，一点一滴留之后世，真相也就这样一点点重新见光。
李世民篡改历史对后世的治史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自此，历代正史收归官修，像太史公一样的个人修史，在原则上不被允许，称为“稗史”，相关文简不受国家的保护。而官修史书的最大弊病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一切以当局的利益为重，统一思想，删益由人。
中国的史书自从收为官修之后，除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外，再未有散发生命力的作品。而之前，秦始皇焚书坑儒也未曾掩盖历史，司马迁则是千古史笔千古文章，班固、范晔虽然稍逊也是直道而为，陈寿虽有私于魏也还未曾昧心删改。自唐太宗开始，史家之风开始败坏。
岳飞是中华民族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其事迹至今让人神往。然而，近些来年，有学者认为，历史上对岳飞的评价过于神化，与真实的历史有一定的出入。目前普遍认可的不实不处有以下几个方面。
世人对岳飞的了解多来自《宋史》中的《岳飞传》，而《岳飞传》是根据岳飞的孙子——南宋的岳珂，在岳飞去世几十年后所撰写的私传《鄂王行实编年》所改编。
孙子给爷爷立传，难免有瓜田李下之嫌。果然，经过历史学家的考证，该传记中的很多“史实”的确都是杜撰的。如：绍兴十年（1140年）七月十四日爆发宋金颖昌大战，这是岳家军对金军所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岳珂称此役岳家军“杀敌五千”，而岳飞的部将王贵在《王贵颖昌捷奏》中则说杀敌“五百余人”。岳珂在描述这次战斗时称，岳家军“杀其统军、上将军夏金吾”，这个“夏金吾”也是岳珂自己杜撰出来的，其他相关史料均未有记载。此外，让后人大呼过瘾的“岳飞以五百骑破金兵十万”的“朱仙镇大捷”，历史学界普遍认为根本不存在，其实光看如此悬殊的数字对比，就足以认定掺假。还有所谓“一天连发十二道金牌催岳飞回师”，也明显是戏剧化的描写。
正史中，岳飞的最大不幸之一，就是遇到了秦桧这个里通外国的大汉奸。《岳飞传》中就有“兀术遗桧书”的记载，说的是金兀术私下给秦桧写信，谋求讲和。而岳飞是主战派，所以最后被秦桧设计所害。然而，此说在其他史料中没有记载，是条孤证，况且也不符合情理。
首先，跟秦桧订约的是金国主和派大臣完颜昌（挞懒），不是兀术；其次，兀术是死硬主战派，正是他搜集证据，向金主旨称挞懒“卖国”，将其杀死，与南宋重开战端，根本不可能遗书秦桧求和。
挞懒之所以被认为“卖国”，是因为他和秦桧的和约约定把河南和陕西之地归还给宋朝。这件事从侧面说明一件事，即秦桧所签的和约是对宋朝有利的，秦桧被认为是汉奸不符事实。
“大破拐子马”是岳飞的一个重要战绩，说的是在绍兴十年（1140年）郾城战役中，岳飞命步兵持长斧入阵，专砍金军马足，建立了大破“拐子马”的奇功。
何谓“拐子马”？岳珂在《鄂王行实编年》中称，金军铁骑，三人一组，用皮子做成的绳索相连，称“拐子马”。《宋史》《四将传》等所有官私史书及通俗小说无不沿用此说。直至清代，乾隆皇帝组织文人以他的名义编纂《御批通鉴辑览》时，才察觉此说不合情理，于是写了一段“御批”，大意是说：女真人没有马披铁甲的习惯，当时女真人也没有如此生产能力，更不可能把几匹马用链子连在一起，如果这样，马跑起来很容易摔倒。这都是没有骑过马、没有军事常识的人胡乱猜想。
后世的专家学者考证后也基本认定，“拐子马”并不是岳珂所说的用链子连在一起的所谓“连环马”，只不过是“两翼而出”的侧翼骑兵而已，是宋人的一种俗称。
“拐子”是北宋人的习惯用语，宋人笔记中不仅有“拐子马”，还有“拐子城”、“两拐子”等词。所谓“拐子城”，是指城门外有两道对立的垣壁拱卫城门，所谓“两拐子”是指左右两翼。因此“拐子马”，实际是指设置在正面大阵两侧的左右翼骑兵。北宋灭亡后，南宋政权迁至南方，“拐子”这一北宋人的语词仅存在于中原及华北居民的口语中，南方人对此很陌生，故南宋中后期人茫然不知其为何物，望文生义，才杜撰了“凡三人为联，……一马偾，二马皆不能行”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