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乾盛世”与唐代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等，并称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期。然后，当我们仔细查看历史，就会发现，所谓的“康乾盛世”，虽然有其辉煌的地方，但其背景是持续数十年的大屠杀和大破坏。其成就与其他几个盛世，甚至是非盛世相比，也稍有逊色。
“康乾盛世”起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三藩之乱，止于嘉庆元年(1796年)川陕楚白莲教起义爆发，持续时间长达一百一十五年。有些中国历史学家们将“康乾盛世”称为“辉煌”，认为这一时期，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都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峰，创造了中国历史的奇迹。然而，如果把“康乾盛世”和号称盛世的其他各个历史时期相比较，就会发现，无论是在繁荣的质上还是量上，它都逊色于前代。
首先是人口损失严重。明清易代之际，人口损失至少四千万，其中直接死于清军屠城的就高达七百万。据《扬州十日记》所载，仅扬州一地，焚尸“约计八十万余”。一个更为极端的例子是四川人口的变化。《清史稿》中记载的王骘给康熙的上疏中说：四川祸变频繁，荒烟百里。待变乱平定之后，全省只有一万八千多男丁，还没别的省一县的人口多。有学者认为真实的数字并没有这样极端，有大量逃亡隐匿人口没有被统计出来，但是人口损失惨重却是真实的：从1626年到1661年三十年间，四川人口由三百五十六万降到九十五万，损失了四分之三。
除了人口方面，经济方面的损失也是惨重的。为了限制明末以来土地兼并的发展和商业资本的发展，也为了恢复农业生产，清政府采取“重农抑商”政策，导致明末强大的资本主义发展苗头被扼杀，从此落后于世界潮流。
明末清初，平民思想家唐甄概括康熙四十年盛世的经济状况是“四空”——农空、工空、市空、仕空。他说，清政府统治中国五十余年，四海之内，日益贫困。粮食不值钱，但百姓吃不起（谷贱而艰于食）；布匹虽然便宜，百姓却穿不起衣服（布帛贱而艰于衣）；商人用来运送货物的舟船都卖了，货也都换成了钱，没人做生意了；当官的离职后无以为家，是四空也。
金钱是用来互通有无的。然而当时，即使是中产之家，一个月也见不着几个钱，没钱买东西，更不用说更穷的人了。当时农民多被冻死饿死，农作物皆亡，丰年也与凶年无异。精明的商人也无计可施。走在大街上，两旁的店铺里摆满了美玉、华服，看起来一片繁荣。然而走入百姓家中，则是另一番景象：早上没有粮食做饭，只好不开火；冷天没有东西御寒，只好蜷着身体驱寒。吴中的百姓因为贫穷，只好把儿女们卖到远方，美貌的男子卖身为戏子，长得丑的去做奴才。美貌的女子给别人当妾，长得丑得只好去做奴婢。
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在乾隆时期的出使日记中也写道：“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一百五十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变成半野蛮人”；“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人们衣衫褴褛甚至裸体”，“像叫花子一样破破烂烂的军队”，“我们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抢着吃”。
第一个对“康乾盛世”提出质疑的中国人大概是鲁迅，他看了外国人的一些记载后，怀疑“康乾盛世”完全是文字狱吹出来的，事实上，“康乾盛世”的工业总产量还不及明末万历年间。
文字狱是“康乾盛世”时期对学术文化最大的破坏。清政府为了防民之口，制造了几百起文字狱，还将数百万知识分子流徙到穷山恶水。康乾对文人的极端摧残导致文化凋敝，明末的学术繁荣毁于一旦。而以考经证史为重要特色的考据学兴起，推动着学术向着无聊呆板的方向发展。知识界彻底进入了“考古期”，八股文与考据之风茁壮成长。
清代在康、雍、乾三朝都致力于统一战争，尤其是与边疆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的战争。直到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以一统新疆为标志，才恢复了前几代的疆域，康乾盛世从此达到了顶峰。在“康乾盛世”中，中国的总面积达到过一千三百多万平方千米。成为当时世界最辽阔的疆域。然而为了这所谓的“鼎盛”，康雍乾三代却付出了不菲的代价，庞大的军队规模和频繁的战争，让康熙驾崩时整个国库只剩下八百万两白银。而号称“十全武功”的乾隆，其后期更是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财政黑洞。
“康乾盛世”的政治制度也同样危机重重。
在“康乾盛世”时期，中国实际上已经注定了落后挨打的悲惨命运，导致这一局面的原因很多，但最直接的原因是不能处理好三个关键问题：一是吏治腐败，二是制度落后，三是对外关系。
首先是吏治腐败。清朝统治者对政风向来不大重视，所以官员自上而下贪污成风。康熙时代，宰相明珠、索额图所贪污钱财远超号称明朝最大贪官的宰相严嵩数十倍，康熙竟然几十年来视而不见。雍正时代，即使在表面的高压下，由贪污导致的考场舞弊事件依然层出不穷。到乾隆中叶以后，局势更加混乱，为官者完全丧失了廉耻之心，个个唯利是图。上至大学士和珅这样位至宰辅且深受皇帝信重的高级官僚，下至中下级官员纷纷贪污受贿，且贪污之巨空前绝后。仅和珅一人，为官二十年，贪污折合白银达十亿两，相当于清朝十五年的财政总收入。即使在看起来还算清明的时代都如此腐败，可见清朝的灭亡是必然的。
政治、军事、科技上的落后也是“康乾盛世”的真面目。“摊丁入亩”的税制改革将农民牢牢地固定在贫瘠的土地上，等于扼杀了任何工业革命的苗头。民族歧视下的官僚制度，使得一大批无德无能的满蒙官僚长期窃居高位，政治上难有作为。康乾时代的科举也只剩下八股文这么一个空壳，丢弃了原先的先进意义。文字狱等则让文人们只敢埋首于故纸堆中，不敢有发明创造，中国的科技水平几乎止步不前乃至倒退。清朝的军制更是盲目坚持“骑射为本”，抛弃火器而抱着冷兵器不放，以至于太平军破武昌后，挖出两百年前明朝所造大炮，竟然打得清军大败。
清朝时期，西方国家已经日益强盛。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清朝统治者的处理简单而又愚蠢，那就是尽量减少和西方的往来。康熙曾说：“通海口子甚多，此时无碍，若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害矣。”于是先后采取严厉禁止天主教传播、实行严格的限关政策等一系列措施阻止与西方的交流。
为了所谓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利之所在，瑕衅易滋”，清政府制定章程，千方百计将洋船限制在广州。结果导致中西交流减少，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虽说中国的落后不是始于清朝，但说清朝统治者所推行的闭关政策加快了落后进程，加深了落后，程度无论如何是不过分的。
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来华时，他就敏锐地察觉到了清朝的衰落，将之视为“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预言它迟早会“不再有纪律和安全”，“英国从这一变化中将得到比任何其他国家更多的好处”。果然，“康乾盛世”结束后不到半个世纪，鸦片战争就爆发了，中国随之陷于丧权辱国的苦难深渊。
除了上面这些已成定论的“真相”，顺治、康熙年间的“沿海迁界”，其残忍程度和对历史的影响程度也是空前绝后的。
1656年7月（顺治十三年），清王朝颁布“禁海令”：“寸板不许下海”，“片帆不许入口”，禁止沿海渔船商船出海捕鱼贸易，外船也不准进入内陆，企图以此困毙郑成功的海上抗清武装。可是郑成功未被困死，沿海经济却备受摧残。1661年3月，郑成功经澎湖顺利在台湾登陆，一路所向无敌。清廷闻讯大为恐慌，颁布了更为残暴的“迁界令”：从山东至广东沿海居民内迁五十里。
清廷的“沿海迁界”不像现在的移民那样，先安置好移民的落脚地，给予适当的资金补偿，然后再一步步把居民迁移出去，而是以屠杀和强制为主要手段：“将所有沿海船只，悉行烧毁，寸板不许下水。凡溪河桩栅，货物不许越界。时刻瞭望，违者死无赦。”这一次“迁界令”，事实上是剥夺了沿海士民一切赖以生存的资源。
1662年（康熙元年）2月1日，盘踞台湾的荷兰总督在投降书上签字，郑成功全面收复台湾。为了抵御郑成功，3月，清廷颁布第二次“迁界令”，勒令广东二十四州县居民内迁五十里，除澳门以外的附近海岛洲港皆遭封港毁船的厄运。清廷还下令将界外地区房屋全部拆毁，田地不准耕种，不准出海捕鱼，出界者立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