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赵匡胤抑武自有他的考虑。历史上武将造反称帝的事太多了。唐代在最鼎盛的时候，积军、政、财权于一身的节度使安禄山起兵造反，让唐朝迅速衰落；五代十国时，更是造反纷纷，让中国残破不堪。同样是以武将身份夺来江山的赵匡胤不能不有所防范。所以他以温和的办法，消除了那些功勋们作乱的可能，也是那个时代比较好的选择。
其三，地理位置不利。
宋朝立国时，北方的契丹已经立国几十年，并占有幽云十六州。北宋的首都开封四周地势平阔，无险可据，北方的辽国铁骑几日就可杀到黄河边。宋朝在地理上就先天不足。同时，西夏和辽国占据了产马区，所以北宋一直少马，难以和北方的少数民族骑兵对抗。到了南宋，偏安一隅，就更谈不上主动出击了。
其四，宋朝碰到的对手无论是实力还是数量都空前强大。
宋朝的对手多达四个：契丹、党项、女真、蒙古。一伙强于一伙，而且其文明都处于上升期，这与之前王朝的敌人完全不同。如两汉的对手只有匈奴，唐朝的对手也只有突厥，后来的明朝也只有蒙古和满族两个对手。这些外族的文明程度很低，多数处于靠天吃饭、逐水草而居的阶段，除西汉的匈奴正处于上升阶段以外，东汉的匈奴、唐朝的突厥都处于自然条件恶劣、正处于衰落阶段时期，消灭起来相对轻松。
另外，早期的外族还没有国防意识或国防意识很弱，如西汉时期的匈奴没有国防观念，因此卫青、霍去病攻打时可以长驱直入。宋朝的对手们则已经有很强的国防观念，并且修筑了坚实的国防设施。打起来自然困难得多。
更重要的是，早期的敌人到中原就是来抢劫，对土地没有野心；而宋朝的对手们则不同，契丹已经知道了土地的重要性，因而对幽云十六州非常看重，女真、蒙古则一直想统一天下做皇帝。
此外，宋朝的强敌们有非常杰出的军事家，如耶律阿保机、萧太后、完颜阿骨打、成吉思汗等。宋朝虽然也有能力挽狂澜的军事将领，如杨家将、岳飞等，但却亡于内讧。自毁长城，这是极大的遗憾。
历史上长江流域有四大名楼：一是湖北武汉黄鹤楼，传说八仙之一的吕洞宾曾在武昌剪桔皮为鹤，并驾鹤一去不返，后人建楼纪念。唐代诗人崔颢游至此地，有感而作七律《黄鹤楼》，更使此楼声名远播。二是江苏镇江北固楼，又称“天下第一楼”，始建于东晋，后崩坏，只余山顶一座小亭。据说三国时期，孙尚香正是在此楼第一次窥见夫婿刘备，而后刘备身死白帝城后，尚香在此遥祭夫君，而后投江而亡。三是江西南昌滕王阁，为唐高祖李渊的儿子滕王元婴为洪州都督时所建。上元二年（675年），洪州牧阎伯屿在此阁大宴群僚，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当场作《滕王阁序》，成为千古名篇。四就是本文要讲的湖南岳阳的岳阳楼，修建于北宋仁宗庆历年间，因范仲淹作《岳阳楼记》而闻名。
《岳阳楼记》是范仲淹应岳州知府滕子京之邀所写。然而，事实上，岳阳楼造好后，范仲淹并没有到过岳阳。
《岳阳楼记》开篇写道：“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范仲淹是当时有名的大清官，也是文坛名流，能得到他的推崇，人们自然而然会得出一个结论：滕子京是一位能臣廉吏。否则，怎么可能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就使得巴陵郡“政通人和，百废具兴”呢？同时，他还是位风雅文士，否则不会在重修岳阳楼时，要“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并且，想必与大文学家范仲淹交情不错，才能请得动这位文坛大腕“作文以记之”。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
首先，要弄清楚滕子京因何谪守巴陵郡。据《宋史·滕京谅传》（滕京谅即滕子京）载，范仲淹任参知政事时，监察御史梁坚弹劾滕子京，在泾州为官时挪用公款十六万贯，其中数万下落不明，朝廷遂派人前往泾州勘察。滕子京采取销毁账簿，把钱分给所辖的属羌各个部落，或者不时馈赠边关将兵、遗属等手法，造成证据不足，因而无法定罪。
范仲淹和滕子京是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的同科进士。在事实未查明的情况下，范仲淹连上两道奏章力救滕子京，结果，滕子京只被降官一级。对此，朝野人士均有看法，如学者苏洵就认为，范仲淹在情况不明的情况下挺身为藤子京辨解，是不恰当的。欧阳修也认为此案“无可恕之理，无可赎之功”（见《论葛宗古等不当减法札子》）。后在御史中丞王拱振的一再上奏之下，滕子京被贬谪到远离京城的岳州，而经济问题则不了了之。
到了岳阳后，按《岳阳楼记》的说法，“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事实上，他在岳州任上，并未做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也未使岳州出现太平兴盛的景象。相反，却是致力于四处敛财，重修岳阳楼，为自己树碑立传，邀功请赏。
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司马光在《涑水纪闻》中说：“不用省库，钱不敛于民，但榜民间有宿债不肯偿者，献以助官，官为督之。民负债者争献之，得近万缗。置库于厅侧自掌之，不设主典案籍。楼成极雄丽，所费甚广，自入者亦不鲜焉。”意思是，滕子京在重修岳阳楼的过程中，又故伎重演，表面上不用公款，也不直接向民间征款，但是却贴出告示，鼓励那些有旧债收不回来的人举报债务人，拿出一部分钱帮助官府，官府代其追债。一时间，百姓们纷纷献钱，滕子京因此获得近万缗钱。他私设金库，亲自掌握这笔钱，不设账册，不记录支出明细。因此，造楼虽然花了不少钱，但也有不少流入他的私囊。
滕子京这一招从表面看，没有用国库的钱，但是从手段上来看，却是搜刮民脂民膏，私设个人金库，其贪污手法巧妙，亦无账可查。
滕子京是个值得品味的人物。和一般的贪污犯相比，他自有其高明之处。他最重要的就是利用了人们的一种思维惯性：有文化造诣的人就是高雅之士，高雅之士即为君子，而“君子不言利”。于是，在重修的岳阳楼上，要刻许多“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以充门面。而且，据一些史料记载，滕子京平时也好赋诗、填词，水平如何且不说，但俨然已是高雅之士，可跻身于“君子”之列了。
此外，滕子京比较重视教育，所到之处都会建造学校，以湖州最盛，培养出来的学者遍布江、淮一带。范仲淹之所以保他、荐他，想必是看重了他的这些才能。而滕子京也善于借助“名人效应”，他让当时很有声望的范仲淹来“作文以记之”，其产生的社会效应，足以让他树立起良好的政治形象。若非司马光以史家的严谨态度抖搂出滕子京的底细，随着《岳阳楼记》的广为流传，对滕子京这位岳阳楼的重修者，谁能不景仰有加呢？
至于范仲淹的“政通人和，百废具兴”等溢美之词，则大可不必以为然。范仲淹是个清官，当清官没有认清贪官的丑恶嘴脸时，为其写褒奖文章，这种事并不少见。再者，写这篇文章时，范由景生情，因情而发感慨，其重点抒发自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忧民的抱负，此文早已超出歌功颂德的高度。
虽然多数人认为滕子京是沽名钓誉之辈，但也有人认为滕子京是被诬告。关于滕子京被贬岳州还有另一种说法。
滕子京在甘肃泾州任知州时，西夏大举攻宋，滕子京镇守城池，手中兵卒无几，于是征集了当地数千农民以及当地少数民族守城。后来，范仲淹曾引番、汉兵前去支援。之后，他动用公款犒劳边关将士，祭奠英烈，抚恤遗属。事隔一年，便有人弹劾滕子京滥用公款，“其间数万贯不明”。“泾州过用公款案”闹得沸沸扬扬。幸得欧阳修、范仲淹从中解释，方未处刑，仅贬官而已。于是就有了“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
当岳阳楼重修落成之日，滕子京也只是“痛饮一场，凭栏大恸（大哭）十数声而已”，以表其忍辱负重仍然勤于政绩的惨淡心境。
滕子京谪守岳州三年，于庆历七年（1047年）初调任苏州，离开岳阳三个多月之后不幸病逝于苏州任所，时年五十六岁。《宋史》对他有这样的评价：“宗谅（滕子京）尚气，倜傥自任，好施与，及卒，无余财。”意思是说，滕子京讲义气，风流倜傥，我行我素，好施舍，去世后没留下多少财产。
如果上面的记载都是真实的，那么，也可能说明，滕子京表面上并不贪财，而是贪图名声。贪名往往就会贪财，虽然贪财往往是暗中操作，不太为人所知。
另有一件事或许可以证明藤子京贪图名利。
重修岳阳楼之后，滕子京又想在洞庭湖边筑一道堤，方便来往船只靠岸停留。这回他想请另一位大文豪欧阳修来做堤记，于是派人带着他的信和图纸向欧阳修约稿，欧阳修欣然应诺，写下了《偃虹堤记》一文。文中详细记载了这条堤的尺寸和形状，还说修这条堤用民力一万五千五百人，不超过原定的工程时限就修建完工。又说如今来往船只要到岳州都停靠在偃虹堤下，到城里办事既方便又安全。接下来的一大段话便是对滕子京的颂扬和推崇。此文写于庆历六年（1046年），载于《欧阳文忠公集》。
《偃虹堤记》虽没有《岳阳楼记》有名，但因为出自欧阳修之手，所以也广受关注并传为美谈。二十年后有一位叫王得臣的人，在宋英宗治平年间到岳州做官，因为读过欧阳修的那篇记文，所以一到岳州就去看有名的偃虹堤，却不料当地人告诉他，堤还没有施工，那位滕大人就调走了。原来所谓的“偃虹堤”不过是停留在计划中，建筑在图纸上的蓝图。王得臣将他的所见所闻记入他那颇有名气的笔记《麈史》之中。
欧阳修是一个十分严谨的人，尤其是在写作上的审慎态度，更为世人所称道。宋人何薳在《春渚纪闻》中说：欧阳修每写完一篇文章都会将它贴在墙上，坐卧观之，不断修正，直到自认为尽善尽美才拿出来示人。吕希哲在《吕氏杂记》中也说：欧阳公每次写完文章都会不断修改，有时候，终稿甚至与初稿没有一个字相同。宋人另一部笔记《寓简》上说：欧阳修晚年常为改文章所苦，他夫人说：“你何必自苦如此呢，难道还怕先生训你吗？”欧阳修笑说：“不怕先生训，却怕后生笑。”正是因为怕后生笑，所以他写文章无不精思细改。没想到，这一篇为朋友歌功颂德的文章却让他难免为后人所讪笑了。
客观地讲，滕子京重修岳阳楼实在是一件“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大好事。本来，他的名字是可以和岳阳楼一起流芳百世的。但问题的关键是：动机。按滕子京的作为来看，他此举的初衷应该不会是为了“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而是为了往自己脸上贴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