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一点质疑，有专家驳斥说，“尚黑”是指黑为上、以黑为贵，它恰恰表明了黑色是很贵重的颜色，不是谁都能随便用的。秦始皇虽然下令有重大祭祀活动时朝官要穿黑色服装，但不能理解为要求全国老百姓都穿黑色衣服。事实上，秦国流行的服色是黄、绿、白等。另有史料记载，秦军士卒都是自备服装，既然秦俑来自生活，那么它们的服装颜色驳杂就完全合乎情理了。
以上两种观点似乎都有道理，所以尚不能用兵马俑的色彩繁杂来否定兵马俑遗址是秦始皇陪陵。
其三：为何有如此多的“胡子老兵”
考古学家王玉清在其《秦俑面形和表情》一文中列出了二十九个陶俑，其中只有三个陶俑属于年轻人，其他二十六人皆是年长者或年老者，比例高达百分之八十九。有其他学者也曾发文提到这一现象。据此，陈景元先生认为，秦始皇不可能为自己选取这样一支情绪低沉、神情黯然的陪葬队伍。要知道，秦国士兵向以骁勇善战而闻名，因为秦军在选用士兵时的标准与条件是非常严格的。《荀子·议兵》中曾对战国时魏国的士兵选拔作了一番介绍：魏氏选拔士兵时，第一步是选择身材合适的，而后让入选者穿着一种由三部分相连的铠甲，操十二石（大约三百三十公斤）的弩，身背装有五十只箭的箭囊，头戴盔，再带上戈、剑，带三日之粮，以这样的装备出发，如果半天之内可以行军百里，就算合格。可见，魏国士兵的素质不可小觑。纵然如此，“魏氏之武卒，不可遇秦之锐士”。由此可见秦国士兵的素质是何等优良。秦始皇怎么可能舍弃精华而取其糟粕呢？
关于这一点，反对者提出的观点是，兵马佣可能不是秦始皇陪葬军队，而是秦始皇的近臣侍卫——“郎系统”，整个一号坑呈现的是秦始皇出行或举行盛典时的生活场景。因为，以“军阵”陪葬违背中国人崇尚死后安宁的理念。
其四：为何没有“车同轨”
与兵马俑一起出土的还有不少车辆。不少专家依据秦俑是士兵的论断，将这些车辆定性为“战车”，但有专家持反对意见，因为这些车辆的型制不利于军事作战。陈景元明确指出，这些车辆的型制显然不统一，不是秦始皇时期的产品。因为，早在战国时期，道路的宽度不一样，各国车辆的尺寸也不一样。秦始皇统一后，在全国实施“车同轨，书同文”的政策，明确规定了车辆的型制标准，要求车轮间的宽度一致。但秦俑坑里出土的车辆，车轨的宽度从一米到一米五不等，显然与“车同轨”的规定不符。秦始皇怎么会允许自己的陪葬品违反自己颁布的规定呢？
关于“车不同轨”现象，支持兵马俑是始皇陪陵的专家解释说，由于陶车是由手工制作，产生几厘米的误差在所难免。这样看来，“车不同轨”的质疑也有待进一步商榷。
虽然陈景元先生的几个疑点都遭到了反驳，但他的疑问并非没有道理。
根据对以上质疑的分析，陈景元先生认为，兵马俑的真正主人很可能是秦始皇的高祖母——秦宣太后芈氏。
秦宣太后芈氏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女子，她以“八子”这个极低的身份嫁给秦惠文王，并深得惠文王宠爱。前311年，秦惠文王去世，其子秦武王继位。本来芈氏可能就此无声无息地老死宫中，不想秦武王勇武好斗，继位四年就因为举重把自己砸死了。在一番激烈的王位争夺战后，芈氏帮助自己的儿子胜出，是为秦昭王。芈氏一跃成为宣太后。由于昭王年幼，宣太后主政，把持秦国朝政四十一年，被称为“两千年前之慈禧”。
宣太后是楚国人，而秦俑的一些特点正是楚风的体现。比如秦俑身上以红、紫为主色调的彩衣与楚人的习惯相吻合。根据《墨子·公孟篇》记载，楚庄王就喜欢穿着“绛衣博袍”上朝。绛衣，就是赤色的衣服。湖北一些楚墓出土的衣衾也以赤色为主。另外，在陶俑身上还发现了“芈”字，这正是秦宣太后的姓。“歪髻”也是楚人的一种习俗，这种习俗很可能与苗人有关系，现在西南地区有的面具艺人还会将古代先人捏成“头梳歪髻”的样子，在湖北发现的楚墓中也曾发现梳着“歪髻”的古尸。所以，身为楚人的秦宣太后很可能将这些楚国习俗用在自己的陵墓中。
秦宣太后当然不会带着一支军队为自己陪葬，因此，秦俑很可能是多年侍奉她的随从，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陶俑年龄偏大、情绪低沉的现象了。此外，如果兵马俑的主人不是秦始皇而是秦宣太后，“车不同轨”现象也好理解了，当时秦始皇还未出世，自然没有“车同轨”的措施。
陈景元先生还从兵马俑的位置论证了他的观点。他认为，秦始皇曾经下令将陵墓向外扩展“三百丈”，但秦时的“三百丈”只有六百九十米，所以在秦始皇陵封土之东两公里处的兵马俑不可能被包括在其中。而秦宣太后的墓陵则可能在这一带。根据《史记·正义》及《陕西通志》《临潼县志》等史料记载，骊山在雍州新丰县南十六里；秦始皇陵在雍州新丰县西南十里；秦宣太后陵在雍州新丰县南十四里。由此可以推测，秦宣太后陵就在现在人们所熟知的兵马俑坑附近。可见，兵马俑极有可能是秦宣太后的陪葬而不是秦始皇的。
但学者们也提出一些反驳的证据，如在兵马俑中有铜戈上刻字“三年相邦吕不韦”，吕不韦是秦始皇还是秦王时的相国，不可能出现在根本没见过他的宣太后墓中。另外，一号坑前的五个探方内还出土了刻有“四年”、“五年”、“七年”等字样的十余件铜戈，这些字样实际上可以成为确定兵马俑年代的直接证据。又如像“十六年寺工‘某’造”的字样，“寺工”作为中央管理手工业的一个官署，只有在秦始皇时代才有。
还有一个问题是，如果兵马俑真是秦宣太后的陪葬，那么哪里是宣太后的陵墓呢？目前考古学者还没有发现足以与兵马俑匹配的宣太后墓。
还有人认为，秦宣太后晚年被迫还政于昭王，无权无势，秦昭王不可能为她修建大规模的陪葬墓。再说，按照《战国策》的记载，秦宣太后不相信人死后还有知觉，所以不可能为自己弄如此大规模的陪葬。因此，规模巨大的兵马俑陪葬墓与秦宣太后没有关系。
众说纷纭，究意兵马俑是谁的陪葬？一时间扑朔迷离。或许随着后续的考古发掘，这个谜团终会真相大白的。
西汉初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思想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唯一的统治思想。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拐点，自此，人们的思想被彻底套牢。这一套就是两千多年，人们的想象力被彻底毁灭了。正因为如此，许多人将董仲舒视为千古罪人。然而，当我们仔细翻看历史，却发现董仲舒是被莫名其妙地扣了个“屎盆子”。
“屎盆子”是怎么来的？
先来看看“屎盆子”是怎样的。
据《汉书》《资治通鉴》等记载，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汉武帝刘彻下诏征求“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的人才，由刘彻亲自主持考试，题目是“古今治国之道”。参与考试的有一百多人，广川（今河北冀县）人董仲舒也在其中。
董仲舒是治《公羊春秋》学的经学大师，在刘彻的父亲景帝时任博士，为官方讲授儒家经典。武帝时期，虽然也做官，但一直未被重用。董仲舒从这次策问中，读出了武帝求贤若渴的心情，因此他对这次策试抱有极大的期望。
策试结束后，汉武帝亲自审阅策试文章。他发现董仲舒的文章与自己的想法很契合，文章中有勃勃向上的进取精神。但是，武帝也发现这篇文章闪烁其词，似言犹未尽。于是汉武帝又连续两次策试董仲舒，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董仲舒接受汉武帝三次策试的三篇文章，史称“天人三策”，它与贾谊的《治安策》同称为西汉的“大文”。在策试中，董仲舒畅所欲言，他以《公羊春秋》为骨干，融合阴阳家、黄老、法家的思想，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回答了天人关系、灾异性命、古今之变等重大问题。最后，董仲舒大胆地提出了思想大一统的政治方略：将儒家以外的百家学说“皆绝其道”，使“邪辟之说灭息”。汉武帝部分地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发布了历史上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与董仲舒有关，这似乎是板上钉钉的结论。然而，当我们仔细查看历史时，却发现，其中疑点重重。
司马迁与董仲舒和汉武帝是同时代的人，还做过董仲舒的学生。《史记·儒林列传》中对董仲舒有专门的介绍。在这里，司马迁不仅简述了董仲舒的一生，还提到了与董仲舒有关的许多人，包括他的同行兼同僚胡毋生和公孙弘，研习《谷梁春秋》的江生，董仲舒的弟子褚大、殷忠和吕步舒等，还有董仲舒的儿子和孙子，却独独没有提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而且，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对从刘邦到汉武帝的汉初学术还有个精辟的总结，他提到了萧何定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定礼仪，曹参推荐盖公宣扬黄老之说，贾谊、晁错提倡申子、商鞅的刑名之说，还有提倡儒学的公孙弘。司马迁认为，他对汉初思想史的概括是完整和科学的，没有遗漏（“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但是他没提董仲舒。试想，如果当时确有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等重大的事实，司马迁怎么会不记呢？
有人会说这可能是司马迁的疏漏。然而，《史记》中又确确实实提到过，在武帝初期，治国思想由“黄老之治”向“儒治”转变。只不过，这一关键人物是田蚡，时间在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史记·儒林列传》说：窦太后驾崩后，武安侯田蚡为丞相，废绌了“黄老”、“刑名”等百家之言，又重用了数百个儒家学派的人。这一转变过程并没有杀人烧书，主要是将“黄老”从占统治思想的宝座上“绌”退。汉武帝采纳了田蚡的建议以后，只是将儒家的五经博士考试制度化了。同时，他大力宣传儒家的其他经典《论语》和《孝经》，尤其是《孝经》，还将其思想具体化为“举孝廉”，但并没有取消一般的文学贤良考试，非儒家的一般文学贤良可通过文学贤良考试当官。“黄老”和“刑名”虽遭“绌抑”，即取消了这两家的博士考试资格，但这两家的人物可以上书言事，如果说得有道理，而本人又有能力，照样可以当官。
不独司马迁，从司马迁到东汉班固之间的两百年间，也没有人提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件事。要知道，这两百年中，中国历史是个人才辈出的时代，如西汉元帝和成帝之间的史学家褚少孙，他距汉武帝时期不远，听过许多宫廷逸闻，曾缀补过《史记》，但对此事不知；西汉后期，著名的大学者刘向、刘歆父子，相继做过国家图书馆馆长，校理过秘书，熟谙西汉的皇家档案，他们对此事也不知；甚至东汉前期的知名学者，史称“才高而好述作”的班彪对此也是一无所知。
上面提到的这些大学者，多是董仲舒的崇拜者，他们都曾为董仲舒鸣不平。如刘向认为，“董仲舒有王佐之材，比尹伊、吕公望（姜尚）强一点，跟管仲、晏婴属于一个级别，至于其他王佐之臣，都无法望其项背”。刘歆认为父亲对董仲舒的评价过高，认为董仲舒比不上尹、吕，但认为董仲舒“令后学者有所统一，为群儒首”。班彪因为司马迁在《史记》中，对董仲舒的名字、籍贯等介绍不完整，表示不满。试想，假如有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件事，他们怎么可能会不提及？
那么，为什么后世就言之凿凿地认为“罢”说与董仲舒有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