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我们将气候变化作为一个王朝灭亡的因素之一，并非是托辞。唐王朝的灭亡毫无疑问是因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王朝内部的腐败导致的，但是气候的变化是一个重要的促成因素。这是因为，如果气候宜人，物质丰富，人就“懒得动”，社会就会比较稳定。一旦物质缺乏，人连吃饱肚子都成了问题，就会到处寻找资源，从而引发社会大动荡。如果说政治因素是内因，有时自然灾害便可能是外因。从这个意义上讲，唐朝末年，气候恶化是“压弯骆驼背的最后一根稻草”，或是“盖棺的最后一根钉子”。
《清明上河图》是北宋末年画院待诏张择端的著名画作，是中国美术史上的不朽之作。它用现实主义手法通过对市俗生活的细致描绘，生动地再现了北宋首都汴京（今河南开封）的繁荣景象。画作以细腻的笔法，将近千个各色人物、牛马骡驴、车轿船只，浓缩在宽24.8厘米、长528.7厘米的画卷中，人物、景物安排精妙，错落有致，繁而不杂，多而不乱，表现出了作者极高的艺术造诣和丰富的社会信息。
这幅誉满中外的艺术珍品“一生”际遇坎坷，历经兵火，几遭劫难，被众多收藏家和鉴赏家把玩和鉴赏，为后人留下了无数妙语佳话和待揭之谜。
因为史书中找不到相关的记载，所以张择端的身世千百年来一直是个难解之谜，现在常见的观点有三种：北宋人、南宋人、金人。
认为张择端为南宋人的人，主要是根据明晚期书画家董其昌在《容台集》中对《清明上河图》的推测：这张画是南宋人追摹北宋首都汴京景物所画的。清代孙承泽也在《庚子消夏记》中说：“《清明上河图》乃南宋人追忆故京繁盛也。”
认为张择端是金人的人，则是因为《清明上河图》最早的题跋出自金人之手，并且两宋画院均不见张择端著录。
然而，更多专家学者认为张择端是北宋人，对此有两个证据。
其一，这幅画的最早收藏者是宋徽宗赵佶，画卷上有他用瘦金体书写的“清明上河图”真迹和双龙小印（宋代皇帝的闲章，用于鉴赏或收藏艺术品时钤记），由此可证明此画作者是北宋人，画卷最初收藏在宋朝皇宫。后因汴京陷落，这幅名画随宫中其他名贵文物，统统被金人掠去。
其二，现存于故宫博物院的《清明上河图》“石渠宝笈三编本”，上面有金代张著的题跋，他是最早为此画作跋的人。在题跋中，他转引的《向氏评论图画记》中称宋人张择端作有《清明上河图》及《西湖争标图》等作品，这样《清明上河图》的名称始定下来。题跋中还注明了张择端的身份为“翰林”，并且进一步指出，张择端游学于京师，善画“界画”，尤其喜欢画舟车市桥郭径。“界画”是中国绘画技法中很有特色的一个门类，因在作画时使用界尺引线得名。张著的题跋是关于张择端身世最早的记载，也是唯一的记载。他所提到的向氏究竟是何人，已经无法考证，《向氏评论图画记》一书也无处可考，但是，根据这段题跋来看，此画得自于宋朝，再参考画作上的景物更倾向于北宋京城开封等诸多细节，张择端应该是北宋人。
张择端的身世虽不见于史籍，但在民间却有流传。至今，开封民间还流传着张择端与《清明上河图》的故事。
传说当年在北宋东京（开封市）的相国寺里，住着一些靠给寺院绘画谋生的民间画师，其中有一个才华横溢的青年画师就是来自山东诸城的张择端。
当时的皇帝宋徽宗赵佶和宰相蔡京都是绘画高手，听说相国寺里有这么一位绘画高手，便将他召进翰林图画院，赵佶亲自命题让张择端描画北宋东京的繁华盛景。宋徽宗赵佶应张择端的请求，为他在东京汴梁的郊外找了一处安静的农舍。从此，张择端披星戴月潜心作画。当宋徽宗赵佶看到张择端绘制的长卷时大喜过望，将此画收入皇宫内府。
北宋灭亡后，宋徽宗赵佶和儿子宋钦宗赵桓被金人俘虏到北方，藏于北宋内府的《清明上河图》及六千件艺术品也被金兵掠获。随后，宋徽宗赵佶的第十一个儿子宋高宗赵构在杭州称帝，史称南宋。
张择端为了让宋高宗赵构不忘国仇家恨，闭门谢客，呕心沥血，又绘制出一幅《清明上河图》长卷，献给宋高宗赵构。宋高宗赵构对画根本不感兴趣，将画退了回来。张择端一气之下，将新绘制的《清明上河图》长卷付之一炬，幸好被家人及时抢出一半。在悲愤中，张择端不久就忧郁而死。
《清明上河图》自问世以来，历朝历代都有仿本和临摹本。据统计，国内外现存的各种版本多达六十余种，仅1945年从溥仪手中截获的就有四本之多。哪个版本才是真迹？学术界曾经展开过一场争论。最终认定从金代的张著的题跋到明代李东阳的题跋都有的那幅是真本，版本之争才算告一段落。此幅画作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为妥善保存《清明上河图》这件国宝，所展出的是按照真迹精心临摹的。
如果有人问，《清明上河图》描述的是什么季节的景色？多数人会答是春景；更进一步则会答是清明节前后的景色。
如果你这样想就大错特错了。这个看似一目了然的问题，却被考证出三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清明节之意；二，清明坊之意；三，清明盛世之意。
对画中描绘的是清明时节这个观点，从金代以来，基本已成主流观点。明代的《味水轩日记》中记载，这幅画上有宋徽宗的题诗，诗中有“水在上河春”一句，这无疑说明画卷描绘的是春天景色。近现代一些美术史家，如郑振铎、徐邦达、张安治等均主张“清明节之意”之说。
20世纪80年代初，有人开始对“春景说”提出质疑，认为《清明上河图》所描画的是秋景，“清明”是指“清明坊”。
此说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开封教师孔宪易。1981年他在《美术》杂志上发表了相关文章，列举了八项理由支持《清明上河图》上所绘是秋景。
一，画卷右首有驮负十篓木炭的驴子，这是秋天才有的。据北宋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记载：每年农历十月，汴京始“进暖炉炭，帏前皆置酒作暖会”。孟元老和张择端生活在同一时代，《东京梦华录》是研究北宋汴京风土民俗的重要资料，所述史事当是可信的。所以这幅画描绘的一定不是春景。
二，画面有一农家短篱内长满了像茄子一类的作物，还有几名孩童赤身嬉戏追逐，这些事物都不可能出现在还有凉意的清明时节。
三，画面上的人物拿扇者有十多人，有扇风状，有遮阳状。常识告诉人们，并不炎热的初春似用不着扇凉。
四，画面中多处出现草帽、竹笠。草帽、竹笠的作用是御暑或御雨，图中既不下雨，这肯定是遮阳用的，根据当时开封的气候，清明节似无此必要。
五，画面上有酒肆多处，酒旗上均写着“新酒”二字。新谷下来往往是秋天，所以当时必是秋天。另据《东京梦华录》记载：“中秋节前，诸店皆卖新酒。”这也说明，新酒出现在中秋节前后。
六，画面上有一个小茶水摊的招牌上写着“口暑饮子”。这个“暑”足以说明它不是初春。
七，河岸及桥上有好几处小贩的货桌上都摆着切开的西瓜。宋时不比现在，早春不可能有西瓜一类鲜果，就算有，也不可能随随便便地摆在市井大街上。
八，画面上有乘轿、骑马者带着仆从的行列，这些人虽然有上坟扫墓的可能，但也可能是秋猎归来。再说，上坟四季皆有可能，不能作为“清明节”的佐证。
根据以上证据，孔宪易认为，画的是秋景，而“清明”是指“清明坊”。
除了“春景说”、“秋季清明坊说”，现代更多的人倾向于认为《清明上河图》属于瑞应图。它表面上是对东京汴梁的如实描画，但实际上却是一种祥瑞的标志，是对徽宗统治的颂扬。“清明”的意思即“清明盛世之意”。
瑞应图是徽宗时期的特殊产物之一，它们对于物象的描画往往是具体细致的，而所要传达的意图却是特意虚构的。像这样带有明显吉祥征兆，歌咏太平盛世的作品史称“瑞应图”。“瑞应图”的出现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因为徽宗掌权并不那么名正言顺。哲宗死后，后继无人，本应由哲宗的亲弟弟即位，但皇太后以“端王（徽宗即位前被封为端王）有福寿，且仁孝，不同诸王”为由力保徽宗当政。徽宗为了显示自己是真命天子，所以有意作出众多瑞兆。其次，在他统治期间，宋朝常年遭受外敌入侵，并且被迫进行了一系列屈辱的政治妥协。为了维护皇权的尊贵与威严，徽宗颁布了许多公众节日以营造欢愉祥和的盛世气氛，并且特别着眼于绘画之事，绘制了上千张瑞应图以创造出一番太平的视觉幻象。
此外，北宋时期国家经济趋于繁荣，出现了唐朝之后的又一个太平盛世。这一时期的文人官宦，或为了仕途腾达，或出自真心，对当朝皇帝大肆歌功颂德。《清明上河图》中展现出的磅礴气势和繁盛景象，最能迎合宋徽宗的政治理想。
尽管“清明盛世说”最具说服力，但是其中也有一个破绽，即《清明上河图》中不仅描绘了盛世的繁华，也刻画了众多不太正面的小人物，如正在乞讨的乞丐，官衙门口的懒散士兵，这些景象似乎与太平盛世相违背。但或许是作者为了让画作更真实有说服力而有意为之，也未可知，关于这一点，还待进一步的论证。
无论“清明”究竟是何意，都不影响《清明上河图》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它浩瀚的画卷，严谨的结构，生动的人物活动，博得了历代帝王名士的青睐，也在历史的长卷中留下了精彩的一页。
13世纪初，蒙古民族在成吉思汗及其后人的领导下，冲出高原，并在极短的时间横扫欧亚大陆。1209年到1218年，蒙古人先后征服高昌回鹘与西辽，打开了挺进中亚与欧洲的门户，紧接着，蒙古人又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西征战争。三次西征奠定了这个世界性帝国的大部分版图，将现在的俄罗斯与欧洲大部、地中海东岸、两河流域、波斯与印度西北皆纳入势力范围。
忽必烈建立元朝后，加快了蒙古帝国扩张的速度，他以中国为基础，在东方发动了一系列对外扩张战争，日本成为其首要目标之一。元朝和日本两族政权之争和两族关系之争由此拉开序幕。
日本四面环海，西面与中国隔高丽相望。这种有利的地理位置使它免受了元军的战火侵害。在陆地上所向无敌的蒙古铁骑，在远征海上时，多次无功而返。其中，由忽必烈所发动的两次最著名的远征——1274年和1281年的远征，都因为大风而失败。
总体看来，元朝与日本的关系以军事上的征服和反征服为主线，以元朝两次东征开始，又以元朝彻底失败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