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背景与长途旅行概况
从公元220～581年间，我国进入到长期军阀混战、民族纷争、政局动荡、农民起义的不稳定时期。同时，气候异常，气候由偏于暖湿急剧转入偏于寒冷干燥，造成天灾频繁。这样，千千万万的人死于战乱、灾荒、饥饿和瘟疫。人口大幅度下降。西汉人口高峰期达到5900多万，东汉人口高峰期达到6000多万，而两晋人口低峰，全国仅1400余万，南北朝人口低峰期，全国仅几百万人。幸存的人口，也大多背井离乡，流徙到边远的地区。
远在公元1世纪佛教就传入我国。这时人们普遍感到朝不保夕、前途茫然，对现实生活失望，这对于统治者也不例外，给佛教兴盛与发展带来了良好机会。一方面由于统治者的提倡，另一方面由于人民习惯于长途流徙，对远方国土和宗教的向往，于是就掀起了一股到域外取经的浪潮，出现了不少长途跋涉的旅行家。其由海道往来印度之僧侣，有文献可稽者就有法显、明远等前后36人。另有陆上至西域或印度甚或到美洲的不可胜计。今试将著名的举例如下：
其一，据金勒与威宁等人研究，齐永元元年（499）至宋大明二年（458）间，荆州慧深和尚与罽宾国（位于今印度与中国接壤处）比丘五人，经倭国（今日本）、文身国（日本北海道虾夷地方）、大汉国（堪察加）到扶桑国（北美墨西哥）。他们根据古墨西哥的扶桑木（龙舌兰）、象形文字、社会风俗与宗教信仰等研究，提出了中国人首先到达新大陆的许多依据。总之，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姑存待考的问题。
其二，三国时，孙权曾几次遣使往海外，如黄龙二年（230）“遣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所在绝远”，难考方位，可能是今吕宋岛一带。夷洲可能是今台湾。黄武五年（226）至黄龙三年（231），孙权遣朱应、康泰“南宣国化”及“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诸王各遣使奉贡”。扶南即今柬埔寨“扶南在日南之南，大海西蛮中，袤三千余里，有大江，水西流入海。”林邑在今越南中部，是扶南的属国。康泰著有《外国传》，其中《扶南记》一篇还有部分段落保存在古代的类书之中。记录了当时中印半岛的交通、山川、物产和民俗。
其三，惠生、宋云、道荣于北魏神龟元年（518）至正光二年（521）间，经赤岭、葱岭等地到北印度取经。写了《惠生行纪》、《道荣传》、《宋云家纪》记录了这次旅行的地理见闻。
其四，智严，西凉州人，曾周游西域印度，元嘉四年（427）译经建康（今南京市）。后又泛海重到印度，至罽宾而病故。
其五，法勇，姓李，幽州黄龙人。宋永初元年（公元420年）招集25人，到印度，后于南印度随舶由海路回到广州。
这样的例子还很多，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记海内外山川地理的著述达139种，及1432卷之多。其中记述域外地理的除《佛国记》外，还有沙门释智猛撰《游行外国传》；朱应撰《扶南异物志》；慧生或宋云撰《慧生行记》、释县景撰《外国传》；释法盛撰《历国传》以及《交州以南外国传》、《诸蕃国记》等等。（唐·魏征《隋书·经籍志》）可惜其中大多亡佚，仅有少数内容残存于古代类书之中。
法显的西行与旅程
法显，俗姓龚，平原郡（治今山西省临汾县西南）人。他有三位兄长，相继病饿夭折。他本人也“居家数年，病笃欲死”，其父“惧祸及之”将三岁的他，便度为沙弥（童僧），僧名法显。指望在佛光的护照下，足衣饱食、长大成人。不久他的父母也相继死去。他20岁登坛受大戒，成为一名虔诚的佛教徒。
法显当时僧众甚多，集体生活迫切需要律藏来维持纪律与秩序，他读了不少梵文译出的佛经，深感经律（戒律经典）残缺为憾，于是发愿往佛教发源地天竺（印度）取经和朝拜佛迹。东晋隆安三年（后秦弘始元年，399年）三月，已60多岁的法显与同行僧十人从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出发，越河西走廊，到张掖（今甘肃张掖县），当地战乱，道路不通。他经遭必死之险境仍勇猛前进。过敦煌以西的沙漠到达焉夷（今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附近）。向西穿过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到达于阗（今新疆和田县）。
所经第一难关是渡沙河（又名流沙河）。这是西出阳关，延伸至鄯善国（今新疆若羌县）的一大戈壁，有1500多里，行程十分艰苦。他记录说：“沙河中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行十七日，计可千五百里，得至鄯善国。”此行“路中无居民，沙行艰难，所经之苦，人理莫比。”随后又经第二道难关，即翻越葱岭（帕米尔高原）。“葱岭，冬夏有雪，又有毒龙，若失其意，则吐毒风、雨雪，飞砂砾石。遇此难者，万无一全。”他由克什米尔西北山口翻越葱岭入印度河北岸达地斯坦“下有水，名新头河（印度河），九译所绝，汉之张骞、甘英皆不至。”他攀绳桥过河之后入乌长国（今巴基斯坦北部斯瓦脱河流域）。然后西行至阿富汗境内的那揭国（今贾拉勒阿巴德附近），度“冬夏积雪”，空气稀薄的“小雪山”（塞费德科山脉）。然后“复渡新头河，两岸皆平地。过河有国，名毗荼（今旁遮普）”进入到中印度。他沿恒河游历了两岸各国，来到阿育王故地摩竭提国的首都巴连弗邑。当时这里是印度最繁华的大城市之一。这里已是东印度了。他留住了三年，参访圣迹、学习梵语、抄写佛经。至此他遍游了北、西、中、东印度，涉足阿富汗、克什米尔、巴基斯坦等地。
此后，他到达多摩梨帝（今加尔各答），“载商人大舶，泛海西南行，得冬初信风，昼夜十四日到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彼国人云，相去可七百由延。”“其国本在洲上（即岛上），东西五十由延，南北三十由延。左右有小洲（即小岛）百数……皆统属大洲。”“多出珍宝珠玑。”法显在此留住两年。自思“去汉积年，所与交接悉异域人，山川草木，举目无旧。又同行分披，或留或亡，顾影唯己，心常怀悲。”
于是他开始返归祖国，“载商人大船，上可有二百余人”，“大风昼夜十三日，到一岛边。”经短期休整后，继续航行，“大海弥漫无边，不识东西，唯望日、月、星宿而进。若阴雨时，为遂风去亦无准。当夜暗时，但见大浪相搏，晃然火色，鼋、鼍水性怪异之属……若值伏石，则无活路。若是九十日许，乃到一国，名耶婆提（今爪哇或苏门答腊）。“停此五月日。”这是法显归航的第一段。
之后，“复随他商人，大船上亦二百许人。备五十日粮，以四月十六日发”向东北行。走了一个多月，“遇黑风暴雨”，“天多连阴，海师相望僻误，遂经七十余日。粮食、水浆欲尽，取海咸水作食。”正危难之时，“即便西北行求岸，昼夜十二日，到长广郡界牢山”。“知是汉地。”这样，他到今山东半岛南部的崂山登陆，转陆路南达建康已是义熙九年（413）了。这次远游前后达十五年之久。
法显天竺取经路线图《佛国记》的地理内容及意义
法显于公元414年写了他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凉州、敦煌、鄯善、乌夷、于阗，穿越葱岭、巴基斯坦、阿富汗、尼泊尔，遍游西、北、中、东印度，乘船至斯里兰卡，又南经印度洋、南海、东海，在山东半岛的崂山登陆，至南京的旅途见闻。书名叫做《佛国记》，又称为《法显传》、《佛游天竺记》、《历游天竺记传》等。此书叙述了西域、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地区30多个国的山川地理、风土人情、物理气候、宗教文化等多方面的见闻。是我国和上述区域陆、海交通最早的详细记录。此书在我国和印巴次大陆地理学史和航海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法显是我国从陆路到达中亚、深入印度，然后取海路返回并留有详细记录的第一人。他写的《佛国记》是现在所能见到的我国记述中亚、印度、南海地理风俗的第一部著作。其地理内容之丰富，在世界上4—5世纪的各国游记中，也是十分罕见和珍贵的。
在世界的地理文献中，此书第一次明确提出和记载了“信风”的概念。法显从今斯里兰卡出发返回于公元411年9月间，此时恰为西南季风盛行的末期。所谓“信风”与现在气候学概念是吻合的。
法显用生动简洁的语言，在《法显传》中记录各种类型的地理景观特征。如记沙漠地现景观为：
“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这是一片茫茫沙漠的写照。
帕米尔高原山口“冬夏有雪……雨雪，飞沙砾石”，翻过山之后，另是一翻陡绝的高山突与平原接壤的景象：
“其道艰砠，崖岸险绝，其山唯石，壁立千仞，临之目眩。欲进，则投足无所……昔人凿石通路，施傍梯者，凡七百。度梯已悬过河。”有其高峻、寒冷的地形、气候特点。翻过山后地理景观亦一大变“自葱岭已前，草木果实皆异，唯竹及安石榴、甘蔗三物，与汉地同耳。”
从陡绝的高山之上，下来到印度河平原，又变为热带平原的地理景观：
“中国（中印度）寒暑调和，无霜雪。人民殷乐，无户籍官法，唯耕王地者乃输地利。欲去便去，欲往便往。王治不用刑罔……举国人民悉不杀生，不饮酒，不食葱蒜……国中不养猪鸡……货易则用贝齿……自渡新头河（印度河）至南天竺迄于南天竺迄于南海，四、五万里皆平坦，无大山川，止有河水耳。”
印度半岛的气候特征，印度德干高原的地貌特征，人们的风俗特征等都概括而形象地表达出来了。
后来到了师子国，法显记录了这里的开发历史：
“其国本无人民……但出宝物，题其价值……因商人来往、住，故诸国人闻其土乐，悉亦复来，于是遂成大国。”
这里的气候终年宜于耕种：“其国和适，无冬夏之异，草木常茂，田种随人，无所时节。”这正是热带雨林气候的特征。
总之，《佛国记》是我国最早记录阿富汗、尼泊尔、巴基斯坦、印度、斯里兰卡和印度洋孟加拉湾、南海航行的地理著作。它不仅在东方，就在世界上也是一部最古老而内容充实的印度次大陆旅行游记。此书不到一万字，以精练、生动的文辞记述了这些地区的宗教、经典、山川形势、风土人情、自然气候特点和人民的经济生活状况。它不仅提供了中古时期东西方商业、文化、交通的交流情况、路线等，它也是地理、历史和文学的珍贵著作。其忠实的域外地理记录，打开了中国人民的地理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