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在世界上是一个具有独立文化系统与古老文化传统的民族。在近代世界文化大规模交流融合之前，中国传统的科学与文化，包括科学之母的地理学在内，走的是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中国古代的地理学从理论体系、科学思想和某些研究方法上，都与渊源于西方的地理学有着明显的区别。
中国古代的地理学研究，在世界上有着极其光辉的成就。远在六千年前，先民已能确定东西南北的方向，选择环境，规划布局居住区，在利用地形、水系、注意安全等方面已较为合理。至四千多年前，先哲根据鸟、火、虚、昴四星宿的观察，确定了一年为366天和四季。当时的人们用气候引起生物活动的规律来确定自然历法，用生物生长和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来确定气候季节，并进而安排农业生产。《夏小正》一书即是对当时物候知识的总结。此后，《山海经》、《禹贡》、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郦道元的《水经注》等都是中国古代地理研究的杰作。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地形图是2100多年前绘制的有比例、有与现代等高线相似的山形闭合线、既准确又有立体投影感的独特地图。公元724年僧一行等人主持了世界第一次子午线长度测量。公元17世纪徐霞客（弘祖）集中国古代地理研究之大成，开近代地理研究之先河，探究古地理思想卓有成就。只可惜由于历史悲剧，这一创新的萌芽一时后继无人。
20世纪20年代西方近代科学文化及地理学传入中国。此后，对中国古代地理成就大都借助西学方法来整理研究，凡与西方传统学术概念相抵牾的中国传统学术，包括地理思想在内，往往被轻蔑，甚至被嗤之为“迷信”，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模糊数学”、“耗散结构”、“环境生态学”等出现，使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获得了变革与重大发展。在这一形势之下探讨中国古代“究天人之际”的地理研究方向，是有其现实意义的。
古代东、西方的地理学思想是有明显差异的。这正如当代耗散结构理论的创始人普里戈津，总结的那样：“西方的科学家和学术家习惯于从分析的角度和个体的关系来研究现实。而当代演化发展的一个难题，恰恰是如何从整体的角度来理解世界的多样性的发展。”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是着重于研究整体性和自发性，研究协调与协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地理系主任怀博和北京大学地理系教授杨吾扬合著的《古代中西地理学思想源流新论》一文认为：“希腊、罗马的地理学在哲学上受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自然观影响很大，归纳法和演绎法得到广泛应用。”又说：“中国先秦及以后历代地理学也吸收了《易经》、《内经》等自然哲学……使地理现象增加了条理性和关联性，效果良好，可惜近代已不复应用。”《第三次浪潮》的作者托夫勒在为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普里戈津《从混沌到有序》一书撰写前言“科学和变化”时说：“在当代西方文明中得到最高发展的技巧之一就是拆零，即把问题分解成尽可能小的部分。”西方的地理学从分析的角度，用抽象为各部门、各地区的办法来研究地表的状况。而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以司马迁为代表，则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即从“天人合一”的整体性、有机性来认识天、地、生、人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