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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隋唐宋元科学大家

孙思邈

可贵的品质和对医学的革新

孙思邈(581~682)是隋唐时代的一个有名的医生,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孙家塬)人。他比扁鹊要迟一千多年,比华佗要迟四五百年,但他的品质、钻研学问的精神、对待病人的态度,与扁鹊和华佗都有相同的地方。

孙思邈自幼用功读书,据说20岁的时候便精孙思邈像通诸子百家的学说,很有学问,因此,后来有许多著名的人,如宋令文、孟诜、卢照邻等,都来拜他做老师。隋文帝也曾经要他去做国子博士,他托病推辞了。后来唐太宗和唐高宗又曾召他到京师,给他官做,他也没有接受。他专心致力于医学的钻研,替人们解除疾病的痛苦。

关于学医,孙思邈说过:有些人,仅仅读了三年医书,就骄傲起来,以为自己有治好一切疾病的本领,等到治了三年病以后,才知道自己懂得的实在太少。因此,必须孜孜不倦地学习,还要弄清楚医学的源流,绝对不能道听途说,否则就是自己害自己。孙思邈为了学好医学,除了非常认真地研究古代经典医学著作、学习前代医学家的经验以外,还到处采集民间的单方,加以实验和总结。

孙思邈也接受并且发扬了我国古代医生行医的优良道德传统。他说:一个好医生,给人治病,一定要拿出全副精神,丝毫不能夹杂有贪求财物的念头。对于病人要有深切的同情和非常爱护的精神。医生的志愿就是为病人解除痛苦。不论贫富贵贱,也不论是否亲友,都要一律对待,把病人看作和自己的父母兄弟一样。遇到危险的病症,尤其不能考虑到自己的利害得失而踌躇不前。被请出门去替人治病的时候,不论山路怎样难走,不论深夜还是大寒大热的天气,都要立刻就去。这就是孙思邈一生对待病人的可贵态度。

孙思邈治疗过很多麻风病人。麻风病是一种很难治好的慢性传染病,他为了找到治疗这种病的方法,不怕传染,亲自看护病人,把各个病人的病状和在医疗过程中的情况,详细记录下来。

药王山孙思邈留下了两部重要著作——《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从这两部有名的医学著作里,可以看出:他既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又有卓越的创造才能。

关于孙思邈的这两部书,宋代的林亿曾经说:这两部书,上自有文字起,下至隋朝止,无论医学的理论和方剂,没有不被采纳的,而且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清代著名医学家徐大椿也说:张仲景的学说到唐代发生了一个大变化。张仲景治病、论病的道理完全根据《内经》,所用的药方,都是古代圣人相传的药方,并非自己创造;有时加减,也都有根据,用药的分量也有一定的标准。所用的药物都根据《神农本草经》,没有一味是假借的。但是,《千金方》则并不如此,孙思邈论病的道理,不但根据《内经》,而且也根据《内经》以后的医学家的学说,应用的方剂,除了古方以外,还应用后来的方法。所用的药品,也并不完全根据《神农本草经》,而同时采取杂方和单方中常用而有效的药品;所以一种病有几种治疗方法,也有用一个方法可以治疗几种病的。这是医学上的一个大变革。他能够自成一家,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由此可见,孙思邈是我国医学史上一个富于创造性的医学家。

杰出的营养病学家和药物学家

孙思邈在医药卫生上的重大贡献,首先是在营养病学和药物学方面。

山区的人很容易患大脖子病。现代医学告诉我们,这是甲状腺肿大,致病的原因是山区人的食物中缺乏碘质。孙思邈在当时虽然不知道什么叫做碘质,但他已经知道这种病是由于久居山区而引起的,并且用昆布(海带)、海藻、鹿靥、羊靥(即鹿和羊的甲状腺)等含碘质丰富的东西,来治疗这种病。

人如果缺乏维生素甲要患夜盲症,缺乏维生素乙会引起脚气病,但这是近几十年才知道的事。欧洲人第一次论述脚气病是在公元1642年;而孙思邈早在公元七世纪的时候,由于他善于总结人民群众的经验,并且根据自己长期的临床实践,就创造性地提出了医治夜盲症和脚气病的有效方法。他说:牛肝明目,肝补肝,明目。他用动物的肝脏给患夜盲症的人当药服用,而动物的肝脏正是含有大量维生素甲的。对于脚气病,孙思邈则用杏仁、防风、吴茱萸、蜀椒等含维生素乙很多的药品来医治。他并且说,用谷皮煮汤和粥吃,可以防止脚气病,而谷皮也是含有多量维生素乙的东西。

除了治疗营养缺乏病的药物以外,孙思邈对一般药物,也很注意研究。例如他用白头翁、苦参子、黄连治疗痢疾,用常山、蜀漆治疗疟疾,用槟榔治绦虫,用朱砂、雄黄来消毒,都有很好的效果。他的著作中,列举了六百多种药材,其中有二百多种,都详细地说明了什么时候可以采集花、茎、叶,什么时候适宜于采集根和果。要不是他花费了艰巨劳动和苦心研究,是不可能得到这样大的成绩的。

重视妇婴和预防、保健

孙思邈特别注意妇女和小孩疾病的医治。他在自己的著作中说:没有小孩就没有大人,如何把小孩抚育好,是很重要的问题;我的书首先讲妇女和小孩的疾病,然后再讲成年和老年的疾病。孙思邈特别指出,妇女的病和男子的病不同,小孩子的病和成年人的病不同,要大家特别加以注意。孙思邈并且主张小儿病和妇女病都应该另立一科,后来妇科、小儿科医学理论和医疗技术的发展,证明孙思邈这一主张的正确。

孙思邈说,孕妇不能受惊,临产的时候精神要安静,不能紧张,接生的人和家里的人都不能惊慌,或者流露出忧愁或不愉快的情绪。他认为这些都容易引起难产或产妇的其他病症。他指出,婴儿生下来以后,要立刻擦去小嘴里的污物,以免窒息或者吃下去引起疾病。婴儿生下来如果不哭,就要用葱白轻轻敲打,或者对小嘴吹气,或者用温水给他沐浴,一直到婴儿能哭出声来为止。这一切都是合乎科学的。

关于抚育小孩,孙思邈主张衣服要软,但不能太厚、太暖。要把小孩时常抱到室外去晒晒太阳,呼吸新鲜空气,否则小儿会像长在阴暗地方的花草,身体一定软弱。小孩吃东西也不能过饱。孙思邈还对选择乳母的条件,哺乳的时间、次数和分量,以及其他种种护理方法,作了说明。孙思邈这些见解,到今天都还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此外,孙思邈书中对于如何处理难产,如何治疗产前产后的并发症,也有详细的说明。他对于胎儿和小儿的发育程序的记载,也是很正确的。孙思邈在医学上的贡献,除了上述的一些以外,在针灸方面,他绘制了《明堂针灸图》,对针灸的孔穴加以统一。他并且强调针药应该并用。他说:针而不灸和灸而不针,不是好医生;针灸而不药,或药而不针灸,也不是好医生,针药并用,才是良医。这种用综合治疗方法来提高医疗效果的思想,扁鹊和华佗都很重视,孙思邈则特别加以提倡。这种思想,今天已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孙思邈还曾经用疯犬的脑浆来治疯犬病。这就是所谓“以毒攻毒”,也就是用毒物和病菌来增强人的抗病力量以战胜疾病的方法。这与后来用种牛痘来预防天花,接种卡介苗防止肺结核,以及用其他种种疫苗来预防疫病,是同一个道理。

讲求卫生、预防疾病,也在孙思邈的医学思想上占着重要的地位。在《千金方》里,孙思邈就曾经介绍用苍术、白芷、丹砂等来消毒的方法,以防止疾病的传染。他也告诫人们不要随地吐痰,注重公共卫生。而特别注意于节劳和饮食。孙思邈说:人一定要劳动,但不要过分疲劳。又说:吃东西要嚼烂、缓咽,不要吃得过饱,饮酒不能过量,肉要煮烂再吃。孙思邈还劝大家饭后漱口,睡眠时不要张着口,不要把头蒙在被子里睡,不要在炉边或露天睡眠等等。孙思邈后来活到一百零一岁,这同他注意卫生有很大的关系。

人民对孙思邈的崇敬

孙思邈也与扁鹊和华佗一样,受到人民的崇敬和深切的怀念。因为他是一个杰出的药物学家,后人尊称他为“药王”,而且把他曾经隐居过的五台山称做“药王山”。在他的故乡建有纪念孙思邈的祠堂,祠里有孙思邈和他父母的塑像。药王山上也建有药王庙,庙里有相传是唐朝人拜孙思邈的“拜真台”和孙思邈隐居的石室——太玄洞,洞里还有他的塑像。太玄洞旁边的一个亭子,还有八块“千金宝要碑”,刻着《千金方》的一部分药方,那是宋朝时候刊立的。

王存

王存,字正仲(公元1023—1101年),丹阳(今江苏省丹阳县)人,庆历六年(公元1045年)登进士第,官至秘书省著作郎、尚书左丞等要职。因职务关系,他和馆阁校勘、集贤殿修撰、吏部侍郎曾肇、光禄寺丞李德刍一同编修了《元丰九域志》。(《宋史·王存传》)王存在《元丰九域志表》中说:

“臣闻先王建国,所以周知九州封域与其人民之数者,诏地事则有图,诏观事则有志,比生齿则有籍。近世撮其大要,会为一书。趣特施宜,文约事备,则唐之《十道图》是也……历年兹多,事有因革……内省州县,以休民力,南开五溪,西举六郡……。至于壤地之有离合,户版之有耗登,名号之有升降,以今准昔,损益盖多。而稽地理者,犹以故书从事,岂非陋哉。有司建言,适契上志。乃诏臣……撰次于秘阁……缀缉大体,略仿前书……郡名之下附以氏族所出,以《禹贡》、《周官》考之,皆无其文,且非当世先务,兹不复著。国朝以来,州县废置与夫镇戍城堡之名,山泽虞衡之利,前书所略,则谨志之。至于道里广轮之数,昔人罕得其详,今则凡一州之内,首叙州封,次及旁郡,彼此互举,弗相混淆。总23路,京府4,次府10,州242,军37,监4,县1235,离为十卷。文直事核,欲使览者易知。”(宋·王存《元丰九域志》表)

此书原名《九域志》,因断限及完成于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因而后世冠以“元丰”二字。它是依据王曾等人编绘的《九域图》重修而成,是由图经演变为地志的代表作。此书是将行政管理工作中要用的“图”、“志”、“籍”撮其大要,汇为一书,增补和修改了原书中因行政区划变更、户口变迁及行政的地位、隶属关系的变化等已不合实际情况的内容,按照元丰年间的行政区划来编纂成书。王存论述了方志自唐、宋以来在内容、体例上的变化发展。其中“趣特施宜,文约事备”的典型志书,就是唐的《十道图》和宋的《九域图》。所以把方志发展说成到了宋代才达到成熟阶段,是不妥当的。王存等人不同意乐史《太平寰宇记》史传化的发展趋向,不同意在郡名之后附氏族所出以及艺文等一系列资料。认为这样做不符合《禹贡》、《周官》等自古以来的修志传统。认为史传化的内容“非当世先务”。他们把编纂志书的重心,放到与行政管理有关的发挥地利内容,如注重“版户离合”与“名号升降”、“县州废置与城堡之名”,备载“山泽虞衡之利”力求载明现状与经济利益有关的事实:“道里广轮之数”力求精确。《元丰九域志》的指导思想如此,后人评论它说:“所载沿革则自宋初迄元丰,可补诸书之缺误;至其各县下载及山川、古迹、寥寥数语,则本《隋书》及《元和郡县志》、《新唐书·地理志》不可轻议也。《太平寰宇记》亦载地之四至,而不及此书之详。宋代镇砦及铜、铁监之制,此视《宋史》为核。”(程晋芳《知行堂文集》卷五)清初方志家朱彝尊检讨跋《寰宇记》说:“不若《九域志》之简而有要”。(陈鳢《简庄缀文集》卷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说:“凡州县皆依路分隶……次列地理,次列户口,次列土贡。每县下又详载乡镇,而名山大川之目亦并见焉。其于距京府、旁郡交错四到八到之数,缕析最详,深得古人辨方经野之意,叙次亦简洁法……尤称其土贡一门备载贡物之额数,足资考核,为诸志所不及,自序所称‘文直事核’,洵无愧其言矣,其书最为当世所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地理类)

到了天禧(公元1017—1021年)之后,宋代方志更加繁荣起来。他编这部志书的宗旨是什么呢?因为皇帝总理天下,就要对内了解州县的情况“以休民力”……但政区的建置是有变化的,有的合并了,有的政区分开了,有的行政级别上升了,有的下降了,政区面积和人口户数也发生了变化,如果仍“以今准昔”则“损益盖多”。他编的志书就是为行政管理提供现状的准确数据。并且将“州县废置”、“镇戍城堡”之名,“山泽虞衡”之利都记录下来。志书的立目、行文原则是“文直事核,欲使览者易知”。

宋代,地方志的作用已经不仅局限于应用地理知识去了解行政区内的山川、河流、物产、名胜、贡道等项以确定赋税贡品的等级和贡道路线了,它已扩大到文化管理和社会意识形态的管理工作上去了。把对社会的精神教化,纳入到行政管理工作中去了。这一时期的方志理论,以马光祖为代表,他说:方志“岂徒辨其山林、川泽、都鄙之名物”、“忠孝节义,表人材也;版籍登耗,考民力地;甲兵坚瑕,讨军实也;政教修废,察吏治也,古今得失,垂劝鉴也……”

把志书看作是行政管理中“察民风、验土俗,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的“重典”(景定《建康志》跋)。有的提出方志“岂徒辨其山林、川泽、都鄙之名物而已”,而对其在行政管理中的作用“讨军实”、“考民力”、“察吏治”、“垂劝鉴”给予明确的规定与论述(见马光祖《建康志》序)。

历史上地方志记录的人口、田亩、物产、经济等情况,本身就是政府考核地方民力、财力的工作。它直接用于作为政府征收赋税、确定徭役的依据。如宋代平江府的赋税数额,就是依图经确定的,请看下面一段记录。

“宋臣直秘阁周葵见椿年问之曰:公今欲均税耶,或遂增税也。椿年曰:‘何敢增税’。葵曰:‘苟不欲增,胡为言本州七十万斛?’椿年曰;‘若然,当用图经三十万数为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1,绍兴十四年五月条)

总地志外,宋代方志更丰富多彩,但保存至今的只有20多种。其中著名的志书有范成大《吴郡志》以及乾道、淳礻右、咸淳年间的“临安三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