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绝大多数塞尔维亚政治家和塞尔维亚居民来说，科索沃无论从历史、文化还是强权政治的原因来说都是“塞尔维亚人的摇篮”。根据欧尔加·波波维奇·欧泊多维奇（Olga Popovi Obradovic’）的说法，科索沃代表了一个“现代的塞尔维亚国家民族政策的常数”。
贝尔格莱德对科索沃态度改变的所有希望在米洛舍维奇时期成为泡沫。在米洛舍维奇政权垮台之后，由塞尔维亚民族反对派所组成的政府联盟直到2002年秋天才表示对科索沃有一些兴趣，因为他们主要是在为争夺米洛舍维奇遗产作斗争。科索沃就成为了副总理乔维奇（Covic’）一个人的事务，他在内政和经济方面走的是一条明显的民族主义路线。2002年4月米歇尔·施泰纳发表的“先标准后地位”的纲领、以及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更加强烈的独立要求使得科索沃成为塞尔维亚政治和公共生活关注的焦点。
在2003年夏天所发生的无数的意外事件中，科索沃塞尔维亚人是牺牲者。此后，塞尔维亚在科索沃问题上的政策表现出明显的政治强硬。自从在2003年12月塞尔维亚议会选举中民族主义角色的退出，特别是在2004年3月事件（被塞尔维亚方面称作是对塞尔维亚人进行的“种族清洗”）之后，科索沃又成了塞尔维亚政治和媒体中的首要话题。因此，塞尔维亚总理沃伊斯拉夫·科什图尼察（Vojislav Kotunica）在2004年3月初的塞尔维亚议会中把地位问题的解决看作他政府工作的首要任务，并建议以驻军或按照种族划分来解决科索沃的领土问题。
每一次塞尔维亚对国际主体致力于实施标准并进一步将权限转移给科索沃机构的行动的反应都是强烈的批评。例如，塞尔维亚人指责国际社会在2003年12月所制定的“科索沃标准”中忽视了塞尔维亚人对其中有关难民回返、收回所有权、私有化和保护塞尔维亚文化物品的方面的建议。塞尔维亚总理日夫科维奇在2003年秋天具体批评了文件中缺少对科索沃塞尔维亚人安全方面的预先规定。科索沃—塞族回归联盟“波夫拉塔科（Povratak）”中一名领导代表摩奇洛·特拉科维奇（MomCilo Trajkovic’）从新的文件中看到了向科索沃独立进一步行动的迹象，于是表示坚决拒绝。
自从2003年夏天和2004年3月事件之后，在科索沃问题上塞尔维亚政策的强硬表现在贝尔格莱德一系列的与科索沃有关的决议、决策和计划之中。在2003年8月23日塞尔维亚议会上通过了一项对科索沃的声明，在声明中对国际国家共同体的政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断然地排除了科索沃独立的可能。像其他所有的声明和决议一样，在这里人们引证了联合国安理会第1244号决议和塞尔维亚领土的不可分割的原则。在声明中这样表示：“共和国国家权力至高无上和国家领土的不可分割对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同样有效，不管所谓的国际过渡部门在这个省是怎样的。（……）除非遵守1244号决议中所有的条款，或者除非联合国安全委员会所称之的多种族生活的有关标准全部得到满足，才会讨论最终地位的问题。”
塞尔维亚有关科索沃地位最后一个官方建议是在2004年4月29日在贝尔格莱德的塞尔维亚议会上一致通过的，建议要求立即着手经过长期讨论的在科索沃实行地方分权战略，从而提高各个乡镇和地方机构的效率，但却朝着种族分权方向发展。这个建议——就像内博伊沙·乔维奇（Neboja Covic’）在2005年2月底的联合国安理会有关科索沃问题讨论时所强调的一样——代表了塞尔维亚政府在科索沃问题上的官方路线，它规定了赋予塞族人和其他少数族裔领土、文化和人事方面自治的权利并规定建立五个地区，这五个地区在1999年战争之前是以塞族人为主的。（见第9章）。
在科索沃2004年10月的大选的准备阶段，也就是在2004年夏天出现政治停滞之后，塞尔维亚人加强了在科索沃的封锁。因此那些响应科什图尼察（Kotunica）封锁呼吁的科索沃塞族人没有参加这次选举。至少到现在来看，塞尔维亚的政治家在公开场合时是不会改变拒绝科索沃独立的表态的。对此塞尔维亚总理顾问斯洛博丹·塞姆尔德兹克（Slobodan Samardzic）表示：“没有贝尔格莱德的同意，就没有科索沃的独立。尽管那些攻击性的大肆宣传早有预谋地在国内外散布这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贝尔戈莱德绝不会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