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事问题上批评之声首先指向这样一个事实，即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在执行各项任务时没有合格的有经验的处理巴尔干问题的专门人才。原因是联合国只拥有少量的或是没有及时进行相关业务培训的工作人员，“使用新手或是经验不足的新人代替专门人才，让他们第一次工作就突然要处理如此棘手的事情。”见托马斯·米尔曼（Thomas Mühlmann），第429页和第236-237页。联合国人事政策中习以为常的短期雇佣实习机制更使得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在解决缺乏有资格和经验的工作人员的问题上雪上加霜。按惯例，联合国职员所签的是六个月的雇佣合同，只在需要时才会延长。而真正的决策权实际掌握在纽约，即——如前所述——人手严重不足、超负荷运转的维持和平行动总部。频繁的人事变动造成重要的资讯和经验缺失。米夏埃尔·达克斯讷（Michael Daxner）2000年2月至2002年9月负责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教育领域工作时的一篇日记这样写道：“现在许多人回家了，如今更重要的是管理先于政治。这对于我的部门而言意味着要花大力气保持人员的连续性。”。而要转变一项曾经深思熟虑过的人事战略计划异乎寻常的困难，人们时常“不得不产生这样的印象，岗位的人员配备倒不如说是偶然随机之作”。
从目前的报告和我们所做的采访中可以得知，许多已参与无数次国际行动的联合国工作人员——在联合国行话里他们被称为“任务瘾君子（Mission Junkies）”——面对建设民主管理机构和法律体系、引入民主和市场经济机制的成堆问题已经是不堪重负了。由于联合国没有专门的专家储备，这使得常常要拖延很久才能派出合格专家，因此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在履行使命、执行具体的管理和行政任务时，过去和现在都明显存在缺乏专家和职业专家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老资格的联合国使团成员和‘外来的政治暴发户’之间就出现了战壕战，这场战争经常发展到荒唐滑稽的地步（例如在办公室里划分三八线）”“职业使团成员”和专家及外来新人之间的对立成了科索沃特派团组织文化的一大核心问题，这一现象在我们对许多国际组织驻科索沃的代表进行的采访中得到了确认。
像其他的联合国的行动一样——波斯尼亚、阿富汗或是海地——国际组织的预算和对受助国的援助有很大比例流向了国际工作人员的荷包里，以及流向来自干预国公司有利可图的合同。《世界报》2005年2月10日的报告说，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MINUSTAH）在头六个月里为联合国使团的人员薪金和设施安装支付了差不多5亿美元，海地政府还对国际援助资金流入迟缓大发牢骚（承诺的10亿美元只支付了不到10%）。已经有一堆国际专家抵达这个赤贫中的国家，他们平均每月可赚到10000美元。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阿富汗（参见《国际先驱论坛报》的报道，2004年7月10、11日）。这意味着，一部分不具备必要的专业知识、毫无经验、且主要是来自西方国家的国际工作人员——阿斯蒙特·安德森（Aasmund Andersen）给予这类人一个贴切的表达“流浪的雇佣兵”“一群由各种国际人士（多半都是流浪的‘唯利是图的雇佣兵’）组成的国际精英队伍出现在人们面前，他们为各种国际非政府组织和政府组织工作。”。“国际过渡管理机构中的许多职员到科索沃工作的首要动机就是赚钱多。”——在较短的时间里赚了很多钱，并在受援国享受如国王一般的社会地位。一位在科索沃工作的联合国资深职员评价说：“这种制度导致出现一类人，他们走马灯似的从一个使团转到另一个使团，他们唯一关心的是能够一直有活干。”联合国职员这种可以理解的个人物质利益常常导致他们对自己所在的组织持不批评态度：“丰厚的收入使联合国使团变成了‘使团跳转站’。许多职员试图长期留在这个机构里：因此他们被教育要不得罪人、不做负面典型——联合国的某些经验和技巧很成问题。即使这只是小范围内的现象，但也足够对完成联合国工作任务造成决定性的阻碍。”
对契约和顾问合同的分配与核查把关不严导致“这项工作搞得像在集市上买卖一样”见诺贝特·马普斯——尼迪克、贝奇·库法伊（Norbert Mappes-Niediek/Beqe Cufaj）：《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终结》。德国驻科索沃特别代表米歇尔·施泰纳退出了。塞族人和阿族人带着仇恨留在那里。这是一场冲突，膨胀的联合国官僚机构无法将其操纵。《时代周报》卷宗，2003年7月10日。“无论谁想退出使团、或是想作为外国人长期在援助组织里工作、或是想靠自己的力量在普里什蒂纳打出一片天地，他都应该考虑取得受雇‘专家’的身份。”马普斯——尼迪克和库法伊在他们的科索沃卷宗里引用了一位国际组织内部观察员的说法，这位观察员在这个组织的行动中遭遇了“简直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个组织向一位英国电工——作为“咨询服务者”他每天能赚660欧元——支付款项时用英镑代替欧元。另一个例子是：“一个25岁的美国人本来是作为无薪水的志愿人员来到这里工作，却得到了一份50000美元的合同，工作时花一个月时间指导接替者工作。一个加拿大人甚至聘用了他的太太为‘专家’。这位观察员报告说‘这里有10%到20%’的人是投机者和罪犯。1/3的人压根儿就不怎么工作。”在这份卷宗里作者们还提到科索沃的“第一位邮政局长”，“一个从格拉茨来的男人，他为建立一家网络运营公司花了4000万欧元。他没有开出订单，而是询问了一家来自他家乡的咨询公司，这家咨询公司接着就聘请了一家也是来自格拉茨的软件公司。”所有援引内容见诺贝特·马普斯——尼迪克、贝奇·库法伊（Norbert Mappes-Niediek/Beqe Cufaj）。
在第六章里我们已经详细报道了科索沃特派团最大的一宗腐败丑闻，涉及奥比利克（Obilic）的科索沃电力公司中央发电厂。这次丑闻中的核心人物，贪污数百万欧元的德国人乔·汉斯·特鲁士勒尔（Jo Hanns Truschler）——他后来在德国被判入狱三年半——当然不能代表在科索沃受聘，以最理想化的方式工作的“国际人士”。这种完全不负责任不受监督的方式——如特鲁士勒尔这样先是担任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公共事务负责人，后来又被委任为科索沃电力联合公司监事会主席——无情地暴露出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人事政策的问题和漏洞。特鲁契勒尔凭借一份伪造的博士头衔和所谓的浸礼会传教经验申请到了这份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的领导职务。“对于他的专家资历”——诺贝特·马普斯——尼迪克/贝奇·库法伊在报告中这样写道——“特鲁士勒尔陈述的理由是他良好的活动关系、细致的礼貌风格、头头是道的科索沃经验以及给人留下印象深刻的职业履历——不过这一切都是伪造的。”见诺贝特·马普斯——尼迪克、贝奇·库法伊（Norbert Mappes-Niediek/Beqe Cufaj）。
另一个严肃的问题则是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的工作人员享有特权的收入和生活状况使得他们在社会上脱离了普通民众。“国际官僚们把自己锁在象牙塔里”，维顿·苏洛伊（Veton Surroi）这样描述见《世界报》，2004年3月26日。对这种社会差距的描述可参见肯尼斯·凯恩/海蒂·波斯特勒维特/安德鲁·汤姆森（Kenneth Cain/Heidi Postlewait/Andrew Thomason）对联合国在柬埔寨、索马里、海地和波斯尼亚的维和行动所作的直观描述：《紧急性行为和其他紧急措施》。除了少数人例外，他们中大部分人不会说这个国家的语言。他们的薪水超过科索沃上流人士（大学教授、公务员、法官）四倍，他们使用由他们掌管的地方援助资金——他们的收入比在国内的大部分同胞多得多应当提及的是这样的趋势在国际非政府组织里也同样是一个不小的问题。他们坐着在这个国家随处可见的联合国白色四轮驱动吉普车并拥有司机为他们开车，他们还拥有“随身翻译”和其他服务人员，所有这些风光之处使得这些国际工作人员的生活与当地民众贫穷和不安定的生活状况形成强烈反差，他们构建了一个独立于当地社会环境的世界，一座财富与权力的小岛。
“国际人士”的高薪水引发科索沃地区的价格结构出现扭曲。在国际组织中得到不错薪水的职员有着属于自己的消费市场，对此当地人则根本消费不起。由于在国际机构里工作的科索沃人的收入比其他当地人多得多，导致科索沃社会内部出现两极分化并引发了嫉妒、猜疑和其他社会问题。“国际人士”脱离大众、享有特权的工作和生活状况进一步加强了许多国际工作人员和专家固有的一种倾向，即对现实情况和干预对象国的文化历史传统根本不作深入了解研究。把科索沃人称为“当地人”的流行说法表达出“国际人士”那种文化隔膜和傲慢。我们再度引用米夏埃尔·达克斯讷（Michael Daxner）在他的经历报告中对“科索沃行星”的表述：“我很惊讶，这些国际人士对当地历史知之甚少。这使得他们的行为很容易导致当地人停留在自己的传奇之中，并把这些传奇作为自己政策的借口。”联合国惯用的“国家平衡”原则——这一原则并不适用于处于主导地位的一方——则进一步加剧了文化距离这一问题，西方国家和西方男人在这里的主导地位是再清楚不过的。塔可尔阐述说：“配额体制成了主要的西方管理人解释失败的替罪羊。在联合国安理会和更为广泛的联合国体系里几乎所有有影响的、拥有高额预算的职位都被西方人占据了，这其中包括维持和平行动部、政治事务部、管理部、开发计划署、环境规划署、儿童基金会、人权委员会和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科索沃特派团领导岗位中女性领导所占比例较低的问题因此联合国的配额大部分首先用在那些不熟悉欧洲情况的国家的中下层人民身上。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警察部队面临的难题首先在于大部分国际警察来自那些就法律保障和民主标准而言还达不到科索沃或是巴尔干其他国家水平的国家。《Zeri》（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主编布勒里姆·沙拉（Blerim Shala）对此发表评论说：“实际上科索沃标准的尺度明显存在一个悖论：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看，科索沃标准是一项把现代欧美社会的组织结构植入科索沃的方案，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组织——其中许多官员和警官来自一些还远远达不到科索沃标准的国家——是要实现这些标准并由此向欧美自由民主国家看齐。我们的政治家和官员们并没有关于如何创建一个新社会的经验，因此他们需要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的高效支持。说得明白点，只有那些具有建设自由民主社会经验的外交官和行政官员才能够帮助我们实现这一目标。”见《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传媒监控专员（UNMM）的媒体分析》，2004年3月29日。沙拉从联合国秘书长向安理会所作的报告中引用了一条内容作为对科索沃特派团人事政策进行尖锐批评的证据，即只有40%的特派团警察来自其警察工作的法治国家原则已得到有效保障的（西方）国家。此外他还列举了一个负面事例，即有54名来自津巴布韦的警察在科索沃维持治安，而“这个国家对人权侵犯的程度位居非洲国家榜首，在那里法律和权力掌握在一个人的手里”。
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人事问题的阐述集中在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以及欧盟的人事政策上，我们现在想用一个问题来结束这一段有关科索沃“国际人士”的人事问题的阐述：这些涉及到联合国人员素质与能力的严重问题是否也存在于活跃在科索沃的其他国际组织里。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驻科索沃维和部队：毫无疑问，这个机构通过强化选择和培训来自派遣国军队系统军事人员的职业化素质，在完成相应的科索沃任务过程中遇到困难不多，普遍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驻科索沃部队的任明确，复杂程度小。这无疑是驻科索沃维和部队在科索沃居民中得到很高接受度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驻科索沃维和部队实行士兵和军官的短期轮换，这种人事政策降低了完成任务的质量。通常一位驻科索沃维和部队士兵不会停留超过六个月。这意味着驻科索沃维和部队人员必须很快适应陌生的地方环境。像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的人事安排一样，驻科索沃维和部队这种相对较快的换班导致在行动中积累起来的经验只能运用很短时间，这就是说“前辈”的知识和经验不能系统地传递给后来的士兵和军官。人们可以进一步认为，驻科索沃维和部队士兵对于当地情况和文化历史传统的了解在大部分情况下也是不足的。而驻科索沃维和部队成员的社会隔绝程度比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人员还要严重，这再次说明部队执行任务时的停留时间不够长。阿斯蒙特·安德森（Aasmund Andersen）对士兵和军官的社会隔绝情况作了直观生动的描述：“调动限制适用于驻科索沃维和部队，他们只有少量的当地雇员，这导致国际士兵与当地人之间没有社会联系，只有在士兵值班过程中才会产生接触。驻科索沃维和部队士兵参加和当地人的互动活动就是巡逻过程，他们身穿制服，佩戴枪支，至少四人一组并通过一名翻译与当地人交流。”由于驻科索沃维和部队成员参与科索沃1999年以来骤然上升的卖淫案件——如在第7章中曾深入描写的那样——从而引发出来的这些问题也可以从社会学角度——尽管不是道德角度——被解释为这些士兵完全与科索沃社会隔绝造成的。
驻科索沃维和部队的表现和质量问题中还有一点应当注意，就是各个国家的兵力配额是存在显著区别的。俄罗斯很快就撤走了驻科索沃维和部队，因为俄军士兵——包括营地和车辆在内——糟糕的装备，以及较差的粮食补给状况给科索沃居民留下了极其消极的印象。被视作装备精良、人员素质整齐的驻科索沃维和部队主要是来自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奥地利和意大利的警察团。对米夏埃尔·达克斯讷（Michael Daxner）的采访，维也纳，2004年4月22日。
对欧安组织和欧盟工作人员的质量给予评价就相对困难一些。与此相关的，公众对上述两个组织的注意力要小得多，因而与实践相关的资料也少一些。因为欧安组织较长时间以来都在巴尔干地区——主要是波斯尼亚和马其顿——实施行动，所以在组织中具有巴尔干事务经验的工作人员和领导人就明显多得多。另外，欧安组织聘用了大批有经验的退休外交官。欧安组织在科索沃通常借助乡镇和自治市地方当局的力量来完成行动。通过这种方式，欧安组织与当地群众的接触和联系也得到了显著加强。另一方面有很多迹象表明，欧安组织人员面对全新的任务（在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III支柱部门的框架内）也是力不从心的。因此科索沃方面通过媒体一直对欧安组织的工作和人员的表现提出批评。欧安组织的传媒自由项目负责专员也明显地具有重形式轻内容、很少就事论事的政策倾向。参见2004年10月20日《巴尔干危机报告》：“广播时间均等规则消灭一切争论。3月份以来强加给科索沃媒体的束缚进一步恶化了科索沃形势。”在科索沃选举的实施和监督工作上，欧安组织可以说取得了成功。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选举的实施是建立在大把钞票之上的。尽管如此，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还是遇到一些困难。欧安组织在培训科索沃警察方面的工作完成得非常出色。1999年9月在武契特恩（Vushtrin/Vucitrn）建立的欧安组织警察学校赢得了良好的声誉。
就欧盟工作人员以及他们完成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IV支柱部门框架内任务的资格和能力而言，目前没有多少确实的信息。人们一般可以认为，相较于大部分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职员来说，欧盟工作人员显示出较高的职业水准，身为欧洲人的欧盟专家对巴尔干的情况也更为熟悉。骇人听闻的腐败案件，特别是关于科索沃电力公司发电厂的丑闻大大损害了欧盟在人事方面的声誉。电力供应看来对欧盟来说是特别“棘手”的领域。科索沃传媒在2005年年初报道了另一起有关贝尔格莱德附近的尼古拉特斯拉发电厂重建招标的欧盟腐败丑闻，事件的结果是欧洲重建局（EAR）一名职员因收受贿赂而被起诉。《金融时报》的一篇报道对欧洲重建局在巴尔干的工作提出严厉批评，“组织管理混乱，太多的人有项目批准权，欧洲重建局的项目经理们时常在刚授予合同没多久就遭到指控，不顾文件无效或不当的事实仅粗作记录就付出款项。”引自阿尔巴尼亚语日报《柯亚·迪特尔（Koha Ditore）》（时代日报）上的一篇报道，摘自《联合国科索沃临时行政当局特派团媒体监控专员（UNMM）的媒体分析》，2005年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