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背景”
僖公二十五年，晋文公进入周王都城，向周天子提出要求天子一级的墓道礼制。周天子不答应，于是把阳樊、温、原、欑茅这些地方赏赐给晋文公。
接下来晋文公就去征服这些地方。首先是开启南阳的土地。随后是围攻阳樊，阳樊不服从，但最后还是降服了。后来围攻原邑，事先说围攻三天，原人还是不投降，于是晋文公下令撤军。但是这个时候间谍又打听到消息说原人不久就会投降。但是晋文公认为自己已经下了命令，不能失信于人，坚持撤军。于是在撤到三十里的地方时原人投降了。获得了原邑以后，晋文公问身边的太监，原邑应当由谁守护。太监举荐了赵衰，认为赵衰在跟从晋文公流浪的时候很忠诚。最后晋文公把原邑赐给了赵衰。
东莱先生认为周王不舍得破坏礼制，而捐弃阳樊、温、原、欑茅这些地方是不对的，因为这让本来就日益衰微的周王室更加没有土地了，地理形势很不利了，也就保不住所谓的礼制了。所以不能轻易地赏赐土地给诸侯，这等于自取灭亡。
“原文”
言周秦之强弱者，必归之形势，其说盖始于娄敬。敬之言曰：“周公营成周，都雒[1]，以为有德易以兴，无德易以亡，不欲阻险，令后世骄奢以虐民也。及周之衰，天下莫朝，周不能制。非德薄，形势弱也。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此所谓天府。”论周秦之形势者，皆宗于敬。吾独谓敬所见者，特平王之周耳，曷尝见文、武、成、康之周哉？敬以周之形势为弱，秦之形势为强，抑不知敬之所谓秦，乃文、武、成、康之周也。文、武、成、康之世，岐、丰[2]乃捐之都，如敬之言，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者，盖皆周之形势。当是时，安得有所谓秦者耶？迨至平王东迁，轻捐岐、丰之地，以封秦[3]，遂成秦之强，是秦非能自强也，得周之形势而强也。秦得周之形势，以无道行之，犹足以雄视诸侯，并吞天下，况文、武、成、康本之以盛德，转之以形势，其孰能御之耶？是天下形势之强者，莫周若也。敬何所见而遽以弱名周耶？吾故曰：敬所见者，平王之周，而未见文、武、成、康之周也。
“注释”
[1]雒（luò）：即洛阳。
[2]岐、丰：都是周朝早期的活动中心地带，是周朝的发祥地。
[3]迨至平王东迁……以封秦：秦穆公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受到赏赐，从此秦国强大起来。
“译文”
谈论周朝和秦代的强弱的人，必定把它们归结到地理形势上，这种说法开始于娄敬。娄敬这样说：“周公在成周营建，把洛阳作为都城，认为有贤德变化地理位置就会兴盛，没有贤德变化位置就会灭亡，不想要险要的地势，否则会让后人骄傲而奢侈地暴虐百姓。等到周朝衰微，天下诸侯都不朝拜，周朝不能控制，并不是德行很薄，而是地理形势很弱的原因。秦国占据着险要的山川河流，四面都有关塞来巩固，这就是所谓的天府。”谈论周朝和秦朝的地理形势的人都推崇娄敬。我却认为娄敬所看见的只是周平王时候的周朝而已，何曾见到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时候的周朝呢？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时代，岐山、丰邑是被废弃了的都城，正如娄敬所说，是占据了山川河流，四面有关塞来巩固的好地方。那个时候哪里有所谓的秦国呢？等到周平王向东迁移的时候，轻易地抛弃岐山、丰邑这些地方，把它们封给秦国，结果成就了秦国的强大，这不是秦国自己能强大，而是得到周朝的地理形势而强大。秦国得到了周朝的地理形势，施行没有王道的政治，尚且能够在诸侯间称雄，吞并整个天下，何况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以兴盛的贤德为根本，以地理形势为转移，谁能够抵御他们呢？所以说天下地理形势的强大没有比得上周朝的。娄敬看到了什么而突然把周朝说成弱小呢？我所以说：娄敬所看见的，是周平王时候的周朝，而没有看见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时候的周朝。
“原文”
敬论周之形势既谬，其论周之德益谬。形势与德，夫岂二物耶？形势犹身也，德犹气也。人未有恃气之充，而置身于易死之地者，亦未有恃德之盛，而置国于易亡之地者。王者之兴，其德必有以先天下，其形势亦必有以先天下，文、武、成、康之德，天下莫如也；岐、丰、伊[1]、雒之形势，天下亦莫如也。两尽其极，而未尝有所隆杀也。君子无所不用其极者，隆其德，而杀其形势，是有时而不用其极矣，乌[2]得为王者之道耶？陋矣哉，敬之论也！非特敬为然，虽周之子孙莫不皆然。
晋文公既定子带之难，请隧以自宠，襄王弗许，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3]，亦叔父之所恶也。”与之阳樊、温、原、欑茅[4]之田。襄王之意以为，吾周之为周，在德而不在形势。典章文物之制，子孙当世守之，不可一毫之假人，至于区区土壤，吾何爱而以犯强国之怒耶？抑不知，隧固王章也，千里之畿甸[5]，亦王章也。襄王惜礼文不以与晋，自谓能守王章，抑不知割地自削，则畿甸之王章既不全矣。惜其一而堕其二，乌在其能守王章耶？形势犹身也，德犹气也。披[6]其肩背，断其手足，自谓能守气者，吾不信也。
“注释”
[1]伊：伊水流域，在洛阳附近。
[2]乌：怎么，哪里，疑问代词。
[3]二王：指晋文公如果要求天子墓道制度，这是要求天子的名分，这就是拥有了王的名分，即“二王”。
[4]阳樊、温、原、欑茅：都是周王朝直辖的地区。
[5]畿（jī）甸：都城外附近的地方。
[6]披：破开，剖开。
“译文”
娄敬议论周朝的地理形势已经很荒谬了，他论周朝的德行就更荒谬了。地理形势和德行，这难道是两种东西吗？地理形势就像身体，德行就像精气。没有人倚仗着精气充沛而把身体放置在容易死亡的境地，也没有倚仗着德行兴盛而把国家放置在容易灭亡的地方的。王者要兴盛，他们的德行必定有超过天下的，他们的地理形势也必定有超过天下的，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的德行，天下没有比得上的；岐山、丰邑、伊水、洛阳的地理形势，天下也没有比得上的。两者都达到了极点，而不曾有所偏颇。君子任何时候都要做到极点，提升德行而降低对地理形势的依赖，假如有时候不做到极点了，怎么算得上王道呢？娄敬的议论，太鄙陋了！不但娄敬是这样，即使是周朝的子孙也没有不是这样的。
晋文公把王子带的祸乱平定下来以后，要求周王的墓道礼制来自我宠耀，周襄王不允许，说：“这是王朝的典章。没有世世代代的德行而出现两个王，也是叔父您所厌恶的。”给他阳樊、温、原、欑茅等地的田地。周襄王的意思是我周朝之所以是周朝，在于德行而不在于地理形势。典籍规章和文教名物制度，子子孙孙应当世世代代守护，不可以借给别人一丝一毫，至于小小的土地，我有什么不舍得而冒犯大国的愤怒呢？但周襄王却不知道，天子墓道的礼制固然是王朝的典章制度，而都城周围千里的土地也是王朝的典章制度。周襄王爱惜礼节文教而不给晋国，自以为能守住王朝的典章制度，却不知道给让土地是自己削弱自己，那么都城周围地方的典章制度已经不全了。爱惜其中的一些，而毁坏另外的，他能到哪里去守护王朝的典章制度呢？地理形势就像身体，德行就像精气。把肩和背剖开，把手和脚砍断，还自以为能守住精气，我不相信。
“原文”
呜呼！周自平王捐岐、丰以封秦，既失周之半矣。以破裂不全之周，兢兢[1]自保，犹恐难立，岂容复有所侵削耶？奈何子孙犹不知惜，今日割虎牢畀郑，明日割酒泉畀虢[2]。文武境土，岁朘月耗[3]，至襄王之时，邻于亡矣。又顿捐数邑于晋，犹弃粮于陈、蔡之间，挥金于原、曾之室，果何以堪乎？周之湮替至此，见之者皆为之悯恻。晋文乃忍于此时多取其地以自肥，亦犹夺粮于陈、蔡之间[4]，攫金于原、曾之室[5]，其亦不仁甚矣！
噫！晋文独非周之苗裔耶[6]？坐视宗国之危蹙[7]，不能附益，反从而渔夺之，是而可忍，孰不可忍？议者反屑屑然，论其伐原之信，问守之非，何其舍本而求末也！晋文之不仁至是，固自不可以人理责。向使为襄王者，知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以与人，以正义大法明告于晋，晋虽强暴，未必敢遽加无道于周也。虽然，仲叔于奚有功于卫，赏之繁缨，夫子以为不如多与之邑[8]，隧之与繁缨不亦大乎？襄王重隧而轻邑，适合夫子之训。夫子是，则襄王亦是；襄王非，则夫子亦非，必居一于此矣。曰：不类。仲叔于奚，内臣也，虽多与之邑，犹卫地也。晋文公，外臣也，朝受图而夕设版[9]矣，是不同。
“注释”
[1]兢（jīnɡ）兢：小心的样子。
[2]今日割虎牢畀郑，明日割酒泉畀虢：周惠王赏赐虎牢给郑伯，赏赐酒泉给虢公，事在庄公二十一年。畀bì，给。
[3]岁朘（juān）月耗：每年每月地缩减消耗。朘：缩减。
[4]陈、蔡之间：孔子周游列国的时候曾经一度被围困在陈国和蔡国之间，断了粮食，十分危险。
[5]原、曾之室：指原宪和曾参的家庭，他们都很穷困，都是孔子的门生。
[6]晋文独非周之苗裔耶：晋国的开国国君是周成王的弟弟，成王把他封在唐地，这就是唐虞。唐是晋国的始封地，后来更名为晋国。所以晋国本身周王室的同宗。
[7]蹙（cù）：狭小。
[8]仲叔于奚有功于卫……不如多与之邑：事在成公二年。仲叔于奚对卫国有功劳，卫国赏赐给他封邑，他不要，说是要“泛缨”，即一种只有诸侯的马匹才有的饰物，仲叔于奚这是想要诸侯一级的礼遇。郑国答应了，但是后世的孔夫子评论这件事，认为不如多给仲叔于奚封邑，因为“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孔夫子十分重视名分。
[9]设版：设立防御工事。秦晋攻打郑国，烛之武对秦伯说：“夫晋何厌之有也……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
“译文”
呜呼！周朝自从周平王捐弃岐山、丰邑，把它们封赏给秦国，已经失去了周朝的一半了。凭借破裂不全的周朝，小小心心地保护自己，还恐怕难以做到，怎么能容忍土地再被侵夺和削减呢？无奈子孙后代还不知道珍惜，今天割让虎牢给郑国，明天割让酒泉给虢国。周文王和周武王的国土，每年每月都在缩减，到了周襄王的时候，接近于没有了。又顿时捐弃几个邑城给晋国，这就像被困在陈国和蔡国之间反而把粮食捐弃掉，就像在原宪和曾参的家里挥洒金钱，这究竟如何忍受？周朝淹没衰败到这种境地，旁观的人都为此怜悯悲痛。晋文公却能忍心在这个时候多多地夺取它的土地来使自己强大，也相当于从被围困于陈国和蔡国之间的人那里抢走粮食，从原宪、曾参家里攫取金钱，他也太不仁慈了！
咳！晋文公就不是周朝的后代吗？坐在一边看着宗族国家陷入危险窘迫的境地，不能帮助，反而从中渔利，争夺利益，这些都能容忍，还有什么不可以容忍的呢？议论的人反而琐屑地谈论他讨伐原邑的信义，询问谁应当做原邑的领主的错误，怎么舍弃根本而去追求细枝末叶呢？晋文公不仁到了这种地步，固然不可以用人之常理来责备他。而作为周襄王，假如之前他知道祖宗的土地一尺一寸都不可以给别人，用正义的大法明白地告诉晋国，晋国虽然强大凶暴，未必敢突然对周朝无理。虽然如此，仲叔于奚对卫国有功劳，赏给他只有诸侯的马身上才有的饰物，孔夫子认为不如多给他封邑，天子墓道相对那只有诸侯的马身上才有的饰物来说不也很重大吗？周襄王重视天子墓道而轻视封邑，恰好合乎孔夫子的训诫。如果孔夫子是对的，那么周襄王也是对的；周襄王是错的，那么孔夫子也是错的，这里必定是只有一种情况。回答是：这是不相同的，仲叔于奚是国家内部的臣子，即使多给他封邑，还是卫国的土地。而晋文公，是国家以外的臣子，早上接受了版图晚上就在那里设好了防御工事，这是不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