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２１日，苏共中央全会在浓雾笼罩的莫斯科如期召开。５３０名党的高级官员参加了这次中央全会。会上，叶利钦不慌不忙地走到讲台前，开始了他那篇著名的发言：严厉批评苏共中央的改革现状，并声明辞去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这就是震惊前苏联国内外政坛的叶利钦的“十月造反”！
叶利钦为何造反？戈尔巴乔夫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如今，谜团已经慢慢撕开。
叶利钦“十月造反”
１９９１年夏天，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争夺克里姆林宫权力的决斗中遭到惨败。他经常回忆起那场给整个国家带来灭顶之灾的冲突及起因。１９９５年５月，在俄罗斯文学工作者中央之家的一次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又回忆起了往事。他说，当时，他完全可以把那个不听话的人———他的政治对手叶利钦派到某个盛产香蕉的国家去当大使。但是，他却没有这样做。
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俩人都曾经担任过州委书记的职务。在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中，他俩大动干戈。他们之间的敌对导致了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前苏联的解体。这场权力斗争黑幕重重，鲜为人知，但是，事情的起因却是１９８７年苏共中央十月全会。在那次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重大分歧首次暴露。这次分歧的起因及其发展过程至今尚未完全明晰，其中的许多细节也扑朔迷离，蕴蓄着不少猜测、秘密和未尽之言。不过，历史开始翻开那一页又一页的隐秘。人们关注的焦点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之间为什么会发生这场冲突？冲突伊始，是否就有可能平息它？是谁———叶利钦还是戈尔巴乔夫往这场冲突火上浇油，使之尖锐化、白热化、复杂化？他俩人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秘密协议？
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２１日，苏共中央全会在浓雾笼罩的莫斯科如期召开。５３０名党的高级官员参加了这次中央全会。未能进入中央委员会的各部部长、部门负责人和军区司令们列席了这次全会。显然，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
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全会开幕时宣布，会议议事日程只讨论一个问题：为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７０周年庆祝大会上即将作的报告的要点。会议由利加乔夫主持。
利加乔夫首先请戈尔巴乔夫总书记作报告。总书记的报告持续了近两个小时。在与会者的一片掌声中，戈尔已乔夫结束了报告，但他并不急于离开讲台。
此时，利加乔夫说道：“同志们，报告已经结束，你们谁有问题吗？如果没有问题，我们来商议一下……”利加乔夫想问与会各位委员们，是否有必要对报告展开讨论。根据苏共一贯的规矩，在政治局会议上，他们已经就此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不需要征求委员们的意见。事实上，在各位委员们来莫斯科开会之前，中央就已经将此材料发到每个人手中。
这时，会场内传来了总书记的声音，他已经回到主席台自己的座位上：“叶利钦同志有个问题。”
然而，利加乔夫好像没有看到莫斯科市委书记叶利钦高高举起的手，也没有听到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提示。他仍然若无其事地重复着：“好吧，那我们就来商议一下，是否有必要对报告展开讨论。”
“没有必要！”全体与会者齐声高喊。
“叶利钦同志有个声明要发表。”戈尔巴乔夫迫不及待地提高了嗓门，他对会议主持者没有看到叶利钦举起的手好像特别不满意。直到这时，利加乔夫才突然醒悟过来。“好吧，现在由政治局候补委员叶利钦同志发言，叶利钦同志，请吧。”
叶利钦不慌不忙地走到讲台前，开始了他那篇著名的发言。他严厉批评苏共中央的改革现状，并声明辞去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
这就是震惊前苏联国内外政坛的叶利钦的“十月造反”！
在提示叶利钦发言这件事上，戈尔巴乔夫为什么表现得如此固执？至今仍未真相大白。他两次提示利加乔夫，叶利钦要发言。第一次他提示说，叶利钦有问题。第二次，戈尔巴乔夫迫不及待地告知利加乔夫：“叶利钦同志有个声明要发表。”戈尔巴乔夫是否说走了嘴？第一次他提示说是“问题”，而第二次他却使用了“声明”这个词。事实上，叶利钦也确实要发表声明。由此看来，总书记事先已经知道，叶利钦要在中央全会上发言的目的是什么，发言的内容大概也心中有数。正因为如此，才流传着有关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之间存在着协议的说法。人们猜疑，总书记向极力想避开行将发生事端的会议主持者公开施加压力，越俎代庖、直接侵犯主持会议人的权利，不可能不引起世人的关注和猜测。
戈尔巴乔夫的目的在于，在政治局制造分裂，以便达到早在１９８５年底就已萌发的把苏联共产党分成两个独立政党的意图。叶利钦充当了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改革派强有力的“撞击石”的角色。叶利钦胆量过人，有时近乎失去理智，是政治局委员中惟一桀骜不驯的具有勇士性格的人。在这方面，除利加乔夫外，别人难以与之相媲美。但是，利加乔夫思想保守，不适合担当这一角色。而叶利钦早在改革伊始的党的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上，就以自己第一次充满革新的发言而令世人瞩目。显然，不久前还担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书记的叶利钦，不是那种喜欢搞折衷、和稀泥的人。这也正是新上任的党的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自己有着多种途径的组合中对他寄予厚望的原因所在。
但是，戈尔巴乔夫却打错了如意算盘，搬起石头砸伤了自己的脚。很快，人们便察觉到，叶利钦并不打算扮演戈尔巴乔夫改革“撞击石”的角色，而是想在克里姆林宫的红墙内占据自己应有的位置。赢得某些彩票并不符合这位虚荣心极强的乌拉尔人的口味，一下子能占有整个银行才是他的最终目的。他把一切赌注都押在这个宝上。
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有秘密协定吗
在戈尔巴乔夫的一再坚持下，叶利钦终于走上了主席台。他的发言言简意赅，总共不超过１０分钟。可是，它犹如一枚突然爆炸的重磅炸弹，在与会者中引起了轩然大波。
尽管全会已经做出决定，此事应严格保密，不得扩散，但是，纸包不住火。毕竟，除会议各部门的工作人员外，有５３０名中央委员和列席会议的政府各部门以及军队的要员耳闻目睹了这一事件。不言而喻，当天晚上，这一消息立即在莫斯科被炒得沸沸扬扬。“不许向任何人透露详情”这一禁令得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
叶利钦发言的速记记录是用打字机打的，不满４页纸，人们极力想探出其中的奥秘。
不少中央委员认为，叶利钦的“十月造反”是在有意识地使苏共中央内部的冲突公开化。虽然叶利钦的发言中有日趋增长的左派反对派号召进行彻底改革的思想倾向，但他的这一举动在当时更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在叶利钦尚未形成明显的政治倾向之前，他的这一立场在某些方面与日趋增长的激进的民主派的情绪融为一体。这样一来，依照戈尔巴乔夫支持者的观点，叶利钦是一个徒有虚名、不善与人和睦共处的人，他生就是一个叛逆者。他的越轨行为破坏了全会的节日气氛，完全具有个性的特点。叶利钦以后的一些行为，如解体苏联，炮击议会等等也为这种观点的合理性提供了某些依据。
叶利钦勇敢地表示：“我们反复号召要缩减那些多余的、无所事事的机构。以莫斯科为例，一年前有１０４１个机构。经过市委的不懈努力，缩减了７个。但结果是，其数量还是超过了１０４１这个数字，最终达到了１０８７个。这难道与我们的号召不相矛盾吗？”叶利钦对改革能否实现持怀疑态度。他说：“在党的第２７次代表大会上，我们曾宣布，改革需要一年的时间。现在，两年已经过去了，或者即将过去，难道我们现在还要再来宣布，改革还需要二至三年吗？显然，这是在蛊惑人心，涣散人们的斗志，使人们对改革彻底丧失信心……”
在戈尔巴乔夫的授意下，叶利钦在尖锐的政治斗争中开辟了左右两个阵线，这场尖锐的政治斗争应该导致苏共分裂成为两个独立的政党。
戈尔巴乔夫的顾问们似乎有过这种计划。这一传闻早在苏共解散之前就已经在中央委员会的办公楼内传开了。这一传闻得到了佐证。雅科夫列夫在其“忏悔书”《苦杯》中的第２２页，针对１９８５年１２月以前的情况，录下了这样的口述：“关于党，在和平建设时期，党领导一切的实践活动并非一帆风顺，经济上的竞争、完全自由和真正意义上的而不是只停留在口头上的选举自由，不可避免地会同一党制相矛盾。但是政权就是政权，很少有人会主动放弃它。苏联共产党也同样如此。应该赶在事发之前采取措施，预防事件的发生。把共产党一分为二也可能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经过“慎重的考虑”，天性喜爱冒险的叶利钦被委以重任，充当打开第一个缺口的“撞击石”的角色，为了达到分裂这个政党的目的，需要在党的最高层制造一起轰动新闻，因为苏联共产党是一个高度的中央集权组织，不在最上层进行“引爆”是不可能达到分裂这个政党的目的的。
面对叶利钦的“造反”，戈尔巴乔夫表示：“我们这里出现了新情况。可能，叶利钦谈的是莫斯科市党组织要分离出去，或者是叶利钦同志决定只退出政治局，而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依然保留？这样的话，好像是要和中央较量一番。
戈尔巴乔夫由于一时激动说漏了嘴，险些供出秘密计划。他说，我们党内新的激进派预计会在首都党组织的基础上形成，这里的民主势力更为强大。因此，叶利钦没有提出辞去市委第一书记职务的请求。
戈尔巴乔夫以令人吃惊的速度准确他说出了叶利钦声明的要点，这也可以证明此事有鬼。看来，戈尔巴乔夫对叶利钦的发言并不感到意外。发言人刚刚离开讲台，戈尔巴乔夫就以闪电般的速度把发言人那杂乱无章的演讲梳理得有条有理，高度概括了其主要思想。假如事先不做准备，而是对现场发言即兴总结，要达到这种程度是完全不可能的———对戈尔巴乔夫主持会议的水平有所领教的反对者们对此深信不疑。
根据规定，所有发言者都要把自己的发言稿交给书记处，用于校对速记记录。而叶利钦却没有什么发言稿。不过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通常他的发言稿都要准备很长时间，稿子一般都要改动１０—１５次。而这一次，他却没有那样做。“我甚至现在都解释不清，我当时为什么会这样做。”叶利钦在自己《对指定题目的自白》一书中这样写道。接着他又补充说：“当然，这绝不是即兴发言。”
众人披挂上阵，口诛叶利钦
十月会议的发言记录骇人听闻。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真正意义上的大批判，没有任何同情心，不给一点解释辞职动机的机会。２６个人登台发言，其中包括所有的政治局委员。甚至从边远地区来的人，与叶利钦从未共过事的人也登台发言谴责他。按照苏共过去的传统，登台发言的还应有工人阶级的代表，工会和共青团的领导人，这些人也疾声痛斥离经叛道者。一些曾与叶利钦共过事的老朋友也落井下石，说他政治上不成熟，个人品质不好，３０岁才入党，没有受到应有的锻炼。
叶利钦新结交的朋友也登台抨击他，谴责他是诽谤者、意志薄弱的人、愚昧无知的蠢货、居心叵测、吹毛求疵的家伙。就连年轻人也相互攀比起来，看谁的“火药味”最浓，谁攻击得最狠。
戈尔巴乔夫和大家一起，向所有轮流登台对目标进行轮番轰炸的发言者鼓掌致谢。之后，他把叶利钦叫起来，像训斥恶作剧的孩子那样，对他说：“叶利钦同志，你有什么话要讲？请吧！”
叶利钦走上讲台，他想做某些说明：“我之所以称改革的速度呈波浪状，是因为我们不能指望改革总是呈直线上升的势态，它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下滑……至于沽名钓誉，我这里并不是指政治局的全体委员，而是指政治局的某些同志，２—３名同志，这些人在滥用职权。依我所见，他们有时夸大其词，赞美话讲得太多……”
戈尔巴乔夫没有让叶利钦继续讲下去，没让他说出是哪几位政治局委员在高唱赞美诗，而是气愤地打断了他的讲话：“叶利钦同志，你这个人怎么回事，政治上如此幼稚，难道还需要在此给你办个扫盲班吗？”
“不必，现在已经没有必要了。”叶利钦马上如释重负地回答道。
“现在全国都走上了民主化的轨道。”总书记给“不学无术”的叶利钦讲述了这场民主化由哪些要素组成，然后继续说：“既然如此，还应再指责政治局没有吸取过去的教训吗？难道我们今天的报告中没有讲到这一点吗？”
叶利钦抬起头，望着永远有理、从无过错的教师想解释一下，但是，戈尔巴乔夫再一次毫无情面地打断了他的讲话。
叶利钦好不容易从戈尔已乔夫冗长的、教训人的长篇大论中找到了说话的机会：“不是的，关于报告我一开始就说过……”会场举座哗然。速记员记录下了会场内某些高呼声：“你只是在关心着自己。”
“讲一讲你自己永不满足的野心！”
会场情绪也感染了戈尔巴乔夫，他情不自禁地说：“你想让整个中央委员会也来一起讨论你的问题？为了把自己的野心置于党的利益之上，置于我们的事业之上，有必要让自尊心膨胀到如此地步吗？有必要如此自命不凡吗？我认为这是极不负责任的行为。同志们对你的行为做出的批评是正确的……”
最后通过了不能再让叶利钦担任现职的决定。
党的高级官员雷日科夫后来指出（当时，在大会上他也参加了声讨叶利钦的队伍）：在大讲特讲公开性和多元化的时代，一个人因提出自动辞职而引发了这么一场党内大批判，实在是一场“闹剧”。他说：“很遗憾，叶利钦和自己当时的‘敌人’没有什么两样。他自己在书中也写过，‘我是这一体系教育出来的’。这一点我可以证明，我们是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认识的。只要一有机会，他马上就会毫不客气地严惩那些欺负他的人：把他们开除出党，解除他们的职务，停发工资，收回办公室、汽车、配发的电话。这些都是权力的象征。要知道，叶利钦当时不是在和党进行较量。我们的这位罗宾汉不太高明，他是在与当众鞭挞他的达官显赫进行较量。他胜利了，他好好地教训了他们一番。”
实现共同的政治改革目的
也有苏共高级官员表示，叶利钦造反的原因是他不想跟着利加乔夫跑。按惯例，担任莫斯科市委书记职务的人在党内有着特殊的地位，他们通常都直接和总书记保持着联系。利加乔夫认为，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提拔上来的这个人在莫斯科一定是他的人，但是他打错了算盘。叶利钦知道自己的份量，他不想跟着别人后边跑。当他被调到首都，一开始只是担任中央非主要部门的负责人时，他感到自己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对此，他一直耿耿于怀。他的前任，来自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基里连科和里亚鲍夫却委以较重要的职务———中央书记处书记。
按照这种观点，性格不同的人才会要好。叶利钦和利加乔夫彼此十分相像，属同一种性格。他们说话武断，刚愎自用，没有踌躇与怀疑，专横跋扈，严酷无情。两人过去地位也相同，都曾担任过州委第一书记的职务，两个州也相邻不远。再说，叶利钦领地的经济潜力远比作为农业州的托木斯克要强得多。在叶利钦的眼里，利加乔夫坐党内第二把交椅的机会自然要比他小得多。可是，突然间，这个西怕利亚人成了他的上司，向他发号施令。
可能，这一心理观察的结果有其正确的一面。正是在利加乔夫主持的政治局例会上发生激烈争吵之后，叶利钦回办公室，给在皮聪达疗养的戈尔巴乔夫写了封信。这件事发生在１９８７年９月１２日。
叶利钦是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局中为数不多、每天都在研究经济问题的一个人。大多数人整天在高谈阔论什么全人类的价值，什么协议，而他每天却在计算西红柿、茶、肉等的产量，统计铁路的运输量。他们可以连续说上１２个小时的空话、大话，而叶利钦却要考虑城市的供应问题。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胜任莫斯科市委书记的工作。当决定解除叶利钦的职务后，许多人都不敢接任他的职务，梅德韦杰夫不敢，利加乔夫没有勇气，沃罗特尼科夫也打退堂鼓，好不容易才说服了扎伊科夫接替这一工作。
当叶利钦参加政治局或书记处每周的例会，望着那口才“竞技场”，听着那夸夸其谈的演讲比赛，他会感到自己是这一圈人中的异己分子。他也十分清楚，他不是那些善于辞令、娓娓而谈的人的对手，因此，他要远离这个圈子。这个自尊心极强、多疑、习惯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发号施令的外省人觉得，他不会被拉入某些他自己也不明白的关系网内。在这里，人们只习惯按总书记一个人的想法去行动。
按惯例，政治局委员们的任务只是通过政治决议，其他人则去执行这些决议。莫斯科在众目睽睽之下，每个政治局委员都会把从别墅到红场沿途所见的丑事在政治局的会议上加以评头论足，并将此视为自己责无旁贷的义务，莫斯科市委书记对这些琐事经常遭到斥责感到不悦。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时，天高皇帝远，不知何时皇帝才会恩驾那个地方。而在这里就大不一样了，皇帝就在你的身边。习惯独揽大权的这个乌拉尔人不愿意处于别人的严密监控之下。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时，那里的所有人他都认识，而在这里，你永远也搞不清楚，谁和谁沾亲带故。只要你动一下他们，一号电话就会打来，二号电话紧随其后。为什么正在皮聪达疗养的戈尔巴乔夫没有好好研究一下叶利钦写的信呢？似乎见面谈一谈也是十分必要的。假如叶利钦的信被及时研究的话，他可能就不会发动十月造反了。为什么他们没有推心置腹地谈一谈，讨论一下亟待解决的问题，消除以往的误会？在共同工作中，什么样的摩擦都可能出现。可惜，他错过了这次良机。用戈尔巴乔夫自己在中央全会上的话来讲，他甚至都没有向政治局委员们通报有关他收到叶利钦声明之事。是他忘了？还是信丢了？
戈尔巴乔夫在十月中央全会上解释了有关叶利钦写信之事：“当我休假回来，我们就这个议题已交换过意见。我们商定，在纪念十月革命７０周年活动期间不宜讨论这个问题，事实上也确实没有一分钟的空闲时间。我万万没有想到，在我们达成协议之后，叶利钦同志会突然对中央发难，在对全党生活及其历史和前途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这次中央全会上提出了自己的要求。我个人认为，这是不尊重总书记，背弃我们已达成的协议的一种极不负责任的行为。”
按照戈尔巴乔夫的观点，背信弃义者首先应是叶利钦。但是，叶利钦本人并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说：“我再重复一次，事实并非如此。我请大家注意，在信中，我请求解除我政治局候补委员和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并希望不要在中央全会上讨论这个问题。至于说开完中央全会后我们再见面，根本就没有这么回事。再往后也毫无结果。两天、三天、至少一个星期过去了，毕竟，不是每天都有政治局候补委员要求辞职，并请求不要把这个问题捅到中央全会上去。可过了半个月，戈尔巴乔夫还是无动于衷。直到这时，我才恍然大悟，他是想把这个问题捅到中央全会上去，让大家来对付我一个……”
休假回来的戈尔巴乔夫在电话中对叶利钦讲过“节日后再见面”之类的话，但叶利钦是按另一个意思来理解总书记说的话。他认为，戈尔巴乔夫所说的节日应该指的是１０月７日，即苏联宪法节这个节日。既然在这个期限之内还没有接到谈话的邀请，那么，肯定是戈尔巴乔夫改变了初衷，已决定把这个问题提交给中央全会，到那时再来撤销他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好让他当众出丑。
原政治局委员梅德韦杰夫对此有自己的看法，他说：“叶利钦如果知道戈尔巴乔夫的会见遥遥无期，那么，为什么他不打电话问问戈尔巴乔夫？”
看来，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之间有过秘密接触，甚至有过秘密协议。叶利钦十月造反或许是他俩人唱的一场双簧戏。推动前苏联政治改革的目的终于达到了，而这正是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两人都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