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氏智慧。
尧趋禹步，父传师导。三人言虎，逾垣叫跳。亦念非仪，虞其我暴。诞信递君，正奇争效。嗤彼迂儒，漫云立教。集《权奇》。
【经典诠译。
冯梦龙认为：世事之复杂，非迂腐的儒生所能解，一切奇诡都在于攻防之中。
冯氏案例：斗心比斗力更重要
“斗力”者犹如只会在马路边打拳的莽汉，而“斗心”则犹如会下棋的大师。以下例子可供参考：
“宋太祖”太祖既以杯酒释诸将兵权，又虑其所蓄不赀。每人赐地一方盖第，所费皆数万。
又尝赐宴，酒酣，乃宣各人子弟一人扶归。太祖送至殿门，谓其子弟曰：“汝父各许朝廷十万缗矣。”诸节度使醒，问所以归，不失礼于上前否？子弟各以缗事对，疑醉中真有是言。翌日，各以表进如数。
“王敬则”王敬则尝任南沙县，时方兵荒，县有劫贼一群，聚匿山中，为民患，官捕之不得。敬则遣人致劫帅，曰：“若能自出首，当为申白。请盟之庙神，定无负。”盖县有庙神，甚酷烈，乡民多信之，故云。
劫帅许之，即设宴庙中致帅。帅至，即席收之，曰：“吾业启神矣，若负誓，当还神十牛。”遂杀十牛享神，而竟斩帅，贼遂散。
“王导”王敦威望素著，一旦举兵内向，众咸危惧。
适敦寝疾，王导便率子弟发哀，众闻，谓敦死，咸有旧志。△冯氏权奇之释用（一）
化解大难题的拿手好戏《智囊》认为“善解难题是智者所为”，即智者不总把难题作难题，而是把难题当成考验自己的游戏！
当赵匡胤用政治和军事手段消除了直接威胁皇位的种种势力之后，他才真正有了一种当皇帝的感觉，因为他做了一件最令其快意的大事。
《邵氏闻见录》上记载的赵匡胤的一则轶事，读来颇为引人入胜。
自唐末以来，由于皇权旁落，昔日帝王那种不可一世的威风早已荡然无存。具体的反映是，大臣见君，不再跪地叩头，而是“列坐殿上”。特别是左右皇帝废立的重臣，几乎可以说是与皇帝平起平坐，此种做法一直延续到宋初。或许在后周时期，赵匡胤本人有事奏请柴荣，也会习以为常地与皇帝坐在一起，从容而悠然地讨论问题。但在赵匡胤即位以后，却感到这种与皇帝相向而坐的朝见方式不足以体现帝王权威。因而痛感有必要加以废止。某日，宰相范质有事奏请赵匡胤，刚入见，说明来意，范质手持奏章即准备入座，此时赵匡胤开口了，我眼力不济，请把奏章拿到我面前来。范质于是起身将奏章送给赵匡胤，可等他转身返回落座时，却尴尬地发现原来的座椅已不翼而飞。赵匡胤早就命人在他递送奏章时撤掉了。
自此，群臣入见，照样需要毕恭毕敬地跪地叩头。这就是权力的象征。“君子不重则不威”，赵匡胤对这一古训，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这令人想起汉高祖刘邦。刘邦当年当泗水亭长的时候，跟穷哥儿们很亲热，以后当了皇帝，一种优越感油然而生。某次在朝廷见“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他看不惯了，感到不成体统。此时一位叫孙叔通的知识分子，察言观色，投主子之好，为之订立“朝仪”，卫队、仪仗队建立起来了，官阶分得极严，左右排得很清，众星拱月，把这位皇帝的形象和权威体现得极为明显，于是这位昔日的农家子弟由衷地发出感慨：“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赵匡胤是很善于向历史学习的。从听命于人到君临天下，权力的内涵已经发挥得淋漓尽致。
但是，至高无上也有意想不到的烦恼，甚至可以说恐惧。像所有中外历史上获得统治国家权力的人一样，他也时刻存在着几种担心：第一是担心被他打倒的旧统治势力伺机反抗和破坏；第二则担心他的部僚特别是知识分子对他的社会理想付诸实践说三道四，涣散人心，从而酿成大祸；第三是担心自己那些握有重权的原来的战友、同伴、部属中出现不满、不理解甚至反对自己的治国行为以至想要篡权夺位。
因此，如何有效地控制和转换权力，一直是帝王将相乃至各类仁人志士所关注的焦点问题。
历史同样给赵匡胤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一是诬陷杀头。对于掌握大权的臣僚，尤其是开国功臣，一定要斩草除根，否则，他们手握重权，日久必生二心。其办法当然简单，随便加上一个“谋反”、“心怀怨望”的罪名，就足以将其杀害甚至灭族，从而实现权力的稳固。历史上太多的开国皇帝都要采用这一办法杀戮功臣，决不心慈手软。二是拉拢交结。尽管新任皇帝杀戮功臣几乎成为一个通例，但也有例外，比如东汉光武帝刘秀。东汉一朝，开国功臣皆得善终，皇权似乎在刘秀手中也没有旁落，其奥妙就在于刘秀以儿女亲家的交易换取了手中的权力。皇帝儿女多，与开国功臣大体供求平衡，结果使得满朝文武，皆为皇帝亲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自然造反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三是武大郎开店。大量任用无能肖小，使之对皇帝崇拜畏惧和阿谀吹捧，以获取暂时的平安。
赵匡胤在保持和巩固权力的问题上，似乎没有采用上述办法，但又似乎综合和吸取了这些“经验”的精华，从而成功地实现了权力的平稳过渡并牢牢控制了权力。
这不能不说也是一种本事。
善于抽丝剥茧，从纷繁中理出头绪，也是政治家所应具备的素质。
在王朝新立，百废待兴之际，赵匡胤清醒地意识到，赵宋王朝，作为继梁、唐、晋、汉、周五个短命王朝之后的新王朝，还远没有摆脱重蹈覆辙的厄运，在新王朝与后周旧臣之间的关系基本摆平、合作开始进行的时候，赵匡胤敏锐地觉察到，新王朝与曾经拥立过自己的开国功臣之间的矛盾，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难点和重点问题。
作为后周禁军的最高统帅且领兵打仗多年，赵匡胤深知，五代时期之所以会出现频繁的朝代更替，与其说是皇帝太弱，不如说是臣僚太强，特别是那些统军将领，倚仗手中的权力，篡位弑主，易如反掌，是威胁皇权的最大势力。在自己生活的这个时代，以其所见才是最重要的。无论是试图称帝的君主，还是称王称帅的各路藩镇，无一不凭借一支强大的军队做资本。宋人范浚一针见血地指出：“五代之所以取天下者，皆以兵。兵权所在，则随之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之以亡。”而后晋的成德节度使安重荣则把这层意思讲得更粗鲁，更直截了当：“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宁有种耶！”
南宋时期的著名学者叶适则将军权影响和左右政权的历史考察延伸到了唐末，做了一番很有见地的概括：
自唐至德（756-758年）以后，节度使专地而抗上令……未久而将擅于兵。将之所为，惟兵之听，而遂以劫制朝廷。大历（766-779年）、贞元（785-805）之间，节度使固已为士卒所立，唐末尤甚。而五代接于本朝之初，人主之兴废，皆群卒为之，拥戴一出，天下俯首听命而不敢较。
武力的重要，于此可见一斑。
其实用不着做更多的历史考察，赵匡胤所参与的后周政权的建立，所策划的后周政权的覆灭，已足以证明这个结论是多么的正确。
这些左右政局的军队，不言而喻指的是禁军，也就是中央军。从叶适的考察中，我们约略可以知道，五代的禁军乃是由藩镇军队蜕变而来的。唐代中期以后，府兵制破坏，各地节度使纷纷招募职业兵。均田制崩溃后，当兵吃粮似乎成为破产和失业农民的主要出路。而割据战争的愈演愈烈，又使士兵的需求大幅度增多，于是军人逐渐成为世袭的职业，而且“兵骄逐帅、帅骄叛上”之风渐渐盛行。安史之乱后，藩镇拥兵自重，中央军力无法抗衡，成为割据混战的政治格局。
但是，五代以来，特别是后唐庄宗灭梁以后，经过大规模的杀伐攻灭，各地藩镇的兵力，已不能与中央军力抗衡，左右政局者便变成了中央军队，也就是禁军。由此带来的一个重要后果便是禁军将领成为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各朝兴亡，禁军及其将领起着决定作用。射杀唐庄宗的是禁军小校从马直指挥使郭从谦；唐闵帝之败，源于侍卫亲马军都指挥使安从进潜通潞王，与马步军都指挥康义诚投戈解甲；汉高祖之立，与他多年充任侍卫军主帅不无关系；周太祖代汉，参谋其事的王殷、郭崇、曹英都是禁军将领；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更是禁军上演的一出兵变佳作。
禁军因此被赵匡胤目为“腹心之患”。
枪杆子的重要，使赵匡胤在以下两个问题上煞费苦心。一是如何使兵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二是如何养兵，养成一支精兵，养成一支不骄不躁不败之兵。在国家局势基本得到控制以后，枪杆子问题首先提上了议事日程，他决定从调整人事和改革体制两个方面解决这一问题。
被传为历史趣谈的“杯酒释兵权”，正是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之下发生的。
陈桥兵变前夕，禁军两司的高级将领的分布情况是这样的：殿前司，都点检为赵匡胤本人，副都点检为慕容延钊，都指挥使石守信，都虞候王审琦。侍卫司，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进，副使韩通，都虞候韩令坤，马军都指挥使高怀德、步军都指挥使张令铎。
这个班底，经过赵匡胤多年的苦心经营与收买拉拢，成功地发动了陈桥兵变。兵变一周后，赵匡胤开始进行调整。调整带有多种目的。首先是酬谢拥戴之功。石守信提升为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王审琦接替石守信出任殿前都指挥使。两人均属义社十兄弟，是赵匡胤圈子里的核心人物。弟弟赵光义也因为自家人的缘故，且在兵变中出力尤多，被任命为殿前都虞候。而对关系稍远一些但在拥戴过程中提供宝贵支持的其他重要将领予以安抚，则是赵匡胤的另一个目的。于是，原来仅为侍卫司中级军官、分别担任虎捷左右厢都指挥使的张光翰、赵彦徽被提升为马军和步军的都指挥使，步入了高级将领行列。高怀德则升为殿前副都点检，张令铎也提升为马步军都虞候。而慕容延钊和韩令坤则提升为殿前都点检和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成为殿前和侍卫两支中央军的最高统帅。与此同时，免去了李重进的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职务，从而实现了赵匡胤的第三个目的：削弱敌手的力量。
新班子的组建，大约在陈桥兵变后的半个月内得以完成。由于此次调整带有多种目的，特别是酬功的因素很大，因而这个班子带有明显的过渡性质，离赵匡胤控制权力的目标还有很大的距离。
目标在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大约在陈桥兵变半年之后的建隆元年秋季，赵匡胤又对侍卫司的班子进行了一次“微调”。对张光翰和赵彦徽的酬报似乎变得无足轻重起来，因为赵匡胤感到这两人的位置很关键，原来一直在侍卫司系统的韩、赵两人毕竟不像殿前司系统的爱将使用起来得心应手，因而他让韩重赞和罗彦两人取而代之，分别担任了侍卫马步二军的都指挥使。韩重赞同石守信、王审琦一样，是“义社十兄弟”之一，属于赵匡胤的铁哥儿们，而罗彦，则在赵匡胤登基问题上有过突出的表现。如果读者没有忘记的话，一定会记得在后周宰相范质等人尚未反应过来的时候，那位拔剑相胁，扬言“我辈无主，今日必得天子”而逼迫范质就范的军人，此人就是罗彦。如此忠心耿耿，赵匡胤自然要委以重任了。
这次“微调”只是一个信号。到次年闰三月，资深的将领慕容延钊和韩令坤又成了赵匡胤调整的对象，两人分别被免去殿前都点检和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职务。韩的位置由石守信取代，而殿前都点检一职则不再除授。这样一来，两大军事系统的人马基本上成了赵匡胤的心腹和亲信。
按说由这样一批自己人统领禁军，赵匡胤可以从此高枕无忧了。事实上，赵匡胤起初也想稳定和维持一个时期再做考虑，但他的重要谋士和心腹赵普却为这种安排深为忧虑，特别是石守信等人在平定李筠和李重进叛乱中又立下新功之后。于是，赵普多次请求赵匡胤将石守信改任他职，赵匡胤没有同意，君臣之间发生了这样一段对话：
赵匡胤：“他们绝对不会背叛我，你担心什么呢？”
赵普：“我自然不担心他们的忠诚。可照我的反复观察，他们都称不上是理想的禁军统帅，难以担当重任。倘若统帅不能制服其下，万一军队中有人谋图不轨，临时抱佛脚可就来不及了。”
靠兵变起家的人最忌讳在自己成功之后再来一次兵变，尽管赵普表面上表示对禁军大将“不忧其叛”，但被点到痛处的赵匡胤却心领神会，开始进一步动作了。
961年7月的一天晚朝后，赵匡胤特意设宴，将石守信、王审琦等禁军将帅留下饮酒。酒酣耳热之际，赵匡胤忽然屏退左右，喟叹道：“若不是你们出力扶持，我哪能有今天，你们的功绩，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但你们不知道，当皇帝也真是太难了，远不如做节度使痛快。自从当了皇帝，我从来没睡上一夜安稳觉啊。”
石守信等人一听，觉得大惑不解，忙问这是为什么呢？赵匡胤意味深长地回答说：“这还不明白，我这个皇帝的位置，谁不想坐。”
一听话中有话，石守信等人慌忙跪下，诚惶诚恐地问道：“陛下怎么这样说呢？如今天命已定，谁还敢有异心呀！”
赵匡胤接过话题：“那也未必！纵使你们不生二心，却也难保你们手下的人贪图富贵，一旦有人将黄袍披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是不想当这个皇帝，也推辞不掉的呀。”
石守信等人一闻此言，吓得汗流浃背，慌忙再次跪下，哭着求赵匡胤指出一条生路。
见火候已到，赵匡胤有意缓和了一下紧张的气氛，长叹一声说道：“人生好比白驹过隙，转瞬即过，所以追求富贵者，都是多积钱财，抓紧时间尽情享受，并使自己的子孙后代也能过上一个好日子。这样的话，你们不如释去兵权，当个节度使，再买上一批上等田宅，为子孙留下一份产业；在家中多置些歌儿舞女，天天饮酒作乐，快快活活地过完这一辈子。我再与你们结成儿女亲家，这样一来，我们君臣之间就再也不用互相猜疑了，上下相睦相安，该有多好！”
赵匡胤的一席话，说得石守信等人茅塞顿开，他们很是感激赵匡胤为自己指出了一条生路：“陛下为我们想的如此周到，这么长远，真是如同对待亲生骨肉一样。”
次日，心照不宣的各位高级将领如同约好一般，纷纷上书称病，乞求解除兵权。赵匡胤由此大喜，对他们赏赐安抚了一番后，随之批准了他们的请求。
“杯酒释兵权”充分体现了赵匡胤对军权的恐惧以及试图严加控制的意图。尽管他本人开始还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或者说还没有来得及考虑这等重大问题，但在其潜意识里，则始终是他挥之不去的一块心病。所以一经赵普点拨。顿时引起了警觉，而且按他固有的思路，提出了一套关于权力的理论和加以解决的办法，并且立即付诸了实践。
赵匡胤不愧是一位老谋深算的政治家。他的部下，那些手握重兵的将帅们的心思，他已经看出来了——天下是我们帮着一起打的，你做皇帝传子传孙，我们干什么？光跪着？给你跪不算，还给你的儿孙们跪？
赵匡胤自有他的高明之处。他知道，虽说君臣之间有了名分，但权力可以滋生野心。权力实在是个好东西，可以成为私有财产，可以传子传孙，可以私相授受，可以成为平衡的砝码。而由权力生出的荣耀与富有，则总是在金光闪闪地吸引着新的弄权人，追逐权力者有谁不是为了特权，为了财富？
既然对权力的追逐是以特权和财富为目标，那么，用“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来换取手中的权力，不是一笔合算的交易吗？何况，“功高震主”的古训乃是每位将帅都明白，甚至是目睹的。既然可以保富贵，可以终天年，又何苦再劳神费力地去追逐权力呢？
石守信等人还算是聪明，他们心甘情愿地达成了这笔交易。结果，殿前副都点检高怀德、都指挥使王审琦、侍卫亲军都虞候张令铎、侍卫步军都指挥使罗彦的兵权被解除，他们被分别派到宋州、寿州、陈州、相州出任归德、忠正、镇安、彰德节度使。石守信虽然保留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的官职，但也出任天平（治郓州，今山东东平）节度使，实际上也已被解职，到962年9月，石的这一空名也被最终解除。
赵匡胤没有失言，为了安抚被释去兵权的各位将帅，不但向他们赏赐了大量钱财，而且果真同他们结成亲家。不久，赵匡胤寡居在家的妹妹燕国公主嫁给了高怀德，女儿延庆公主、昭庆公主分别下嫁石守信之子和王审琦之子，除年幼夭折的以外，赵匡胤的一妹三女，竟有三位下嫁到被解除兵权的禁军将帅家中，可见这种婚姻具有多么强烈的政治联姻色彩。
经过几次重大人事调整，慕容延钊、韩令坤、张光翰、赵彦徽这些资深的将领、原来的同事被解除兵权后，石守信、王审琦、张令铎、罗彦壤、高怀德等五位关系密切的亲信和部下也交出了手中的权力离开了禁军。
这些在资历和声望方面都颇有影响的禁军将帅谈笑间被解除兵权的事实，充分证明：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没有永久的友谊和朋友，也没有任何私人的感情。同时也如《智囊》所说：“善解人与人难题时，才能一路通下去”。△冯氏权奇之释用（二）
时机未到，就要善于藏身《智囊》最忌一个“露”字，这就是说，有些人在很多场合，过于抛头露面，会得到什么结果呢？自然是一个“败”字。因为历史事实说明，有很多人总希望自己能立即出人头地，所以到处抛头露面，结果却适得其反。李鸿章的信条是：不到万一，不轻易抛头露面，因为嫉恨也能毁人。所以他在时机未到时，善于藏身。天下什么事最让人揪心？李鸿章与人为善，不争什么，全在一“藏”字。管住自己的身心，有一“藏”字，只有藏得远，才能看得清。藏锋之机，极为重要，尖锋需钝，钝能出击不易折。这是曾国藩用面具遮人的敏感反应。藏锋是为了露锋，不露锋无须藏锋。
咸丰十年春，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忠王李秀成率太平军击溃清军江南大营。四月初，湘军主要领袖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元度、李鸿章及其兄李瀚章等集会于宿松，每日商谈时局和应付方针。
左宗棠和胡林翼先后走了以后，又传来苏州失守的消息。曾国藩就估计朝廷可能派他去赴援苏州。四月二十八日（1860年6月17日），他接到十九日（6月4日）朝廷发表他署理两江总督，并率部赴援苏州的谕令。就与李鸿章商议陆路分三路进兵，水路还要兴练三支水师。
在运筹中，曾国藩往往举棋不定。五月初十日（6月28日），他上午与李续宜反复讨论湘军对安庆和桐城的围困应不应该撤，怎么也拿不定主意。午饭以后，李鸿章来了，几句话就剖析明白了，于是他给胡林翼写了信，确定对于安庆和桐城的围困，要死死地盯住，无论其他战场如何紧张，这两处也不能放松。曾国藩对李鸿章早就很赏识，自从李鸿章入幕以来，朝夕献策，更深感他是一个思维敏捷，说理透彻，不可多得的人才。
六月二十四日（8月10日），清政府实授曾国藩为两江总督，节制苏皖浙赣四省军务，成为进攻太平军的主帅。
七月初三日（8月19日），曾国藩上奏保举李鸿章，说他“劲气内敛，才大心细”，可以任两淮盐务使实缺。但并不是派他去办理盐务，而是让他去淮阳办理水师，并择地开办船厂，以便用这个水师保护盐场。免得利源落入太平军手中。但后来由于祁门大营危急，曾国藩又奏留李鸿章留营办事。
八月十四日（9月28日），曾国藩派李元度去徽州接办防务。行前，曾国藩对他讲，此去关系重大，务要守住该城，对他提出五戒：戒浮、戒滥、戒私、戒过谦、戒反复。没想到刚刚十天，即二十五日（10月9日），李元度就把徽州丢掉，跑到浙江去了。九月六日（10月19日），曾国藩接到李元度的来信，还是设词为自己开脱的。曾国藩气坏了，认为他辜负了自己的期望，“此人不足与为善矣”。要求李鸿章再给他拟一道参劾李元度的奏折。
李元度，字次青，是曾国藩的友人。为了表示大公无私，曾国藩准备写折子参劾他。
李鸿章认为，李元度带去的是三千名新兵，去对付太平军主力李侍贤一万人的大军，失败是意中之事，理有可恕；过去与曾国藩又患难相共，情有可原。他劝曾国藩高抬贵手，不要入奏。曾国藩认定要秉公处理，对李鸿章的话也听不进去了。他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日内因徽州之败，深恶次青，而又见同人多不明大义，不达事理，抑郁不平，遂不能做一事。”在“同人之前，原来写的是“少荃”两字，说明他原是要写少荃“不明大义”的。可见对李鸿章的不满。但这一改动又说明，不同意奏劾李元度的不止是李鸿章一个人，还有多人。
对李元度处理意见的分歧导致曾李之间的不睦。李鸿章离开祁门大营，去到南昌他长兄李瀚章那里闲住。
李鸿章对曾国藩的意见不只这一件。还有湘军大营设于祁门的问题。祁门在群山之中，外高内低，是所谓“釜底”，为兵家所忌之地。李鸿章屡次劝说移营，曾国藩迟迟不做决定。
咸丰十一年二月，太平军李秀成部进入江西抚州、建昌，省城南昌震动。三十日（1861年4月9日），太平军李侍贤部又攻陷景德镇，祁门处于四面包围。曾国藩对外联络不通，专函李鸿章，速催湘军悍将鲍超进兵景德镇。
李鸿章趁机劝曾国藩放弃祁门，另移他处，但他不是直接劝说，而是迂回。他专函胡林翼请其代劝。胡于三月十二日（4月21日）致函曾，说道：李鸿章“之议颇识时务”，左宗棠建议移驻九江也是把握了形势，但您未必采纳，如果能在湖口或东流设立大营，联络南北两岸则功效必大。
后来又经曾国藩的亲弟曾国荃来信相劝，曾国藩这才于三月二十六日（5月5日）离开祁门，四月初一日（5月10日），曾到达位于长江边的东流。这里可西溯武汉，东下安庆，联络诸军十分方便。
曾国藩在北京时就患了皮肤病，身生疮癣。现在驻扎于东流，虽是江边，仍然燥热难当，痛痒不止，手不停地挠，几乎无以存活。更兼身边没有李鸿章这样的得力助手，居然感到难以做事了。清夜深思，他虽然仍不能同意李鸿章的意见，但觉得李鸿章能以个人进退来坚持自己的立场，确属性格刚毅，难能可贵。五月十八日（6月25日），他专函李鸿章，劈头写道：“阁下久不来营，颇不可解。”接着剖析说，以公事论，鸿章仍是淮阳水师的长官，以私事论，鸿章离开祁门时并没有说不再回来；最后说到自己的身体情况，“鄙人遍身热毒，内外交病，诸事废搁，不奏事者已五十日矣”！情词恳切地请李鸿章速来相助。
面对这样真挚的邀请，又是老师困难时期，李鸿章再也无法推辞了。
六月六日（7月13日），他来到东流大营，重入曾幕。下午，他们谈了很多；晚饭后，曾国藩将手上的药洗了洗，又与李鸿章谈了起来，直谈到二更末。这一夜曾国藩因与李鸿章之间消除嫌隙、无话不谈而兴奋得不能成眠。
他们连日长谈，大有“一日不见如三秋兮”之感。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超出一般的师生情感，可以说是无话不说的诤友。二十八日（8月4日），李鸿章来到曾国藩的后院，一边乘凉，一边长谈，至二更三点才散。他甚至说到了曾国藩的缺点是“懦缓”，办事总是多谋少断，不能大刀阔斧。
有时，曾国藩不便出面处理的事情，就让李鸿章去处理。例如鲍超从九江率军前来，这么重要的事情他避而不见，让李鸿章去接见。因为他不满意鲍超不分轻重缓急跑到这里来。
八月初一日（9月5日），曾国藩得知安庆攻克。初五日（9月9日），他同李鸿章一起乘船去安庆犒师。此间正值咸丰帝驾崩消息传来，即在安庆大营设立灵殿，安排文武官员们祭奠。在这个特殊时期，他们更是每天长谈。他们的思想是相通的，共同忧虑着时局的安危。
十五日（9月19日），李鸿章得到元配夫人周氏去世的消息，回到江西料理丧事。直到九月二十四日（10月27日）重回安庆。此后，他们继续关注着朝局变化。当他们得知北京发生宫廷政变的消息，咸丰帝临终任命的襄赞政务王大臣肃顺等八人被推翻，政权由慈禧和慈安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掌握。他们共同感到“皇太后英明果断，为自古帝王所仅见”，因而“相与钦悚久之”。
前后数载，进进出出，李鸿章坐幕曾府，历练品性，静观时局，时有用兵，不轻易抛头露面，终悟出藏身玄机，使其终生受用不尽。
主静藏身，不露声色，意适神恬，宁静致远，这是“藏身”的根本所在。《庄子》中指出“穷亦乐，通亦乐”。所谓“穷”是指无路可走；“通”是指发达顺遂。庄子认为，凡事顺应境遇，不去强求，才能过着自由安乐的生活。这是一种顺应命运，随遇而安的生活方式。无论顺境或是逆境，人都应该保持一种乐观的生活态度。贫穷时能藏宝贵之锋知足常乐，安贫乐道。
《菜根谭》中指出：“人生减省一分，但超脱一分。”在人生旅程中，如果什么事都减省一些，便能超越尘世的羁绊。一旦超脱尘世，精神会更空灵。简言之，即一个人不要太贪心。另有人说：“比如，减少交际应酬，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纠纷；减少口舌，可以少受责难；减少判断，可以减轻心理负担；减少智慧，可以保全本真；不去减省而一味增加的人，可谓作茧自缚。”
人们无论做什么事，均有不得不增加的倾向。其实，只要减省某些部分，大都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倘若这里也想插一手，那里也要兼顾，就不得不动脑筋，过度地使用智慧，容易产生奸邪欺诈。所以，只要凡事稍微减省些，便能回复本来的人性，即藏锋而静，返朴归真。
所以，人千万不要为欲望所驱使。心灵一旦为欲望侵蚀，就无法超脱红尘，而为欲望所吞灭。只有降低欲望，在现实中追求人生的目的，才会活得快乐。
人大都渴望和追求荣誉、地位、面子，为拥有它而自豪、幸福；人不情愿受辱，为反抗屈辱甚至可以生命为代价。所以，现实人生便出现了各种各样争取荣誉的人，形形色色的反抗屈辱的勇者和斗士；也有为争宠、争荣不惜出卖灵魂、丧失人格的势利小人。当然，也有人把荣誉看得很淡，甘做所谓“荣辱毁誉不上心”的清闲人、散淡者。
请记住《智囊》忌“露”之道理：任何人的一生总会有不遇的时期，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都会有和预期相反的结果。长此以往，任何人都不免产生悲观情绪。然而，人生并不仅有这种不遇的时候。当云散日出时，前途自然光明无量。所以，凡事必须耐心地等待时机的来临，不必惊慌失措。相反，在境遇顺利的时候，无论做什么事都会成功；可是总有一天，不遇的时刻会悄然来临，因此，即使在春风得意之时也不要得意忘形，应该谨慎小心地活着。身处顺境要藏锋，身处逆境也要藏锋，这才是聪明人所应采取的生活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