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古籍智囊现代释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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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不战:克敌之法在于巧

●冯梦龙认为兵智之道当在“仁、信、勇、严”四字之上。最佳的方案是“运用之妙,在乎一心”。有“不战”、“制胜”、“诡道”、“武案”诸类。

●人的力量犹如千斤顶,因此能否用活一个人,常是取胜的关键。凡不知此道者,即使人才再多,也都会成为一堆“废物”。

【原典。

冯子曰:岳忠武论兵曰:“仁、智、信、勇、严,缺一不可。”愚以为智尤甚焉。智者知也。知者,知仁、知信、知勇、知严也。为将者患不知耳。诚知,差之暴骨,不如践之问孤;楚之坑降,不如晋之释原;偃之迁延,不如蓉之斩嬖;季之负载,不如孟之焚舟。虽欲不仁、不信、不严、不勇而不可得矣。又况夫泓水之襄败于仁,鄢陵之共败于信,阆中之飞败于严,邺河之谷败于勇。越公委千人以尝敌,马服须后令以济功,李广罢刁斗之警,淮阴忍胯下之羞。

以仁、信、勇、严而若彼,以不仁、不信、不勇、不严而若此,其故何哉?智与不智之异耳。愚遇智智胜,智遇尤智尤智胜,故或不战而胜,或百战百胜,或正胜,或谲胜,或出新意而胜,或仿古兵法而胜。

天异时,地异利,敌异情,我亦异势,用势者因之以取胜焉。往志之论兵者备矣,其成败列在简编,的的可据,吾于其成而无败者,择著于篇。首“不战”,次“制胜”,次“诡道”,次“武案”。岳忠武曰:“运用之妙,在乎一心。”武案则运用之迹也。儒者不言兵,然儒者政不可与言兵;儒者之言兵恶诈,智者之言兵,政恐不能诈,夫惟能诈者能战,能战者,斯能为不诈者乎!

【解译。

人生是一个棋局,犹如挑兵布阵,你是胜手,还是败手,均在于布局战术。

【冯氏智慧。

形逊声,策绌力。胜于庙堂,不于疆场。胜于疆场,不于矢石。庶可方行天下而无敌。集《不战》。

【经典诠译。

冯梦龙认为:无敌之法在于胜算,而不在于实战。这就把谋划之功提到了首位。

冯氏案例:解决难题不可莽撞

假如你遭遇难题,一定不可莽撞,而是要用一种下棋战术去对付它,这样,你下一次就不会遭遇同样的难题。以下例子可供参考:

“诸葛恪”诸葛恪有才名,吴主欲试以事,令守节度。节度掌钱谷,文书繁猥,非其好也。武侯闻之,遗陆逊书,陆公以白吴主,即转恪领兵。

恪启吴主曰:“丹阳山险,民多果劲。虽前发兵,徒得外县平民而已。其余深远,莫能禽尽。恪请往为其守,三年可得甲士四万。”朝议皆以为丹阳地势险阻,周旋数千里,山谷万重,甚幽邃,人民未尝入城邑,对长吏。皆伏兵野逸,白首于林莽。逋亡宿恶,咸共逃窜。铸山为甲兵,俗好武习战,高气尚力,其升山赴险,抵突丛林,若伍之走渊,援抗之腾木也。时观间隙,出为寇盗,每致兵征伐,寻具窟藏,战则蜂至,败则鸟窜。自前世以来,不能驭而羁也。恪固言其必捷,吴主拜恪丹阳太守。恪至府,乃遗书四郡属城长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从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分内诸将罗兵幽阻,但缮藩篱,不与交锋。候其谷熟,辄引兵芟刈,使无遗种。旧谷既尽,新田不收,平民屯居,略无所得。于是山民饥穷,渐出降首。

恪乃复敕下曰:“山民去恶从化,皆当抚慰,徙出外县,不得嫌疑,有所执拘。”长吏胡伉,获降民周遗,遗旧恶民,困迫暂出,内图叛逆,伉执送于恪。恪以伉违教,遂斩以徇。

民闻伉坐戮,知官唯欲出之而已。于是老幼相携而出,岁期,人数皆如本规。

“陆逊”嘉禾五年,孙权北征,使陆逊与诸葛瑾攻襄阳。逊遣亲人韩扁赍表奏报,还,遇敌于沔中,钞锣得扁。瑾闻之甚惧,书与逊云:“大驾已旋,贼得韩扁,具知我阔狭。且水干,宜当即去。”逊未答,方催人种葑豆,与诸将弈棋射戏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略,其当有以。”自来见逊。逊曰:“贼知大驾已旋,无所复感,得专力于吾。又已守要害之处,兵将已动,且当自定以安之,施设变术,然后出耳。今便示退,贼当谓吾怖,仍来相蹙,必败之势。”

乃密与瑾立计,令瑾督舟船,逊悉上兵马,以向襄阳城。敌素惮逊,遽还赴城。瑾便引舟出,逊徐整部伍,张拓声势,走趋船,敌不敢干,全军而退。

“李光弼”史思明屯兵于河清,欲绝光弼粮道,光弼军于野水渡以备之。既夕,还河阳,留兵千人,使将雍希颢守其栅,曰:“贼将高廷晖、李日越,皆万人敌也。至勿与战,降则俱来。”诸将莫谕其意,皆窃笑之。

既而思明果谓日越曰:“李光弼长于凭城,今出在野,汝以铁骑宵济,为我取之,不得则勿反。”日越将五百骑,晨至栅下,问曰:“司空在乎?”希颢曰:“夜去矣。”日越曰:“失光弼而得希颢,吾死必矣。”遂请降。希颢与之俱见光弼,光弼厚待之,任以心腹,高廷晖闻之亦降。或问光弼:“降二将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常恨不得野战,闻我在外,以为可必取。日越不获我,势不敢归。廷晖才过于日越,闻日越被宠任,必思夺之矣。”

《传》云:“作事威克其爱,虽小必济。”然过威,亦复偾事,史思明是也。△冯氏不战之释用(一)

不战而屈人之兵《智囊》有这样一条原则:与对手交战,最佳的结果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如果对手不是铁板一块,就可以瞄准间隙,因“隙”利导,间施巧计,从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安史之乱进入到第5个年头,史思明抢占了叛军头目的宝座。唐肃宗怕郭子仪功高震主,也把平叛大军从郭子仪手中交给了李光弼。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史思明率数十万大军猛扑两京。李光弼见敌众我寡,为确保长安的安全,干脆让出空城洛阳,亲率5万人屯驻河阳(今河南孟县西北),北连泽、潞数州,依托黄河,虎视洛阳,控制安军侧背,从而使史思明不敢贸然西进。

史思明见无法西进,李光弼的防守又无隙可击,便屯兵河清(今河南孟县西南),企图切断李光弼的粮道。李光弼于是驻军野水渡(今河南济源、孟津二县之间的黄河上)加以抵制。

两军对峙一日,傍晚,李光弼自回河阳,留兵千人,命部将雍希颢留守。临走时李光弼告诫道:“贼将高廷晖、李日越均有万夫不当之勇。他们来了,你们千万不要出战。如果他们投降,你们就与他们一道回来。”言罢即走。众将领却听得莫名其妙,暗暗发笑。

第二天大清早,果然有一贼将率领500骑兵来到野水渡。雍希颢见其来势汹汹,知不可硬拼,便对军士们说:“来将不是高廷晖便是李日越,我们应听元帅告诫,不必出战,只须从容等待,看他如何行动。”于是裹甲息兵,吟笑静观。

来将走到防御栅栏下,看到李光弼所带的军队竟会如此松散,不禁大为惊奇。于是喝问守将:“李光弼在吗?”

雍希颢道:“昨晚已回河阳。”

来将问:“留守多少人马?”

雍希颢答:“千人。”

来将问:“统将是谁?”

雍希颢是无名小辈,来将显然从未听说过。雍希颢见来将沉吟不答,左右徘徊,猛想起李光弼的话来,猜测来将莫非真是来投降的,赶紧发问:

“来将姓李还是姓高?”

“姓李。”

“想必便是李日越将军了?”

“你怎么知道?”

“李光弼元帅早有吩咐,他说将军你对朝廷素抱忠心,不过一时为史思明逼迫才勉强跟从叛乱,今特地命我在此等候,迎接将军归唐呢。”

李日越踌躇了一会儿,对左右说:“今天无法抓捕李光弼,只有雍希颢,回去无法交待,不如归降唐朝吧!”众人均不答话。李日越便说要投降。

雍希颢赶紧开了栅门,即带着李日越一起去见李光弼。李光弼十分高兴,对李日越特别优待,并视为心腹猛将。李日越感激万分,请求写信去招降高廷晖。哪知李光弼却说:“不必不必,他自然会来投诚,与公在此地相见的。”众将领听说,更觉奇怪,连李日越也被弄得糊里糊涂,不知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哪知过了数日之后,高廷晖果然率所部前来投降。李光弼于是奏报朝廷,请求给李、高以官职。史思明失去了两员虎将,李光弼则转守为攻了。

手下因见李光弼如此轻而易举地降服两将,怀疑他们三人是否有约,便去问李光弼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李光弼说:“我与两将素不相识,哪来密约?不过是因‘隙’利导,揆情度理罢了。史思明经常对部下说,李光弼只善于守城,却不会野战。我出城驻军野水渡,他当然视之为捕杀我的天赐良机,肯定要派猛将来袭击。史思明有个天大的毛病,就是残暴待下,对于败军之将无法容忍。如果哪位将军放过如此良机而让我生还,他还不把那将军生吞活剥?李日越奉命而来,却得不到与我作战的机会,势难回去见史思明,请降唐军岂不在情理之中?高廷晖的才勇远在李日越之上,他见史思明残暴,而李日越却在唐军中得以宠任,自然也想到我这里来谋占一席之位。”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李光弼揆情度理,瞄准史思明酷待部下的“间隙”,有意制造李日越惧怕回去见史思明的情势,并安排优厚的待遇,从而使李日越、高廷晖自然地投降了唐朝。我们把这种根据对手之间的某种漏洞、缝隙或者各种离心力,并有意加以放大,顺势使对手放弃敌对态度的计策叫作“因‘隙’利导”。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往往需要奋力拼搏,才能使船前行。“因‘隙’利导”则如顺水推舟,显得轻松自如。如果李光弼与李日越、高廷晖硬拼,且不说要损兵折将,付出极大的代价,而且当时实际上处于不利地形,李光弼也无必胜的把握。李光弼妙用此计,则不费一枪一弹,不战而全胜了。

从上可见,《智囊》“屈人之兵”的智慧,即在许多场合,都同样存在着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境况,如果你能善用“因隙利导”之计,自然也同样能取得这种奇效。△冯氏不战之释用(二)

切忌一味较劲《智囊》以为“骨力”是一个人做事的概本,也就是说,人既应有泰山压顶不弯腰的骨气,又要有躲避狂风暴雨保存自己的机智。这也是成功者一个必备的智慧。

曾国藩晚年很后悔,说自己应该在攻下天京时退守江湖,如果这样,就不会有“剿捻无功”、“津门受辱”等“画蛇之笔”。实际上,正如曾国藩所声辩的那样,僧格林沁剿捻数年,也没有一句责备的话,他剿捻伊始,就责望过高,好像他一出山捻匪就该如鸟兽散一样。他说这不公平,他也没有这个本事。这听起来,似乎无奈,实则为一种进退之功。

当捻军冲过他设计的贾鲁河防线驰入山东时,调入京师的官文抓住把柄,大肆煽动,并再次放出暗箭,射向曾国藩。他利用位高权重的有利条件,暗中煽动那些满洲贵族,重弹多年老调,认为曾氏兄弟及其湘、淮系统大将占据地方的许多高位,并非国家之福,规劝太后和皇帝,重视汉人宜防的祖训。当太后不以为意之后,官文又拉拢一批满员,联合地方权贵,收买言官,掀起反对曾国藩的一个浪潮。这就是曾国藩所不理解的,为什么“河防大计”仅仅在一次战役中失利,就出现一群言官上疏弹劾,而皇帝也连下谕旨申斥的原因了。

同治五年(1866)九月间,官文用重金收买御史朱学笃,上疏重劾曾国藩误国、庸陋等六大罪状,疏中极尽挖苦讥讽,几乎不是对一个“有功”之臣,仿佛欲置其于死地。最令曾国藩不解的是,慈禧太后将此弹劾折发交廷臣议处,这无疑是一个信号:清廷已不信任他了,该“兔死狗烹”了。由于有此波澜,曾国藩回两江也很没有面子。所以他上疏宁可留在军营效力,也不回两江。随后几天,又有法国人上书清廷,讲恭亲王不胜任军机大臣之职,应该撤掉,将王爵让给李鸿章。又说李鸿章兄弟同任封疆大吏,“东南已非国有”。这无非是离间之计。在此内外的煽动下,曾国藩感到十分灰心。他连上三疏坚拒回两江。同时,陕西巡抚刘蓉、陕甘总督杨载福等同时乞休。清廷见湘系大吏纷纷“救援”,只好下旨斥责御史朱学笃,又安慰曾国藩一番。

本来慈禧太后在曾国荃对官文的劾案后已和平解决了曾、官的矛盾,对此案反映出的满汉矛盾也采取了和解的政策。但经官文暗中一拨弄,京城内外便掀起罢斥曾国藩的风浪来。太后和皇帝也改变了态度,对曾国藩及湘、淮大员,尤其是湘系地方大员开始了大刀阔斧的裁制。曾国藩当时对形势估计不足,他对“河防”的暂时失利不服气,而对清廷的下旨申斥表示了自责,但他自刻了一枚写有“会办中路剿匪事宜”的“木戳”,上奏要求开去各缺,仍以散员身份留在军营效力,他满有把握认为清政府会发下“温旨慰留”,让他继续任前线统帅,直到把捻军镇压下去为止。

但是这次他想错了,等了一个多月,却于同治五年十月二十一日(1866年11月27日)等来了一通“严旨切责”。

这一次的“以退为进”遭到了彻底的失败。曾国藩接旨后心里很是气恼,他给曾国荃写信说:“昨奉十四日严旨诘责,愈无庸徘徊。大约一连数疏,辞婉而意坚,得请于己,获祸亦所不顾。”他心里仍不想离开前线,嘴上说打算向皇上“一连数疏”,申请回家养老了事。然而他又估计错了,信发出去才两天就接到朝廷谕旨,令他把钦差大臣关防“赍送徐州”(此时曾住济宁)由李鸿章护理,休假一个月后回任两江,曾国藩见清廷对他如此无情,干脆说他既然不能胜任钦差“剿捻”之任,不如连两江总督之任一同开去干净。十天之后,上谕以日递五百里的速度送到济宁曾国藩行营。上谕说:“曾国藩当体仰朝廷之意,为国分忧,岂可稍涉嫌虑,固执己见!着即懔遵前旨,克期回任,俾李鸿章专意剿贼,迅奏肤功。”寥寥数语,使他看到了慈禧太后那愤怒的面孔,于是不再坚持己见,只得怏怏南返,回任两江了。

曾国藩回到两江总督任上,认为对不可抗拒的力量只能顺从,否则一味较劲,对自己则是一无所益,因此只有在权势者的轻视、冷落中面向未来再图崛起,重建新功,让世人包括薄情于他的当权者重新认识到他的重要。

谋取胜局不是硬着头皮往前冲,而是要有以退为进、以守为攻的方法。当然,这是一种最高的智慧。《智囊》告诉人们:硬着头皮往前冲,只能自绝生路,被强大的对手打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