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哈佛创造性利他主义研究中心以及该中心的产物——这个研究协会的主要理论——一直是基于这样的考虑，那就是，对于人以及人造世界的道德改造，是提到今日历史日程上最重要的课题。如果没有这种根据利他主义目标而实行的道德改造，那么，就不能阻止新的世界大战和别的灾难，也不可能在人类世界上建立起新的、更好的和更杰出的社会制度。而如果不曾在人和人类世界中极大地推进我们称之为创造性无私之爱的发展，则所有时髦的阻止战争和建立新制度的灵丹妙药都不能实现其目的。
举例说，有一种时髦的药方是所谓根据美国式民主在各国重建政治，尽管这一信念十分通俗流行，但却是十分可疑的。假定说，人们明天能够使各国在政治上根据美国人的民主目标重建。然而，这种重建既不能阻止也不能减少新的世界大战或国内流血革命的机会。为什么？因为对于自公元前600年直到今天的所有大战和重大国内骚乱的研究表明，民主制并不比独裁政治更不好战、更少诉诸武力和更加有秩序。这个结论的确令人不愉快，然而，它却是真实的。
另外一个为人们津津乐道、避免战争和流血斗争的药方，是更多的教育和兴建更多的学校。同样可以假定，明天人们可以使所有男男女女在16岁时就奇迹般地成为哲学博士甚至是超哲学博士。不过，教育这一奇迹般的增长既不能减少内战也不能减少国际间战争的机会。为什么？因为教育的流行模式与科学技术的增长并不能控制或者甚至减少战争和流血革命。从十世纪及至今天，学校的数量，从幼儿园直到大学，识字的百分比，科学发现以至于技术发明的数量，一直在持续不断地增长，在过去的20个世纪里尤为突出。然而，尽管有这种在教育、科学和技术进步方面的巨大变化，战争的曲线（或者以战争发生的频率，或者以军队的规模，或者以每百万人口因战争而伤亡的人数来计算）在这些世纪中始终没有下降。如果说在这期间往往有些起伏不平的话，总的趋势也还是在上升，对于革命和叛乱的发生频率来说，也是同样。我们正生活于一个科学和工艺技术最发达、教育最普及的世纪里，可是这一世纪却是有文字记载的25个世纪中流血最多的世纪。
对于别的诊治世界战争和国内骚乱的流行处方来说，也是一样。这一类的万用良方，有所谓在全球建立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甚至所谓宗教因素也不能改变情况——如果我们用宗教来表示信念、教义和宗教礼仪的话，我们在这里仅仅指出证明这一陈述的众多证据中的一个，亦即我们对受人爱戴的美英福音传教士73位宗教皈依者所作的研究来证明这一点。需要澄清的是，由于这73个人宗教信念上的转变，其精神和行为也更接近于布道教义中的崇高训诫，但是否因此也就使得他们的精神，尤其是他们的外部行为转向利他主义的倾向呢？结论并不是令人满意的。在73个人中，只有一个人表现出个性和外部行为上的实质性变化，大约有一半皈依者只是稍稍改变了他们的言语反应；他们不再使用亵渎的语言，而更为频繁地吟诵着“我主耶稣基督”等等，但他们的外部行为却丝毫没有改变；而剩下的一半皈依者甚至连言语习惯也未曾改变。
我相信，这一类证据清楚地说明，倘若不依据利他主义对人的动机予以某些根本性的改造，便不可能阻止未来的灾难，而且也不可能建立起一个更加和谐、更富有创造性的社会文化秩序。
人的道德改造之所以具有压倒一切重要性的第二个理由是，新近的研究已经表明，由于我们暂时称之为“无私的创造性之爱”具有改造人和人类世界的巨大潜力，因此，它决不仅仅是具有至高价值的真、善、美三位一体中的一种，它还是这三种力的最崇高的形式之一。距今最近的几十年分别是以众多学科为标志的——它们是生物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等。与此同时，向一个中心点明显聚集的现象得到了发展，所有这些学科都愈来愈关注爱这种神秘力量的重要作用。近几十年急速发展的科学发现倾向于进一步证实下述古老的发现；上帝是爱而爱也就是上帝。十九世纪的生物学强调生存斗争的作用，而我们时代的生物学则越来越强调——无论是就种系进化或单纯的种的生存，还是就健康维持生命力和长寿来说，相互帮助、合作或友谊，所有这些字面上不同的术语都标志着同一创造性无私之爱的不同方面。
今天的生物学告诉我们，这一因素至少一直在扮演与生存斗争因素一样的重要作用。随着时间的流逝，爱的作用和力量在不断加强着。在其他方面，当代生物学家明确指出。对于多细胞生物和单细胞生物的生存和繁殖来说，父母和后代之间的合作是绝对必需的，对于人类这样的种系来说尤其如此，人类的新生儿仍然处于难以自立的状态下，为了生存就需要许多年的照料和爱抚。
生物学、心理学、人类学和社会学提供愈来愈丰富的材料证明无私之爱具有充沛而崇高的活力。有几个例子可以充分证明这一见解。比如，对自杀的研究表明，所谓自我中心的自杀（变态行为）主要是由孤独和一个人心理上的隔膜所引起的，特别容易由一个人的社会联系突如其来的分裂而引起。从而，避免自杀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以对于其他人无私的创造性之爱来超越这种隔膜。大量的研究，其中包括哈佛研究中心的工作均已表明，爱是一种能够增进生命延续性的因素。
我们曾经以大约4500名基督教徒为研究对象，从中或多或少可以得到一些可信的材料。这些人生活在从我们这个纪元的最初世纪开始，直到现今的不同阶段中。我们主要研究了这些人生命的延续情况。这些圣徒中有98%以上生活于十九世纪之前，在接近我们这个时代的阶段上，“圣徒的生产”急剧地减少了，结果发现，在从一开始直到十八世纪的漫长时期中，平均的寿命比现今美国人的平均寿命低得多。这些圣徒中的许多人有意识地折磨自己的肉体，使自己丧失满足其基本需要的手段，这中间大约有37%的圣徒在成熟之前就成为殉难者。尽管有这些不利的条件，但这些圣徒的平均寿命却至少与现代美国人一样长。这是什么缘故呢？既然大多数圣徒曾经是具有无私爱心的非凡使徒，爱的因素很可能就是他们长寿的最重要原因了。
相当数量的心理学、精神病学、社会学和教育学研究已经证明，对于新生婴儿的生存和健康成长来说，最低限度的爱是绝对必需的。在这类研究中，可以以A·斯庇兹博士的研究为例。他报道并摄下了一家育婴堂34个弃儿的死亡情况。在育婴室里，这些婴儿除了不能得到母爱之外能获得其他所有需求品和照料。然而大约经过三个月与父母的分离以后，这些婴儿的食欲开始减退，不能睡眠，皮肤出现皱褶儿，啜泣并哆嗦不止。再经过两个月以后，这些婴儿看上去就像是白痴。27个弃儿在其生命的第一个年头就夭折了，7个死于第二年。不过，他们的变化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在这以后可以把他们划入白痴一类。
爱的治疗作用及整合力往往通过许多别的形式表现着自身，爱的感化——无论就爱还是被爱来说——都是婴儿在道德和精神上成为健全人的最重要条件。多数社会学研究都表明，大部分青少年犯罪者都来自于童年时期缺少必要的最低限度爱抚的儿童。缺乏“爱的维他命”也是导致许多精神错乱的原因。另一方面，在我们这个精神病人和青少年犯罪层出不穷的时代，在某些公谊会教徒甚至美国的华人社会中，却只有极低数量的青少年犯罪，精神病患者和吸毒癖。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这些人群中不仅十分崇尚彼此间的亲爱，而且将这种精神贯穿于他们的日常生活中，这些人联合成了一种真正的兄弟会。
精神病学研究也愈益强调爱的治疗作用。K。E。柯普尔，F。E。菲德勒，C。罗杰斯，V。E。弗兰考，H。J。艾森克，G。W。奥尔波特，R。阿萨高利，E。斯塔斯以及别的精神病学者和心理学家的研究证明，治疗精神错乱的主要因素，与其说是那些由不同精神病学派所运用的专门技术，倒不如说是在病人和治疗者之间建立起一种相互信任、友好、同情和移情关系，并且给病人造成一种摆脱了内在的和人类相互间各种冲突的“社会气候”。
哈佛创造性利他主义研究中心和其他学者的研究揭示了爱的力量的另外一些表现，尽管我们对于爱的神秘而崇高的能量只具有极贫乏的知识。然而，对于爱的大量集中研究已经证明，爱具有使人恢复新生、治疗、改进和创造的功能。例如，我们通过实验发现，在哈佛和拉德克里夫5对学生中间的每对成员之间以往的敌对关系，在实验后都能变得友好相处（在三个月的时期内，通过由每对中的一个参与者向另一对中的一个参与者表示“善意行为”的方式），这很好地证明了，爱在平息人类的仇恨和消除他们之间骨肉相残方面具有积极的力量。
同样，我们在哈佛和拉德克里夫两校学生中对于友好态度和敌意态度的反应所作的实验研究和临床诊断，以及对波士顿精神病院病人的治疗都清楚地证明了这样一个古老的箴言：“爱生爱，恨招恨。”对于友好（或者寻衅）态度所作的约莫65%～80%的反应，相应的都是善意（或敌意）的。同样，对于大约500个哈佛和拉德克里夫大学学生中每一个人怎样和为什么将某个人感受和视为他或她的“最好朋友”，并将另外个人当作“最坏仇人”所作的详细分析揭示了如下观点：在所有“最好朋友”的场合下，友谊都是由某个人的某种友好行动开始的，这个人必定继续保持这种友好的表示，直到成为“最好的朋友”。而在所有“最坏仇人”的场合中，招致仇恨的起因总是某人的侵犯行为，而渐渐地就成为“最坏的仇人”。
我希望，这些由实验所证实的真理会深深植入美国和（前）苏联政治家们的心灵深处，他们似乎一直在企图通过相互仇视和谩骂的过时方法，通过相互侵略和有害行动，通过冷战和热战来取得持久和平，他们相信“恨生爱，爱招恨”和“冷战热战产生和平”这一类的政策。毫无疑问，他们的政策并未带来和平，尽管耗费了成百上千万美元，尽管有成千上万的无辜生灵死于非命，尽管有无法计量的能量、时间、健康、安全和千百万人的幸福却在这些荒谬政策的执行过程中白白耗尽。
爱的建设性功效也十分明显地表现于不同社会的生活史中，以及人类各民族和国际生活中，创造性的爱不仅延长了个人的寿命，而且也延长了社会和组织的寿命，相反，凡是靠仇视、征服和压迫而建立起来的社会组织，如亚历山大大帝、凯撒、成吉思汗、帖木儿、拿破仑、或希特勒，无一例外都是短命的——几年，几十年、很少有超过几世纪的，它们往往在其创建者们死去之前就崩溃了。相应地，那些无私之爱在其中只扮演着无足轻重角色的，不同社会组织的平均寿命也较为短暂，因此，那些规模较小的企业的平均寿命，如美国的药品、杂货、金属商店一般只存在4年时间；而那些大型企业公司（在英国、瑞士和美国证券交易所中注册的），也只有27年，甚至在这些国家中寿命最长的也很少超过200年以上。寿命最长的现存组织都是些影响巨大的伦理宗教组织、道教、儒教、印度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如此等等，它们已经延续了1000年以至2000或3000年的时间，而这些组织都是以无私之爱进行利他主义教育为动机的，并为之奉献组织者生命的。
阿育王（印度）的例子提供一个证明爱在平息战争和其他流血形式的人类争斗方面所具有的威力。由于深为胜战以后的灾难性结果所震惊，阿育王在其后半生里接受了佛教的影响，激进地用和平、友好和建设性改革的政策取代了好战政策；他建设公路、孤儿院、学校、博物馆、寺庙、种植草木、挖井蓄水；消除不公正现象，缓解民众痛苦，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帮助他自己的臣民和相邻国家。通过这种友好政策，阿育王赢得了大约72年的和平时间。与这种情况相反，希腊、罗马和其余9个欧洲主要国家从公元前600年开始直到目前的历史中，平均几乎每两年就发生一次战争；而且，在希腊、罗马和西方世界大约25个世纪的时间内，这种延续72年的和平总共才出现过两次。阿育王对于维持和平的体会是极有指导意义的：它提示人们，友好互助政策能够成功地赢得一个更为持久的和平，而仇恨、破坏性的竞争和战争则做不到这一点。
最后，爱的巨大力量是由最杰出的爱的传播者们对于人们和人类历史的伟大而深远的影响而得到体现。如果我们询问何种个人在人类历史上最有影响，答案必定是这样些个人：比如老子，孔子、摩西、释伽牟尼、耶稣、圣·保罗、圣雄甘地以及其他伟大的宗教奠基者、永恒道德原则的发现者、崇高的、无私之爱的活生生的体现者。与那些短命的、主要起着破坏性影响的独裁君主、武力征服者、革命专制者、财富的统治者和其他历史人物相比，这些伟大的精神和爱的使徒在人类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曾给予无数人的生活、心灵和肉体以实质性的影响；而且还继续给当代人的生活以实质性影响：他们既不拥有军队和武器，也没有物质实力、财富，以及任何足以影响各民族历史命运的世俗手段。为了获得其力量，他们也不曾诉诸于仇恨、妒忌、贪婪和别的人类欲望，甚至于他们作为物质有机体的肉体也不属于最强壮之列。然而，正是依靠与少数追随者们的共同奋斗，他们改造了千万男男女女的道德情操，赋予文化和社会制度以新的形式，并且制约着历史的进程。所有这些都是仅仅通过他们崇高的、纯洁的和充沛的爱的力量实现的，亦即通过其无私的精神和超人智慧所实现的。
概括一下无私之爱的主要力量，我们可以说，无私的创造性之爱能够阻止个人和组织之间的侵犯性斗争，能够将个人和组织之间的敌对关系改造成友好关系；只有爱才能够赢得爱，而恨则只能招致仇视（根据70%～85%的案例研究）；爱能够在实际上影响国际间关系，平息国际间的冲突。此外，无私的和智慧的爱还是一种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它对于物质的、精神的和道德上的健康都是十分必要的；无私的人比自私的人活得更长久，被剥夺了爱的儿童易于产生道德、社会和精神上的种种缺陷；爱是医治犯罪、变态和自杀倾向的解毒药；爱是人类启蒙和道德完善的崇高教育力量，爱具有重要的认知和审美功能；爱是自由和所有道德和宗教价值的灵魂；对于一个持久的、富有创造性和协调发展的社会及其进步来说，最低限度的爱是绝对必要的。最后，在人类历史这个多灾多难的时刻，在整个人类世界中，“爱的能量的不断生产、积聚和传播”对于阻止新的战争，缓和在个人和组织间不断增长的竞争，乃是一个必要的条件。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写下这样一段预言性的话：“目睹着人的罪孽，人们往往怀疑，一个人究竟应当报之以强力，还是施之以谦逊的爱。要打定主意，永远以谦逊的爱与之战斗。这种爱是最有感染力的、最可怖的、最有力的、世界上任何其他力量都难以攻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