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是给予哲学灵感的守护神和它的美神，苏格拉底所以说哲学的定义是“死亡的准备”，即是为此。诚然，如果没有死亡的问题，恐怕哲学也就不成其为哲学了。
动物的生存不知有死亡，每个动物只意识着自己的无限，直接享受种族的完全不灭。至于人类，因为具备理性，所以必然产生对死亡恐惧。但一般而言，自然界中不论任何灾祸都有它的治疗法，至少有它的补偿。由于对死亡的认识所带来的反省致使人类获得形而上的见解，并由此得到一种慰藉，反观动物则无此必要，亦无此能力。
所有的宗教和哲学体系，主要即为针对这种目的而发，以帮助人们培养反省的理性，作为对死亡观念的解毒剂。各种宗教和哲学达到这种目的的程度，虽然千差万别互有不同，然而，它们的确远较其他方面更能给予人平静对死亡的力量。婆罗门教或佛教认为：一切生灭，与认识的本体无关。此即所谓“梵”。他们并教导人们以“梵”观察自己。就此点而言，实比一般解释：“人是从无而生”、“在出生之后始而为有”的思想高明得多。
因而，在印度可发现安详就死和轻视死亡的人，这在欧洲人的眼中简直是难以理解的事，因为欧洲人太早就把一些根据薄弱的概念强迫灌输进人们脑中，致使永远无法接受更正确合适的概念，这实在是很危险的事，其结果就像英吉利某些社会主义的堕落者和德意志新黑格尔派学生的否定一切，陷入绝对形而上的见解，高喊：“吃罢！喝罢！死后什么也享受不到了！”也许他们就是因为这点才被称为兽欲主义吧！
然而，由于死亡的种种教训，却使一般人——至少欧洲人，徘徊于死亡是“绝对性破灭”和“完全不灭”的两种对立见解间。这两者都有错误，但我们也很难找出合乎中庸之道的见解，因此，莫若让它们自行消灭，另寻更高明的见地吧！
我们先从实际的经验谈起。首先，我们不能否定下列的事实：由于自然的意识，不仅使人对个人的死亡产生莫大的恐惧，即使，对家族之死亦哀拗逾恒。而后者显然并非由于本身的损失，而是出于同情心，为死者的遭遇大不幸而悲哀。在这种场合下，如果不流几滴眼泪，表示一些悲叹之情，就要被指责为铁石心肠不近人情。基于此，若复仇之心达到极点，所能加诸敌人的最大灾祸，就是把敌人置于死地。人类的见解虽因时代场所的不同，经常有所变迁，唯独“自然的声音”，却不拘任何角落，始终不变。
从上述看来，自然之声显然在表示“死亡是最大的灾祸”，亦即死亡意味着毁灭，以及生存的无价值。死亡的恐惧实际是超然独立于一切认识之上的；动物虽不了解死亡是怎么回事，但对它仍有着本能的恐惧。所有的生物都带着这种恐惧离开世界。这是动物的天性，正如它们为自我的保存，时时怀着顾虑一般，对本身的破灭亦常生恐惧。因此当动物遭遇切身的危险时，不但对其本身、连其子女亦加以小心翼翼的守护，不仅为了逃避痛苦，亦为对死亡的恐惧。动物为何要逃窜、颤抖、隐匿？无非动物的生存意志使它们力图延迟死亡而已。
人类的天性亦同，死亡是威胁人类的最大灾祸；我们最大的恐惧来自对死的忧虑；最能吸引我们关心的是他人生命的危险；而我们所看到的最可怕的场面则是执行死刑。但我要特别强调，人类所表现的对生命的无限执著，并非由认识力和理智所产生；它们反将认为眷恋生存是最愚蠢不过的事，因为生命的客观价值是非常不确定的——最少它会使人怀疑存在究竟是否比非存在好。经验和理智必定会告诉我们，后者定胜于前者。若打开坟墓，试问问那些死者是否想重返人世，相信他们必定会摇头拒绝。苏格拉底亦有类此见解，即连笑口常开的伏尔泰也不得不说道：“生固可喜，但‘无’亦佳。”又说：“我不知道永恒的生命在何处，但现在的生命却是最恶劣的玩笑。”
人生在世，只是短短几十年，比之他不生存的无限时间，几乎可说等于零。因此，若稍加反省，为这短暂的时间而太过忧愁，为自己或他人的生命濒临危险而大感恐惧，或创作一些把主题放在死亡的恐怖、使人感到惶恐惊惧的悲剧，实在是莫大的愚蠢。
人类对于生命的强烈执著，是盲目而不合理的。这种强烈的执著充其量只在说明，求生意志就是我们的全部本质。因之对意志而言，不管生命如何痛苦如何短暂、如何不确实，总把它当做至高无上的瑰宝；同时，也说明了意志本身原本就是盲目、没有认识力的——反之，认识力却可暴露生命的无价值，而反抗对生命的执著，进而克服对死亡的恐惧。——所以通常当认识力获胜、得以泰然自若地迎接死神时，那些人就可以被我们推崇为伟大高尚的人。反之，若认识力在与盲目求生意志的对抗中，败下阵来，而一心一意眷恋着生命，对于死亡的逼近极力抵抗，最后终以绝望的心情迎接死亡，则我们对这样的人必表示轻蔑。
在这里，我们不禁要提出疑问：为什么对于生命有无限执著的人，以及尽一切方法延长寿命的人，反而被大家卑视轻贱呢？还有，如果生命真是大慈大悲的诸神所赠与的礼物，我们应衷心感谢的话，为什么所有宗教皆认为眷恋生命与宗教有所抵触？为什么轻视生命反而被认为伟大高尚？
总之，从以上这些考察，我们可以获得以下四点结论：求生意志是人类最内在的本质；意志本身没有认识力，它是盲目的；认识是无关本来意志的附带原理；在认识与意志的战斗中，我们一般偏限前者，赞扬认识的胜利。
既然“死亡”、“非存在”如此令人恐惧，那么，按理对于“尚未存在”的事情，人们也该会有恐惧之心。因为死后的非存在和生前的非存在，应该不会有所差别，我们在未出生前，不知已经经过多少世代，但我们绝不会对它悲伤，那么，死后的非存在，又有什么值得悲伤的？我们的生存，不过是漫长无涯的生存之中一刹那的间奏而已，死后和生前并无不同，因此实在大可不必为此感觉痛苦难耐。若说对于生存的渴望，是因“现在的生存非常愉快”而产生，但正如前面所述，事实并不尽然。一般说来，经验愈多，反而对非存在的失乐园怀有更多憧憬。还有，在所谓灵魂不灭的希望中，我们不也是常常企盼着所谓“更好的世界”吗？——凡此种种，皆足可证明“现世”并没有多美好。
话虽如此，世人却乃热烈于谈论有关我们死后的状态问题；一般书籍论述、家常闲话触及这方面的，可说比谈生前状态问题还要多出几千倍。这两者虽然都是我们的切身问题，谈论原无可厚非，但若过分偏于一端，则难免钻入牛角尖。不幸，几乎所有的世人都犯这毛病。其实，这两者是可以互相推证的，解答其一，亦可查究其他的问题。现在，我们权且站在纯粹经验的立场，假定我过去全然不曾存在，如此，我们亦可进而推论。
在我不存在时的无限时间，必是处于非常习惯而愉快的状态；那么对于我们死后不存在的无限时间，亦可引以为慰。因为死后的无限时间和未出生前的无限时间，并没有两样，毫无值得恐惧之处。同时，证明死后继续存在的一切，同样也可适用于生前，可以证明生前的存在。印度人或佛教徒，对于这点，即有着脉络一贯的解释。但是，人既已不存在，一切与我们生存无关的时间，无论是过去或未来，对我们而言，都不重要，为它悲伤，实在毫无来由。
反之，若把这些时间性的观察，完全置之度外，认为非存在是灾祸，其本身也是不合理的。因为一切所谓的善善恶恶，都是对生存的预想，连意识亦如此。但意识在生命结束之时，便告停止，在睡眠或晕倒的状态下也同样停息。从而可知，若没有意识，也就根本不会有灾祸了。总之，灾祸的发生是一瞬间的事情。伊壁鸠鲁斯从这种见地做出他研究死亡问题的结论，他说：“死是与我们无关的事情。”并加注释说：因为我们存在时死亡不会降临，等到死神光临时，我们就又不存在了。即使丧失些什么，也不算是灾祸。因此，不存在和业已不存在的两者即应该视为相同，无须惦挂在心。因而，以认识的立场来看，绝不致产生恐惧死亡的理由。再者因意识中有着认识作用，所以对意识而言，死亡亦非灾祸；实际说来，一切生物对于死亡的恐惧和嫌恶，纯粹都是从盲目的意志产生，那是因为生物有求生意志，这种意志的全本质有着需求生命和生存的冲动。此时的意志，因受“时间”形式的限制，始终将本身与现象视为同一，它误以为“死亡”是自己的终结，因而尽其全力以抵抗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