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迟
历史上，放逐、出奔这类事不少。屈原、但丁是有名的例子。在“文革”中，我中华民族的著名作曲家马思聪先生，受尽极“左”路线的残酷迫害，被迫于一九六七年出走国外，以抗议暴徒罪恶，维护了人的尊严，他根本没有错，却还是蒙受了十九年（1967—1985）的不白之冤。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当我在美国费城和他会晤之时，他给我最初印象最令我惊奇。虽然他还和过去一样的故人情重，且神志泰然，并相当乐观，还在勤奋作曲，我感到他和以前却有所不同。我没有去深入思考他在哪一点上跟以前不同。我只是从他的声音笑貌中，感到他似乎不时流露着一点点不易觉察的细微凄怆，却未能体会他心灵深处，埋藏着巨大的痛苦。
后来在他女儿马瑞雪回忆她父亲最后日子的文章里说到一个晚上，马思聪听着贝多芬的《第五（命运）交响乐》。他忽然失声痛哭，他求他夫人王慕理让他哭一个够。后来，他含泪说：“这个世界很美。”他为什么哭？他哭他内心的哀伤。他哭他离开了祖国大地，这么久了没能回去。但这个世界很美，很美。
有一次中央音乐学院一位前副院长和我谈到他们在“文革”中的往事。这位前副院长在黯然神伤中，突然颜容扭曲，喘息地说道：“有人用有钉子的鞋子猛打马院长……怎么打得下去！……”他说不下去了！
那年年底我回到国内，不久便听说我国已公开为思聪平反。不白之冤终于昭雪了。从此我就等他回国。一九八五年八月十六日，他从美国寄我一封长信，其中讲到他“读了叶浅予文章，谢谢他的真情。那时代的人好像比较真情，‘文革’把人弄坏了”。
看来我真不如浅予。在《为马思聪饶舌》一文中浅予写道：“受过欺凌而被迫出亡的人，最懂得祖国的可爱，爱国之心也是最切。只有那些口口声声教训别人如何如何爱国，而自己却横着心侮辱善良灵魂的人才是真正的罪人。马思聪不欠祖国什么，那些窃国篡权的人却欠他太多了。”叶浅予说得又慷慨，又体贴。我们许多人却都没有说什么，以帮助他解除那凝冻住他内心的深沉痛苦啊！
那封长信是他从欧洲旅游回来写给我的，他写到了南斯拉夫的钟乳石岩洞，威尼斯舟子的金色歌喉，罗马的铁伏黎喷泉的音乐和瓦格纳常去喝咖啡的一家希腊咖啡店。他还写到翡冷翠的大教堂，比萨的斜塔。还有，如入仙境的瑞士雪山，以及大雪纷飞之下雪山餐厅里的丰盛午餐。还有他的那一别已半个世纪的巴黎，他写到巴黎他的母校国家音乐学院的陈旧的铁门。最后他到了伦敦，这次旅游快要结束了，他忽又悲从中来，说“盛衰转换，月圆月缺，周而复始，自是开地之轨道”。什么引起他的感慨万端？他为何要自苦了呢？想来是因为他能作欧游，还不能回国。他只在信尾说了，“待我从西双版纳出来，立刻跑新疆”。这却不是说他想去一次云南和新疆。不，他说的是他正在修改那五易其稿的、以云南民歌为主要旋律的《A大调钢琴协奏曲》（作品第六十号），等到他修改完工，从这曲中，从云南旋律中跑出来，便要立刻跑到新疆民歌为主要旋律的一部写新疆生活的大歌剧《热碧亚》（作品第六十—号）的创作中去。他人在北美心在祖国。他只是没有法子给我说他暂时还不能回国来，虽然他正驰神于云南的热带雨林和新疆的天山南北牧场上。
因为他不知道回来的话会怎么对待他。他也许是心中在想，他既然出走了，他还能回去吗？他童年时是一个固执的小孩，到了晚年他还是一个固执的老人。在“文革”中他有勇气出走，现在他无勇气回来。出走是不得已的事，在国外十九年是不得已的事，暂时不回来也是不得已的事，如今永远不会回来，更是不得已的事。这中间，恐怕只有叶浅予等少数人，只有少数亲友，给过他巨大痛苦的心灵一点儿慰藉。
他保持了他独特的性格。除了他音乐的民族性和世界性之外，他还有最纯洁的最天真的最美的音乐的个性。他还有一点疑虑。还没有回来，等待着一个能够回来的时机，等待着他疑虑的被消除。不幸他没有能等到那一天，他的灵魂已经飞升到了万里云天之外，但是他的灵魂，正像在歌德的《浮士德》第一部的结尾，是“得到了拯救”的。
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日，马思聪逝世一周年。他在无可奈何中生，在无可奈何中死，生离死别，徒呼负负。呜呼哀哉，作文奠祭，其辞曰：逝者如斯，从兹离分。恨别经年，梦睹英灵。你是珍珠，晶莹蒙尘。你是国宝，横遭蹂躏。黄钟坠地，瓦釜雷鸣。美人离宫，骚客出境。梦思沸腾，莫此为甚。魂逐飞蓬，爱国有心。孀闺泪尽，永安幽冥。欢怨非贞，中和可经。幽幽琴声，一往情深。民族之音，冬夏常青。百世芳芬，千秋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