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真真的症状是新房子装修好以后没多久。这时候真真已经快一岁了。说起来，小孩子“三翻六坐九月爬”，到了十个月，说话早的孩子就会喊爸爸妈妈了。可真真每一项似乎都比其他孩子晚一些。军平妈最早注意到这个迹象是在真真九个月的时候，她发现真真几乎不怎么会爬。碧儿带了真真去妇幼保健院检查好几次，也没查出什么器质性的毛病。真真好像一切都只是稍微地缓慢一点，并没有明显地症状。医生说，每个孩子的发育是不均衡的。可以再观察观察。这样观察了几个月，真真到了要说话的时候，语言能力发展明显的跟不上同龄的孩子。
碧儿急了，又带去儿童医院做了个脑部检查，也没发现有什么异常。医生也说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就说真真的症状有可能只是发育迟缓，又有可能是轻微的脑损伤造成的。就问父母双方有没有家族遗传病史，碧儿知道自己家这边是没有的。又问军平，军平想了想，也说没有。医生就说，如果只是发育迟缓，那问题不大，只要现在开始注意智力开发和运动训练，就能慢慢改善。如果是脑损伤就问题严重了，轻微的脑损伤有可能就造成脑瘫。脑瘫的孩子，行动能力、语言能力都会有障碍。具体会怎么样，还要看进一步检查的结果。不过现在检查出来，还算比较及时，抓紧治疗，效果也会比较好。可是和正常的儿童比起来，还是会有差距。
碧儿听到“脑瘫”这两个字，抱着真真，坐在儿童医院的专家诊室里，当场就精神崩溃了。她怎么也没想到，真真会得了这样的病。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碧儿扑在军平的怀里嚎啕大哭。真真那么漂亮，那么可爱，那么让人心疼，招人喜爱，她怎么可能会得了这种病。碧儿满眼是泪，搂着女儿小小的身子，看着孩子清澈的眼睛，怎么也不肯相信。军平整个人也呆住了，碧儿的哭声把孩子吓坏了，真真吓得躲在妈妈的怀里含糊不清地吐出几个字：“波、波、波波……”军平赶紧把孩子接过来藏在怀里安慰着，又把碧儿搂过来，这个时候，军平突然感到自己肩上的责任，他看着泣不成声的碧儿和柔弱无助的真真，突然生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勇气，他对碧儿干干脆脆地说：“碧儿，先别哭，弄清楚情况再说。还有，我看真真未必有医生说的这么严重。医生也说了两种情况都还没有最后确诊，真真的情况也许不见得很坏。”
听了军平这几句话，碧儿好像好不容易找到了支撑下去的希望。其实，在她意志要崩溃的那一刻，她需要的就是军平给她一点点依靠，这样一点点依靠和安全感，让她重新鼓起勇气和信心。
军平爸妈知道真真病情的第一反应就是惊呆。军平妈发现真真最初症状的时候，还抱着侥幸心理，悄悄地去图书馆查了很多资料，她尽量都找那些乐观的资料来安慰自己。事实上，真真的症状也没有资料上那些严重情况的孩子那么明显和严重。军平妈每天都仔细地观察着真真的每个细小的举动，观察了两个多月，也只发现真真只是行动比一般的孩子缓慢一些，语言能力现在还看不出来，有的孩子贵人迟开口，到一岁多才说话的也有。军平妈认为真真只是因为出生时候没有足月导致的发育缓慢，随着年龄的增长会慢慢赶上的。可到了现在，军平妈慢慢就发现，孩子的手脚开始出现那种病态的紧张。她查了资料，知道那叫肌张力过高，这是脑瘫孩子的一种非常明显的症状。但军平妈怎么也不愿意相信这个事实。
军平爸当然更加着急，也陪着军平妈到处去查资料，还在短时间内叫女婿郭智教会了自己上网查资料，只要有时间就到处去查关于脑瘫的资料，郭智也托了国外的朋友打听美国、欧洲这些地方治疗这种病的先进疗法，找了不少外文的资料。军妍两口子都在医院，储家宏也帮着找了一个最好的神经科主任和儿科主任看了。总之，军平家里能发动的力量全部发动了起来，真真的病情成了家里每一个人最关注的事情，其他的任何事情，都被抛到了一边。
军平和碧儿给真真又做了ＣＴ和磁共振，在脑部依然没有发现阴影，储家宏问了省人民医院神经科的高级专家林教授，教授说这种情况还不能确诊，需要进一步检查。但脑部没有阴影是好事，这说明脑瘫的可能性小，虽然不排除，但无论如何，康复训练是要马上开始做的。
军平爸听一个老战友说，北京有家武警医院，治疗这种病是权威，就找了全套的资料拿来给军平和碧儿看。军平爸和军平妈的意思，还是要先确诊，才能确定治疗的方案。碧儿爸妈也同意这个意见。军平和碧儿商量着带真真去北京看病。
军平妈一听，又担心影响了军平的工作。军平回到局里大半年，就在局办公室打杂，以前的文字工作被吴小媚一手给包了，军平现在只能做些后勤和党务，就是打杂。一天到晚地忙，还不招人待见的那种打杂。其实军平心里很不好受。可机关就是这样，那些文字工作，说重要了那是要水平的，可说不重要，只要是人就能干。军平这个名牌大学的高材生就给吴媚这个部队文工团转业的转业干部给顶了。
军平妈认为军平现在是事业的关键时刻，马上就要调正科。军平他们局里正科这一级虽说竞争不激烈，也还是有竞争的，不像有的人少的机关，到时间就能上。军平要因为真真的病影响了调正科的事情，那就会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军平妈很在乎军平的工作和前途，并不是她想要军平当多大的领导，而是机关工作的现实就是这样。军平妈认为，工作和事业对年轻人是第一重要的，这是立身之本。所以军平妈不赞成军平也去北京，她的意思是她和军平爸带孩子去，碧儿也不要去。军平妈说，碧儿的工作也要紧，单位新来的领导不好说话，不要在单位为难。
碧儿感到很为难。单位的领导的确是很难说话，如果她请假，领导肯定会批评，她的业绩也完不成，更加会影响到今年的收入。现在事业单位又天天在说要进行人事改革，实行聘用制。碧儿现在是单位的技术骨干，刚刚能够单独负责一个项目了，这个时候请假，很难说会有什么后果。也许这个位子回来就会被别人顶掉也说不定。可叫她把真真完全交给军平爸妈，还要带到北京，她无论如何也是不能放心。真真从出生到现在，没有一天晚上离开过妈妈。碧儿坚持自己带着真真，这种母女间的感情已经深厚到连割舍一天都是难以想像的。去北京至少也要一个星期，碧儿无法想像一个星期见不到女儿，她会怎么样。更家无法想像真真一个星期见不到妈妈，会有多么可怜。真真还这么小，又得了这种病，这个柔弱美丽的小生命显得格外令人怜惜，碧儿无论如何不能放下女儿。她宁可辞职不干，也要陪着女儿。
碧儿爸妈这次却无条件地赞成了军平爸妈的意见，他们也觉得工作重要，真真的病也绝对不能耽误，最两全其美的办法就是他们双方父母帮上小夫妻一把。碧儿爸苦口婆心地找碧儿谈了一次，把事情的利害掰开了揉碎了和女儿说：“爸妈知道你舍不得真真，这种情况下，肯定妈妈在孩子身边是最好的。可你工作的实际情况是这样，没有办法。你和军平的工作稳定发展很重要，年轻人现在是在爬坡的时候，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现在是关键的时候。你们要对真真负责任，就要长远地看问题，只有工作稳定，才能收入稳定，也才能给真真一个稳固的保障。真真的路还很长，你们的路也还很长，做任何事情，都不能感情用事。军平父母的看法是对的，你不能怪他们不通情理。孩子交到爷爷奶奶的手里，你有什么不放心。要说不放心，你应该不放心他们两个老人的身体吃不吃得消。”
碧儿最担心的也是这个问题，军平妈前段时间装修房子累着了，血压一直就不稳定，军平爸有个关节炎的老毛病，天一变就腿疼，走路不利索。碧儿想，两个老人带着一个还没断奶的孩子去北京，无论如何是不行的。给碧儿爸这一说，碧儿自己突然觉得很惭愧，是的，自己只考虑了真真，就算是考虑到军平爸妈的身体状况，也是从真真安全的角度考虑的，平心而论，自己真的没有从关心军平爸妈身体健康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
这样一想，碧儿对婆婆的那点埋怨立刻烟消云散。想起军平妈在真真出生以后，虽然有很多插曲，可从来都没有把自己的身体情况考虑在内，为来为去，也都是为了子女。军平妈对真真不可不说是尽心尽力，她唯一没有考虑的就是自己。碧儿觉得自己有时候太自私了，处理问题也太直接了。
军平在这件事情上却不赞成父母的意见。军平在真真生病以后，仿佛一下子领悟了为人父母的责任，如果说以前，他对父母的尊重是出于多年服从的习惯，那么现在就是处于一种带有理智的感激。军平在医院里抱着女儿的那一刻，突然感到，作为一个父亲、一个丈夫不可替代的责任。他回想起以前的种种，觉得自己在那一刻，才真正领悟到一个男人在家庭中的责任到底是什么。
在装修新房子的时候，设计师要打掉一堵墙的一半，军平不让，因为那是承重墙。当时设计师说，为了房子空间通透，打掉一半承重墙是不要紧的。可军平坚决没同意，他认为，承重墙的结实和完整对房子的安全意义太重大了，通透的空间只是表面的功夫，真正支撑这房子的，应该是完整而结实的承重墙。现在他想，其实，作为一个男人，对于一个大家和一个小家来说，他就好比一座房子的承重墙。两个女人，因为他这堵承重墙而成为相互分隔的两个房间的女主人，也因为他这堵承重墙而成为一座大房子里需要遮风挡雨的两个对他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女人。如果他这座承重墙不够完整，没有把需要分隔的房间分隔开来，就会由于追求了空间的通透而使得两个房间界限不清。如果他这座承重墙不够坚固，就不能够负担起整个房子的安全，那么房子随时随地都会倒塌。只有他又坚固又完整，能够很好地承担起他自己的责任，这房子才能给这房子里所有的人遮风挡雨。这就是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男人应该承担的责任。
以前他总以为只要顺了老妈的意思，也顺了老婆的意思，让这个家平平静静，就是尽到了他的责任，可事情远没有如此简单。在一个家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哪有人人都舒心顺气的时候？可事实也远没有想像中复杂。所有的矛盾根源都来自于两个家庭对生活的理解的不同。而这种不同又集中地反应在母亲和妻子两个女人对他这一个男人的爱的表达方式的不同。当她们都要以自己认为最好的方式来爱他的时候，矛盾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所以，他才是解决这些矛盾的中心和关键。
如果他是个好儿子，他就应该知道怎么样让母亲以一种更加理性的方式认可自己作为丈夫的独立责任。如果他是个好丈夫，他也应该知道怎么让妻子了解自己作为儿子的尽孝之心。只有他有了自己的主见和思维，他才有可能让两个最爱他的女人彼此理解、惺惺相惜。可惜，他以前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他以为，只要迎合她们，就一切都能很好地解决。这一切，都在于他从来没有在家庭承担他应该承担的责任，真正挑起这个家的大梁，而是让母亲和妻子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承担了他的责任。现在，突如其来的灾难，让他突然明白了这个道理。他决定要改变这个事实，承担起他做儿子、做丈夫、做父亲的重大责任。他要让他的母亲、他的妻子和他的女儿都好好地，幸福地过以后所有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