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消费率处于长期低水平
根据世界银行资料，2000年世界平均消费率为75.3%，其中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消费率分别为77%、74%和78%，而我国同期的消费率为61.1%，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4. 2个百分点，比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平均水平低13~17个百分点。国际经验表明，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1000美元左右时，其国内居民消费率一般在60%左右。2003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1090美元，但居民消费率仅为43.4%，由此可见，我国消费率处于低水平状态。
消费率低位运行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痼疾，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消费率就呈整体下降的趋势。从1952年的78.6%下降到1978年的62.1%，2003年下降到55.4%，2004年又进一步下降到53%，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水平，特别是我国在国有经济改革、产业结构和企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过程中，一部分由于中小企业关闭和大型企业调整而减员下来的劳动力，收入明显减少。同时，由于近年来投资多在资本密集型产业和增加就业较少的大型企业，而对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能大量增加就业的中小企业的投资较少，导致了收入的不稳和消费的心理预期不足，1978年以来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和收入的变化趋势，从图中可以看出，消费水平的变化基本上和收入水平的变化是同步的。从消费理论来看，无论是永久收入理论还是生命周期假说，都认为个人收入是决定消费的最主要的因素。
收入是消费的函数，消费需求取决于收入水平和消费倾向。尽管影响消费的有利息、价格、收入三个主要因素，但在我国的现实状况中，价格与利息对消费的影响作用是有限的，甚至有相反的作用，只有收入对消费的影响作用较大，即收入的较快增长，才可引发消费的较快增长，反之亦然。由于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缓慢，并长期低于GDP的增长，最终导致了消费率长期在低位运行，也是近几年来消费率呈下降趋势的重要原因。由于各国居民消费商品及服务价格水平不同，通常将恩格尔系数作为人均收入指标的相关与互补指标来衡量一国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动特点。所谓恩格尔系数，是指食品支出占居民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不同恩格尔系数直接反映了不同的消费结构，也间接反映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规定，恩格尔系数大于60%为绝对贫困；在50%~59%之间为勉强度日（中国称为温饱阶段）；在40%~49%之间为“小康”；在30%~39%之间为富裕；在20%~29%之间为最富裕。通过恩格尔系数，可观察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变化的趋势。1978年我国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为57.5%和67.7%，这说明农村家庭属于绝对贫困，城镇居民属于勉强度日阶段。1996年，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仍高达58.6%，仍属于勉强度日阶段，而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已降至50%以下，相当于进入“小康”阶段；到2001年，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降至47.7%，开始跨入“小康”阶段，而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降至37.9%，开始跨入富裕阶段。
由于通货膨胀的影响，家庭预期收入变得越来越具有不确定性。目前，城镇广大中低收入阶层的预期支出急剧增加，如，失业退岗（内退）人员大大增加、工资外收入比重加大、住宅的商品化、医药费的过快上升、教育消费支出的增加及养老储蓄等预期支出的增加，无疑会使得城镇广大中低收入阶层增加储蓄以免后顾之忧，预期收入的减少必然降低即期消费。同时，消费环境和体制存在的明显不合理性，如，医药消费中的欺诈现象、教育消费中的乱收费高消费现象、食品市场上到处泛滥的假冒伪劣产品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影响了居民的消费情绪和消费欲望，不可避免地限制了居民的消费。
消费率与投资率也反向运行。在投资率快速增加的同时，伴随的是消费率的不断下降，此状况在2000年后表现得尤为显著，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出现明显失调，并且还存在进一步加剧的可能。
二、家庭高储蓄问题
张明（2005）认为，居民高储蓄现象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宏观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即中国的居民储蓄函数存在如下的多元一次方程模型：S=a+bY+cI+dP，其中S为居民储蓄水平，Y为GDP水平，I为名义利率，P为通货膨胀率，a、b、c、d为常数。一般而言，其中b>；0，c>；0，d<；0.造成中国居民高储蓄现象的原因大致如下：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居民对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可替代投资工具的匮乏、政策性因素（计划生育政策、住房和医疗制度改革、教育产业化政策及对外贸易自由化政策等）和传统文化和消费惯性等。
1956年美国经济学家索洛（Solow）对经济增长理论做出了非常有意义的修正。他讨论了长期均衡增长的存在性问题和稳定性问题，并分析了在均衡增长条件下的消费、投资与劳动力工资率、资本回报率等的关系，1987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认为储蓄率是稳定状态资本存量的一个关键决定因素，如果一个经济有较高的储蓄率，它会保持一个较大的资本存量和产出水平，但它不一定有较高的经济增长。索洛认为，一个高的储蓄率和高的投资率导致一个高的稳态的人均资本存量和高的产出，但未必会导致一个高的经济增长率；储蓄率的变化具备水平增长效应，它改变了经济的平衡增长路径，因而也改变了在任何时点上每个工人的产出水平，但这并不影响平衡路径上每个工人的平均产出增长率。并且，只有技术进步的增长率的变化具有增长效应；所有其他变化只会产生水平效应。
投资率的高低取决于投资能否得到有效的国内储蓄予以支持，通常情况下，一国的储蓄越多，则可用于投资的资金就越多。中国一直是一个高储蓄国家，根据世界银行资料，2004年中国的储蓄率已经高达48.2%，过剩的资金加上低利率的刺激，使得投资膨胀的趋势难以避免。储蓄分为政府储蓄和私人储蓄，而私人储蓄又分为家庭储蓄和公司储蓄。近年来，我国家庭的储蓄保持了较高的水平和相对的稳定，而公司储蓄和政府储蓄的增长较快。可通过发展债券市场降低公司储蓄，减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等不失为一些好的选择。
三、家庭储蓄行为的分析
家庭是储蓄最主要的行为主体，其动机主要是考虑当前消费与未来消费的平衡，其影响因素包括养老需求、应付紧急情况、购买住房及耐用消费品、为子女教育投资及为其留下一份遗产等。根据凯恩斯的“绝对收入说假定”消费支出与实际收入之间保持稳定的函数关系，即收入增减，消费也随之增减，但每一收入增量中，用于消费的比重越来越小，用于储蓄的比重越来越大。家庭储蓄是家庭收支的结余，是家庭消费之外的剩余。在家庭收入量一定的前提下，消费多，则储蓄少；反之，则储蓄增加。不同的收入水平不仅决定着居民个人支出的比重，而且也制约着消费结构，进而影响储蓄的水平。我国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家庭跨入了收大于支的行列，根据2005年9月居民储蓄存款为136316.32亿元（中国人民银2005年11月4日公布），表明不少家庭累计的储蓄额已相当可观，实现了消费基金向积累基金的转化。
沈晓栋等（2005）尝试将非参数估计理论引入到回归模型中来，通过建立非参数回归模型及普通的线性回归模型对我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及消费支出之间的关系进行比较研究，并且分析了反映可支配收入与消费支出关系的变动情况、边际消费倾向及弹性系数，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与可支配收入之间的结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从1990年以后我国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及弹性系数有明显的下降趋势，这是由于我国居民对未来收入与支出的不确定性，促使他们把一部分可支配的收入用于储蓄，以防不时之需。杨万东（2005）认为中国居民消费下降可能是资本深化过程中的自然规律现象，即在最优储蓄率即资本积累的黄金定律中经济处于最优增长路径时，资本的边际产出率等于实际经济增长率，但中国经济处于动态无效率状态，如果投资的净收益大于新增的投资量，就会增加消费，处于动态有效状态；相反，一个所使用的资源大于其所生产的资源的部门，对消费就没有贡献，还要通过减少消费增加储蓄的方式来弥补投资。杨生恒（2003）考察了中国居民储蓄现状、结构及其增长原因，认为居民收入增加、投资渠道不畅、预期收入不稳定是居民注重储蓄而不是消费的重要原因。
生命周期——持久收入理论在确定条件下，从跨时效用最大化原则出发，揭示了消费者在生命周期中平滑其消费的动机。然而中国的经济现实表明，单单生命周期——持久收入模型提示的平滑消费动机不能完全解释我国居民储蓄的超常增长现象，这是因为居民储蓄除了将收入分配于整个生命周期以平滑消费之外，还有防范不确定性事件发生的目的。现实生活中，由于经济波动及其冲击的影响，人们的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个人和家庭面临没有预期到的影响因素使收入减少（比如失业）或意外的支出增加。预防性储蓄理论认为，不确定性的存在使得居民消费不是平滑的，在不确定情况下预期未来消费的边际效用要大于确定情况下消费的边际效用。未来风险越大，预期未来消费的边际效用越大，消费者储蓄动机就越强。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的情况下，居民防范不确定性事件而进行预防性储蓄的动机就显得非常强烈。
四、储蓄——投资转化问题
不论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储蓄论”，还是凯恩斯学派的“投资论”，或是基于发达国家经济实践的“经济增长理论”，都是撇开储蓄——投资转化过程本身而单纯分析储蓄和投资的这两个极端及其数量的均衡。假定从储蓄到投资的过程是瞬间平滑的，即假定储蓄能够完全有效转化为投资，把储蓄——投资转化效率设为一种理想状态。对我国的储蓄——投资转化问题，国内外曾进行过一些研究，但是起步较晚，研究的时间跨度多在1995~2000年，2000年以后的研究还不多；大部分是从居民储蓄、居民储蓄——投资的转化机制等角度来研究，从效率角度研究则较少。综观储蓄——投资内源转化与外源转化两渠道的效率，我国是储蓄——投资内源转化效率不理想与外源转化效率低下同时并存，即当前我国储蓄——投资转化是低效率。
资本形成是储蓄形成和储蓄向投资转化两个环节相结合的结果，它要求意愿和潜在的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在居民储蓄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居民可以进入的投资场所却极为贫乏，居民的收入暂时只能游离于储蓄和消费之间。沈坤荣（2004）从金融发展的视角分析了资本形成水平、投资效率、储蓄向投资转化效率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宏观经济波动，并运用了中国1978~2002年的数据进行计量检验，发现20世纪90年代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增强，但金融体系对投资效率和储蓄转化效率的改善极为有限，实证结果显示在储蓄向投资转化过程中，一部分储蓄资源并没有能顺利转化为有效的投资，生产效率有一定程度提高，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包群等（2004）也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作为我国国民储蓄主体的居民，他们的储蓄——投资转化率偏低，成为制约我国投资有效形成的主要因素。动态分析结果也说明居民储蓄——投资转化存在着较为显著的时滞效应，从而进一步束缚了居民储蓄的有效转化。所以，扩大居民的投资理财领域，实现居民储蓄到投资理财的直接和间接转化，是亟须解决的问题。
由于居民消费受持久性收入的影响较暂时性收入更为显著，货币政策要取得更好的效果就需要通过改变居民持久收入预期来实现。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与多恩布什和费希尔认为，实际利息率的增加一方面会产生收入效应，其结果是消费率提高，储蓄率下降，但另一方面又会产生替代效应，使得储蓄更具有吸引力。中国人民银行2003年的一份全国城镇储户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利率与居民储蓄意愿之间的相关性较弱。陈学彬等（2005）认为随着居民拥有的金融资产数量的不断增加，金融资产收益占可支配收入比重的上升，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步完善及投资性储蓄相对于预防性储蓄比重的上升，利率杠杆对居民消费储蓄行为的影响将逐步增强。所以，要发展金融市场和促进金融工具的创新，积极发展股票、债券、养老基金、投资基金、保单等新型金融工具，为居民提供各种适宜的金融理财产品选择形式，使居民能根据自身风险厌恶偏好在多种金融资产中进行理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