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的“形象学”虽然在法国学派那里早已涉及，但真正与后殖民理论融为一体时才开始受到跨文化研究者的注意。由于受到“东方主义”和旧的欧洲中心主义的文化相对主义等先入为主的理论概念的制约，欧洲人对中国和中国人一直有着某种先入为主的概念或印象，这些概念或印象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描述者那里都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对这些种种不同的形象进行比较进而作出分析，自然是比较文学学者的一个重要课题，同时也是我们研究中国文化在欧洲接受和传播乃至发生变异的一个重要方面。从形象学的视角出发，我们不难看出，欧洲人眼中的中国或中国人的形象可以大致分为这样几大类。
第一类形象：中国是一个在各方面都不如欧洲的国家，虽然它有着古老的文明，但这种文明早就衰落了，近代中国的先进东西几乎都是从欧洲引进的，等等。持这种观点的欧洲人有时甚至不顾历史事实，把明明属于中国人的发明或发现据为己有。一个十分明显的例子就是，明明是中国人早于欧洲人先发明了印刷术，这早已是有案可查的历史事实；然而，在那些顽固的欧洲中心主义者那里，印刷术却被说成是一位名叫谷登堡（Gutenberg）的德国人发明的，而且这位谷登堡竟被奉为“天才的印刷术发明家”。毫无疑问，这种不顾历史事实、贪天功为己有的海盗行径遭到了一切有良心的欧洲人的有力驳斥。法国著名汉学家艾田蒲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经过进一步的仔细考证和分析，严正指出，“印刷术源自中国，而谷登堡的‘发明’源自于它。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这些白纸黑字，明确地承认是中国人发明了印刷术，印刷术是通过各种途径传至欧洲的，然而，当他们谈起谷登堡的‘模仿’（用该词最贴切）时，他们却还一味地说什么‘发明’”①。当然，艾田蒲也并不否认欧洲的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对中国现代文明和科学现代化进程的巨大影响，他在结论中指出，“欧洲人向中国人提供了不少类似的服务（哪怕是原子弹，卫星运载火箭，正在建造的空中飞船等），完全可以毫不惭愧地承认它所得之于中国的那微薄的一点东西：纸、火药、指南针、印刷术等”②。其实这并不是东西的大小，而是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主义思维方式在作祟，以致于据此所有来自西方的就是好的，而来自中国的就是不好的；所有先进的东西都始自西方，而所有落后的东西都来自中国；等等。今天，随着中国的日益开放和综合国力的日益强大，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对中国的过去和现在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这样的常识性错误大概会越来越少了，而蓄意颠倒历史的人也应该尊重最起码的历史常识了。
第二类形象：中国是一个古老的文明国家，它曾在历史上有过自己的鼎盛时期，它的存在于古代世界是任何其他国家所无法企及的。持这种看法者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对中国并不了解，但却出于艺术家的神奇想象，对中国进行了种种美好的甚至理想化的建构，结果在他们心目中的中国往往要甚于现实中的中国。一个最近的例子就是由印度籍国际指挥大师祖宾·梅塔（Zubin Mehta）指挥、中国导演张艺谋执导的歌剧《图兰朵》。这部由著名作曲家普契尼（Giacomo Puccini，1858~1924）根据意大利剧作家戈齐的原作改编的歌剧于1997 年5~6 月间在佛罗伦萨歌剧院演出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轰动效应，可以说简直是那位从未到过中国的原作者做梦也想不到的。剧中描写一位中国公主嫁到异国他乡，从而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普契尼为了使这部以中国为题材的作品更加中国化，特地从在一次音乐会上听到的曲目中选取了当时十分流行的中国歌曲《茉莉花》作为贯穿全剧的主要乐曲。而张艺谋的执导则更是从另一个角度实现了“东方主义”的效果———古老中国的神秘和令人神往，确实，从舞台上辉煌灿烂的道具和庄严宏大的音乐旋律来看，当时正处于鼎盛时期的大唐王朝确实与同一时代的西方诸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从而一个繁荣昌盛的古代中国的形象便呈现在欧洲观众面前①，而它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另一个侧面则被掩盖了。这部歌剧在取得“东方主义”的效果之后，又在中国的紫禁城———主人公的故乡———上演，其同样的效果和更为宏大的场面也是人们可以预料的。另一类则是在出于对中国的了解之后对中国作出相对客观真实的描述，这便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利玛窦对中国的描写，这位在中国居住了27 年之久的历史学和宗教学家在《中国文化史》中不仅强调了当时中国的强大和稳定，同时也揭露了社会上的一些丑恶的东西，但总的来说仍是褒多于贬，对于西方读者了解真正的中国之形象作出了很大贡献。但是，近代以来的中国在欧洲人眼中的形象则远不如古代的中国之形象，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腐败和无可挽回的衰落趋势以及西方资本主义的崛起而在文明的程度上超过了中国之故，这也在一些欧洲人的想象性作品或学术著述中有所表现。不管他们的构想有着多大的虚构性或多么远离真实，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对中国的这种构想大都是出于善意的和客观的，因此，对于研究历史的学者来说，同样也不能以他们的虚构形象作为描述当时的中国历史状况的依据。
第三类形象：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有着最悠久历史和最光辉灿烂的遗产的文化，中国的哲学思想博大精深，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处于危机之时，将担负起21 世纪统一全人类文化的重任。持这种看法者大都是一些有着中国血统的、同时又在海外执教的“新儒家”学者。他们的文化背景和理论视角并不是单一的中国或西方的，而是这二者的糅合，因而他们从一个第三者的角度出发来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的博大精深，在很大程度上要比国内一些学者的观点持中和更为合乎实际。因为他们既有着中华民族的传统背景，而且又在西方高等学府受到良好的教育，同时具备了中学和西学两种学问，因而在他们眼中的中国形象就是一个自我的和建构的形象之融合。例如，当代“新儒学”代表人物杜维明就曾中肯地指出，“儒家所提倡的社会和谐化，似乎是对泛滥西方的个人主义的一种合理矫正”①。事实证明，这股源自海外的“新儒学”思潮已经直接影响到中国国内的儒学研究，并和引进的西方后殖民理论思潮共同融合成一种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主义思潮。
第四类形象：中国是一个睡着的狮子，它一旦苏醒，将使整个地球发抖，因此中国的崛起将对世界是一个极大的威胁。这个从拿破仑时代起就有的关于中国的神话至今仍留存在相当一部分西方人的无意识中，他们承认中国的强大并非出于善意，而是出于某种无知或误解而担心中国这个历史上的“东亚病夫”一旦崛起变得强大起来，就有可能威胁世界的和平，因此他们在种种场合利用各种机会向不明真相的西方人散布所谓“中国威胁”论，试图从另一方面为某些人的制约中国的政策提供论据。近期的一个例子就出自美国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的颇有争议的文章《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在“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格局的描述中，亨氏毫不隐晦地指出，“……在这个新世界中，冲突的主要缘由并非是意识形态和经济上的，人类文明的巨大差异以及冲突的主要来源将是文化上的。民族国家在世界事务中将依然是最有力量的因素，但是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在不同的民族间和不同文明的群体之间。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的政治”①。在亨廷顿等人看来，这些不同的文明群体中，最有威胁性的无疑是以伊斯兰教为主的阿拉伯文明和以儒教为主的中华文明。虽然亨氏后来一再试图对自己的激进观点进行修正②，但客观影响已在欧美广大知识分子中产生了不好的效果。可惜的是，这种“中国威胁”论的险恶用心竟被相当多的中国人当作了值得骄傲进而炫耀起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的资本。
第五类形象：中国也如同其他东方国家一样，有着种种令人神往的东西，这些东西始终萦绕着想探索它的奥秘的人们；但另一方面，中国人又有着本质上的各种劣根性和丑陋的东西，中国人愚昧、懒惰，远未达到文明的程度。这实际上是赛义德所描绘的“东方主义”的第三个含义的一种变体，由于这种形式的中国形象时常出现在欧美作家的想象性作品中，因而在西方人眼中，中国的形象就有着不可调和的两重性，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些由张艺谋、陈凯歌执导的，以描写旧中国风貌为题材的中国电影能够迅速在西方产生轰动效应，并且频频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的部分原因。① 对于中国的神秘和令人神往，这是无可否认的。但是对中国持批评态度的人也应当分为两类：一类是痛恨一部分中国人身上所固有的某些劣根性和不文明习惯，希望他们能不断克服这些缺点，变得更好，也即鲁迅当年那种“恨铁不成钢”式的批评；另一类则是蓄意贬低中国人，以部分代替整体，从而达到从根本上贬损整个中华民族声誉之目的。对于这后一种态度我们自然应当警惕，而对于前一种善意的批评我们也不应自以为是地全然拒斥。
第六类形象：中国人最勤劳、节俭，具有东方人的诸多美德。这一形象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得助于在海外经商并获得成功的老一辈中国移民，他们的勤劳和节俭促使他们率先致富，并把他们的后辈甚至同乡也先后移居海外。这一形象不仅在欧洲人的著述和艺术作品中得到不同形式的描绘，而且在更大的程度上，这一特征也是由在海外定居或留学的中国人自己塑造的。因而就连最带有种族主义意识的西方人在竭力反对中国向海外大规模移民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移民在现代欧洲文明建设中所作出的杰出贡献是任何一个民族都无法比拟的。
应该承认，上述种种形象的建构主要产生于欧洲人以及一些西方人长期以来形成的对中国和中国人的习惯看法，有些经过作家和文人的神奇的想象已经诉诸学术性或想象性文字，而有些则留存在人们的头脑里，并且不时地在与中国人的交往中通过言谈举止表现出来，往往真实的成分和虚构的成分混为一体，使人难以区分。这对于我们的进一步研究仅仅具有参考价值，但却不能作为我们据此进行理论分析的主要论据。因此我们在以下几章中将结合一些个案分析，对这种形象的建构作进一步深入地描述并予以理论的分析。
中国文化和文学在荷兰的传播
在本书前面的内容里，我们从总体上描述了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以及欧洲人在对中国文化和文学的接受、误读和研究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的关于中国的各种想象性建构，这无疑对我们从总体上进一步理解中国文化在西方的地位和影响有着很大的帮助。但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欧洲是一个虽然面积不大但却有着众多民族和国家以及众多语言的大陆，就其地理意义和意识形态意义说来，它曾被有形无形地分为北欧、南欧、西欧和东欧几个大区。尽管近几年来，欧盟试图从政治的角度考虑来实现对外以一个声音来说话，并用欧元来统一各种欧洲货币，但实际上各国至今仍为采用何种语言为正式的官方语言而争论不休。欧盟的文件一经形成便同时以所有成员国所使用的语言来发布。本书虽然只在描述中国文化与南北欧作家的互动关系，但由于语言的局限和资料的局限，我们的评述无法涵盖所有的南北欧国家，再加之在这方面已有人在中国文学对某一国家的影响作了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成果①，因此本章并不打算涉及所有的南北欧诸国，代之以主要对中国文化在一些汉学研究较为发达以及中国文化影响较大的国家的传播和接受状况作一评介。由于荷兰北邻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南部越过比利时和法国及意大利相近，中国文化在南北欧的传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通过荷兰的中介而进行的，因此荷兰实际上对中国文化进入这两个地区起到了重要的中介作用，因而本部分首先追溯中国文化和文学在荷兰的传播和接受。
严格说来，荷兰属于一个西欧国家，然而在西欧诸国中，对中国文化最感兴趣的国家，除了几个大国外，当数荷兰。这不仅体现在蜚声世界的莱顿大学这座欧洲的汉学中心在介绍和研究中国文化和文学方面所发挥的独特作用①，更在于广大荷兰人民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和对中国文学的热爱。在今天的荷兰几乎所有的城市或小城镇，人们都可以很容易地找到专营中国货物的商店和专做中国菜肴的中国餐馆。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市的火车站附近，还有一个有着相当规模的中国城，这无疑给这座城市里的华裔荷兰人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同时也给周边地区荷兰人的饮食文化生活增添了光彩。
1 Sino-Dutch Cultural Contact and Confl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