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槐树的影子，
在月光的地上微晃；
枣树上还有几个干叶，
时时做出一种没气力的声响。
西山的秋色几回招我，
不幸我被我的病拖住了。
现在他们说我快要好了，
那幽艳的秋天早已过去了。
——1920年11月24夜，胡适于北平写就
“西山的秋色几回招我，不幸我被我的病拖住了。”
正如这句诗里所写得那样，1920年下半年间的胡适正在经历一场重病的折磨，8月份的时候脚肿得连路都走不了，不过幸运的是这场病在接近年关之际却也慢慢地恢复了起来……
这一年，胡适刚满30岁，他已经成为北京大学文学院的一名教授，并且成为了中国文坛上的领袖级人物。但是，胡适这一年过得并不是很如意，除了疾病之外，他在这年年底还宣布与《新青年》杂志脱离了关系。
因为《新青年》而“暴得大名”的胡适怎么会与其脱离关系呢？
这消息一经传出，就不啻在当时的中国文坛上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很多人都在猜想，胡适到底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究竟他和《新青年》之间发生了怎样的矛盾？
这一切，都要从胡适的家乡说起，因为导致他和《新青年》脱离关系的那个人跟他是同乡。
……
1891年12月27日，胡适在安徽省绩溪一个叫做上庄的地方出生了。绩溪坐落在秀美雄壮的黄山脚下，隶属于著名的“徽州府”，这里的大多数人都因为地贫人多而选择相结成伴离开故土外出做生意，因此一直以善于做生意而闻名全国，所以有“无徽不成镇”的说法，而“安徽帮”也因为乡党观念浓重而被人称赞。
但是，在这片出了无数富商的土地上也走出了像朱熹、江永、戴震、俞正燮等著名学者。而胡适，就是踏着这些前辈的足迹走出来的又一位名震天下的安徽藉大学者。
1904年，出生于官宦家庭的胡适在接受了长达九年的私塾教育之后，离开了绩溪前往上海求学——这一年，胡适只有14岁，他先是在上海梅溪学堂求学，后来进入上海澄衷学堂求学。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胡适在接触了西方思想文化的同时，也深受梁启超、严复等改良派的影响，开始在《竞业旬报》上发表白话文章，成为了一名既拥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又有一定西方文化思想的“新青年”。
1910年，不满20岁的胡适以“庚子赔款”第二期官费生的身份赴美国留学，于康乃尔大学先读农科，后改读文科。1915年，胡适又考入了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世界著名哲学家杜威，从此成为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的忠实信徒，一生服膺。
当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园内孜孜求学之际，那位影响了他一生的同乡却在国内创办了一份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影响力的著名杂志——《新青年》。胡适的这位同乡就是当时的北大著名教授陈独秀，一位希望改变当时中国的政治腐败、经济溃退、国力不振等不利状况的爱国学者。
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一面世就受到了广大青年们的追捧，其提出的“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的宗旨，也打动了远在大洋彼岸的胡适——1916年8月21日，一直对祖国未来发展怀有满腔热忱的胡适在读完第一期《新青年》杂志之后，马上致信陈独秀，提出了发动一场文学革命的要求，他在信中用无比热情的笔调写道：“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
接到胡适来信的陈独秀也十分兴奋，马上给胡适写了回信，鼓励他将自己的见解与想法整理出来写成文章。在得到陈独秀的热切回应后，胡适马上写了那篇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文章——《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1月，陈独秀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发表在了《新青年》第2卷第5号上，胡适在这篇文章中系统阐述了文学改良的八条建议：
（1）须言之有物；
（2）不模仿古人；
（3）须讲求文法；
（4）不作无病呻吟；
（5）务去烂调套语；
（6）不用典；
（7）不讲对仗；
（8）不避俗字俗语。
令胡适没有预想到的是，《文学改良刍议》一发表，就如同在一潭死水中投进了一枚炸弹，中国20世纪初期的那场最具变革性的“新文化运动”就此拉开了大幕，无数渴望变革的知识青年们纷纷投入到了这场大规模的文学变革运动中去了。而此时身在大洋彼岸的胡适，也一夜之间“暴得大名”，成为了站在“新文化运动”最前沿的旗手——他的同乡陈独秀毫无疑问就是让胡适一夜成名的“贵人”，而《新青年》杂志自然也就是胡适声名大噪的“发祥地”。
此后，胡适接连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论短篇小说》、《易卜生主义》等极具影响力的文章，而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白话诗八首》也是中国白话诗的开山之作。
胡适在这场文学变革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令陈独秀对他十分欣赏，陈独秀直接称赞他是“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很快，他们就成为了“神交颇契”的朋友。1917年年初，陈独秀接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邀请出任北大文科学长之后，马上便向蔡元培推荐了胡适。当年6月，还没有拿到博士学位的胡适提前回国，并在9月份的时候走进了燕园……
那一年，胡适才刚满26岁，但是他已经成为了北京大学文学院中最为著名的教授之一。
然而，就在胡适和陈独秀并肩战斗在新文化运动的最前线之时，政治倾向上的选择却让他们应了中国那句古话——“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在政治倾向的选择上，陈独秀选择了向左走，胡适选择了向右转。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之后，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由胡适翻译成英文）的陈独秀在新世界娱乐场的屋顶上散发宣言传单之时，被北洋军阀的暗探抓捕，后来在胡适等其他社会名流的营救下被释放出狱。出狱之后的陈独秀被李大钊秘密送往了南方，不久之后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上海组织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从此走上了追求民主自由的革命之路，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并把他一手创办的《新青年》变成了宣传共产主义的主要阵地。
此时，一直与陈独秀并肩作战的胡适则选择了另外的一条道路，他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学术、教育和文学等方面的改革。1920年9月1日，陈独秀从《新青年》第8卷第1号起开始全面深入地向国人们介绍马克思主义，其著名的《谈政治》一文也在这一期的《新青年》上发表了，他在文章中对自己曾经的“战友”胡适直接批评道：“我们中国不谈政治的人很多，主张不谈政治的只有三派人：一是学界，张东荪先生和胡适之先生可算是代表；一是商界，上海底（的）总商会和最近的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可算是代表；一是无政府党人……”可以说，陈独秀的公开批判让胡适极为不满，他直接讽刺说：“《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 viet Russia（当时一本进步的英文刊物《苏维埃俄罗斯》）的汉译本”。
胡适和《新青年》之间的蜜月期就此结束。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胡适和陈独秀的私交并没有因此出现太大裂痕，后来陈独秀被国民政府逮捕之时，胡适一直都是那个想方设法去营救陈独秀的人。
这一年，胡适生了一场大病，并与他生命中的“贵人”陈独秀分道扬镳。但是，胡适并没有就此从时代的大舞台上沉寂下去，因为他那波澜壮阔的一生即将又翻开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