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于右任1962年写于台湾
仅隔200公里海峡，对岸就是自己日思夜想的故国，但晚年的于右任却只能隔海相望，不能再踏上故国的旧土，不能闻一闻故乡的花香——他曾立下“换太平以颈血；爱自由如发妻”的誓言，可未能亲眼看见国家获得太平和自由后的景象，可见晚年的于右任心境是何等的悲凉。
于右任一生豪迈，武可统帅三军、文能写意狂草，英杰之气，举世罕见。可就是这样一位辛弃疾式的儒门英雄，晚年却落得一个偏居台湾的境遇，虽心系故土，却也只能痛哭遥望而已。
或许，正如每一个飘零的游子一样，于右任曾经无数次在刻骨的思念中魂归故里，回忆起那片土地上发生过的点滴往事……
于右任生于陕西三原，祖籍泾阳，家境贫寒、幼年丧母，由伯母抚养长大。先生自幼聪慧，18岁时参加岁考，荣列榜首，得秀才功名，后到西安关中书院进修。
1898年，叶尔恺出任陕西学政。叶到任后，出数十道难题考核本地秀才。年纪不大的于右任却正处在“冬寒无火，夜间呵冻所书，忽浓忽淡，甚形潦草”的潦倒境地，勉强做了一些试题交上去，不曾想却大获赏识。叶尔恺评价于右任说：“入关以来，未见第二人。”
当时的中国，清政府对内严酷、对外软弱，列强环视、民不聊生、岌岌可危。年轻的于右任眼见国将不国，忧心忡忡，整日里只能做着“驱除鞑虏，振兴中华”的“白日梦”。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狼狈地逃到了西安。在国家已至生死存亡之秋，而当权者却如此昏聩，于右任于悲愤之中写下了那首“成名作”——“误国谁哀窈窕身，唐惩祸首岂无因。女权滥用千秋戒，香粉不应再误人”的诗句，诗中斥言唐贵妃女流误国，实际暗讽慈禧太后妇人当政，直指时弊，可谓是“胆大妄为”。而后，于右任又将自己所写的爱国诗篇汇集成册，取名《半哭半笑楼诗草》。在《半哭半笑楼诗草》的扉页上，于右任楹联曰：“换太平以颈血，爱自由如发妻”，足见其以身报国之豪情。
诗集出版后，被三原县令德锐看到。德锐认为于右任抨击政府之行为是“大逆不道”，因此向陕甘总督升允告密，升允以“逆臣昌言节命，大逆不道”等罪名上奏清廷。1904年春，清政府下令捉拿于右任。通缉令中声称“无论行抵何处，拿获即行正法。”清朝统治者对于右任的忌恨，可见一斑。
清政府通缉令发布之时，于右任正在开封参加会试。幸有三原盐店街恒盛药材店经理李雨田探知消息，派人赶赴开封，向于右任报信，才得以虎口脱险，逃往上海。
在上海，于右任得到了震旦学院监院马相伯的帮助，成为震旦学院的一名学员。50年前，上海《申报》曾经报导了这样一则消息，震旦大学校长马相伯先生对学生们说：“你们同学中有位刘学裕，沉默寡言，学习勤备，课余之暇，操哑铃锻炼身体……”所谓的刘学裕，就是于右任先生为避祸而用的化名。
1905年初，为抗议外籍教师干涉震旦校政，于右任与其他学生一起集体退学。不久之后，在他的帮助下，马相伯创办复旦公学，即今日之复旦大学。同年，于右任又与王敬方等人创办中国公学，并兼任两校的国文讲习。
1906年，于右任赶赴日本，考察新闻出版事务，并在东京与孙中山相见。
于右任与孙中山神交已久，感其为国为民、劳苦奔波，甚为敬仰。与孙中山相见之后，于右任正式加入同盟会，并任长江大都督一职。
返回上海后，于右任创办了《神州日报》，旨在打倒满清、建立民国。当时如宋教仁、章士钊等海内一流人物为报纸著文，于右任也以“骚心”为笔名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但最终因不幸遭遇火灾，报馆付之一炬，《神州日报》停办。
三年之后，于右任又创办《民呼日报》，意在“大声疾呼，为民请命”。因《民呼日报》言论激烈，惹怒了清政府，于右任被逮捕入狱，后虽获释，但报社被迫停刊。
办报事业虽几经坎坷，但于右任并不气馁，后又创办了《民立报》，并通过该报发表大量的文章，揭露清政府的黑暗无能。由于报馆设在租界，清政府无权直接干涉，因此言论较自由、也更无所畏惧。当时有人说，“《民立报》一支笔抵十万毛瑟”。
后来，《民立报》报馆成为同盟会革命党人在上海秘密活动的主要据点，人称“长江流域革命之中枢”。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全国起义军纷纷响应。到11月，已有十五个省区宣告独立，相继建成了地方起义政府。为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建立全国统一的中央政府，各起义省区代表集会武昌，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提出在召集国民会议、颁布宪法之前，组织临时政府。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定国号为“中华民国”，以五色旗为国旗——中华民国就此诞生。
在新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中，于右任被孙中山任命为交通部次长。任期内，他曾开办沪宁夜间班车。当时中国铁路有夜晚不发车的规定，于右任认为此规定不合理，便倡议开通夜班车，有人说开夜班车很危险，于右任则回答道：“西方也有夜班车，只要遵守交通规则，没甚危险。”
由于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强大压力，再加上革命党本身也是散沙一盘，孙中山被迫在清帝退位后，于1912年2月13日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让位于袁世凯。
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于右任也辞去职务，回上海继续执掌《民立报》。
1913年，宋教仁被暗杀，于右任满怀悲愤，写下《宋渔父先生遗事》纪念宋教仁，追述其一生功业。由于宋教仁系袁世凯派人暗杀，因此《民立报》接连发表文章声讨袁世凯，并将宋被刺杀之内幕公之于众。因此，《民立报》被迫停刊，于右任只好东渡日本。
1914年，于右任暗中回国，在上海以卖字维持生计。于右任精通书法，早年研习赵孟頫，后因为魏碑有“尚武”精神，有粗犷豪放之气，改攻北碑，精研六朝碑版，在此基础上将篆、隶、草法入行楷，独辟蹊径。中年时专攻草书，参以魏碑笔意，自成一家。于右任卖字时会在自己写字的纸张上盖“于思”二字的印章。“于思”的意思是面貌多须，《左传》有云“于思于思弃甲复来”之句，于右任多须，人呼于髯。又因靖国军解散而返沪，正合“于思于思弃甲复来”的意境。
于右任一边卖字，一边仍暗中支持革命。他曾秘密派人前往陕西，策划征讨袁世凯。
袁世凯在复辟称帝后当了九十九天皇帝便一命呜呼，他死后，北洋军阀执掌大权。为推翻军阀统治，于右任向孙中山建议先从北方着手，突破北洋军阀的核心势力，形成南北夹击之势。
在获得孙中山同意之后，于右任由北京经洛阳入西安，与张钫、胡景翼等革命志士暗中联络，准备发动起义。
1918年，胡景翼、曹世英在三原成立靖国军，并邀请于右任担任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欣然前往。在誓师大会上，于右任说：“我从上海回到陕西，给大家带来的既不是金钱，也不是枪炮子弹，而是一腔热血和不怕死、不畏难的革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