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狱在雍正乾隆父子身上，可谓是一脉相承、子继父业，这两位爱新觉罗氏的掌门人，选择了同样的方式去实现同一个目的。然而，从这个政策的延续性来说，他们的企图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乾隆继任皇帝后，为了加强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继承前朝的传统，大兴文字狱，以达到在思想上控制和愚弄人民的目的。
对进步的、敢于抨击时政的知识分子横加迫害。首先，从他们的著述入手，字字挑剔，钦定“逆案”，致使许多文人志士惨死于文字狱之上。其中，发生在乾隆二十年的胡中藻案，就是最显著一例。
胡中藻是江西新建县人，乾隆元年（1736年）考中进士。曾是乾隆初年辅政大臣鄂尔泰的门下，他先后担任过翰林、内阁学士，陕西、湖南、广西学政等官职，在当时文人中享有很高的声望。在乾隆初年，被卷入统治阶级集团内部派系斗争之中，因此，引起了乾隆皇帝对他的注意。
乾隆对胡中藻的迫害，最初从查办他的文章开始。胡中藻是当时著名的诗人，著有《坚磨生诗钞》四本。于是，乾隆命令协办大学士、礼部尚书蒋溥秘密查办此书，从中字字挑剔，以确定其逆反罪行。乾隆二十年（1755年）二月，乾隆命令广西巡抚卫哲治将胡中藻在任广西学政时所出的试题与诗文一并严行察出，迅速上奏，并令他严加保密。卫哲治在接到密旨后，自然不敢怠慢，急忙调查，将胡中藻在乾隆十三年任广西学政以来一年多时间所出的试题和倡和诗三十六首各抄录一本，秘密送给乾隆。三月初，乾隆又命令陕甘总督赴甘肃巡抚衙门，将与胡中藻往来书信、诗文严行搜查，送往朝中。三月十一日，乾隆命总理王大臣对曾为《坚磨生诗钞》作序的礼部侍郎，在上书房行走的张开泰“严加讯究”。
乾隆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从胡的诗钞及书信等文中，字字琢磨，罗列了一系列胡中藻“叛逆”罪状。在三月十三日，他召集朝中大学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等廷臣面谕。指责胡中藻有叛逆之心，声称他的“悖逆之词”要比雍正时的查嗣庭、汪景祺、吕留良还要多。并从《坚磨生诗钞》中摘出一些诗句，逐句加以指剔。比如，诗文中的“一世无日月”，被认为是影射清朝统治的黑暗；“又降一世夏秋冬”，被认为是诅咒清朝将为新的朝代所代替。再如，诗中还有这样几句：“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虽然北风好，难用可如何”，“撖云揭北斗，怒窃生南风”，乾隆指剔这些诗句中的“北”都是暗指清统治，诗中南北分提，重言反复，这是对清统治的不满和攻击。又有“亦天之子亦菜衣”，认为在“天子”句中用两个“亦”字悖慢已极，是对皇帝的最大不敬；“一世璞谁完，吾身甑恐破”，“若能自主张，除是脱缰锁”，“一世眩如鸟在簸”，“虱官我曾惭”，“直道恐难行”等诗句，都被认为是胡中藻对朝廷发泄不满的诗句。
乾隆一方面从胡中藻诗句摘取一些可疑的字句，进行字字挑剔，罗列他的罪名；另一方面，还从胡在担任学政时所出试题中大做文章。如胡中藻在任广西学政时，曾以“乾隆三爻不象龙说”作为试题。乾隆皇帝认为“乾隆”是他的年号，“龙”与“隆”同音，题中的“乾不象龙”显然是对他的讥讽与恶意攻击。此外，乾隆又从试题中挑出许多，都认为是另有所指，别有用心，与清朝朝廷做对，完全是十足的大逆不道。
乾隆为胡中藻罗列了一大堆“叛逆”的罪状后，接着，下令将胡中藻交给大学士、九卿、翰林、詹事、科道等廷臣共同严审具核。廷臣上承乾隆皇帝的旨意，将胡中藻按着“大逆罪”，“拟以凌迟处死”，其亲属“男十六岁以上皆斩立决”。弘历接到廷臣的拟叛后，又装出一副仁慈的姿态说：“朕自登基以来，从未因为文字制罪于人，只是因为胡中藻的诗钞内连篇累牍的无非却是诽谤、诋毁朝廷之词，因此，不得不申明宪典，以儆嚣顽。”但对胡又格外开恩，免其“凌迟”，“著即行处斩”，以此儆戒天下后世。另外，与胡中藻诗文唱和的甘隶巡抚鄂昌则被“赐死”。已死的大学士鄂尔泰被撤出贤良祠，不准再入贤良祀。
乾隆从胡中藻的诗文中进行挑剔，对胡强加叛逆的罪名并予以处死。他自觉很难让人心服口服，又担心因此引发事端，于是只特命江西巡抚必须严密捉拿，并做好防范准备。到此时，乾隆初期著名文字狱——胡中藻案宣告结束，由乾隆帝钦定这场“逆案”，无辜地杀害了许多人。这就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强制，更加禁锢了人们的思想，让人民俯首在自己的统治之下。
据《清代文字狱档》记载，乾隆年间所兴文字冤案数超过其父祖，竟达六十余案，的确是冤狱横兴，滥杀无辜。乾隆实行的这种文化专制政策，带来了严重恶果，不仅窒息了人们的思想，而且破坏了文化学术思想界自由探讨勇于创新的传统，使许多文人提心吊胆，不但不敢议论时政，也不敢撰写富有教育性质为前车之鉴的政治历史书籍，而逃避现实，埋首于故纸堆，烦琐的学风恶性膨胀，以致后来龚自珍发出了“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万马齐喑亦可哀”的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