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留学和工作的关系，罗晋的父亲和国际的电子业界、科学界以及国内一些党政军领导，既有日常业务的联系，也有很多深厚的私交。上世纪80年代，他是美中政府科技交流委员会的最后一名中方代表。与他相对的是美国知名校长Thomas Everhart博士，后来成为加州理工学院的校长。作为加州理工学院博士的父亲，与Everhart、学院托管的美国宇航局喷气动力实验室主任William Pickering、学院工业关系办公室的Frank Marble教授、学院计算机系的名教授Carver A，Mead等人友谊至深。
1984年，Carver A，Mead到中国第一次旅行。这可是世界微电子领域的领头科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和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集成电路芯片设计方法的创始人啊！罗晋不由产生了结交大师、出国深造的冲动。从父亲那里得知，Carver A，Mead正在建议与中科院和电子部合作建立“集成电路设计中心实验室”，这正中罗晋追逐微电子前沿技术的梦想。终于，在一次宴会上，罗晋见到了这位科学大师。
Mead是美国Intel创始人，他的学术思维乐观而积极，富于独特创新的见解。他主张“把科研结果做得最简单浅显”，“用最基本的理论去解决基础的应用”，“用简单的方法解决复杂的问题”。加州理工学院的课堂上，他是仅有的能现场推演精深量子物理问题麦斯威尔方程式（Maxwell‘s Equations，用于电磁波理论）的两位专家之一（另一位是Meed的诤友诺贝尔奖金荣获者Richard Feynman教授）。他发明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系统化设计方法学，包括获奖的Mead＆Conway’s Law（米德和康维原理等），从70年代末成为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化的经典。尽管Mead的中国梦因种种原因没有实现，但他此行却将一个中国青年领进了微电子领域的广阔世界。经过一年的艰苦学习，1985年，罗晋如愿以偿，步父亲的足迹进入加州理工学院攻读硕士学位。
1985年，罗晋借钱买了机票，身上揣着借来的两个月生活费，走进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师从Carver A，Mead，专门从事集成电路模拟设计的实验和科研工作。Mead的科研组当时是研究MOS成像器，应用于“硅视网膜”等脑神经相关系统的结合，包括尖端复杂的实时视觉仿真系统的研发（注：MOS成像器后来成为手机市场上普遍应用的摄像头芯片）。Mead的研究生团队基金充足，罗晋以优异的助理研究工作获得了奖学金和资助金，他的学费和基本生活费用都解决了。像每一位加州理工的学生一样，罗晋苦读书、勤做实验、参加老师的学术和技术交流，留学生活过得非常充实、紧张又有效益。
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有它自己的名校特点。它的研究环境世界第一，但很多都是学生自己动手建造的；它的师资科研能力强也是出了名的，但课业重、老师讲课少、学生只能主动学习，必须动手：测验考试在全美有名的难，但学生定时闭卷的考试都是在考场之外独立自觉完成。罗晋说，在国内，名校老师在授课上下的功夫很大，想办法把知识讲清楚，尽量使学生的学习轻松容易。而美国加州理工的教授尽量少上课，都是靠学生自己“悟”，完不成课程，拿不到资助金由学生自己负责。正是因为这种学习方式，培养了罗晋的自学能力、独立科研能力、创新思维能力和动手制作的能力，使他的思维变得灵活开阔、触类旁通，也才能使他捕捉到微电子前沿技术的多样化和快速变化。
在加州理工学院求学两年，后做研究员两年，罗晋平均每周要完成一颗实验芯片的设计和制作。少数具有最终商业价值的芯片正是靠了大量的实验和探索的积累才得以制作成功。老师Mead也是每天都在埋头设计和实验，这和在国内希望通过少数实验就取得商业成功的做法非常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