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人民从8年的浴血奋战中解放出来，举国欢庆。人们在庆祝胜利的同时，关注着中国的未来，盼望着民主与和平的到来。蒋介石迫于全国民众的热烈期待和国际舆论的压力，故作和平姿态，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毛泽东顺应民心，顺应历史的要求，毅然决定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为中国未来的和平而努力。
毛泽东的到来，燃起了全国人民心中和平的希望，把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的敬仰之情，升华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郭沫若作为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群众代表，到重庆机场迎接毛泽东的到来，一对分别近20年的友人又见面了。
一块手表寄托了郭沫若对毛泽东的深厚情感；
“要说写诗，请问我们的郭老”，“你的《反正前后》，就像写我的生活一样”，寥寥数语，表达了毛泽东对郭沫若的尊敬与推崇；
一首《沁园春·雪》之唱和，洋溢着一位革命家诗人与一位诗人革命家之间的真诚情谊。
抗日战争，使毛泽东成为民族的巨人，解放战争更使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领导力量。毛泽东与郭沫若在前线与后方紧密协作，又一次与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做了严峻较量。这一次，毛泽东与郭沫若胜利了，中国人民胜利了。毛泽东像东升的太阳，在中国的大地上冉冉升起。郭沫若和全国人民一道欢呼新中国的诞生，欢呼毛泽东的胜利。
（一）
1945年8月28日，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毛泽东应蒋介石的邀请，将于下午由延安飞抵重庆。平时烟雾迷蒙的重庆城，忽然阳光普照，一扫阴霾，晴空万里。
刚从苏联赶回的郭沫若，为毛泽东要到重庆来而激动非常，他多年来渴望与毛泽东重逢的心情就要如愿以偿。
《新华日报》社采访主任石西民乘坐一辆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吉普车，顺路接上《大公报》记者彭子冈、《新民报》记者浦熙修等人，再赶到天官府时，郭沫若夫妇早已等得着急了。他们赶忙钻进车里，一辆小小的美国吉普车竟坐了8个人，实在挤得够呛，但是大家并没有觉得什么，只是一个劲地催促着快开车。
下午1时30分，郭沫若他们赶到九龙坡机场时，这里已经很热闹了。国内外记者不断地打听延安专机的消息，急切地盼望着这非同寻常的历史性会见。
初秋的重庆仍然酷热难当。郭沫若和大家一起在炎热中等候了两个小时，但是每一个人脸上都遮掩不住兴奋的喜悦。
3时45分，晴空里响起了马达的轰鸣，一架标名“美国姑娘”的草绿色军用飞机缓缓着陆。机舱门打开了，一个魁伟的身影出现在机舱门口，啊，正是毛泽东！人们期盼着的坚强地领导中国人民为了抗战、和平和民主而斗争的伟人，就站在大家面前！
机场上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
郭沫若尽力抑制住激动的心情，翘首望去，只见毛泽东头戴灰色巴拿马帽，身着蓝布中山装，脚穿黑色牛皮鞋，精神饱满，容光焕发。他潇洒地挥动着右臂徐徐走下飞机，含笑向欢迎的人群频频致意。
紧随着毛泽东走出机舱的，是美国大使赫尔利和国民党代表、政治部长张治中，他们是专程去延安迎接毛泽东的。
周恩来、王若飞也相继走下飞机。周恩来穿一身褪了色的卡其布中山装，衣着虽旧，但整洁、合身，给人以朴实、精明、干练的印象。
一群外国记者蜂拥而上，镁光灯闪亮，照相机“咔咔”，他们争先把这珍贵的历史镜头抢拍下来。这场摄影竞赛持续了20分钟之久，赫尔利大使笑着对毛泽东说：“好莱坞！”
的确，这是美国好莱坞影片里习见的情景。毛泽东也会心地笑了。
各报记者有的递名片，有的报姓名，有的提问题，有的抢着握手，把毛泽东团团围住。正在一旁和《新华日报》社的同志们握手问候的周恩来见此景，机智地把腋下夹着的一个大纸包高举在空中，喊道：“新闻界的朋友们，我从延安给你们带来了礼物，请到这儿来拿吧！”一句话，把记者一下子吸引了过去。所谓“礼物”，原来是从延安带来的毛泽东来渝谈判的中英文书面讲话稿。
被解围的毛泽东，愉快地和郭沫若等前来迎接他的人一一握手，时间短促，难作详尽的交谈，全部的问候和关切之情，尽在不言之中。一名摄影记者迅速抓住时机，摄下毛泽东和郭沫若、张澜、邵力子及夫人傅学文的合影，由于是抢拍的，郭沫若的半边脸被邵力子挡住了。
毛泽东在机场发表了简短的书面讲话。他强调：“国内政治军事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人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毛泽东的话，说出了郭沫若多年来顽强奋斗的目标，他为之欢欣鼓舞，热血沸腾。
4时整，毛泽东、周恩来、张治中、赫尔利4人，坐上了美国大使馆2819号汽车去张公馆小憩。蒋介石特别拨了一辆2823号敞篷车作为毛泽东在重庆时的专车，也随着开回曾家岩50号。
郭沫若和于立群随后也赶到了张公馆。人民领袖同文化巨子的手又一次紧紧握在一起，他们重新问好致意。
是的，从1927年武昌分手至今，已经18年了！这18年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在这经过中国人民8年浴血抗战取得胜利的时刻，他们也终于重逢了。胜利来之不易，重逢也就格外感觉亲热。
毛泽东知道郭沫若刚从苏联回来，细心地向他询问访苏之行。郭沫若兴奋地告诉毛泽东，此次出访50天，收获真是太大了。
郭沫若是在5月下旬接到苏联科学院的邀请的。该院成立220周年，将于6月16日至28日在莫斯科、列宁格勒两地连续召开纪念大会，特邀郭沫若参加。访问苏联是他的宿愿，自然感到喜悦，朋友们也为他能去苏联而高兴。
郭沫若由重庆到昆明，转道印度、伊朗，直至6月25日才抵达莫斯科。他遗憾的是未能赶上纪念大会的全部活动，但受到了苏联文化界的热情欢迎，度过了丰富而极有意义的50天。
他出席了苏联政府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盛大宴会。金碧辉煌的宫殿座无虚席，前来参加宴会的各国科学家多达二千余人。尤其令他兴奋的是，在宴会上，见到了带领苏联人民打垮法西斯德国的斯大林元帅，以及莫洛托夫、加里宁等国家领导人。领袖和人民欢聚一堂，共进晚餐。
他走访了斯大林格勒、塔什干等地，参观了许多研究所、博物馆、工厂、集体农庄、大中小学校，欣赏了话剧、歌剧、木偶剧、音乐、舞蹈、绘画，会见过工人、农民、学者、作家、艺术家、工程师。他是以“唐僧取经到西天去的精神到苏联去的”，在这些走访交谈中，他大开了眼界，学到了许多有益的东西。
他也应邀到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外文出版社、东方大学等许多地方作学术报告，介绍了战时中国的历史研究和文学现状，促进了中苏文化的交流。
他在莫斯科时，还见到了一别18年的李立三，二人一起散步交谈。在电台演讲时，见到了亡友孙炳文的女儿孙维世，并将周恩来赠送的延安版《甲申三百年祭》一书转赠给她，鼓励她在苏联好好学习。
郭沫若告诉毛泽东，他原来曾打算暂不回国，但当他看到苏联十月革命后的巨大成就，和国内民族斗争阶级斗争的现实需要时，便断然改变了原来的想法，急切地返回祖国。他说：“刘后主入魏，曾云‘此间乐，不思蜀’；余来塔什干，独有‘此间乐，愈思蜀’之心。地狱正需人，我何当久于天国淹留”？（《苏联纪行》）8月18日，他离开了莫斯科，结束了此次苏联之行，回到了重庆。
毛泽东一直在仔细地听着郭沫若的介绍，不时地还点点头，特别是郭沫若对祖国所表现出来的无比热爱和为了人民而献身的高尚精神，使他感到十分的高兴和赞赏，脸上挂满了欣慰的微笑，中国的革命事业多么需要这样的好同志共同奋斗啊！
这时，追进张公馆的记者突然插了进来，就近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采访毛泽东，打断了毛泽东与郭沫若正在谈论的话题。他们相对一笑，结束了这18年才得一聚的交谈。
当天晚上，张治中在山洞官邸邀宴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张治中转告毛泽东，蒋介石已经预备好黄山及山洞两处住所，很凉快。毛泽东还是决定暂住化龙桥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
郭沫若告别了毛泽东，连夜把他们重聚的喜讯告诉重庆的文化界朋友，和朋友们一起分享着这重逢的喜悦。
（二）
第二天的《新华日报》以《迎毛泽东同志来渝》为题，发表了社论。社论高度评价了毛泽东来重庆谈判的重大意义，指出：
在全中国人民坚持了八年的神圣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的结束，中国和世界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而国内政治上军事上还存在着许多急迫问题需要解决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的亲自来渝与蒋主席商讨团结建国大计，无疑的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件划时代的大事。经过八年的艰苦抗战与惨重牺牲，中国人民一致地渴望着和平、团结、民主的基础之上，合理地解决当前实际问题，而协力建设一个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的热心与诚意。国内国外的法西斯残余一直企图挑拨离间、破坏中国团结的阴谋，因为毛泽东同志来渝而击破了。毛泽东同志的来渝，象征着中国民主潮流的空前高涨，象征着中国和平团结前途的胜利希望。全中国真诚地期望着和平团结，忧虑着分裂内战的人民，和全世界关切中国现状与前途的人士，听到这个消息一定会由衷地感到兴奋和快慰的。毛泽东是在抗战胜利后，中国面临着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斗争的关键时刻，来到重庆的。经过8年的艰苦抗战和惨重牺牲的中国人民，渴望着建立一个和平、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而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推行独裁、卖国的方针，企图发动内战，把中国拉回到不独立、不自由、不民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中去。当然，蒋介石慑于国内外要求实现和平民主的强大政治压力，同时也为了争取时间把国民党军队从大后方调集内战前线，便在美帝国主义的授意下，玩弄起假和谈的诡计。
于是，在8月14日至23日不到10天的时间里，蒋介石连发三封电报，假意邀请毛泽东赴渝谈判。当时的重庆正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毛泽东更是清楚地知道蒋介石的为人和阴谋。他在8月13日向延安干部作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蒋介石，大家知道，是一个极端残忍和极端阴险的家伙。他的政策是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果然胜利被等来了，这位‘委员长’现在要‘下山’了……要下山来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了。”尽管如此，为了国家的和平，为了人民的幸福，毛泽东还是以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雄伟胆略和大无畏气概，毅然飞抵重庆，同蒋介石集团展开面对面的政治斗争。这一英明决定，博得了国内外进步舆论的称颂。毛泽东成为和平民主的象征和使者，“毛泽东一身系天下安危”的赞语为人们竞相传诵。
郭沫若打心底敬佩毛泽东，敬佩毛泽东的胆略，盼望着18年才得重逢的第二次握手。同时，也深为毛泽东的安危而担忧。蒋介石接连电邀毛泽东来重庆，只不过是在玩弄政治花招，这连重庆的普通百姓都知道，因此，人们最初对毛泽东能否来渝心有疑窦；现在毛泽东真的来了，人们既欢欣鼓舞，又忧心忡忡。
这种复杂矛盾的心情，在熟悉毛泽东的进步文化界也是普遍存在的。郭沫若特地把大家邀到他的住所，请专程陪同毛泽东前来谈判的周恩来和大家见面。那天应约而来的朋友有三四十人之多，郭沫若表现得特别愉快、开朗，周旋在大家中间，说说笑笑，显得年轻了许多。
在欢乐的气氛中，周恩来到了。他热情洋溢地同大家一一握手。来宾中有的是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心情格外显得激动。周恩来告诉大家，他是代表毛泽东和党中央来向重庆文艺界的朋友们致意的。随后，他阐述了毛泽东主席亲自来渝和谈的意义，并让大家为毛泽东的安全放心。
当年聆听过周恩来讲话的林焕平回忆道：
当时我们大家的心里，都像压着一块石头一样，惦挂着毛主席的安全。蒋介石的狼心狗肺，阴险毒狠，我们都了解的。毛主席到重庆，就像深入虎穴一样。美国和蒋介石是唱双簧的，他果真能保蒋介石不背信弃义，张牙舞爪扑过来吗？周总理很像母亲了解孩儿的心意一样摸透我们的心事，对我们做了解释，让我们放下心来。他又说明了毛主席来了，就击破了国民党的阴谋，使我们在政治上道义上处于有利地位。他也谈了和平谈判中和谈判以后可能发生的重重困难，指出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斗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总之，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些严肃的政治问题，周总理谈起来却是那样的雅俗共赏，饶有风趣，闪烁着毛泽东思想的火花。这火花，点亮了我们心田里的蜡烛，照耀着我们在解放战争时期前进的道路。而这一火花，正是像传递火炬的巨人一样，经由郭老传递出来的。
这次聚会加强了革命领袖与文化战士之间的联系，郭沫若不仅从中间发挥了重要的纽带和桥梁作用，而且加深了对毛泽东来渝谈判重要性的认识，对中国革命的前途更加充满了信心。
在后来的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大决战中，郭沫若更加不避艰险，始终坚定地站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大众一边，为实现国内和平、争取民主而奔走。他到处发表演讲，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的内战罪行，抨击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他不顾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迫害，以他那社会贤达的特殊身份和在国内外学界的崇高声望，团结起一大批进步的民主人士，同蒋介石反动政府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有力地支援了人民解放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