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别称“五羊”。相传古代有五仙人，乘五色羊执六穗而至此。一说战国时此地属楚，南海人高固任楚相，有五羊衔谷至其庭，因以为地名。
近代，人民革命风起云涌，广州已成为大革命的中心。昔日仙人漫游之城，今日革命者聚集之地。毛泽东和郭沫若在这里相会、相识了。
一个是来自“芙蓉之国”、韶山冲上屋场的政治雄才；
一个是来自“海棠香国”、乐山大佛脚下的文学骄子。
革命党人的外形似乎应是“魁梧奇伟”，但毛泽东却是“状貌如妇人好女”，“说话声音低而委婉”——这是郭沫若叹为“奇迹”的最初印象；文学骄子本应是文弱书生，但郭沫若却笔如刀剑，在大革命失败的紧要关头，向着国共合作的叛变者蒋介石投以猛烈的“匕首”——这是毛泽东与郭沫若心灵相通的开始。
这两位以革命救国为己任的战斗者，在大革命的高潮中相识、相知，随后在各自的岗位上，用枪和笔并肩作战。他们的思想和心灵时时相通，他们的敌人始终也是共同的敌人，他们在为人民革命事业的奋斗中增长着信任和友情。
（一）
1893年12月26日，在湖南韶山冲上屋场一栋当地人称作“一担柴”式的房子里，诞生了一代伟人毛泽东。这里缺少四通八达的商业交流，显得闭塞、落后，包围在一种山野村民的文化氛围之中。然而，这里却拥有极为优美的自然风光。
韶山，位于湘潭、宁乡、湘乡三县交界处，这里重峦叠嶂，起伏绵延。在群山中，“拔起一峰，高出云霄，为诸山之祖”，就是闻名遐迩的韶峰。韶峰又名仙女峰，山高陡峭，“绝顶才宽三五尺，此身如在九重天”，气势十分雄伟。古人有诗赞曰：“绕岫岚光凝欲滴，长风轻袅云烟侧。山涵五月六月寒，地拥千山万山碧。从来仙境称韶峰，笔削三山插天空。天下名山三百六，此是湘南第一龙。”
相传舜帝偕妃臣南巡荆州至此，被这里秀丽风光所吸引，乃令臣僚“奏韶乐九成”，引得“凤凰来朝”。“音召凤至”，韶山因此得名。清代韶山的一位布衣名士周定宁写了一篇著名的《韶山记》，上面说道：“韶山，楚南一名山也！介三湘而远七泽，发岳麓而控东台。潆回地涌，水飞雪浪之花；九嶷天开，山横玉枕之案。绵亘百余里，蜿蜒来八面之龙……”
毛泽东就在这纯朴自然的山乡——韶山度过了自己的童年。他读了6年私塾，从读《三字经》《论语》《孟子》《诗经》开始，继而学习《春秋公羊传》《左传》《纲鉴易知录》等，接受了比较正统的封建式启蒙教育。
也许是地灵人杰，山川钟秀孕育出一代伟人和骄子。郭沫若也出生在风光秀丽的大渡河畔。
四川乐山位于大渡河流入岷江处的西南岸，在乡土志上被称为“海棠香国”，以风景秀丽而著称。古代文人每每赞叹“天下之山水在蜀，蜀之山水在嘉州”（乐山旧称嘉州）。宋代大诗人苏东坡在游遍这里的山山水水之后，也写有“少年不愿万户侯，亦不愿识韩荆州；颇愿身为汉嘉守，载酒时作凌云游”的诗句，被历代传为佳话。
从乐山城沿大渡河向西南逆流而上，行70里，有一个名叫“沙湾”的集镇，那就是郭沫若的故乡。沙湾位于峨眉山下，大渡河畔，依山傍水，景色宜人。
郭家的背后横亘着雄伟的峨眉山第二峰，俗称“二峨”，又叫“绥山”；门前是湍急的大渡河，又称“沫水”。当地人总用“绥山毓秀，沫水钟灵”，来赞美自己的家乡。
1892年11月16日，郭沫若就诞生在这里。乳名“文豹”，据说是母亲受胎时，曾梦见一个小豹子突然咬着她左手的虎口；母亲怀他时已是第八胎，故小名又叫“八儿”。学名开贞，“开”是排行，“贞”是本名；号尚武。
“沫若”是1919年首次发表新诗时的笔名，取自家乡的两条河名：“沫”即沫水，是大渡河的古名；“若”即若水，是青衣江的古名。以故乡的河流为笔名，不仅反映出郭沫若深深的乡恋情结，而且更表现出郭沫若自幼深受家乡美丽山水的熏陶，绥山的“毓秀”，沫水的“钟灵”，孕育了一代文豪。郭沫若也总把自己比作峨眉山上的一滴清泉，愿随着时代的激流而汇入奔腾的大海。
也许因为只比毛泽东大了一岁的缘故，郭沫若少年时代的生活与毛泽东相差不多。他5岁进私塾，学的也是《三字经》《千家诗》《易经》《书经》《周礼》《仪礼》等。
毛泽东和郭沫若，不仅出生的年代相近，家乡的山水秀美，童年的读书生活相仿，而且在少年时代的个性中还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叛逆的性格。
毛泽东的童年不是轻松快乐的乐章。他是在不断地“反抗”和“斗争”中走过来的。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在我们家里，辩证的斗争不断地发展着”。毛泽东的第一个“斗争”对象是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毛顺生脾气暴躁、专横，他一心想把毛泽东培养成像他一样勤勤恳恳、精于算计，发家致富的人，而他对孩子的教育却经常采用训斥与责打的方式。父子之间很少有感情的交流，磨擦与斗争却是不断。
毛泽东曾因在私塾堂里闹学，遭父亲毒打逃出家门三天。一次，因为当众与父亲顶嘴而被父亲追打，毛泽东跑到一个池塘边停下来，以跳水迫使父亲停止“追击”。后来，毛泽东曾很有意味地回忆这件事说：“战争就这样结束了。我从这件事认识到，当我用公开反抗的办法来保卫自己的权利的时候，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保持温顺的态度，他只会更多地打骂我。”
这种叛逆性格一直发展着。在学校，毛泽东始终是各种反抗风潮的带头人，他曾领头发动了湖南一师的驱除校长运动，被学校列入开除名单，后因教员们的劝阻才得免于开除，改为记大过处分。此后，他成长为一个旧社会的叛逆者，为改造中国和改造世界顽强奋斗！
郭沫若也从不讳言自己的叛逆性格。他出生时是脚先着地——倒着生的，用郭沫若自己的话来说：“这大约是我的一生成为了反逆者的第一步，或者也可以说我生到世间上来第一步便把路走错了。”（《我的童年》）这似乎有一种异乎寻常的象征：郭沫若天生就是宗法社会的逆子叛臣。
和毛泽东不同的是，郭沫若从小在比较开明的家庭环境中长大，较少封建礼教的束缚，但这同样造就了他的反逆性格。在他大哥考进成都东文学堂、五哥考进武备学堂后，一些新学的书籍像洪水一样地从成都流到郭家的私塾，郭沫若开始接受改良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的影响，对他的民主思想和反抗性格的培养起了重要作用。
在乐山读小学和中学期间，他直接感受到社会的黑暗和学校的腐败。学校教员和学监大多仍是一些封建迂腐之人，新文化的知识水平非常低，讲地理的把朝鲜说成在中国的南方，讲英文的不知所云，讲博物的把乌贼的嘴当成肛门，简直笑话百出，远远满足不了郭沫若强烈的求知欲望。
郭沫若内心苦闷，曾一度自暴自弃，放浪形骸，这加剧了他对社会和学校的叛逆心理，促使他向着闹事方面发展。在小学，他煽动学生罢课，要求星期六放假半天，被学校开除。在中学，他为同学与营防兵打架抱不平，又一次煽动罢课，结果被中学“斥退”。郭沫若后来自己也说：在学堂，“我是决定了以反对教员为宗旨的，我已经把那种无嫌猜的儿童精神完全失掉了，学堂里的新旧先生我们差不多没有一个没有反对过的。”（《我的童年》）自然，这种学堂里的叛逆性只是学生对于社会环境不满的一种发泄，而郭沫若终于发展为一个反抗旧社会的勇敢斗士！
（二）
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和郭沫若，有着同样炽盛的求知欲望和同样刻苦的钻研精神，但是，他们在治学兴趣方面却向着不同的方向发展了。哲学与政治对于青年毛泽东产生了愈来愈大的吸引力；而文学与诗歌却使年轻的郭沫若一直沉迷其中，难以自拔。他们向着各自的方向迅速地发展着、成长着。
毛泽东极爱读书，但学堂的知识始终不是他关注的重点，他总是不断地扩大阅读范围，向着未知的领域进军。在私塾学堂里，毛泽东不喜欢那些经典的正史经书，却喜欢悄悄地偷读《精忠传》《水浒》《隋唐演义》《三国志》和《西游记》等野史小说。当时，这些书都是塾师们禁止看的。到了新式小学堂后，毛泽东对那些美术、音乐甚至数学等等的课程并不感兴趣，倒是热衷于诵读梁启超的《饮冰室全集》和《新民丛报》。
1912年秋，毛泽东从湖南第一中学退了学，决定自己独立学习。于是，他到湖南省立图书馆读了半年书。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订立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读书。我非常认真地坚持执行这个计划。我认为这样度过的半年时间，对我是极有价值的。每天早晨图书馆一开门我就进去。中午我仅仅休息片刻，买两块米糕吃。这就是我每天的午餐。我每天在图书馆里一直阅读到闭馆的时候。”“在这段自修期间，我读了很多书，学习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在图书馆里我第一次看到并以很大的兴趣学习了一幅世界地图。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斯·密勒的一部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和孟德斯鸠写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我在认真学习俄、美、英、法等国的历史地理的同时，也穿插阅读了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显然，毛泽东在湖南省立图书馆的阅读兴趣是相当广泛的，其中包含了历史、地理、哲学、法律、文学等多种学科。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能诗善文，一直是学校里的高才生。他的中学教师在他的作文卷上批赞：“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对于诗歌，毛泽东也常寄情抒怀。早年从韶山出乡读书时，他改写了日本西乡隆盛的一首诗留赠父亲：“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表达了他立志学成报国的宏远志向。此后，他的诗词创作一直伴随他的革命生涯，成了他一生事业的艺术写照。
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期间，对于诗文还有过一番深刻的感悟。在他当时留下的《讲堂录》中这样写道：“无论诗文，切者斯美。”“文以理胜，诗以情胜。”“有感而后有情，有情而后著之于诗。”“文贵颠倒簸弄，故曰写。俗话之演成，必经几多研究。认为合理而真，始克流传不朽，颠扑不破。”“词少而意多，字少而理多，斯为妙文矣。”
然而，随着毛泽东的求学精进，他对哲学与政治的兴趣愈来愈占上风，这与他救国救民的政治抱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真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如此之志，方为真志，而非盲从之志。”因此，毛泽东把自己的学习方向与政治目标一致起来，决心“将全幅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
当时，毛泽东认为中国社会的改造工作，应从开启民智开始，主张“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因此，社会改革应从“大本大源”入手。所谓“大本大源”，就是“宇宙之真理”，即哲学和伦理学等观察自然和社会的思想方法。他呼吁，“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
与毛泽东日益浓重的哲学与政治倾向不同，郭沫若的文学艺术倾向却愈来愈鲜明。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对于艺术的感觉远不如他对政治问题的感觉敏锐。他在小学堂的图画课上，曾以一条直线和一个半弧形的线条，加上“半壁见红日”的题字来搪塞图画作业。而郭沫若却不同。他曾细心地将他哥哥寄来的《启蒙画报》上的图画，一一临摹下来，配以各种颜色。童年时代，他因不能独自走远路去看千佛崖上的佛像，以及不能去看刻有浮雕的砖是怎样构造出来的事情懊恼不已。这大概就是后来郭沫若在文学艺术、考古书法等诸多领域都做出重要建树的一个开端。
郭沫若能够成为一代文学骄子、浪漫诗人，首先得益于母亲。他还在襁褓之中时，母亲就教他儿歌、民谣。母亲教他的那首“翩翩少年郎，骑马上学堂；先生嫌我小，肚内有文章”，就好像一服兴奋剂，激起他浓厚的文学兴致。郭沫若曾多次回忆母亲的诗教对他深刻的影响：“我的母亲在我刚在学话时便喜欢口授唐诗，教我们念诵。意思虽然不懂，声调是可以懂得的。”“在我未发蒙以前，她教我暗诵了很多的诗。”“这，我相信是我所受的诗教的第一课。”“我后来走入文艺生活，这层家庭教育我认为是极重要的因素。”
郭沫若5岁时入了家塾“绥山山馆”。读的书除《四书》《五经》外，主要是唐宋诗和古文，事实上都是一些文艺读物。他说：“比较易懂的《千家诗》给予我的铭感很浅，反而是比较高古的唐诗很给了我莫大的兴会。唐诗中我喜欢王维、孟浩然，喜欢李白、柳宗元，而不甚喜欢杜甫，更有点痛恨韩退之。”此外，他还喜欢屈原、陶渊明。这些诗人有的“雄浑”，有的“冲淡”，但他们都富于浪漫主义精神，想象丰富，自由奔放，引起了郭沫若极大的兴味。这表明，郭沫若从小就被培养起一种对豪放、冲淡、幽远的诗歌偏爱的欣赏倾向和审美意识。
塾师沈焕章是对郭沫若产生深刻影响的又一人。郭沫若在他门下受教近10年，在严格的诗的创作训练下（郭沫若称为“诗的刑罚”），逐渐掌握了写诗的技巧，以诗抒写自己生活中的见闻和感受。在诗风上，有意追踪陶渊明、李白、苏轼。
1910年，郭沫若进入成都高等分设中学读书。在这里，他经历了辛亥革命前后局势的剧烈变化，亲历丁国会请愿、保路运动到四川宣布独立的过程。他在国会请愿运动中，还是学生代表，因请愿而罢考，又一次遭到学校的开除。学校的处分，郭沫若并没有当回事，在四川独立的前一天晚上，他高兴得把头上的长辫子剪了。但是，辛亥革命很快就失败了，郭沫若真正地伤心了。他以沉痛的心情写下了《感时八首》，尽管他不甚喜欢杜甫，这些诗却颇具杜诗沉郁的风韵，技巧也趋成熟。显然，他的感情已从以往较为狭窄的个人圈子摆脱出来，而凝结在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之上。
1914年初，郭沫若怀着“科学救国”的誓愿东渡日本。他读的是医学，曾下决心把所有文艺书籍丢到一边。但在紧张的学习中，他仍有诗兴袭来。由于学习德语、英语、拉丁语，接触到泰戈尔、歌德、海涅、雪莱、惠特曼等人的诗，这就再次激发起他一直压抑着的诗歌创作的强烈欲望。他与斯宾诺莎、弗洛伊德等人的哲学也有接触，并和中国的老庄哲学、孔门哲学相参照，从而形成了他的泛神论。1916年，他与日本姑娘安娜恋爱，诗情与爱情相结合，由此触发了他的诗兴，写出了最早一批新体诗，成为《女神》中那些诗的开端。
1918年秋，郭沫若升入福冈的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不久，便发现两耳重听，限制了他在医学上的发展。这是促使他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又一因素。
不过，最终还是时代推动郭沫若弃医从文。这就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身居异邦的郭沫若，受到这股突起狂飙的猛烈冲击，他从迷茫中觉醒了！他说：“这个时代觉醒促进了我自己的觉醒，而同时也把我从苦闷中解救了。从前我看不起文艺，经这一觉醒，我认为文艺正是摧毁封建思想、抗拒帝国主义的犀利的武器，它对于时代的革新，国家的独立，人民的解放，和真正的科学技术等具有同样不可缺乏的功能。因此，我可以心安理得地放弃我无法精进的医学而委身于文艺活动了。”（《我怎样开始了文艺生活》）
（三）
随着毛泽东与郭沫若各自向着政治与文艺的突飞猛进，他们像两颗闪亮的明星在中国的政坛与文坛迅速地升起，他们同是那个时代青年的代表和先锋，他们勇敢地推动着历史的车轮向前迈进。
毛泽东立志为改造中国和世界而奋斗，遂投身于各种政治运动，一发而不可止。
在湖南第一师范，毛泽东是有名的社会活动家。他密切地关注着中国社会的动荡，国内各派政治势力的纷争和世界局势的发展。为此，他订阅了省内外的各种报纸杂志。他后来回忆说：“我在长沙师范学校的几年，总共只用了160块钱——里面包括我多次的报名费，在这笔钱里，想必有1/3花在报纸上，因为订阅费是每月一元。我常常在报摊买书、买杂志。我父亲责骂我浪费。他说这是把钱挥霍在废纸上。可是我养成了读报的习惯，从1911年到1927年我上井冈山为止，我从来没有中断过阅读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报。”
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强迫中国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毛泽东参加了学校的“仇日反袁”运动。一师学生编印了揭露日本侵华罪行，反对袁世凯卖国罪行的《明耻篇》一书，他在封面上挥笔疾书：“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1918年他同蔡和森等发起组织了“新民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这个学会不仅积极从事校内的反守旧、反压迫风潮，而且大力参与组织和领导湖南社会上开展的驱除军阀张敬尧和湖南自治的运动。与此同时，他不疲倦地探讨着各种改造社会的方案，设计过湖南的“新村”建设，参加过“上海工读互助团”，发起和组织过“俄罗斯研究会”和“湘潭教育促进会”等各种进步团体。毛泽东还自办了一个“文化书社”，向社会和青年介绍各种革命和进步的书籍。
他不仅为湖南的政治运动到北京、上海等地奔走呼号，而且帮助有志同学筹备留法勤工俭学活动，与那些出国寻求救国真理的朋友们互相砥砺，切磋政治。他在湖南兴办的《湘江评论》努力宣传新思潮，猛烈抨击帝国主义和封建制度，提倡民众的大联合，积极推动社会改造和社会革命，被誉为湖南的《新青年》。
毛泽东在对五四时期各种社会思潮的探讨与选择中，最终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1920年，他积极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筹建工作，创立了湖南的共产主义小组，并于1921年7月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后，毛泽东担任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的负责人，于是开始了发动工人运动，组织工人罢工斗争的各种活动。在湖南，毛泽东帮助建立了共产党地方党组织，团结了一批有志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同志。在毛泽东的带领下，湖南共产党组织的工作做得有声有色。他们成功地改造了湖南劳工会，于1921年底组织了一万多长沙工人和市民、学生参加的反对帝国主义损害中国主权的太平洋会议的示威集会；他们提倡劳动立法，建立工人团体，为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斗争；他们深入工厂，到工人之中，举办工人夜校和工人俱乐部，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革命道理。
1922年间，毛泽东先后四次到安源路矿进行工人罢工斗争的动员和组织工作，9月，发动了17000余工人参加的安源路矿大罢工。工人们高呼着“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向路矿两局提出了17项政治和经济要求，最后迫使路矿当局同意了工人们提出的主要条件，罢工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1923年郑州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的失败，特别是1925年的“五卅运动”，促使毛泽东认识到，中国革命的敌人力量异常强大，而工人阶级的力量非常弱小，孤立的工人斗争不可能完成国民革命的任务。于是，毛泽东把目光转向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开始了农民问题的研究和实际工作。他在湖南进行了农村阶级斗争形势的分析调查，从事农民运动的宣传、动员和组织、发动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效。毛泽东后来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是他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批理论成果。
毛泽东作为一个政治运动的领导者，由学生运动到社会运动，又从工人运动进到农民运动，积累了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极大地锻炼了他的领导能力，从而使他逐渐地成为中国共产党卓越的政治家和领导者。
1924年，毛泽东被孙中山作为“新鲜血液”邀请到广州来，参加改造国民党的统一战线工作。这位年轻有为，充满朝气的革命者，在广州的新天地里预备着新的进步。在这里，他与郭沫若相遇。他们都能感觉到对方心灵里流动着的热血，他们从此成为革命的战友。
就在毛泽东作为一个政治家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的时候，郭沫若的文学和诗歌创作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辉煌兴盛的时期。
1919年下半年和1920年上半年，对郭沫若来说，一个“诗的创作爆发期”出现了！他从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草叶集》受到启发，当满腔的“郁积”像火山的岩浆急欲喷吐的时候，他在这里“找出喷火口，也找出了喷火的方式”，他“那时差不多是狂了”。（《序我的诗》）在将近三四个月的时间，差不多每天都有诗兴猛袭着他，他随时写下，寄给在上海主编《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的宗白华发表。
“《凤凰涅》那首长诗是在一天之中分两个时期写出来的。上半天在学校的课堂里听讲的时候，突然有诗意袭来，便在抄本上东鳞西爪地写出了那诗的前半。在晚上行将就寝的时候，诗的后半的意趣又袭来，伏在枕上用铅笔只是火速地写，全身都有点作寒，连牙关都在打战。就那样把那首奇怪的诗也写了出来。那诗是在象征着中国的再生，同时也是我自己的再生。”（《我的作诗的经过》）
郭沫若其他的名篇《地球，我的母亲！》《天狗》《炉中煤》等，都是此时写成的。他的《女神》收录了56首诗，包括1916年至1921年的诗作，于1921年8月出版。《女神》以崭新的思想内容、自由的诗体形式和豪放浪漫的艺术风格，开创了一代诗风，成为我国新诗歌运动的奠基者。茅盾说：“《女神》是五四运动在诗歌方面最热情而豪放的反映，可说是举世无双。他以诅咒黑暗、渴望光明的革命浪漫主义的诗人出现，震惊海内，竞相传阅，认为他是当时诗坛的霹雳手。”
郭沫若诗歌的影响是巨大的。如果说当年毛泽东以革命理论的宣传，影响和鼓舞了一大批热血青年投身人民的解放事业，那么，郭沫若以他的诗歌去影响和鼓舞了一代青年。周扬回忆道：“我想起了郭沫若同志第一个诗集《女神》，这些热情洋溢的诗篇开创了一代革命诗风。……我告诉郭老，我从学生时代起，就是他的诗歌的忠实读者。”冯乃超回忆道：“二十年代以降的青年学生，都是他底读者。他用琳琅新颖的诗句，有如一位伟大的教师，熏陶着年轻的一代。他塑造了中国古代叛逆典型，做青年的世代的模范，培植了对僵死教条底反抗精神，他苏醒了古人生死不苟的美德，使青年的世代有所借鉴。”
1921年7月，郭沫若和郑伯奇、郁达夫、田汉、成仿吾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创造社”。此时的郭沫若虽已成为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但他的思想仍然“相当混乱”，他既朦胧地向往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又强烈地追求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醉心于斯宾诺莎、尼采等人的哲学；他歌颂列宁，也赞颂华盛顿、马丁路德、释迦牟尼、墨子。
1923年4月，郭沫若离开日本返回上海。1924年春夏之交，他翻译了日本经济学家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这是他的思想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重要转折。他开始深入研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翻译《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在思想上，接受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和唯物史观；在文化上，大力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宣传“普罗文化”。
随着中国革命的深入和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他更感觉到“社会的要求不再容许我们在假象牙的宫殿里面谈纯文艺了”。（《创造十年》）于是，他勇敢地投身到工农运动中去，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去。
1926年3月，当广东大学聘请郭沫若当文科学长（系主任）时，他随即应聘而去。革命形势风起云涌的广东已经是大革命的中心，的确令郭沫若神往。在广州，他与毛泽东不期而遇，从此开始了一位政治雄才和一位文学骄子横贯大半生的真情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