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1995年，中国新诗已经走过了80年的历史。80年的历史似乎是漫长的，它足以耗去整整一代人的生命，但又似乎是短暂的，关于80年前初生的中国新诗，我们今天所听到的学术争论并不特别的陌生，古典文学/新文学，文言/白话，中华性/世界性，传统/现代，所有这些议论纷纷、纠缠不清的话题都直接导源于那场“初期白话诗”运动，也受制于关于那场运动的最早的论争思路。可以说，首先是文学研究史在某种程度上所呈现出来的重复性引起了我们重审的兴趣。80年后的今天，我们不仅仅面对着那些初期白话诗文本，也同样面对着初期白话诗的阐释史、研究史，而对阐释史、研究史的梳理，则是学术研究自我审视、自我发展的基础。
我们在这里来综述初期白话诗的研究情况。所谓“初期”，当然是指中国新诗发展的第一个时期；但值得注意的是，什么是中国新诗发展的“初期”？初期新诗（诗人、诗作）究竟包括哪些？用什么样的概念来框定最早的现代诗人和诗作，这些本身就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问题。从30年代的朱自清、余冠英到80年代以后的陆耀东、骆寒超、徐荣衔、邱文治、祝宽等人都倾向于将新诗发展的第一个时期定为“五四前后”，即从胡适1916年的尝试到1921年、1922年左右。除胡适、刘半农、沈尹默等最早的一批诗人外，《女神》时期的郭沫若，文学研究会中的朱自清、刘延陵、冰心等都是“早期诗人”，或曰“五四诗人”。如此看来，新月诗派出现以前的中国现代新诗似都可以称作是“早期”、“初期”或“五四时期”了。也有少数研究者将新月诗派一并纳入“五四时期”，如廖子东《论五四时期新诗的主流》就把《志摩的诗》和《尝试集》、《女神》一起定格于“五四时期”，这是目前所见的最宽泛的“五四”概念；与之同时，从30年代的刘半农、蒲风、茅盾到80年代以后的谢冕、向远、吕家乡、何镇邦、方顺景、游友基等人又将“初期”（或曰“第一阶段”）定位于“五四”以前，以1916年至1919年的创作为主，并比较强调这“第一阶段”在建设“白话”上的意义，这样，郭沫若、文研会诗人以及更后的新月诗人自然就被排除在“初期”之外。游友基在《中国现代诗潮与诗派》中将“五四”前后的中国新诗分为以胡适等拓荒者为代表的“初期白话诗派”，以文研会诗人群为代表的“初期写实派诗歌”，及以创造社诗人群为代表的“初期浪漫派”，可谓是清晰地标示了“初期白话诗”的独立的派别存在。在此以前，较清晰地标示了初期白话诗存在的还包括孙克恒《试论中国新诗的传统及其发展》、唐祈《论中国新诗的发展及其传统》。
既然人们对中国早期新诗的辖区还不曾完全划定，也没有统一使用“初期白话诗”这一概念，那么，我们今天来梳理这一尚未完全统一的研究范畴的成果，有什么意义，又为什么是可能的呢？
我认为，梳理这些研究成果的意义就在于初期的白话诗是中国新诗的启端，它所包含的丰富的艺术经验直到今天也仍然是新诗发展所不得不经常面对和思考的东西。初期白话诗所经历的种种艰难和曲折、压力和希望在很大的程度上也就是整个中国现代新诗的复杂体验，在20世纪中国诗歌发展的巨大历史背景保持着大体稳定的时候，所有关于新诗选择的思考（赞誉和批评）都会自然而然地追溯到这“首开风气”的时刻。愈是要走向未来，可能在事实上就愈是需要反省过去。这样，梳理和总结70余年来研究者的思路，恰恰代表了我们在理论批评上走向未来的强烈愿望。
我们当然得为自己的梳理划定一个明确的范围，这个范围的“初期白话诗”是狭窄的，我们采用了茅盾1937年对“初期白话诗”概念的较早的界定，将时间限定在“五四”以前，而这样的划分也并不妨碍我们对其他的在不同范围内进行的研究予以关注，因为尽管其他的研究可能更宽泛（延至“五四”以后乃至整个20年代），但却都对“五四”前的“初期白话诗”多有评述，或者说，正是在我们所划定的“初期”范围内，种种对中国新诗第一个时期的研究反反复复地重叠了起来。这，也就为我们的综述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
我们的研究史
1919年3月，俞平伯在《新青年》6卷3号上发表《白话诗三大条件》，这是关于初期白话诗的第一篇专论，从那时起到今天，我们对这些早期新诗的研究已经进行了整整75年。纵观这75年的漫长的研究史，我们发现，究竟怎样来描述那些先行者的艺术探求，又如何来估价他们之于中国新诗建设与中国新文化建设的意义，自始至终都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争论从未停息过。从某种意义上说，初期白话诗评述标准的不断调整相当生动地折射出了现代中国文化思想与政治思想的辗转变迁。
从中国新诗最早的尝试到90年代，中国新文化的发展经过了两个相似的运演过程：一是“五四”前后至40年代末，一是70年代末至90年代，这两个过程的起点都是对旧的文化束缚的反抗和对新的外来的文化观念的大胆“拿来”。以后，随着文化的发展日趋健康和成熟，人们又开始对这种“反抗”和“拿来”作深入的反思，在“否定之否定”当中超越着最初的文化拓荒。初期白话诗正是以其“首开风气”之功在中国新诗史以及中国新文化史上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因此，所有关于“反抗”和“拿来”的意识形态的论争都将理所当然地集中于对初期白话诗的论争上。新文化的倡导者的宏远理想，决定了他们将对白话新诗持肯定性的评价，在这样一个新旧文化的交替时期，对白话新诗的否定往往意味着对整个旧文化、旧传统霸权地位的维护。“五四”前后关于白话诗的论争就是这样：这是初期白话诗研究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论争，论争的一方是胡适、俞平伯等《新青年》、《新潮》的诗论家，另一方是胡先、章炳麟、李思纯、梅光迪、吴宓等《南京高等师范月刊》、《学衡》的诗论家。前者对白话诗的创作实践多有总结，对初期白话诗人的成就颇加褒扬。这方面的代表性论文有俞平伯《白话诗的三大条件》、《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胡适《谈新诗》，此外，郎损（沈雁冰）发表于1922年3月《文学》周报31期上的《驳反对白话诗者》也属于这一阵营的代表之作。后者往往是站在维护中国诗歌传统的立场上对初期白话诗的粗糙和稚嫩大加鞭挞，如胡先 在《中国文学改良论》中就将胡适、刘半农、沈尹默的代表作斥为“毫无诗意存于其间”，他还集中火力对胡适和他的《尝试集》重点攻击，逐一反驳“诗体大解放”的理论，有条不紊地批评《尝试集》。同样，在新时期，当历经浩劫的中国新文学和新文化需要又一次除旧布新、开拓前进之时，初期白话诗的历史价值便重新被发掘了出来，对胡适及其他初期白话诗人的“重评”成了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先声。龚济民《评胡适的枙尝试集枛》、文振庭《胡适枙尝试集枛重议》、秦家琪《重评胡适枙尝试集枛》、朱德发《论胡适早期的白话诗主张与创作》、孙克恒《初期白话诗二题》、向远《初期白话诗简述》等等就是最早的“重评”之作。
当然，我们的研究不会总是停留在新旧文化对垒的论争当中，初期白话诗并不仅仅是一个等待诗界认可的问题。事实上，不管胡先们或其他的什么评论家如何贬低胡适们的尝试，初期白话诗的存在本身就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容置辩的诗歌史现实。在不断发展的学术研究当中，更重要的是如何冷静、客观地来检阅这一现象的内在根据及其历史地位。这种冷静一方面表现为对初期白话诗审视的全面和深入，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对这一诗歌流派艺术趋向的自觉“超越”。超越导致了人们对这些早期尝试诗作的新的不满和指摘，这种不满和指摘并不是胡先们论调的简单继续，而是一些试图推动艺术发展的诗家们在新的历史层面上为新诗提出的新的目标。从1922年开始，成仿吾、梁实秋、闻一多、穆木天、王独清、废名等人都先后对初期白话诗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评，代表性的论文有成仿吾《诗之防御战》，闻一多、梁实秋《枙冬夜枛枙草儿枛评论》，梁实秋《读枙诗底进化的还原论枛》、《新诗的格调及其他》，穆木天《谭诗》，王独清《再谭诗》、废名《新诗应该是自由诗》等。在新时期以来的这一文化发展时期，则是郑敏的“世纪末回顾”再一次地将矛头对准了胡适们的白话诗实践。
在这两次文化运演过程的间隙之处，则体现了现代中国政治文化对学术活动的卓有成效的干预。胡适等初期白话诗人一般都是学者出身，除鲁迅、李大钊外，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在政治上并不激进，革命色彩淡薄，以阶级斗争的眼光视之自然大多在被审查之列（而鲁迅、李大钊似乎也可以被我们从“白话诗人”中省略），所以说，在那30年（1949～1979），初期白话诗从人们的记忆中消逝了。
初期白话诗的历史特征
作为中国新诗史与中国新文学史上的一个派别，初期白话诗体现了什么样的特征呢？这是许多研究者都在描述的东西。
胡适在1919年的《谈新诗》里留下了关于初期白话诗流派特征的最早阐述：“中国近年的新诗运动可算得是一种‘诗体的大解放’。因为有了这一层诗体的解放，所以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诗里去。”接着，胡适又以周作人的《小河》、康白情的《窗外》、俞平伯的《春水船》、傅斯年的《深秋永定门晚景》以及自己的《应该》为例，分析了它们当中所包含的为“旧式的诗体词调”所很难传达的“细密的观察”、“曲折的理想”。综合起来我们可以看出，胡适眼中的初期白话诗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诗体的大解放；二是具有比古典诗词更丰富的内涵。
作为初期白话诗派的局内人，胡适的概括固然重要，但却难免带有更多的自我证明色彩，因而就不能说是冷静客观和细致的。对初期白话诗派具体特征的概括倒似乎首先来自这一诗派的挑剔者们，如成仿吾以胡适、康白情、俞平伯、周作人等人的创作为例，批评诗歌“中了理智的毒”，以致走向“堕落”；闻一多指摘俞平伯的作品有“太多教训理论”，这都不约而同地揭示了初期白话诗的重要特质——理智化。因为理智化而失却了情感，在成仿吾、闻一多这样的主情诗家那里的确很难得到原谅。在诗歌主情这一取向上，中国诗歌会的蒲风与成、闻二人不无共同话语，所以他也这样描述说：“缺乏情感就是他们的通病，因为没有情感便堆下一些哲理，或格言，或道理的解释，成为散文又不是散文，诗又不成诗的东西了。”初期白话诗派的理智化趋向是不是像蒲风所说是“没有感情”的结果呢，对此，朱自清另有看法。作为学者的朱自清，他的分析似乎更有说服力：“新诗的初期，说理是主调之一。”“那时是个解放的时代。解放从思想起头，人人对于一切传统都有意见，都爱议论，作文如此，作诗也如此。”直到今天，朱自清的这些分析也依然属于概括这一诗派的权威性结论之一。
一些诗评家也早就注意到了初期白话诗的“写实”特色。余冠英概括说早期的诗作皆有“说理”与“写景”两大特色。“写景”就是对自然的“写实”。蒲风、朱自清都以“自然主义”命名之。蒲风认为，新诗“尝试期”“一致的潮流是自然主义”，朱自清分析说：“胡氏后来却提倡‘诗的经验主义’，可以代表当时一般作诗的态度。那便是以描写实生活为主题，而不重想像，中国诗的传统原本如此。因此有人称这时期的诗为自然主义。这时期写景诗特别发达，也是这个缘故。”茅盾阐述了“写实”的社会内涵：“初期白话诗的最一贯而坚定的方向是写实主义”。“写实主义精神，在初期白话诗中，题材上是社会现象和人生问题的大量抒写，方法上是所谓‘须要用具体的做法，不可用抽象的说法’”。从社会革命的角度出发，蒲风还曾将初期白话诗的社会“写实”具体解剖成几个要素，“人道主义是这时的诗歌的骨髓”，“新诗是和政治斗争分不开的”，“盲目的歌颂‘劳工神圣’”，“反对旧礼教”。新时期以后，当我们需要通过开掘初期白话诗派的“社会意义”以为之“正名”的时候，蒲风式的解析实际上便被推向了深入。向远在他较早发表的《初期白话诗简述》里说：“初期白话诗在内容上的主要特点，是具有鲜明的反封建色彩。”“在题材上，要求摆脱旧诗的帝王将相的狭窄范围，广泛反映社会和人生。”“初期白话诗揭露了社会的黑暗和腐朽，鞭挞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罪恶”，“初期白话诗用大量的篇幅揭露贫富的对立，诉说劳动人民的苦难，鞭笞官府和豪绅的劣迹”，赞扬下层劳动人民“勤劳、善良等优秀品质”，“探索人生的意义，主张解放个性”。在何镇邦、方顺景《论“五四”新诗运动》，在徐荣衔《我国现代诗歌史上的第一次大繁荣——早期白话诗创作述评》，在陆耀东《20年代中国各流派诗人论》，在祝宽《五四新诗史》，在游友基《中国现代诗潮与诗派》中，我们都可以读到这方面的解析。
随着学术研究的推进，人们似乎又不满足于单纯的“正名”，不再停留于诗歌所展示的社会现象上，而是透过现象力求对诗歌的艺术思维本身作深入的把握。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江锡铨《略论初期白话诗的“画意美”》。该文紧紧抓住初期白话诗的写实特征，从艺术史的角度追根溯源。文章指出：“力图用具体、清新的画意来渲染时代气息”，“是这一时期白话诗的一个共同美学特征”。这种“画意美”是对中国“诗中有画”传统的继承，但又“容纳了新的思想内容和新的意境，在写实主义指导下具体描绘社会生活和人生感慨，使得‘诗中有画’更有时代气息，更臻完美”。
胡适以“诗体大解放”这面旗帜为初期白话诗运动鸣锣开道，但恰恰是由这一口号而引起的学术争论最大。闻一多、梁实秋、穆木天、蒲风、臧克家等人都对此不以为然，其中穆木天的批评是最有代表性的。他说：“中国的新诗的运动，我以为胡适是最大的罪人。胡适说，作诗须得如作文，那是他的大错。所以他的影响给中国造成一种Prose in Verse（诗的低俗化）一派的东西。”相反，茅盾却给予了好评：“以我看来，初期白话诗的好处，——值得我们现在注意的，第一是力求解放而不作怪炫奇。”“是依了新内容的要求而自然产生的，决不是故意在形式上作工夫”。90年代以后，则有於可训、骆寒超等人从诗论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入手深入阐述了“诗体大解放”的重要意义。於可训将初期白话诗的“诗体解放”与“诗界革命”的“以旧风格含新境界”加以对比，剖析了这一取向的历史合理性，骆寒超则结合“五四”诗歌运动此前此后的诗史过程，在诗体与诗思、诗体与时代、诗体与新诗革命这三组关系上，全面分析了“诗体解放”的文学史价值：“在中国诗歌向现代转型的开始期间，一代新诗开拓者文体意识的觉醒是自觉的、系统的、富有现代诗学建设意义的。”对诗歌史现象的探讨也包含着对诗歌批评史的探讨，对诗歌批评的批评，也会把我们提升到一个更高的视界上，从而获得对诗歌史现象本身的更高屋建瓴的说明。比如张嘉彦就批评了穆木天们对初期白话诗的批评，并由此提出：“诗体大解放”“使中国新诗得以运用新的白话工具对不断变动的社会生活作出及时的反应，对现代人瞬息万变的内心感受也能用随时应变的文体形式作自由的传达。看看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新诗变动不息的发展，特别是近年来新诗发展更为活跃的多元态势，追根溯源，都是享受了初期白话诗先驱们所倡导的‘诗体大解放’的恩泽。”这是其积极的意义，但“这极度的自由里暗藏着无形的限制，这尽兴的解放中埋伏着绵韧的束缚”。为了表现“自然之美”，“先驱者们就不能不感到分外吃力与苦恼”，终于又在那拙劣的追随者手里“滑落为随便涂鸦的笔墨游戏，无病呻吟的琐屑无聊”。
在关于初期白话诗艺术追求的历史局限性评述中，龙泉明《“五四”白话新诗的“非诗化”倾向与历史局限》是值得重视的。这篇文章以“非诗化”倾向作为对“五四”白话诗种种局限的总体概括。这里所概括的其实不单是范围的大小而是认识的深浅，当我们所讨论的对象还总是局限于理智化、写实化和散文化这些细节上，其实就还没有向下挖掘到一个更深层的也更具有统摄意义的艺术层面。龙泉明以“非诗化”倾向名之，正是显示了一种超越前人、走向深入的学术勇气。此外，文章讨论的是“历史局限”，却全然摆脱了穆木天时代的那些情绪化判语，相反却以主要的篇幅阐述着“非诗化”的主客观成因及历史合理性，这样实际上是生动地说明了“非诗化”存在的深厚根基及其相应的“局限性”影响的深度。显然，这种冷静的反思更有助于学术研究向着纵深处拓展。
进入90年代末期，一些年轻的学者开始用更新的文化眼光来打量白话诗创作，得出的结论也往往给人更丰富的联想和启示，比如陈旭光借用“第三世界文化”的理论论述了初期白话诗的“寓言特征”，并将出现在这一时期的“寓言”和“准寓言”概括为新诗发展第一个重要阶段的重要特质，“把寓言看作现代新诗的第一种话语类型”。他还从话语权力的角度，进一步阐述了这种“寓言形态”所包含着的“政治无意识”，以及这种政治无意识与“五四”前后的启蒙目标的关系。
余留的难题
在中国诗歌史上，初期白话诗出现的意义就在于除旧布新，它在反抗古典诗歌传统当中寻找和建立着新的诗歌体式。所以说，在关于初期白话诗的讨论中，如何看待它与古典传统的关系始终都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从胡适、俞平伯等人以白话诗歌的新鲜意蕴反击来自社会的非难，从20年代前后胡先们的并力进攻到90年代郑敏追问“汉语言的变革”，说来说去，其实还是一个如何看待新诗与传统的关系问题。
认真分析起来，这个问题又可以分解为两个部分：一是如何认识和估价初期白话诗与古典诗歌的区别和联系；二是如何更清晰地说明初期白话诗是如何从古典诗歌传统中演化出来的。前者需要更多的静态的阐释，后者需要更多的动态的和过程的把握。
关于初期白话诗与古典诗歌传统的复杂关系，从一开始人们的认识就有很大的偏差，在胡先、李思纯、吴宓等人看来，初期白话诗的重要特征便在于从根本上抛弃了古典诗歌的传统（所以才有必要加以批判），而在朱自清、梁实秋、余冠英、沈从文、孙作云等众多后起的诗家看来，初期白话诗恰恰又还没有能够挣脱传统诗词的束缚。朱自清认为“全然摆脱了旧镣铐”的“只有鲁迅氏兄弟”，梁实秋说：“最早写新诗的几位”多半只是在无意识中“接收外国文学的暗示”，沈从文感到新诗革命在尝试时期“实在还是渐变而不能锐变”，余冠英认为新月派成立以前的新诗都是“受旧诗的影响多”。认识的偏差显然出于各自观察角度的不同，奉古典诗歌为典范的胡先们当然会为白话诗的每一点异变深感不适，认为是大大地背离了传统，而致力于新诗建设的现代诗家则会从发展了的新诗现实出发对早期的草创多有不满，从而轻巧地拈出了它与传统的关联。来自不同角度的这种认识的偏差倒正好说明了初期白话诗的过渡特征。它一方面是在反抗传统当中汲取了外来诗歌文化的养分，另一方面却又与自身的传统保持着十分清晰的联系。正是出于对初期白话诗之于传统复杂关系作全面把握的需要，吕家乡提出：“初期白话诗普遍地带着中外诗歌交汇的烙印”，“能够从古今中外各方面吸取诗歌营养”，“当然初期白话诗人对于中外诗歌艺术的融会还属于较低层次的尝试，但这种尝试却代表了一个有远大前程的正确方向。”
当然，判明初期白话诗“普遍地带着中外诗歌交汇的烙印”这还只是走向深入的起点。紧跟着产生的疑问是，中国新诗史上遍布着中外交汇的烙印，初期白话诗这一“烙印”的特征又何在？如果说它是“较低层次的”，那么这“较低”究竟体现在什么地方？遗憾的是，从吕家乡先生在1988年提出这一诱人的话题以来，真正对此作出深入探讨的研究还是太少太少了。正是在这样一个“太少太少”的背景上，我们不得不注意郑敏和张新有关批评的特殊价值。
郑敏在90年代初以锐利的语言直戳以胡适为代表的初期白话诗人。她认为，中国新诗成就不够理想的重要原因就是“由于我们在世纪初的白话文及后来的新文学运动中立意要自绝于古典文学，从语言到内容都是否定继承，竭力使创作界遗忘和背离古典诗词”，所以，“我们在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又不得不对他们那种宁左勿右的心态，和它对新文学，特别是新诗的创作的负面影响作一些冷静的思考。”中国新诗成就不够理想的原因是不是真如郑敏所说在胡适等初期白话诗人那里，这个问题完全可以继续讨论，但郑敏在90年代的今天还一口咬定胡适们的尝试是“立意要自绝于古典文学”的“宁左勿右”，这就的确让人深思了。它至少说明，我们的诗学研究迄今也没有能够更清晰地向人们说明，胡适等初期白话诗人与传统的内在联系究竟在哪里，难道就仅仅是“带有某些旧诗词的味道”吗？胡适们的反抗传统与承袭传统究竟又是怎样的关系？郑敏的议论在另一方向上揭示了目前研究的粗疏。
继郑敏之后，当代诗评家唐晓渡又一次从对“现代性”的质疑入手，对包括初期白话新诗在内的“五四新诗”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认为，新诗倡导者是将“白话和文言尖锐对立起来”，并将这种“对立延伸为文学史的价值尺度”，这样便产生了逻辑上的严重缺陷。90年代中期，由于西方后现代、后殖民主义思潮的引入，像唐晓渡这样的当代学人以严厉的目光重审中国新文学（包括新诗）的“现代性”，这已成了一种学术的“热潮”，然而我们也注意到，恰恰是来自西方学者的对中国新诗“现代性”的评述倒显得更加平静和客观，例如荷兰学者荷麦晓对中国“早期现代诗歌中的现代性”所作的分析便是这样的。
张新的研究则较前人更清晰也更准确地敞明了初期白话诗的传统渊源。在《论五四时期新诗与宋诗的文化氛围》一文中，张新开掘了“五四”与宋代文化文学氛围的相似性，从而为白话新诗强烈的革新精神，“作诗如作文”、议论说理、白话入诗等特征寻找到了更深的来自传统文化内部的支撑。这篇论文的全部议论都基于这样一个逻辑基础：“五四时期的新诗人以反传统文化为旗帜，但是，传统文化的影响是不可能一笔勾销的。这种影响，有时以‘集体无意识’的形态方式呈示出来；有时则由于现实与历史的文化氛围有某种惊人的相似之处，而使得不同历史时期的诗人具有某些共通的文化气质。”显然，正是这样一个逻辑基础将初期白话诗的传统气质与反传统取向更好地统一了起来。
在初期白话诗如何由传统走向现代这一过程的动态描述方面，我们取得的成果更少。就笔者所搜集到的材料来看，人们更习惯于将初期白话诗与诗界革命区别开来，从而清楚地昭示前者的“革命性”。其实，从诗界革命到初期白话诗，此间的过渡环节恰恰是重要的，从中也正可见出白话诗发生的真实景观。在这方面的寥落的研究当中，龚喜平和康林的成果让我们看到了希望。龚喜平“不囿于传统研究中以‘五四’‘文学革命’为界截然两段的固有格局和观念，而是从诗体流变的实际出发，把新诗的发生与发展作为一个整体，着眼于它的完整性和连续性，通过对近代诗歌内部诗体解放潮流的系统考察，试图探寻新旧诗体的嬗变过程，进而揭示新诗发生与发展的历史轨迹。”他较为细致地考察了初期白话诗是如何在新学诗、新派诗、歌体诗这样一个历史的递进过程中实现“量变到质变”的。他认为，诗歌语言的白话是“近代诗歌发展中日益明显的趋势”，新学诗输入新名词，新派诗“不避流俗语”，“歌体诗文白相杂”，“诗体大解放”，“也是新学诗以来冲破格律与诗体解放的积淀和总结”。“从新学诗破坏格律起始，经新派诗的散文笔法和歌体诗的韵散结合，发展到白话诗最终解放旧形式，其嬗变轨迹历历可见”。如果说龚喜平是在对诗史的整体把握中见出了初期白话诗与传统的动态联系，那么康林则是在白话诗的文本考察中揭示了历史演变的精神积淀。康林的研究虽还只是局限于胡适的《尝试集》，但它带给我们的方法论启示却足以适用于整个初期白话诗。康林认为，《尝试集》的“真正价值不在局部而在整体，不在十来首并不出色的‘真白话的新诗’，而在它们与其余作品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向我们显示出汉语抒情诗的本文结构是如何从古典形态过渡到现代形态的”。一部《尝试集》就包含着胡适从“诗界革命”的终点出发，如何借用古典散文语言，如何尝试“白话化”，以及如何实现“白话化”与“散文化”相统一的艰难的精神探索。康林以新诗研究中几乎是前所未有的细密诠释，庖丁解牛般地剖析了胡适新诗本文建构上的种种努力，显示了规范化的学术方式在研究初期白话诗这一新旧过渡的诗派当中的巨大作用。康林的研究是令人鼓舞的。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进入90年代以来，关于传统/现代的论争不仅没有结束，而且又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被轰轰烈烈地掀了起来。不管在今天的这场论争背后又渗透了多少新的文化背景因素（诸如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后现代主义时代的“后殖民主义”理论以及解构主义的语言学成果等等），其实都还是将初期白话诗的评价，将初期白话诗与中西文化（特别是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推到了前台；也无论是老诗人郑敏的“世纪末的回顾”，还是学者范钦林的商讨，折射到学术研究的范围中来看，也都是披露出了我们对初期白话诗阐释中的一处贫瘠：初期白话诗究竟是过分“西化”了还是根本就未脱“古诗词痕迹”，它与中国诗歌传统的联系与区别究竟在哪里，这种联系和区别各自又都有什么样的诗歌史意义？显然，正是这些尚未解决的问题带来了我们某些持续不断的争论，造成了研究史中的某种“重复”现象。由此出发，我们不妨可以认为，未来初期白话诗研究的方向恐怕也正在这里了。随着人们对这些难题的展开和剖解，我们所看到的也不仅仅是论争层次的垫高和某些无意义的重复研究的结束，而重要的则在于对初期白话诗历史形象的深入认识。只有到了那个时候，初期白话诗的独立价值以及与这种独立价值联系在一起的历史局限性才可能获得更丰富的更有说服力的阐释，推而广之，中国现代新诗创立的历史意义及其种种的内在缺陷之于20世纪中国文化建设的启示也才更加的发人深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