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有博大宽容慈爱的一面，但还存在强烈的仇恨心态和行为，“有仇不报非君子”、“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父仇子报”、“活着就要报仇”等说法和做法盛行。犹太人学者乔纳森·萨克斯博说道：“仇恨会伤害被仇恨者，但对施仇者伤害更深，大屠杀的教训是易于理解的，然而实践这些教训却不容易。”
鲁迅在《由中国女人的脚》中写道：“我中华民族虽然常常的自命为爱中庸、行中庸，其实是过激的。如对于敌人罢，压服不够，还要除恶务尽；杀掉不够，还要食肉寝皮。”
典型的复仇文化剧《赵氏孤儿》讲的是，晋国的屠岸贾假借君主的名义杀了政敌赵朔一家300多人，赵朔的妻子是晋国公主，怀孕隐匿在宫中，后来生下一男孩，门人程婴、公孙杵臼不惜自己的性命保护赵氏孤儿，二十年后赵氏孤儿再度发动宫廷政变，杀了屠岸贾一家300多人。
越王勾践为了复仇，卧薪尝胆，得势后在吴国都城苏州大开杀戒，苏州几乎成为一座空城。水城的柔媚也来自2500多年前的仇血。
对于复仇，在当今的中国不全是反义词，在某些人看来也是一个褒义词。只是对于任何复仇而言，如果有助于达成对于作恶者的惩戒完全必要和正义，但是一旦走向极端滥杀无辜，则不为人类终极价值所宽容。
作为受害者的中国人，也许面对国家恨民族仇最应该的态度就是把所有的力量能够集中起来，愤然出击。毫无疑问，当眼睛布满复仇的烈火，牙齿咬得嘎嘣直响时，对于任何侵略者而言，这绝对是个有力的震慑。
日军进占北京
日本野蛮杀害中国人的事实铁证如山，不容撼动，但是日本篡改侵略的翻案之风此起彼伏，甚至渲染元朝侵略过日本，说中国否认。确实有人说：“我国无论何朝何代，均无一兵一卒侵入日本。”这同日本宣扬“侵略”是“解放中国人民”没有什么区别。其实，我国历史书也明确记载元朝两次侵略日本。1989年，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孙平化大度地承认元朝侵略过日本，“没有必要隐瞒它。”
日本学界还经常以此为例，狡辩甲午战争的起因。无非是说，北洋舰队成军之后，李鸿章自恃威力，就软的欺负硬的怕。1886年8月，命其摇戈停泊于日本长崎，炫耀武力，吓唬日本，似乎想出屡受欧美列强炮舰威胁之气。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参观，脸色苍白，黯然不语者良久。北洋水兵嫖妓与日本警察发生冲突，死伤数十人。北洋舰队在谈判时，褪掉炮衣，情绪激动的军官要求断交，最后迫使日本警察不再带刀，并赔偿损失。
一个小小外交纠纷如果成为8年后甲午战争的成因，日本报复心也未免过于强烈。无论是清朝朝野偶尔出现的出奇兵制胜意念“选劲旅万人，径捣长崎，进逼倭都”的虚骄之气，还是甲午战争后水师提督彭玉麟奏折说蕞尔日本竟敢冒犯我天朝上国，要率军乘木筏飘海踏平东京，这些言论只是个别士大夫官员意淫，从没有成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和长期国策，乃至军事实践，而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一以惯之的大陆侵略国策，从甲午战争到参加八国联军，进而日俄战争，到强迫签定“二十一条”无休无止。
当然中国也出现过报复日本的倾向。1914年，中国《高等小学论说文菀》称：“彼区区岛国，犹时存一席卷神州之野心者，异日，将冀除彼土，以为吾族之公园而已。”这一文章招致日本政府强烈抗议，进而吞并中国野心日益激烈，由此导致中国教科书复仇宣传时刻显现。
1929年中国出版的《民众千字课本》，其中第四册十七课《五三惨案》改编自岳飞《满江红》：“五九耻，尚未雪；甲午恨，何时灭。领雄师，踏破富士山缺。壮志饥餐虾夷肉，谈笑渴饮倭奴血。再从头，整顿我山河，齐欢悦！”前因也是日本在济南出兵导致五三惨案。
这一时期，除了军事手段以外，日本也通过投资、开矿、移民等手段侵略中国。作为受害者的中国人，面对国家恨民族仇，恨不得手刃仇敌，抗日正义斗争如火如荼，反日排日运动深入进行，个别不宽容现象在所难免。
鲁迅记载儿子周海婴“被同胞认为是日本孩子，骂了好几回，还挨过一顿打，自然是并不重的。”而伪满首都新京的中国电工敢打日本徒弟，徒弟还送老师大米以示敬意。
一次，日本兵在街上欺负中国人，其它中国人围观，到是一个日本侨民劝阻了日本兵。在日本兵离开后，这些中国人反倒蜂拥上来，围打这个手无寸铁的日本侨民，发泄他们压抑许久的愤怒。显然这种仇恨举动没有明辨是非，过分宽泛，不利于展现中国人的宽容胸怀。
南京大屠杀惨绝人寰，日本右翼势力矢口否认，并用通州事件借以矫饰，并说380名日本侨民中有260人遭到中国起义军惨杀。萨苏在《国破山河在》一书说：日本拍摄的通州日本人被杀图片资料被中国人当成日军屠杀中国人罪行而广泛宣传。
通州事件是这样的。
1937年7月29日，在北京以东的通州，伪军保安队3000人在队长张庆余带领下发动起义，逮捕殷汝耕等一批汉奸，并和当地农民一起，捣毁袭击日伪机关和日本商店、旅馆、民房，击毙日本特务机关长细木繁等多人。
中国作家王梓夫、田广智合著的《仇城》（百花文艺出版社，第3页）肯定了起义的爱国性，也认为：“这是一次复仇大屠杀”，“他们杀红了眼，挨门挨户地搜查日本人和高丽人。抓到妇女，则拉到大街上，扒光了衣服，用刺刀捅成窟窿；抓到小孩则撕成两半，通州城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英国人说，在通州事件中被杀的日本人没有一个是全尸的。
这种小规模报复同日本侵华苦难相比是九牛一毛，不过这“一毛”经日本舆论大肆渲染炒作，全国“群情激愤”，一致要求“增兵华北，惩罚暴支”，成为疯狂侵略、残忍杀戮的借口。日军疯狂报复，就导致通州700平民惨遭屠戮。而南京大屠杀发生，30多万人遇难。
日本右翼至今以“通州大屠杀”为名，对这一事件大为渲染，甚至公开叫嚣“南京大屠杀列入日本教科书，通州大屠杀也应该列入中国教科书”。
而这种复仇完全是部分起义者的自发行为，起义总指挥张庆余极力劝阻。《仇城》写道：“善良的通州人民，在报仇雪恨的同时，又表现出惊人的理智和怜悯，冒着生命危险，把侵略者的家属——羸弱的妇女儿童救护出来。”
位于通州的当年日本祭奠死去职员的石碑
1937年，在河北藁城，日军屠杀了1400多老百姓，吕正操率领八路军歼灭日军，俘虏日军13名，交给百姓处理，百姓们面对刽子手狠命报复，将俘虏打得连个影都没有，一地血水。
历史证明，一切正义之师必须是仁爱之师、文明之师，而非暴徒组成的虎狼之师。中国共产党军队形成了优待俘虏的传统，对日军尸体都掩埋立碑，符合人本主义精神和友好对待弱者的“骑士精神”。
1945年8月，侵略战争仓促结束，带来数不清的伤痛，无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日本方面记载，日本投降后，在东北日本平民155万人中，有176000人死亡，开拓团死亡45%。30963人在奔赴长春途中，由于瘟疫、饥饿、袭击等原因死亡28%。
同时，许多中国人在日本侵略时懦弱自私，在日本投降后，从奴隶转变为主人时，却释放内心深处的兽行，同原来自己屈从的主人一样狠毒。抢劫、侮辱、殴打日本平民，当着丈夫的面强奸妻子，冬天让其光脚裸身在雪里走。
杨俊峰，1919年出生，德惠人，曾在铁路上工作。他回忆，七个即将回国的日本女被从火车上拽下来轮奸，在粮库滞留一年后，四人回国，三人无奈地留下来，一人当了有钱人的小妾。轮奸者后被枪毙。
丁先生讲述，在长春，居民冲进日本住宅洗劫一空，看到床上有个年幼的日本孩子哭个不停，于是抱起来走到楼窗前，笑问楼下围观的群众：“摔不摔死他？”“摔死他！”“摔死他！”孩子石子般地坠落，鲜血溢出。群情亢奋，没有人认为有什么不对！
日本人长岛三千男所着《满州》在日本出版发行，称，吉林省乾安县日本移民“与当地土著居民往来非常密切。撤退时大家甚至挥舞着太阳旗来送行。”不过当地人讲述，也有上不去火车的妇女、小孩被镰刀搂死。
《满州》记载，德惠共8个开拓团，6个来自广岛，2个来自山梨县。日本人共2332人，其中开拓团1523人，应招入伍者200人。死亡564人，未归102人。
8月16日，中国国民党县政府成立。因为根本就没有能力维持秩序，当天就有大约1000名暴徒袭击了最奥佐伯和高田开拓团。有600人好不容易跑到西城团避难，不想突遇水灾，避难不成，27人自杀身亡。8月31日，苏军进驻，命令所有的日本人在2小时以内撤退。日本人便在白阳宿舍区和小学校里过起集体生活。苏军不但没收了开垦团所有的粮食、牛马和枪支，还把在德惠收容所里800个日本人中的17岁到50岁的男子全部赶到大街上，和妇女儿童完全分开。苏军对妇女儿童的暴行非常之甚，不安的日子一直持续到12月份。截止到1946年7月，逃往长春的1805人中，估计死亡达500人，失踪者27人。高桥升之助县长在这期间病死，县总务科外干部被枪杀。
在德惠，还有的日本人被绑起来，被用木棒柳条痛殴；五六百老百姓抢劫日军仓库被苏军和中国警察打死；驻德惠最高苏军首长每天换一个日本女人，同下属轮奸。
在惶惶不可终日的日子里，许多一向无惧死亡的日本人被迫选择自杀，德惠松花江高田开拓团31人自决。
吉林省扶余县五家站日本开拓团临走前打死几个偷盗者，被几千人团团围住殴打，最后只好集体自焚，哭喊声极其凄惨，最终276名日本人死亡，其中有60多名是16岁左右的女中学生。
根据1986年《扶余文史资料》第五辑记载：
这时愤怒的中国人都拥上来了，出于对统治者复仇的心理，但也有个别的为抢得一点财物，对在自焚中当时没有烧死的也没能进行抢救，反而使棍棒促其速死，有的日本人将子女扣在大缸里，也没能幸免。
天津“自发的打日本人的风潮迅速蔓延”。1945年8月16日，在小营市场内发生了卖菜的打日本人的事情。而“火车东站打日本人的气氛更是厉害，是发现一个打一个”，“当时的日本人如同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很多日本人被打的头破血流。当然也有日本人在占领期间因为与中国人友好相处，而受到中国人的礼遇，甚至让她居住在家里。
还有人不相信有过中国人报复日本平民这一历史。仇日者们认为，中国人不应该宽大日本孤儿和妇女，而是要坚决的报复，这是日本平民不遗余力支持日本侵略者作恶的必然结果，“自作自受，活该！”的确，日本人同中国人的苦难相比太微不足道了，要不报复日本人那场战争会带来永远的遗憾。事实上，中国人在战后初期的确报复过日本人，尽管这种报复在某些人看来不够过瘾，但是显然让他们稍感欣慰。
也有人说，同情日本人被报复是哭错了坟头，干脆利落地除掉日本人总比让人家痛苦很多天死去，或者作为残疾人痛苦一生强；血亲复仇表面看是非理性的，其实是理性的，不给恶人一点厉害，恶人就会继续作恶，复仇是为了长远的和平。
和平主义者认为，暴力是人类最有力也是最软弱的武器，当问题无法解决就诉诸暴力，任何思想家或战争狂人只需要一块砖头就可宣告他的生命彻底终结。普通日本人遭到了超出他们抵抗能力，乃至超出他们所犯错误责任的防卫过当的惩处，显然不合时宜。这些屠戮当然远远比不上日军，但是日军是经过武士道毒害的职业军人，而报复者没有经过起码的军事训练。俗话说，冤有头债有主。如果这种勇气用于抗战该是多么可贵，如果报复的对象是某个欠下血债的刽子手或许还可以原谅。可是按照国际法等有关法律，俘虏尚可以优待，中国政府甚至宽大日本战犯。中国胜利与否不在于战后报复了多少日本平民和战俘，而是在战场上歼灭多少日军。
沙飞，革命摄影第一人，拍摄了许多珍贵的抗战照片。然而，长期革命斗争加上极左路线，使他压力过大精神崩溃，住进了石家庄和平医院，日本医生津泽胜负责治疗工作。
沙飞认为，津泽胜切脉同特务发电报的手势几乎一样，他猜测“津泽以化学药物、剧烈运动等毒物毒计来谋杀”，“用X光长时间透视杀伤”。因此沙飞断定，津泽胜一定是潜伏下来的日本特务，津泽胜医生转变成了一个可怕的符号，用以承载无法去除的仇恨。其实，津泽胜有较高的威信，医术高明，百姓有疑难病都找他治疗，而且温文尔雅，工作严谨认真。这一切在沙飞眼里，都好像带着武士道精神。沙飞说：“我要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1949年12月15日，沙飞第一枪打中了津泽胜，然后走了过去，边冷笑边对准头部再补了致命的一枪。沙飞说“他是日本人，日本法西斯曾杀害多少中国人？”当时许多老百姓都为这个日本医生哭泣，聂荣臻于是“挥泪斩马谡”。1950年，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判沙飞死刑。沙飞死后，日本人佩服，说中国共产党真伟大！后来给沙飞平反，因为他患有精神病，可是，不是所有报复日本人的人都是精神病，也不是所有报复者都被惩处，但是不同意报复者仍然大有人在，这是中华民族被誉为礼仪之邦的希望所在。
在德惠，有日本开拓团人员砍杀老弱病残的日本人，准备一起死掉。闻讯赶来的当地农民急忙搂住正在行凶的日本人，反复劝说，这才使得其他日本人得救。德惠人不仅没有幸灾乐祸，甚至报复日本人，反而拯救日本人的生命。这是何等的胸怀和善良！
《日本人记忆中的二战》一书记载，永岛重俊40年后还动情地回忆，1945年9月21日，吉林通化，面对疯狂扑来的大批当地暴徒，7、8个没有泯灭良知的中国人拿着木棍，守侯着一个躺在病榻上的日本古稀老妇人，最后把她抬着送上火车。“那些中国人，在一片自己同胞的骂声里，沉静地抬着一名日本老妇人。”
历史慢去，保护者清瘦而又坚毅的身影仿佛还在晃动，血战之后的温情永远闪烁。
解放战争时期，有许多日本人加入解放军。在华北某地，有位老大娘用尿盆盛饭捉弄一个日本解放军。指挥员感到事态严重，立即停止进发，宣传要宽大日本人。
战争的苦痛逐渐消散，历史却未必能走进永恒。正是民间口述从另一个更加质朴和纯粹的角度，看到正在远去的历史真相。爱别人，就等于爱自己，这样才无愧于礼仪之帮和以德报怨的美德。
维森塔尔1908年生于乌克兰，1941年起他先后被关押在12座纳粹集中营和劳改营内，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他说：“宽容才是地球上所有人和平共存的必要条件，它是取代导致人类犯下可怕罪行之憎恶的唯一选择。憎恶正是与宽容对立的恶。”
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日本人被报复大体没有法律纠错，可是在和平的今天，任何报复日本人或中国人的行为都将被禁止和惩戒，这是文明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