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2年，俄国女沙皇伊丽莎白病逝，其养子彼得三世继承沙皇之位，然而这个本来正常的沙皇传承却导致了一个历史戏剧般的变化——此时正是欧洲七年战争进行的如火如荼的时候，而谁也没想到此时沙皇之位的变更却导致了俄国军事外交政策的大逆转，这最终导致俄国-法国-奥地利联盟本来已经唾手可得的胜利最终功亏一篑。
在彼得三世继承沙皇之位的欧洲，当时正是一个三大矛盾猛烈爆发的时刻：英国从16世纪末叶到17世纪70年代先后在加莱海战和三次英荷海战中击败西班牙和荷兰，这使得英国逐渐取代西班牙成为欧洲主导力量，而此时英国的对手主要就是欧洲大陆的主要霸主法国，因此，这一时期欧洲矛盾的轴心主要就是英法矛盾；在英法矛盾之外还缠绕着另一条矛盾，这就是普鲁士与奥地利这两个强国之间的争权夺利——普奥矛盾实际上是神圣罗马帝国这个既不“神圣”更不“罗马”的虚构帝国解体后留下的遗产。神圣罗马帝国解体导致欧洲出现了诸多日耳曼小王国，而普鲁士和奥地利则是其中最大的两个国家，于是，谁能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继承人，承担起重新统一日耳曼民族的责任就成了两者不可调和的矛盾。此时，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的领地在两次西里西亚战争中被普鲁士占领，这导致两者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另外，在这两条矛盾之外还有第三条矛盾，这就是普鲁士与俄国之间的矛盾，因为沙皇俄国在18世纪初击败北方强国瑞典后就成为虎视欧洲腹地的北方强邻，而这个野蛮的国家一向奉行令人畏惧的政策，那就是永不停息的扩张、扩张、再扩张，它此时的扩张矛头正指向其西面和南面，向西就是北欧，而向南则指向土耳其。而这两个方向实际上分别刺向了两个欧洲强国——普鲁士和英国，向北欧挺进等于在威胁普鲁士，向南则相当于威胁了英国通往黑海、中亚的贸易通道，因此俄国与普鲁士和英国的矛盾成了欧洲的第三大矛盾。
1756年1月16日，英普首先缔结《白厅条约》，规定双方负责在德意志境内维持和平，并以武力“对付侵犯德意志领土完整的任何国家”，矛头直指奥、俄、法三国。于是，俄国立即针锋相对，俄国女沙皇伊丽莎白政府决心放弃原先签订的《俄英条约》，于1756年3月25日转向同奥地利结成攻守同盟。稍后，法王路易十五政府于5月1日终于决定与宿敌奥地利暂时握手言和，签订相互保证的第一次《凡尔赛条约》，双方保证各自提供军队，援助另一方反击任何敌人。
当欧洲大国形成两个敌对的联盟后，整个欧洲的其他各种诸侯也就不得不纷纷选择自己的阵营——结果，汉诺威（英国王室在欧洲大陆上的世袭领地）、黑森－卡塞尔、不伦瑞克等德意志诸侯国以及葡萄牙先后参加英普同盟；瑞典、萨克森和神圣罗马帝国其余的大多数德意志诸侯国以及西班牙则先后参加法奥俄同盟。至此，照亮欧洲和平的最后一根蜡烛也就熄灭了。
当战争的阴云已经遮挡住所有和平的阳光后，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以其卓越的军事战略眼光判断战争已不可避免，既然如此，那么他从普鲁士所处战略地位考虑，认为普鲁士与其等待敌人进攻，不如趁敌人尚未完全准备就绪之机，先发制人。于是，弗里德里希二世很快决定于1756年8月底亲率9．5万人的军队对萨克森发动突然袭击，酝酿已久的战争终于爆发。这场战争长达七年之久，自1756年一直延续到1763年，因此被称为“七年战争”。这是欧洲两大军事集团即英国－普鲁士同盟与法国-奥地利－俄国同盟之间为争夺欧洲大陆主导权和海外殖民地利益而爆发的一场大规模战争。这场战争自然也延伸到了欧洲海外势力所及的范围之内，战场因此遍及欧洲大陆、地中海、北美、古巴、印度和菲律宾等地。
当时普鲁士这个军事民族国家的陆军是欧洲一流的军队，无论士兵的战术训练、军队装备还是指挥官的军事素养都是欧洲的楷模，而更为令人注目的是，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也是一位颇具雄才大略的军事统帅，他先发制人的战争观显然非常正确。而且，他不但能把握发动战争的时机，也能在具体的战略战术上施展他的才能——当普军发动突然袭击后，萨克森军很快陷入包围，被迫投降，首府德累斯顿随即被普军占领。
在普军对萨克森军形成包围时，奥地利匆忙派出一支军队火速增援，普鲁士和奥地利军队在埃格尔河和易北河会合处的洛沃西采遭遇。结果，奥军未能突破普军防御，因此也就无法挽回萨克森的败局，1756年的战局以普军的首战告捷而告终。
1757年初，弗里德里希二世决定利用萨克森的失败迅速扩大战果，于是普军开始进军波希米亚。5月6日，普军向布拉格发起进攻，奥军被迫退守城内。为解布拉格之围，奥军一部向布拉格开进，普军亦派一部迎击。两军在科林附近遭遇，但这一次普军失利，奥军随后解除了布拉格之围，普军被迫退回萨克森。与此同时，法军分两路在西线展开了军事行动。这也迫使弗里德里希二世不得不从布拉格撤军。
弗里德里希二世审时度势，面对法军的攻击，他决定首先选择其中一路打击。于是，普法两军于11月间进行罗斯巴赫会战，结果法军大败。在此期间，俄国也开始准备参战，俄军亦于5月间开始向战场调动军队。到了夏季，俄军借奥、法军对普军的牵制，趁机大举进军东普鲁士。然而俄军初期表现得很拙劣，俄普两军展开大耶格尔斯多夫之战，俄军在开始并没有占据优势，直到后来才反败为胜。尽管如此，俄军却没有趁机扩大战果，这竟然使得普军有机会在罗斯巴赫会战后把主力调往东部前线用来截击进入西里西亚的奥军，并于12月间进行了一次大会战——洛依滕会战，而且普军取得全胜。
此时在欧洲大陆上，实际上是普鲁士单独对付法国、奥地利和俄国这欧洲三大陆地强国，英国陆军并没有对普鲁士提供多少支援，英国主要是利用其海洋优势对法国、俄国和奥地利进行大战略牵制和对普鲁士进行经济支援。
法-俄-奥联盟尽管拥有比普鲁士强大的多军队，但表现的却不尽如人意，彼此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协调，相反，弗里德里希二世却表现的运筹帷幄，普军的高素质也发挥的淋漓尽致。1758年，反普同盟诸国不得不增加总兵力，但战略协调上却仍然混乱不堪，彼此之间的不协调导致战场上屡屡出现有利于普军的战机。普军趁敌方观望之机，同时俄军受制于寒冷的冬季、后勤补给供应不上的时候，由洛依滕长驱直下奥地利领地摩拉维亚，并包围奥军主力一部驻守的奥尔米茨。当解冻期过去后，俄军又重新西进。普军遂放弃奥尔米茨，北上迎战俄军。普俄两军于8月25日在屈斯特林城附近的措恩多夫村展开血战，双方损失惨重。普军在休整期间，于10月间突然遭到奥军的一次袭击，导致了重大伤亡，而对普军更为不利的是，普军此时已经表现出了无法进行持久战的迹象，长期的战争消耗导致普军实力下降明显。
1759年，战争开始向俄-奥-法方向倾斜，他们毕竟拥有强大的实力和巨大的兵员优势。当俄军占领东普鲁士后，俄国和奥地利也终于开始了统一协调战略，俄军准备同奥军会合后一举攻占柏林。已经退守本土的普军仍以俄军为主要打击目标，于7月间在法兰克福东南截住俄军，但此时已无力阻止俄军的攻势；8月，俄奥两军成功在法兰克福会师。为防俄奥联军进攻柏林，普军集结兵力再次前往阻截，双方展开了著名的库纳斯多夫会战，结果普军失败——正是这场会战使1759年成了七年战争的转折年。
对此，弗里德里希二世也已经知道只有上帝赐予奇迹才能让战争出现逆转，否则，普鲁士的失败已经注定。普鲁士国内也弥漫着悲观情绪，他们明白，是冬季暂时阻止了俄奥联军的攻击，只要这个冬季一过去，普鲁士的噩梦就开始了。在这段漫长的冬季里，对普鲁士来说，唯一的好消息就是听到了俄国和奥地利在战略上出现争吵，1760年，俄国主张攻打柏林，而奥地利则想先夺取西里西亚，于是两军又各自为战。10月间，俄军乘奥军与普军周旋之机，曾一度偷袭柏林得手，但临危不惧的弗里德里希二世此时仍然表现出了顽强、卓越的军事指挥能力，他竟然能摆脱奥军的纠缠而迅速回援柏林，在驱逐了俄军之后又立即掉头再次迎击奥军。在柏林危急后，普奥双方在萨克森境内终于进行了一次会战，即托尔高会战，普军竭尽全力取得了勉强胜利。
到了1761年，普鲁士已经危在旦夕，它此时三面受敌：法军威胁汉诺威，俄军伺机攻取科尔贝格，而奥军则终于占领了西里西亚。这年下半年，俄军主力南下再次同奥军会合，帮助奥军在西里西亚取得一系列胜利，使普军在全战线的防御岌岌可危。为攻克柏林，俄军另一部在鲁缅采夫将军指挥下开始围攻柏林的门户科尔贝格。当年12月，科尔贝格失陷。
到了这时，由于南北两线的相继失利，普鲁士实际上已经失败了，柏林失守的日子指日可待。但这时却果然发生了一个让普鲁士人和整个欧洲都大吃一惊的奇迹：这就是俄国女皇伊丽莎白病逝，其养子（实际是她姐姐的儿子，也就是她的外甥）彼得三世继位，而彼得三世继位后竟然立即发布了一条命令：放弃对柏林的攻击，并且将占领的普鲁士领土全部归还给普鲁士，俄军退出普鲁士。
对于普鲁士而言，这个消息简直就是上帝的福音，俄国竟然在距离胜利一步之遥距离上退出了战争！这恐怕是欧洲战争史上最大的戏剧！
当俄国突然退出战争后，整个战争急剧发生了逆转——此时英国在海外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普鲁士重新调整战略后迅速又夺回了西里西亚，而此时整个俄-奥-法同盟由于俄国的突然退出导致了混乱，整个战争体系实际上已经崩溃，许多诸侯小国开始纷纷退出战争，或者期望停战。于是交战各国相互间签订了一系列停战和约。1763年2月15日，以普鲁士为一方，奥地利和萨克森为另一方，签订了结束七年战争的《胡贝尔图斯堡和约》。
根据上述协议与和约，普鲁士巩固了它对西里西亚的占有权；英国取得了加拿大和法国割让的密西西比河以东的所有领土，并且用梅诺卡岛换取了塞内加尔，用古巴换取了佛罗里达的一部分；奥地利放弃了收复西里西亚的要求；法国丧失了北美和南亚的大部分殖民地，但重新获得英国归还的贝尔岛、瓜德罗普、马提尼克、圣路西亚、加利，以及北大西洋的密克隆和圣皮埃尔岛；西班牙在付出代价后，重新获得古巴和菲律宾。
这场扩日持久地战争就这样以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戏剧化咏叹调结束了，而这个咏叹调完全出自俄国沙皇彼得三世一个人，他为什么突然做出如此令人震惊的决定呢？原来，彼得三世出生在普鲁士，他的母亲是彼得大帝的大女儿，而他的父亲则是一个普鲁士人，因此，他实际上拥有一半的普鲁士血统，而促使他作出这个影响欧洲历史的决定的正是这一半血统——他几乎从小就受到普鲁士民族强烈的熏陶，因而对普鲁士帝王怀有崇高的敬意，他甚至荒唐地表示，他愿意率领俄军听从普鲁士国王的调遣。这就是他作出俄国退出战争的决定的原因，这个决定被称为“勃兰登堡王室的奇迹”。
然而，如果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那么也绝不会有不付出代价的政治行为。
彼得三世这种相当于叛国的决定最终为他带来了厄运，俄国怎么也不会容忍这样无耻、荒唐、公然的背叛的。然而，发动对彼得三世无情毁灭却也是一个普鲁士人，这就是他的妻子，一个纯正的日耳曼女人。
伟大的彼得大帝在1725年死后，俄国就陷入一段为期不短动荡中，继承彼得大帝的是他的小女儿伊丽莎白。1762年，伊丽莎白女沙皇病逝，彼得三世继承了沙皇之位，但仅仅几个月之后，他的妻子叶卡捷琳娜就发动了宫廷政变，7月，彼得三世在狱中突然死去。
彼得三世这个从小生活在普鲁士的愚蠢家伙尽管已经是当时世界上最大帝国的统治者，但却仍然对他的祖国怀有浓厚的感情，他对普鲁士卓越的军事制度和文化几乎持有一种病态的崇拜，而对需要他统治的俄国确感到厌烦，他认为俄国的一切都让他讨厌，他根本不愿意治理这个国家。当伊丽莎白女皇死后，俄国正是由于长期的战争需要恢复的时候，况且，俄国已经胜利在望，俄国非常需要获得这场战争的胜利果实来补偿战争的损失。但彼得三世继位后却按照自己的个人意愿和喜好制定国家政策，这些政策实际上违背了当时俄国实际统治层——俄国东正教和土地贵族的利益，而最终促使俄国举国上下决定放弃彼得三世的就是他那令人震惊的决定，尤其是军队，因为对彼得三世最不满的就是军队，他的决定等于出卖了军队。
彼得三世这个对普鲁士天才崇拜的五体投地的蠢才还有一个不幸，那就是他竟然娶了一个天敌，他淫荡而又精明的妻子偏偏是一个难得的政治天才——对俄国而言，这场战争和这对夫妻的出现，真可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叶卡捷琳娜原名索菲亚·奥古斯特，出生于德国什未青一个破落的贵族家庭。但她却有幸成为俄国伊丽莎白选妃名单上的一员，并且，最终成了彼得三世的妻子。当她得知自己成了俄国皇储的未婚妻显得异常激动，立即与她的母亲一起赶往圣彼得堡。
当她来到这个陌生的国家后几乎立即就全身心地投入了进去，她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一切才能：语言天赋——她很快就掌握了俄语，以至于她在宣誓加入东正教的一刻，竟然能用流利的俄语朗诵誓言，这颇让在场的俄国贵族们吃惊，甚至感动的流泪；头脑天赋——她改信了昔日欧洲颇为蔑视的东正教；女人天赋——在很短的日子里，她就拥有了很多情人，而且，此时她还发挥了她的另一个最重要的天赋——政治天赋，她的情人不但很多，而且多数都是能在政变中发挥关键作用的人物。
1745年8月，彼得正式娶叶卡捷琳娜为妻。但是婚后，叶卡捷琳娜发现她的丈夫几乎和她一样荒淫，他甚至把情妇领到家中当着她的面和这个女人性交。而同时伊丽莎白也对她有所怀疑，并派人监视她，年轻的叶卡捷琳娜以敏捷的应变能力轻松地应付着伊丽莎白和彼得三世，同时不失时机地帮助她的情人们进入关键职位。
当伊丽莎白病逝后，叶卡捷琳娜明白，她的时机来了，但她还需要彼得三世做些蠢事来提供借口，她知道她的丈夫一定会满足她的。
1762年6月24日，彼得三世离开彼得堡去奥拉宁堡，因为俄国要发动对丹麦的进攻，叶卡捷琳娜被留在彼得堡。
即使不熟悉政治的人也知道，时机成熟了，该收割了。
7月9日凌晨5时，叶卡捷琳娜发动政变，并没有费多大劲就控制了圣彼得堡和皇宫，同时宣布自己成为俄国新沙皇。当彼得三世得知他的妻子占据了他的位置之后竟然愚蠢地要求与女皇平分政权，显然，他得到是拒绝。这个可怜虫只好宣布退位，而他提出最后的条件竟然是希望女皇能归还他的情人、小提琴和一只猴子，以便他能度过后半生——他真像一个孩子。
7月18日，叶卡捷琳娜在枢密院正式登基，史称叶卡捷琳娜二世——就在叶卡捷琳娜就任皇位的同一天，彼得三世突然死在了狱中。
——至今没有直接、确切的证据表明彼得三世是被叶卡捷琳娜下令杀死的，但也几乎没有人怀疑这是一宗政治谋杀案。
谁都清楚，在俄国这种古老、专制的帝国宫廷，这种阴谋再正常不过了。
也许，不管怎样，还是要有些证据来摆放在桌面上，因为我们在谈论阴谋：当彼得三世的遗体被抬出来安葬的时候，俄国贵族们依照礼节要亲吻彼得三世的尸体，结果，事后这些人中很多人的嘴唇都出现了肿胀，显然，尸体上有强烈的毒药。
对俄国来说，无论皇宫里那个女人怎样淫荡，这不关他们的生活；无论那个女人怎样阴险，他们不需要面对她那美丽的面孔；无论那个女人怎样奢侈，对俄国民众来说所有沙皇都一样，无论谁躺在皇宫里，税还是一分不少地要交的，但，这个女人的施政却关系到每一个俄罗斯人的生活和命运——她取代了一个叛国者，这首先就挽救了俄国；然后她实行的开明专制促使俄国逐渐走向了富强；她诡诈的外交策略几乎把欧洲国家玩弄于股掌之上，这使得俄国大大扩展了势力范围，而且，她还做到了一件连彼得大帝都没能做到事，那就是为俄国找到了出海口。
1796年8月，叶卡杰琳娜二世病入膏盲，而就是她垂死之言也足以让欧洲的所有政治家们惭愧和恼怒，她说道：“假如我能活到200岁，欧洲全部就会落到俄国脚下。我要建立一个包括六个都城的大帝国，它包括彼得堡、柏林、维也纳、巴黎、君士坦丁堡、阿拉斯特罕。把我的孙子取名为亚历山大吧，我希望他像古希腊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一样，建立一个横跨欧亚的大帝国——大俄罗斯帝国。”
一个阴谋结束了，一个阴谋又开始了，这就是欧洲。
拿破仑，这位欧洲法兰西帝王，即使是在现代法国人眼中，他在法国历史上也是仅次于查理大帝和戴高乐总统，但他的死同样和一桩至今未解的阴谋有关。拿破仑这位法兰西第一帝国的创建者在滑铁卢战役失败后，他被流放于英属南大西洋小岛——圣赫勒拿岛，1821年5月5日17时49分，他突然死在这个被称为植物天堂的小岛上，享年51岁。
拿破仑之死不但在过去、而且即使是在将来也永远是个谜，但种种蛛丝马迹表明拿破仑的死很难说是正常死亡，尽管他去世已近180年，但人们对他的死因仍然相当重视。按照所谓的官方历史记载，拿破仑是死于胃癌，但这种说法也始终是一面之词——当时的尸体解剖记录是这种说法的直接来源，但尸体解剖记录本身就值得怀疑，所以今天人们仍然对拿破仑的死有严重的质疑，而且，这种质疑越来越的得到证实。
在死因方面，拿破仑很有可能是死于砷中毒已经渐渐变得明确，这也得到了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德·孔戴—蒙托隆的支持，因为他的先祖很有可能就是投毒者。弗朗索瓦·德·孔戴—蒙托隆出版了一本新书，名为《被解开的拿破仑之谜》，在书中他披露他在祖居地的宅第中发现一个暗室，在里面找到一些回忆录，而这正是他的先祖德·蒙托隆伯爵撰写的一部关于圣赫勒拿岛生活的手记。此外，历史学家还发现了伯爵与同时流亡到岛上的古尔戈将军合写的8卷回忆录和一些信件，其中一封信可能就是拿破仑的亲笔信。他仔细研究了这些信件和回忆录，最终证实拿破仑正是被他先祖一点点地喂食小批量的砒霜而最终导致死于非命。
但这位法国历史学家反而用一种愚蠢地欲盖弥彰的手法为其先祖开脱，他声称德·蒙托隆伯爵完全是出于太过“敬爱”拿破仑了，以至希望用小批量的砒霜来让拿破仑逐渐变得身体虚弱，然后希望能得到英国人的允许让他重返法国治疗，这种说法无论如何都让人觉得荒唐可笑。但他的说法却从另一个角度为拿破仑的死因提供了一个佐证，至少他祖先留下的回忆录和信件是可信的，而他的祖先很有可能已经背叛了他原来主人——德·蒙托隆伯爵一直是拿破仑最信任的仆人，他那时极有可能已经选择了新主人：英国人。
德·蒙托隆伯爵本人的回忆录看起来并没有说谎，看来他是想把历史真相留给后世。拿破仑几乎和所有帝王一样对谋杀有着天生的警惕，这点法国历史有着很明确的记载，拿破仑在进食前总是由他身边的仆人或者大臣们先吃，在一小时后没有异常发生他才进食，这点也得到了皇后约瑟芬的证实“皇帝觉得周围的东西全有毒。”而且，即使在拿破仑感觉自己可能身患疾病的时候也仍然如此小心谨慎，德·孔戴—蒙托隆在他的新书中也说，拿破仑的侍从医生安东马尔基曾讲过：“拿破仑虽然认定自己患了不治之症，但是对自己有可能被毒死的恐惧一直伴随着他。”最终，拿破仑在死前3天，还特地嘱咐他的医生说：“我死了以后，你们一定要非常仔细地对我的胃部进行解剖。”这表明，拿破仑已经怀疑自己是被缓慢毒死的。这并非没有道理，即使拿破仑本人对医学知识并不十分了解，但他对自己身体的恶化程度显然也感到意外——根据拿破仑在1821年4月20日至5月5日这段日子的历史记载，那时，拿破仑的胃部疾病恶化的显然有些过快，他已经无法吃任何食物，体力迅速衰弱。拿破仑也说自己像是“被一种极度的饥渴所吞噬”。但即使这样，直到5月4日拿破仑尚未出现病危状况，那天，他居然还吃下了一些东西，喝了点糖水，并且没有像往常那样，进食后马上就呕吐出一种被医生称为“巧克力状”呕吐物——一些医生认为，呕吐巧克力状的东西和病情的突然恶化都使人们联想到了砷中毒的症状。
无独有偶，不久前，一个加拿大犹太商人向法国《快报周刊》透露，他愿意拿出50万美元来为拿破仑的尸体作一次毒物学检测，以便证实这位曾经不可一世的法国皇帝究竟是被缓慢地毒死还是死于自身的某种疾病。
这位名叫本·韦德尔的加拿大商人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而拿破仑皇帝尽管屠戮了整个欧洲，但对犹太人来说，他应该是一位值得怀念和感谢的人，因为他曾对犹太商人进行过保护，本·韦德尔先生的祖先就曾蒙荫，他依据祖先的要求而成立了拿破仑协会，主要就是从事拿破仑的研究。
其实，长久以来，很多人和这位犹太商人一样怀疑拿破仑是死于某种阴谋——他们这种怀疑显然已经不是空穴来风，不久前又有了确实的证据：在拿破仑死后，他的一些头发被送到英国哈威尔核实验室进行检测，结果发现头发中砷的含量相当高，超过正常人的20-30倍，只有长期受到砷侵害的人才能达到这样的指标。砷的一种化合物，即三氧化二砷就是砒霜。韦德尔先生据此撰写了一本名为《拿破仑是否因中毒而死？》的书，并且在2000年5月他还在法国参议院就此举行一次会议，邀请一些有名望的法国专家发表意见。
关于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囚禁期间的一些异常状况也表明这种阴谋露出了一些蛛丝马迹，在20世纪60年代，一个名叫斯滕·富尔舒沃德的瑞典牙医也曾得到一本拿破仑身边仆人的日记，其中记载了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时经常感到疼痛，他当时就觉察到有什么不对，也曾怀疑拿破仑是缓慢中毒。
于是，追查砷的来源成了拿破仑是否被谋杀的关键，但拿破仑身边的仆人马尔尚和拿破仑的医生都没有提到拿破仑当时服用的药物中含有砷的成分——当然，如果那位医生可信的话。此外，砷也并非只能从口进入体内，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居住的房间在1819年换上了一种新流行的壁纸，而这种壁纸涂有一种绿色染料，这种染料中就含有大量的砷，如果拿破仑长期在一个相对封闭的房间中居住的话，他就很有可能缓慢的吸入砷，最终导致死亡。
无论这种砷是来自壁纸还是有人故意小批量地喂服，不管是如何进入拿破仑体内的，结果都是要了这位君主的命——这成了佐证拿破仑死于谋杀最重要的证据，尽管此前人们也怀疑拿破仑死于异常，但一直缺乏有力的证据。以往，人们尽管怀疑也只能接受所谓的历史：当时为拿破仑作尸体解剖的弗兰斯西科·安东马奇，一同在场观看的还有5位英国医生，所以通常认为在尸体解剖上做手脚不大可能，而解剖结果认为是拿破仑是死于胃癌，或者是死于慢性或急性肝炎，因为拿破仑在多年的征战期间不可避免地伤害了自己的身体，他曾经长期下肢浮肿和小便困难；对他的尸体解剖也证实他患有消化道出血、溃疡，但这有可能是长期服用药物所致，因为这些药物中含有氯化汞和锑。
那么，为什么要谋杀拿破仑呢？
因为拿破仑一直是欧洲上空的一片阴云，英国、普鲁士、俄国等反法同盟对拿破仑的担心从来没有中止过，即使他已经被囚禁——然而他此前也曾被囚禁，但却成功地逃回了法国而再一次掀起战争。这让反法同盟相信，如果拿破仑这个幽灵再次返回欧洲，欧洲必然重燃战火，这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噩梦，而唯一的解决办法就只有置他于死地，只有这样才会让他们睡得安稳。反法同盟的担心并非捕风捉影，在圣何勒那岛期间，拿破仑的确从来没有放弃过逃出去的打算，他曾经几次计划象逃出厄尔巴岛那样逃出圣何勒那岛。而且法国也一直有人希望拿破仑重新回来，甚至有一个人曾给拿破仑送来一盒国际象棋，其中一个棋子是空的，其内藏有一个逃出圣何勒那岛的路线和计划，但很可惜，拿破仑至死没能发现这个秘密。
英国人很清楚，拿破仑还很年轻，他的胃病似乎也并不能一下要了他的命，一个完美的办法就是加快他的死亡——逐渐在药物中添加小批量的砒霜不会让人发觉什么异常，但却能够加重胃病，而当人体内的砷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让他一命呜呼，而拿破仑长期的胃病就成为最好的掩盖。
1806年10月23日，拿破仑击败了普鲁士，在进入柏林后，拿破仑把勃兰登堡门上的女神及驷马战车拆了下来作为战利品送回了巴黎。1813年10月的莱比锡会战，也被称为欧洲的“民族之战”，因为欧洲几乎所有的民族都参与了这场战争，战争之后，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以一种欧洲“解放者”的姿态进入巴黎。除了土耳其之外，每一个欧洲国家都派出了代表参加战后的会议，但实际上主角只有四个：普鲁士、俄国、英国、奥地利。这是一次恢复旧秩序和分赃的会议，以至差点因分赃不均而兵戎相见——俄国与普鲁士主张由俄国独占波兰，而普鲁士得到萨克森，但英国和奥地利坚决反对，最后，阻止他们开战的原因并不是他们的克制，而是一个消息：拿破仑那个魔鬼从厄尔巴岛逃了出来，现在法国又是拿破仑的了。于是，这四个大国只好迅速达成一致，亚历山大一世如愿以偿得到了波兰的大部分——事实很明显，没有亚历山大俄国根本就不可能打败拿破仑，于是，《最后文件》迅速签署。
1814年滑铁卢战役后，普鲁士又把女神和她的驷马战车索回——于是，欧洲的一切又恢复了原样，被拿破仑弄得支离破碎的欧洲其实就像一个瓷器瓶，实际上反法同盟只是将它短暂地重新沾了起来，稍有风吹草动这个瓷器瓶就会再次粉碎。滑铁卢之战后，欧洲国家组成了“神圣同盟”，这个同盟实际上就是近现代国际联盟、联合国的雏形，但它目的更为清晰和直截了当一些，那就是协调欧洲各君主国，镇压任何形式的革命，当然它的口号和今天联合国的口号一样响亮、动听：“以正义、仁慈、和平为宗旨”，而且，这个组织还是颇有效率的，它先后镇压了意大利、西班牙革命，自滑铁卢战役后整整100年，欧洲的瓷器瓶又碎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把这个瓷器瓶再次打落在地。
尽管历史没有假设，但符合逻辑的假设总会让人感叹：如果拿破仑再次回到法国，那么欧洲很有可能完成两件事：欧洲可以提早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欧洲很可能已经统一。
§§第二章 天赋使命：“上帝的选民”
“考察美国外交事务的出发点是这种信仰，即美国在外部世界关系中享有一种任何其他国家都不能享有的特殊使命。”
这是《文化与外交》一书的一句话，这本书由莫雷尔？希尔德等人撰写。这句话说出了一个真理，即在美国人看来，他们天生负有一种使命，那就是传播美国人价值观，让全世界都享受到美国所带来的福音——这正如罗马帝国时期罗马人所具有的那种自负、骄傲和强烈的征服欲望，不仅仅是武力征服，更主要的是思想征服，在他们看来世界是唯一的，只有罗马才是真正完美的，因此，世界就该跟在罗马人的屁股后头。
这并不奇怪，历史上许多大帝国都有这种腔调——东方的古中国数千年一直认为中国才是世界的中心，因而周围的地区都被视为蛮荒之地；当阿拉伯帝国兴盛的时候，这个帝国也认为他们才是真主最真诚的奴仆，其他国家和人们都应该皈依伊斯兰教，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幸福；在欧洲，罗马帝国时期也是如此；现在，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了世界唯一的霸主，没有人再对它的意识形态冷嘲热讽，因而，美国人自然而然地把自己看成了新罗马人，因此，他们也就背负了一种使命。
实际上，美国这种观念由来已久，并不是冷战结束后才产生的，而是随着美国扩张的脚步逐渐形成的。美国人由于发现自己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而且自从它建国后几乎一路顺风地成为世界的霸主，每一步的扩张都是那么的成功，每一次投机又都是那么的令人惊羡，这导致美国认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在美国人看来，他们的成功是受到了上帝的庇护，而上帝之所以如此就是希望美国承担起拯救世界的责任，因为无论西方的欧洲还是东方的中国，都是战争、灾祸连连，整个世界都处在黑暗中，因此，上帝抛弃了世界，重新创造了一个美国，然后由它来拯救世界。
这种说法在美国之外几乎被视为荒唐可笑，但在美国，这却是一种潜在的、真实的、无可替代的价值核心，如果说美国的外交有一半是在为美国利益服务的话，那么另一半就是在为上帝服务。
“上帝的选民”这一概念源于《旧约全书》，其原意是犹太人在创建了犹太教后认为上帝在众多民族中有意挑选犹太民族为自己的选民，上帝因此拯救他们脱离埃及法老的奴役。也许犹太人没有想到，或者犹太人在其最辉煌的大卫王和所罗门王时期就已经有了这样一种理想：他们是上帝的选民，因而才具有最优秀的文明，因此也就负有一种义务和责任，那就是拯救世界。由此，“上帝的选民”一词从此成了一种概念，一种先进文明对落后文明的负有拯救职责的概念。当基督教出现后，剽窃了犹太教的欧洲人在崛起后自然也继承了这一理想，“上帝的选民”也由此变成了泛指尘世中因崇拜上帝而蒙受其恩宠的基督教徒，而起拯救的对象则是一切非基督教世界，因此，在大航海时代，传教士与殖民者往往是同船前往世界各地，一个负责洗劫财物、占领土地，一个负责精神征服、传播思想。16世纪，当欧洲发生宗教改革后，“上帝的选民”也又一次发生变化，新教领袖之一的约翰？加尔文阐述说新教的教义明确包含这方面的内容。在新教中，“预定论”是加尔文教义的核心内容之一，也就是说这是万能的上帝以其绝对的意志对世人进行挑选，被选中者就是上帝的选民，其他则为弃民，而这种挑选就表现在在世俗的社会竞争中个人的命运，成功与失败、富有还是贫穷、幸福还是愁苦就是上帝进行选择的过程——这也正是为什么骷髅会使用“谁是智者、愚者、国王和乞丐？”这样的格言，因为骷髅会的人认为他们就是上帝选民中的精英，他们负有一种拯救世界的责任。
在加尔文教义中，这种选择应该说起到一种积极的作用，因为谁都想成为上帝的选民，谁也不想被抛弃，当然，会有些宿命论者认为人的命运也由此在出生前就被确定了，因为人们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只能以自己在尘世的行动来确定和证明上帝对自己的恩宠。但新教徒反驳说，新教徒是按照上帝的旨意来到世间的，他们听从上帝的召唤，他们也就有按照上帝规定的教义来改变世界的责任，目的是为了让全世界都皈依到基督教中，全世界也只有如此才能繁荣。这种宗教思想随着欧洲殖民步伐的不断扩展而逐渐兴起，或者说随着殖民势力向全世界的延伸，殖民者需要一种宗教解释，以便使他们的行为披上神圣、合法的外衣，这也正是为什么新教在英国最为繁盛，因为它是最大的殖民帝国。
当然，基督教的宗教改革实际上是影响了整个基督教，基督教内各个教派都受到不同程度影响，而加尔文教派是其中最明确、最清晰地阐述这种“天赋责权”的概念的。新教实际上是一种为了适合经济发展而对上帝进行的一种改革，目的显然是为了使得宗教与殖民经济的关系更为和谐，起到互相促进的作用，因此，新教成为当今最富有活力的宗教，也是最具实力的教派。
不可否认，在新教诞生之初，这种宗教起到了明显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对资产阶级新贵和那些梦想着拥有财富的平民来说由此如此——由于上帝选择的标准变成了成功与否，而不是困苦的修行，这就使得人们积极行事，而且，上帝之设定了选择标准却没有设定道德底线，因此，这就变成了为了成功可以不择手段，这非常符合殖民时代征服者、抢劫者、奴隶主、工业资本家的胃口。不仅如此，这也使得普通民众有了可以为获得财富而寻找各种机会的理由。在英国，由于深受新教的影响，英国民众普遍都在奉行一种积极寻找发财之路的生活理念。但在新教刚刚流行的那段时期，在英国天主教和新教势力经常交替控制国家，国王有时候是新教徒，有时候又是出自天主教徒，因此，这种风云变幻导致那个时期英国动荡不安，这也迫使许多新教徒开始前往英国的海外殖民地寻找机会，据历史资料记载，仅1630年到1640年间，逃往殖民地的新教徒就大约有6万人，其中大部分人都是社会底层的民众。在他们眼中，尽管北美这样的殖民地荒凉不堪，但至少那里可以说无拘无束，土地辽阔而且获得容易，这就能够使他们有机会成为“上帝的选民”，因此许多人不畏艰险，横渡大洋，来到荒凉的北美大陆，他们当时并没有想到，他们竟然由此成了一个新罗马帝国的创建者。
这些开拓者并不像今天的美国人那样富有、那样趾高气扬，刚刚来到这片土地上的时候，他们除了双手可以说一无所有，尽管这里资源丰富，但金子也不是沙滩上的贝壳可以随手捡起，他们需要艰苦的劳动才能填饱肚子，然后才能想着怎么发财致富。“他们被迫背井离乡不是出于惩罚，而是为了建立一个希望之乡。他们认为古代以色列人和他们自己之间的惟一重大区别是，他们渴望把这块荒野之地变成希望之乡。”在遭遇到不可想象的困难的时候，他们也只能求助于上帝，宽慰自己，当时一个移民领导者这样写道：“大家如果回顾身后，就只见他们泛渡过来的汪洋大海，它如今成了千重波障、万里鸿沟，将大家完全隔绝在文明世界之外。……现在除了上帝的精神和慈爱，还有什么能支持他们呢？”然而，这些人既然已经来到了这片土地上就已经别无选择，“美国人是上帝选民的信仰并不暗示着一帆风顺地达到拯救。正如《圣经》十分明确表明的那样，上帝的选民经历了最严重的考验，承担着最难以忍受的负担。”
自然，相比人与人之间残酷的迫害、竞争和战争，这里的困难还只是自然困难，这对这些来自已经开始工业革命的移民来说，这种困难必经并不需要付出过于沉重的代价，他们在相对平和的多、竞争宽松的美洲大陆上生存和发展都显得相当顺利，因此，一个强大的美国终于建立起来。因此，美国至今非常注重感恩节，因为这些移民认为上帝在他们最困苦的时候没有袖手旁观，而是赐予了他们智慧和能力，还有欧洲大陆不能比拟的丰富资源，这才使得这些移民在建国后不久就能与欧洲大国平起平坐。每当11月下旬，美国对上帝的感恩就溢于言表，节日的气氛相当浓烈——这自然也是在庆贺他们已经成功，已经是上帝的选民，“他们命定成为一个民族。……按照主的旨意，他们将荒野变为文明，使之成为伊甸园，成为乐园。在上帝创造并安置在地球上的所有人中，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他们是新世界。正如基督给世界带来了新启示录，代替了旧启示录，这些上帝的选民带来了新的使命。”
但这种宗教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致有的人并不是被迫离开故土，有相当一些人实际上是自愿放弃在英国富裕的生活来到美洲的，他们则是出于完全的责任，即他们认为他们已经成功，已经是上帝的选民，因此，他们就该履行自己的职责，就该去拯救那些还没有皈依基督教的人们，当然，他们并不都是传教士，而是包括军官、士兵、贵族、工业家、种植园主等等，因为这种海外宗教的拓展并非手持《圣经》就行，而是需要各种各样的人。
新教徒宣称的“理想”在现实的美洲大陆的确得到了实现，这种成功反过来又促进了新教的繁盛，并且，这种宗教逐渐就有了一种凝聚力，使得生活在美洲大陆的人们萌生了脱离肮脏的欧洲，建设一个独立、自由、完美的国家的想法。这种想法当然也是由于经济和社会都已经成熟的标志，美国完全可以不再依赖欧洲那些君主们，他们已经长大成人，最主要的是，在新大陆已经形成了一个核心，那就是新教-白人-盎格鲁这个上帝的选民利益集团，他们已经具有了相当的实力，因此可以独立了。新教、白人、盎格鲁这是三个同心圆，而其中类似骷髅会这样的组织就是这个核心的精神和经济领袖，他代表着美洲大陆的三层社会，新教社会、白人社会、盎格鲁-撒克逊社会，这是一个金字塔一样的社会，而处于塔尖的就是这个精英组织，他们是美国真正的主宰、是美国的灵魂、是美国政治的领袖——他们这些新教徒就是实现上帝意志的选民，正如一句话，“如果我们不理解新教，可以说就不理解美国。”
北美大陆正是在这些新教徒的精英们影响下逐渐形成了一个社会，当他们成熟后他们就向欧洲的主人们宣战了，在获得独立后，他们又开始了新的征程，这就是扩张——这种扩张不仅仅是土地的扩张，而是全方位的扩张，包括土地、经济、金融、文化、宗教、科技等所有领域的扩展。也就是说，美国已经认为他们已经是完全的上帝的选民，他们正在履行自己的职责。北美大陆的美国人的确与欧亚大陆上古老的文明不同，相比较之下，他们的思想更加富有进取精神、开拓精神和现实精神，这种思想并非仅仅存在于美国的社会精英中，而是广泛存在于美国社会中，它使得美国人认为自己有别于其他国家，因为其他国家并没有获得美国那样的成功，也就意味着他们并不是上帝的选民，而是等待被感召的人们，是等待被拯救的人们。1785年，美国开国元勋之一托马斯？杰斐逊建议，应该在合众国的国印上铭刻着受一束光柱指引的犹太人的孩子们。1805年他在就职美国总统的演说中说：“上帝指引着我们的祖先，就象指引着古代犹太人一样。”？杰斐逊的传记作者吉尔伯特？奇纳德由此认为，杰斐逊确信：“美国人是上帝的选民。他们被赋予优越的智慧和力量。”？赫尔曼？梅尔维尔对美国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也称颂道：“我们美国人是特殊的上帝选民，是我们时代的犹太人；我们驾驶着世界自由的方舟。”？——这并非个别人的孤言寡语，而是普遍存在于美国各类社会精英的言论中，“他们希望通过建立一个模范的基督教社会来为真正的信仰而战”。
在美国，这种上帝的选民概念已经深入人心，尤其是在政治家的内心中，在他们的社会中，他们一直记得当新教领袖约翰？温斯罗普带领着深受宗教迫害之苦的新教徒们在美洲终于找到理想场所后所发出的感叹：“我们必须认为，我们将成为山巅之城，全世界人民的眼睛都在注视着我们。所以，如果我们在实现这一事业的过程中欺骗了我们的上帝，致使上帝不再像今天那样帮助我们，那么我们终将成为整个世界的笑柄；我们将给敌人留下诽谤上帝和所有信仰上帝之信徒的话柄；我们将使许多上帝的高贵仆人蒙受羞辱，导致把他们的祈祷转变成对我们的诅咒，直到我们毁灭于我们正在前往的这片希望之地。”因此，这几乎已经成了一种信念，它潜在地、时时刻刻地影响着美国的内政和外交政策。对内，美国人希望建立一个完美的理想国，就是约翰？温斯罗普所言的“山颠之城”，以成为整个世界所能效仿的模范。
这些“生来是自由的英国人”（——这是美国建国前来自英国的新教徒们对自己的称呼），他们在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终于在一个完全荒凉的大陆上建立起了世界最富有的国家，当这个国家具有了足够影响世界的实力后，似乎理想就近在眼前了。这种理想甚至在美国建国前就已经出现，因为当时美国人的先祖已经能够看到，即使当时不独立，那么也可以在美洲大陆建立一个模范之地，向他们的祖国英国显示“一个共和国应该拥有什么样的秩序”。这种思想在工业革命时期尤为显得突出，因为来自英国的资本家和殖民地种植园经济曾经非常繁荣的发展，这种思想因而变得十分合理，也因此使得北美殖民地在那时起就具有了超越英法等国的潜力。新教在北美的成功使得这些新教徒希望能够把这种成功反馈回欧洲，以便改变欧洲阴幕沉沉、战争频繁的景象。建设一个“山颠之城”的想法逐渐变成美国文化中的一种使命，在外交中，就使得美国对外干涉被赋予一种宗教合法性，如丹尼斯？博斯特德罗夫所说的那样，美国的“使命神话起源于我们清教徒祖先，他们自认为是上帝的选民。根据这种神话，美国有一种道德义务，即作为一个楷模服务于世界其他国家，以此鼓励全球范围内的自由。”而且，这种思想已经逐渐被作为美国的政治思想加以阐述和解释——爱德华？约翰逊就撰写了一本颇具影响力的书，详细阐述了新教徒们在凡世注定承担的使命，他认为新英格兰殖民地的目的“已被确定为让山颠之光比起世界上最高山峰都更为光彩夺目”；？18世纪早期北美大觉醒运动的宗教领袖乔纳森？爱德华兹认为北美的发现和开拓是上帝的旨意，其目的就是创建一个全新的世界，他把北美大陆的发现说成是基督教历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事件，因此，北美的发现乃是一种神圣力量的体现，而北美的昌盛也无疑有助于上帝事业的完成，正是在这里，“上帝将要开始对地球上可居住的地区进行变形更新，即一种以激进的新的宇宙秩序为标志的更新。……因此，北美的未来不仅是其自身的未来，也是人类的未来，世界的未来，甚至是宇宙的未来。”？爱德华兹的演说使得建国后的美国被从一个宗教角度赋予了复兴宗教的责任和角度来宣讲布道，目的在于促进国人的觉醒，革故鼎新，再创新教在北美大陆的辉煌。爱德华兹的宗教大觉醒运动相当于在美国对新教增添了新的教义，把原本上帝的选民的职责完全、清楚地写进了新教教义。
可见，北美新教徒们这种“天赋使命”的感觉也是随着美国逐渐强盛而逐渐清晰起来的，尤其是当他们发现美国真的是有别于欧亚大陆的时候，他们对这种使命就更加确信无疑——如果说“五月花”号上的那批移民还只是一些为了逃离惩罚罪犯、一些梦想发财的穷鬼的话，他们即使有一些使命感也是虚无缥缈的话，那么第二代、第三代移民就基本上认为这种使命看起来已经颇为现实了——因为当时的美国所具有的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的确是任何大国都没有的，因此有一种美国“例外论”，这种理论与“天赋使命”理论形成了相辅相成的效果，结果两者的结论就是再次证明了“天赋使命”的确存在。丹尼尔？贝尔据此说美国是世界的“指路晨星”，他说：“在某种程度上说，所有国家都是独特的。但是例外论的思想……不仅设想美国始终不同于其他国家，而且设想在模范（山颠之城）或众国之灯塔的意义上来说是例外的。”汉斯？科恩把北美殖民地与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区别开来的基础说成是“一种使这个新国家在地球各国中鹤立鸡群的思想”，“北美的英国殖民地似乎被自然界和该时代的哲学家所预先确定为一场伟大的实验”。
其实，即使不以宗教的眼光看待这件事，我们也会发现美国是一个多么特殊的国家，它这样的国家如果是一个平凡的角色那才叫例外呢。在美利坚合众国成立之后，这个国家当初仅仅是北美大西洋沿岸的一条狭长地带，但在它独立之后，西部就是一片广阔的领土，只有当地的印第安人，这等于说上天赐给了美国一个大国所必需的广袤领土；当拥有了足够的领土之后，这个国家此时也已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它可以作为一个主权实体开始代表其整体利益，它可以自行制定适合的经济政策和法律，而不必受到英国的干涉，这使得美国的财富不再外流，国家因此走向了正常的发展道路。而且，美国从一开始就是从资本主义这个起点上起跑的。美国历史学家卡尔？德格勒说，“资本主义随着第一批船只来到了北美”，因而美国可以一开始就完全按照资本主义的需要建立经济秩序，而没有任何封建羁绊，这就使得美国从开始就占据了一个优势；在美国的发展中，美国又得到了上帝的特殊眷顾——美国几乎没有天敌——仅这一条就是任何历史大帝国都绝无仅有的，既使当初的罗马帝国还长期受到北方蛮族和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威胁。而美国的北面是加拿大，这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南面是墨西哥和拉丁美洲，都是一些弱小的国家，东西则是两个浩瀚的大洋，无论西方的英国还是东方的日本都在万里之外，这两个大洋成了天然的屏障，因此，美国可以说在核时代到来之前本土就没有什么安全顾虑，这一点就能够使得美国不必把大量的金钱花费在扩军备战上，只要他不主动挑起战争，没有哪个国家愿意挑逗美国；在经济和社会建设上，美国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设计合理的社会制度，而不必担心象欧洲国家一样，每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都要受到其他大国的干涉，因此，美国有幸能够建立世界最先进的社会制度。这样，美国就拥有了一种主动权，这就是它可以在它需要的时候参与世界事务，而在它不需要的时候，它完全可以在一个安全的美洲发展自己，这种良好的可攻可守的大战略主动权美国保有了长达近200年，直到核武器时代到来，美国领土才第一次面对直接的大规模威胁。这种长期的社会、政治、经济、外交、武力优势使得美国新教中的天赋使命观一路茁壮成长，甚至美国建国的第一天就已经看到了这种优势所产生的长远影响，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1789年4月30日在国会两院发表就职演说时宣称：“人们已将维护神圣的自由火炬和维护共和政体命运的希望，理所当然地、意义深远地，也许是最后一次地，寄托于美国民众所进行的这一实验上。”在他离职时他又说道，“在不久的将来，这个国家将称得上是一个自由的、进步的伟大的国家。它为人类树立了一个始终由正义与仁慈所指引的民族的高尚而且新颖的榜样。”杰斐逊也认为，“美国将通过纯洁和完美的范例以及成为不幸者和受压迫者的避难之所而最好地服务于人类。”“对杰斐逊来说，美国的实验明显代表了一种新的开端。殖民者愤然脱离欧洲，他们夸口说，十三洲殖民地对欧洲封建主义和专制或阶级划分和种族集团区别对待一无所知。美国的天堂是圣徒马太在其福音书第五章中记载的‘山颠之城’，向全人类召唤。”被称为美国“宪法之父”的詹姆斯？麦迪逊也说：“我们国家如果自身处理得当，将成为文明世界的自由工场，比任何其他国家对非文明世界贡献更大。”J。斯帕尼尔总结道：“美国人从其国家生活一开始就坚信他们的命运是——以身作则地向一切人传播自由和社会正义，把人类从罪恶之路上引导到人世间新的耶路撒冷。”
在现代美国人看来，美国的成功并不是完全出于自然地理条件的优势，而是因为美国拥有“最好的政体”，这才是关系国家兴亡的根本。但他们同样认为，无论怎样，美国都的确具有一种使命，美国有责任和义务要求其他国家接受美国式的民主和自由，因为这才是通向幸福的唯一道路，这种思想在美国外交、政策导向和普通民众文化中比比皆是，可以说是一种普遍的心理——当然，美国人认可天赋使命的同时，更多时候也不愿意“履行”这种职责，多数人更希望安静地过自己甜美的小日子，这就是在美国更为主要的孤立主义，也就是说，美国同时并存两种截然相反的思想，但天赋使命思想主要在美国高层精英社会，而孤立主义主要市场是美国普通民众，正是由于存在这种巨大的差异，才导致了美国特有的矛盾，即精明的政治家需要利用阴谋诡计来策动美国参加战争，如缅因号事件、珍珠港事件、9·11事件等。
还应该看到，这种思想主要是集中在美国主流群体中，也就是白人群体中，即新教-白人-盎格鲁这个同心圆的外两层，因为他们才是美国社会的主体，有色人种在美国只是在南北战争之后才成为社会法律上平等一员，而至今也不可能与白人一样取得心理上的平等，即完全真实的平等，他们仍然是边缘群体。而真正希望把天赋使命付诸实施的就更少了，可以说这种思想主要集中在同心圆的最里层，即盎格鲁-撒克逊精英身上。但也正是他们控制着美国的一切，他们拥有垄断财团和政治权利，甚至包括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军队这样的强力机关，因此，他们尽管人数不多，但他们的思想才是美国真正起作用的主流思想。
故此，综合看来，美国这种天赋使命的观念就是诞生于欧洲的工业革命——新教就是欧洲经济革命的产物。因而，资本主义不但随着第一条船到了美洲，天赋使命的思想也随船而来，只是这种思想是随着美国的强大而变得深入人心的，这使得美国人相信他们就是“新犹太人”，是上帝新的选民。或者说他们才是上帝真正的选民，犹太人辜负了上帝的期望，他们没能完成上帝赋予的信任、眷顾和使命。这种使命也是融合了大英帝国傲慢的态度，他们创造了300年的辉煌，这让英国人感觉他们是离上帝最近的人，只有他们才能听清上帝在讲些什么，因而，英国人总是对世界指手画脚，然后按照英国利益规划一切。这一切都传承给了那些“天生自由的英国人”，这些天生自由的英国人又把这种思想传给了他们的儿子，美国人。当美国人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现代民主制度后，他们又开始互相鼓励，出版大量吹嘘这类思想的著作，然后让这种思想深入美国社会，美国著名政治家威廉？富布赖特因此说：“我们绝大多数人深深地依恋着自己的价值观念，并笃信自己的优势和长处。但是当你查看一下外交政策，就会发现政治领袖们的慷慨陈词，坦诚地谈论理想，却很少描述他们的真实政策，而更常见的印象是模糊他们的真实政策。我们通常是在掩饰我们的激烈争夺和私利。”
然而，尽管今天的美国无与伦比，但它似乎距离充当救世主的角色还很遥远，正如罗马帝国如日中天的时候也没能成为救世主一样。布热津斯基在一本著作中列出了美国目前面临的20个大难题，他认为，美国在全球的显赫地位反而促使它越来越在全球无能为力，因为美国所要面对的问题远远大于美国现有的实力，美国现在就强硬地推行美国的价值观有点勉为其难，而且，自身力量不足将会导致国内矛盾激化。？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官员戴维？格里斯尽管也是白人精英中的一员，但他也清楚，“大多数美国人感到自豪的是，美国一向是照亮通往更为平等之路的灯塔。但是，保持美国作法同试图迫使其他人接受美国的标准是不同的，尤其是我们的作法远非十全十美，就像我们市中心贫民区发生动乱所显示的那样。”
注：参考《美国白人“使命观”的历史和文化起源》，见《史学集刊》199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