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进入高盛公司工作前，我从来没听说过‘风险套利’这个词。”（见《在不确定的世界》，［美］罗伯特·鲁宾 著，李晓岚 王荣军 张凡 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墨西哥金融危机，“特奎拉效应”。
“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实施，墨西哥被视为是发展中国家推行经济改革的榜样。这一榜样的公开失败将会给市场经济改革和全球化造成沉重打击。”（见《在不确定的世界》第6页，［美］罗伯特·鲁宾 著，李晓岚 王荣军 张凡 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墨西哥危机也可能会通过影响其他国家而间接伤害到我们。对墨西哥拖欠债务问题的担心已经在整个西半球发展中国家市场造成了动荡，这就是有名的‘特奎拉效应’。这种连锁反应将会造成投资者在全世界盲目地从发展中国市场抽走资本。这进而将影响到美国的经济状况——因为美国40％的商品是销往发展中国家的。根据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一项估计，在最坏的情况下，墨西哥的危机以及随后可能产生的‘蔓延’，会使美国的年增长率下降0．5％到1％。我们建议进行干预并不是为了墨西哥，尽管我们与墨西哥有着特殊关系，其实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这就是我们要求国会提供数十亿美元贷款担保的理由，这笔贷款担保是我们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调提出的救援计划的一部分。”
这是曾任美国财政部长的罗伯特·鲁宾在其回忆录在不确定的世界》中的两段话，看起来鲁宾先生颇为直言不讳，他们帮助墨西哥是在为美国利益考虑，但这种直言不讳还是只说出了真相的一半，另一半，就类似于鲁宾先生所说的“风险套利”，但更宏大、宏大的难以想象；更保险、保险的令人惊叹。
实际上，英美对世界还在奉行殖民主义，但与过去数百年以殖民地掠夺、占领为核心的扩张形式不同，今天的英国和美国，完全是在使用更隐蔽、更直接、更具野心的手段在掠夺世界，那就是金融战争。
这种金融战争仍然是殖民主义，只是不再需要派遣军队占领殖民地，现在他们只需要在谈判桌上迫使对手签字画押，然后他们就可以轻点鼠标，紧接着一个国家十几年的发展成果就转移到了美国国库，这远比西班牙人从美洲海运白银、黄金还要直接、便利，不需要一枪一弹就把另外一个国家或者十几个国家辛辛苦苦发展了十几年的财富积累瞬间转移到了美国人的账下，这难道不是一种更野蛮的殖民掠夺吗？这难道不是更直截了当吗？
在伊拉克战争前，有报道说当时的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已经与国际金融大鄂索罗斯冰释前嫌，马哈蒂尔显然是通过索罗斯向美国表达一种臣服，他作为东南亚一个伊斯兰国家的领袖表示支持美国的反恐战争——其实这他们为什么化解恩怨无关紧要，倒是更应该关心他们为何结怨。
1997年亚洲爆发了规模惊人的金融危机，这期间，马哈蒂尔突然对媒体怒吼道：“如果索罗斯来马来西亚，他就派人刺杀他！”他说索罗斯是“低能”（moron）；而索罗斯也很快回应，说马哈蒂尔是在发出“大马威胁”，马哈蒂尔的统治更像是独裁的暴君，马来西亚应该奉行完全的自由经济和金融制度。显然，这两个国际人物之间的叫骂就是因为这场影响深广的金融危机，马哈蒂尔认为国际金融投机客索罗斯是这场危机的罪魁祸首，他是在通过卖空货币摧毁国家经济。
直到2006年，马哈蒂尔和索罗斯的恩怨才以一种明显的“政治秀”划上句号。马哈蒂尔平淡地说：“索罗斯说他没有涉及狙击马币，这是别人的行为，我接受他的说法。”而索罗斯则回报说，马哈蒂尔在1997年金融风暴后制定的马币固定汇率政策是正确的，有助于稳定当时状况。但他言辞的最后仍然透露出一种胜利者骄傲地指教：他认为马来西亚政府维持固定汇率过久，对经济不利，马来西亚直到2005年中才调整汇率政策，这显然有些晚了。索罗斯同时仍然坚持说，他在1997年金融风暴期间没有卖空马币，那场金融风暴的主因是各国政府政策出现漏洞，而最主要的导因是货币配置失误（misalignment of currencies），因为东南亚国家都非正式地将本身货币与美元挂钩。他告诫说，这些国家资金过度流动是相当危险的，但“责任不在投机客上，而是政府当局，因为是有关当局决定市场如何操作。”
事实真的如索罗斯所言那场金融风暴的主因各国政府的金融制度漏洞吗？当然不是，这就如同在那场风暴中，太平洋上有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台湾、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许多大小船只，他们中有的的确船体破旧，但他们中大部分毁于风暴，我们到底是该怪罪这场风暴呢还是怪罪这些正常行驶的船只呢？
金钱的力量其实自古以来就与武力同等重要，或者说更为重要，如果说人们是用战争硬性塑造历史的话，那么就是在用金钱时时刻刻改变历史。对于这一点，日本人应该说记忆犹新——20世纪80年代，实际上又爆发了一次“日美战争”，这就是日本与美国关于金融方面的那场角逐，其规模和对日本的损害切切实实相当于一场大规模战争。
日本在经过20世纪60-70年代的高速发展后其经济规模已经相当庞大，进入80年代后，日本已经成为最主要的经济体之一，尤其是当苏联经济陷于崩溃的边缘时，日本更显得令人瞩目，那是一个日本重新塑造奇迹的时代。从1980年开始，日本的经济膨胀已经让美国和欧洲感到担忧，因为依照日本的发展速度，日本甚至有可能逼近美国的经济水平，如果这样必然会发生一系列权力中心的转移——历史多次证明，一旦经济中心发生转移，那么政治权力中心、武装力量中心和科技中心都将随之发生转移，继而文明中心也会偏移，这对整个欧洲文明来说都是一种可怕的景象。这种影响至今还能看到——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即“广场协议”签署10年后，日本的GDP仍然在60-70年代经济膨胀的基础上惯性增长到了美国的一半，这还是历经了10年停滞，否则，日本的GDP今天应该已经相当于美国的60-70%，这对美国来说简直就是无法想象的噩梦！要知道，在战后，即使是苏联也从没有真正达到过美国经济的一半，但苏联已经能够与美国对抗近半个世纪，而如果日本达到这样的程度，那意味着美国在二战中的对日作战成果化为乌有，甚至依照远比苏联更具活力的日本经济发展速度，美国将受到更加真实、长远的威胁。
这种情况让美国担忧，但日本却为此激动不已——他们怎么能不激动呢？他们没有能通过战争得来的崛起看起来现在要通过和平的贸易达到了。整个日本那时都在为此感到兴奋，他们应该一雪二战失败的耻辱，重新成为一个独立自由的国家了。日本甚至有些兴奋过度，他们的财团竟然收购了洛克菲勒广场、好莱坞这些美国的象征，他们显得过于招摇过市了。
但日本显然高兴的过早了，美国的统治精英们在日本兴高采烈的时候却在策划一项庞大的“战争”——这次战争颇为令人意外，因为世界根本没有想到美国会这样对待它的盟友，而且，日本在战后的经济复苏可以说是美国一手扶植起来的，当然，那也是因为美国出于冷战需要和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的实际需求而希望日本恢复实力，以便抵御强大的苏联和中国联盟，否则第一岛链可能承受不住苏联和中国的红色冲击。然而，具有强烈危机意识和民族意识的日本实际上从来没有在那场战争中屈服，他们的低头是因为军事失败，而这似乎更刺激了日本民族的崛起精神，他们经历了近30年卧薪尝胆式的发展，终于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
而这时，整个美国社会和欧洲社会却感到震惊，当苏联的势力已经显出颓势之时，没想到日本又重新崛起，这意味着美国很可能还将进行一场更为艰苦的冷战，甚至爆发战争。这种担忧当时已经影响到了美国普通民众，美国社会情绪一片低落。而正在此时，美国出其不意地发动了“金融战争”——1985年，美国在七国集团（今天的八国集团）会议上与其他5个发达国家密谋向日本发动了攻击：他们要求日元升值！为此，美国逼迫日本签订了“广场协议”，协议规定，日本政府不得再动用其强大的外汇储备干预外汇市场。日本当然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但无可奈何，日本的军事和政治仍然由美国操纵着，尤其是军事，美国在日本保持庞大的驻军实际上一直相当于占领军，日本是一个被捆住手脚的精明商人，尽管他什么都明白，但就是无力反抗，因而不得不屈服。
这场战争就由这一纸协议决定了，从1985年9月的广场协议签署至1988年初，美国不断迫使日元升值，日元兑美元的汇率从协议前的1美元兑240日元一路飙升到1986年5月时的1美元兑160日元，但美国里根政府仍然坚持认为美元-日元汇率还没有达到平衡日美贸易的程度，因此，继续推高日元，结果，到1988年年初，日元兑美元的汇率已经达到1美元兑120日元，此时正好比广场协议之前的汇率上升了一倍，日本经济骤然停滞已经因此奠定了基调。
但美国仍然没有就此罢手，因为美国经济学家明白，如果现在放手，强大的日本经济还有可能迅速恢复，因此，从1993年2月至1995年4月，在克林顿政府时期，其财政部长贝茨明确表示，为了继续平衡日美贸易，日元还需要有20%左右的升值幅度，而当时汇率水平为1美元兑120日元左右。此后，市场继续按照贝茨定下的基调走，很快，日元上升到1美元兑100日元。但这时克林顿政府又以日美汽车贸易摩擦为借口继续推高日元，直到1995年4月，日元的汇率突破80日元大关，以1美元兑79日元收场，这创下历史最高，这也就意味着日本经济因此被逼上了悬崖。
美国为什么要如此凶狠地逼迫日本呢？道理很简单，任何稍懂经济学的人都明白，汇率的变化意味着财富的转移——应该特别说明，这并不是创造财富，而是财富大规模的转移：仅仅从外汇市场上，美国就赚取了4亿美元！而实际上美国得到的最大的利益是，此举一举扭转了日美贸易的不平衡，日本经济陷入停滞，而美国由于获得了日本近十年的经济成果因而大受裨益：美国企业获得了日本退潮后的巨大市场、美国经济由此拉大了与日本本来已经接近的经济距离、美国重新把日本压制到了小伙伴的地位上。
当洛克菲勒广场重新回到美国手中后，情况已经大为改观，仍以GDP衡量的话，美国的GDP数字显然已经把日本远远甩在了后面。与此同时，日本的企业开始大规模从美国撤出，许多日本企业因此倒闭——这是一场完美的财富劫掠，日本10年的财富就因此被眼睁睁地转移到了美国，而美国同时又占据了日本退出后的市场和贸易主导权。
当然，这一如既往，仍然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阴谋，而根本不是信奉自由经济的美国在按照市场规律行事。自然，策划这场国家竞争的美国精英们也没有忘了同时发私财——在整个日美货币兑换市场上，实际上由于日本政府无法动用外汇储备干预，因而美国政府就可以单方面利用他们的经济和政治手段来支配汇率走向，因此，可以说，自广场协议之后一直到1995年，这10年间日美汇率就是由美国政府独家控制的。而美国幕后财团自然不会放过这场劫掠游戏，但其中到底有多少美国财团参与了至今无法弄清，我们也只能通过简单的模拟来估算美国幕后精英们大概从日本人身上赚了多少钱。
当美国策划对日本发动金融战争之时，由于美国掌握着这场战争的主动权，而且，最重要的是，由于美国一直控制着日本，因此，日本只能签署广场协议而别无选择，也就是说，这不是具有赌博性质的战争，而仅仅是如何转移的问题——这真令人惊叹，这几乎是人类历史上最大一笔财富抢劫却毫无风险。美国幕后财团可以十分从容地在广场协议之前就布好局，这可以从广场协议前大量日元被收购得到印证。假设我们以1美元在广场协议前进入日本外汇市场，那么我们可以购买到240日元——现在通过回顾性分析表明，日本广场协议前那场异常膨胀的地产和股市就应该是美国巨额资金进入所导致的，即我们的1美元并非仅仅等着汇率改变，而是首先进入日本房地产和股市，造成股市和楼市大幅度异常上扬，大约是翻了一倍，也就是说，我们的1美元已经变成了2美元了。而这时，汇率已经开始上扬，我们从日本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上突然抛售，抽入资金，在转入外汇市场，重新兑换成美元，如果此时的汇率是1美元兑换120日元的话，我们得到的就是4美元，也就是说，我们的美元从广场协议前的1美元到1994年左右可以翻到4美元，当然，在1995年能得到更多。
这是个简单的道理，也就是说，美国财团在这场游戏中仅仅从日本房地产、股市和外汇市场上就可能得到4-6倍的收益，而留给日本的是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后背负大量房贷的普通市民、股市暴跌后的破产的中小企业主和外汇市场上大大受损的大型企业和整个日本的贸易，也就是说，几乎所有日本的企业、个人都被洗劫了——日本所谓“失去的十年”正是美国里根-布什-克林顿时期“黄金的十年”。因此，不要仅以为这是里根-布什-克林顿时期经济政策的功绩，同时，这期间还有在苏联崩塌后从俄罗斯转移到美国的数万亿美元，美国得到了日本十几年的发展成果和苏联近几十年的财富积累，它怎么能不繁荣呢？
当美国大量赚取了苏联和日本的财富后，日元与美元的汇率才重新恢复——如果按照汇率与国家财富比值的经济定律计算，我们今天也能估算出日本到底有多少财富被转移到美国，以今天的日元-美元汇率来看，1美元兑换140日元，与广场协议前1美元兑换240日元相比，也就是说，每投入日本的1美元为美国赚取了100日元。
但这场游戏至今仍没有结束，只是目标已经不是日本，而是更多的国家，这些国家就是：东南亚的大部分国家、韩国、中国，稍后还有俄罗斯、巴西、墨西哥，你会感到惊讶，这些都是新兴市场，而且，几乎包括了世界上所有的新兴经济体——对，一点没错，所有的新兴市场后来都遭到了金融风暴，相反，美国和欧洲不但完好无损，而且更加繁荣。
但你也许会质疑：美国可是并没有和这些国家签署广场协议，而如果没有广场协议，美国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掠夺日本财富的。的确如此，但美国依然无所顾忌地发动了这场遍及全球的金融攻势，理由也很简单，广场协议的基础是日本拥有庞大的外汇储备，尤其是美元储备，而且日本金融体系完整，只有拥有强大外汇储备才能干预汇率，但这些新兴市场也没有这样的外汇储备，也就是说，洗劫他们并不需要广场协议，因为他们根本不具备防守能力。
美国发动的这场金融攻击就是1997年，也就是说刚刚结束了“日本战役”，紧接着就进行了横扫世界的征服战。这场洗劫首先从东南亚开始，显然，这里的经济最为繁荣，但同时这里的货币政策又与美元直接挂钩，外汇储备薄弱，政府即使想干预也无力，因此，可以轻松地进行洗劫，而且美国的手段与在日本的方法一致：首先是东南亚（包括香港、台湾）等地的房地产市场一片繁荣，然后是本地货币大幅上扬，紧接着就是一系列的泡沫破裂，先是房地产]、然后是股市，然后是外汇市场，最后就是一片萧条，如同经历了一场大战。
在这场战争中，索罗斯——他实际上只是美国整个金融攻势最前沿的战地指挥官，他唯一失败之地就是中国香港，那是因为中国看穿了金融风暴的实质，而且中国实行固定汇率，也就因此避免了遭受美元狙击，同时，中国大陆拥有仅次于日本的外汇储备，能够在香港市场上同索罗斯对抗，这导致了美国在整个金融战争中唯一一场失败。索罗斯为此大为恼火，他咒骂中国政府违反自由市场规则，没有民主自由，利用政权干涉金融秩序。而中国却因此加强了宏观调控政策，更加明白失去自我控制权的危险。
但中国也因此承受了最大的压力，并且，在今天这种压力正在逐步转化成危机，因为美国正在对中国施加压力，以迫使中国提高人民币汇率，也就是说，美国正在逼迫中国走日本的老路，显而易见，中国是最后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市场，美国想要的就是中国改革开放20年来积累的财富。
美国当然不会轻易地放手，因为这场金融战争不仅仅是一场财富抢劫，尤其当面对中国这样的正在崛起的大国的时候，其政治、军事意义更明显，因为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比一个已经崛起的日本更具威胁性，是一个完全另类的文明大国的崛起，因此，美国希望借此将中国一举打回20世纪去。
尽管中国正在努力对抗美国的攻击，但毕竟今天的中国已经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完全阻止美元攻击已经不可能。2006年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就告诫说：“有一个40亿美元的外资在上海炒房地产，已经退出中国了这样的外资，不要也罢！”同时，中国努力维持股市的低迷，这造成了中国经济奇迹般增长而股市却逆流而下的奇特现象，实际上，这正是中国在对抗美元攻击，因为中国股市还相当弱小，根本经受不住强大财团的攻击，必须以政府的宏观调控手段来保护，否则，中国股市很可能出现异常繁荣。直到2006年，当美国财团已经发现中国股市无利可图而退出的时候才开始大幅度反弹。就在这一年12月底，又有一笔240亿美元的资金从上海撤离。
当然，美国也并非一无所获，上海及许多大城市的房价节节攀升就是明证。而这也正是为什么中国政府接连出台各种控制房地产市场的规定的原因，目的就是压低房价，迫使美元攻击得不到机会——当我们盯着美国向台湾出售军火的时候，其实战争就已经在我们旁边的银行里大打出手了。这种隐蔽的战争看起来更像是普通的贸易争端，但实际上，这场看不到鲜血的战争更具杀伤力，他甚至会迫使一个国家破产，而千千万万的人对此却浑然不知，更不知道美国人购买新型汽车的钱其时就是从你的口袋里拿走的。
其实从大宏观经济来说，美国与苏联半个世纪的冷战应该说更是一场经济对抗，尤其是当出现核力量平衡后更是如此——无论美苏的核力量谁更强些，只要他们都能在临死前也至对方于死地就已经达到了平衡。这样的核平衡导致美国和苏联都无法向传统那样通过战争一争高下，而只能通过其他方面的较量决定胜负，因此美国和苏联才展开了全面的竞争——科技、经济发展、盟友、局部常规战争、能源等等，但归根结底，所有的方面都由经济支撑能力来决定，而美国正是利用了美国经济远比苏联经济更具活力和持久力，因此才有意迫使苏联进行种种浪费钱财的竞争，如登月行动，这场提前透支的科技行动在20世纪60-70年代显然不合时宜，但却非常具有政治意义，苏联不得不把大量的金钱抛洒在毫无用处的月球表面，结果仍然一无所获，而美国尽管也在这场竞争中透支了实力，但却依靠活跃的经济-科技制度把开发出来的技术全部转化为生产力，因此，这场竞争对美国来说，不但没有损失，反而得到了意外的巨大收获。当然，还有军备竞赛等许多方面，苏联最终无法在长跑中获胜而退出，而这场长跑其实就是一场经济支撑能力的较量。
今天，美国在对付伊拉克这样的小国时，他更倾向于直接使用军事手段，但在对付日本、俄罗斯、巴西、中国等大国的时候，发动战争无疑不现实，而发动金融战争则是个不错的选择。目前，象凯雷集团收购“徐州重工”这样的事在中国已经屡见不鲜，这颇令人担忧，美国显然已经在不动声色地入侵中国，而最令人担心的还是近几年美国不断迫使人民币升值。
在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一个国家的财富是如何通过外汇交易被转移到另一个国家的。在任何一个国家，其货币总量并不是等同于这个国家的全部财富，而一般只相当于其流动财富，即现金流量与突变系数的乘积，这是一个相对稳定的数字。但当美国大财团蓄谋发动金融战争的时候，他们需要首先把巨额资金投放到对方国家内，而这时一般是以国际投资的形式出现的，但进入对方国家首先需要把美元兑换成当地货币，然后才能在其境内流通。这就形成了这样的效果，巨额美元以当地货币的形式进入国境内后，这些巨额货币并非仅仅存放在银行内，而是通过各种投资途径直接进入了市场，这笔资金不仅本身数目庞大，而且进入市场后还会产生累积放大效应，即整个市场由于某个行业得到巨额投资而兴盛起来，因此带动了整个经济的热胀。而这种经济的膨胀又要求中央银行加大货币供应量，因为货币必须时刻保持与经济形势一致，否则会发生通货紧缩，因此，央行不得不加大货币供应，但这种突然增大的货币需求是相当危险的，尤其是数额巨大的时候——目前流转与世界的各种投机性美元高达140万亿，这足以导致任何国际性的金融危机，日本当时就是受到了这样的意外冲击。
今天，这笔庞大的国际游资即使只有1%进入中国，那么中国央行就不得不发行超过12万亿的人民币，而这已经大大超过了中国的外汇储备（1万亿美元）。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惊恐的景象：这笔国际游资突然到来，之后又突然撤出，这就如同巨大的海啸突然冲击了海岸，其造成的损失无法估量，即使以日本这样强大的经济体尚且停滞了整整10年，其他经济体恐怕就需要20-30年才能恢复。
故事还没有讲完。当国际游资在一个国家内成功掀起泡沫浪潮后，他们也就到了该撤离的时候，准确地说，应该是到了收获季节，他们会突然把手中的当地货币重新兑换成美元，当然这时由于汇率的变化，这时到手美元已经翻了数倍，这数倍的美元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些就是对方国家的财富。而对方国家此时由于外资离开，而剩下多余的大量本地货币，加过开始发生通货膨胀，经济形势开始恶化——也就是海啸过后的景象。
令人担忧的是，看起来中国正在收到这种金融海啸的冲击：2006年，中国自8月份起，作为国家基础物资的食用油开始上涨；11月份，米、面、蔬菜以及相关各种副食品都开始上涨，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上涨的幅度高达10%左右；2006年下半年，中国的水、电、煤气等供应价格也开始上涨；同期，由于基础物资的全面上涨，各种相关行业产品也全面上涨，这表面看起来对8亿农民有好处，但实际上这更像是海啸来临前的征兆，因为显然这种大幅度增长与国家经济总的增长水平不一致，这一年的价格增长速度大于过去5-10年的增长速度，显然过快了。
另外，除了生活必需品全面上涨外，持续了9个月的宏观调控也没有受到明显效果，这说明外资具有强大的能量，上海的房价刚刚通过中央强硬手段略有下降，但北京、武汉、西安等几乎全国说有大中城市的房价却开始大面积大幅上扬，这显然预示着这样的危机：当房地产泡沫破裂后，就会引起通货膨胀；而当通货膨胀来临后，经济危机也就出现了。其实，中国人应该对此已经不应该感到陌生或者新奇，1996年的日本、1997年的香港和整个东南亚那场浩大的经济危机至今仍留有痕迹，而且，在1997年，中国大陆也并非完全没有受到冲击，当时的深圳、广州都被卷入了，这导致广州的房价在那阶段异常猛增。这场房地产危机最为关键，因为这是巨额财富转移的最佳途径，当房地产泡沫过后，日本用了15年才恢复过来，香港用了14年，那么中国大陆要用多少年呢？
另一方面，人民币已经在明显快速升值，一年之内升值幅度已经达到5%，而且显然并不会就此停止，人民币还会继续升高。与人民币节节攀升相反的是，中国的外贸变得越来越艰难，不但直接的贸易受到外汇市场的影响，而且所受益的外汇储备也因汇率的升高而逐渐贬损。
种种迹象表明，美元狙击手们正在瞄准中国，而且已经发动了攻击，但即使中国清楚他们在做些什么、要达到什么目的，却仍然显得难以对抗，因为中国的经济能力还无法全面对抗美元集团。
这场金融战争还会对中国造成深层的伤害——中国与日本不同，日本是成熟的经济体，即使经济发生停滞也没有社会问题产生，但中国不同，任何改革期间都隐藏着种种社会矛盾，而中国的社会矛盾已经相当深刻，如东西差距、贫富分化、特权腐败、法制不全等，这些都会经济震荡而加剧，这就造成了巨大的社会隐患。
这种社会矛盾和经济异常膨胀实际上已经显现出具体的危机，如，中央银行副行长苏宁说，中国最终消费占GDP比重已从上世纪80年代超过62%下降到2005的52.1%，居民消费率也从1991年的48.8%下降到2005年的38.2%，均达到历史最低水平。而在中国居民消费率持续下降的同时，世界平均消费率达78%-79%。同时，由于中国经济过去相当倚重对外贸易，但人民币的升值所导致的外贸环境变得寒冷起来，使得国内迟早会出现大批中小外贸企业破产倒闭，而这又会为经济危机雪上加霜。相反，国内消费逐年下降又导致国内需求不足，也就是说，外贸收缩的同时内需也在萎缩，结果就是国内国外市场同时在缩小，这就造成了中国传统的经济三驾马车失去动力：即投资、消费和出口三者畸形发展，外资涌入导致投资过盛，而消费和出口却持续低迷，结果可想而知。
故此，中国中央政府一直在竭力加强宏观调控，努力压制房地产的虚假繁荣，但显然并不容易，据经济学家估计，即使宏观调控成功，中国也会在2008-2010年左右发生经济硬着陆，也就是说，无论如何多不会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