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界封锁两天后，一名年轻的士兵来到东部边界报到。这位名叫哈根·科赫的新人刚满21岁，刚结婚，二等兵，服役于东德国家人民军（NVA）。
科赫出生在策普斯特，一个历史悠久的图林根城镇。他19岁就加入德国统一社会党（SED）。完成技术绘图的学徒生涯后，迫于强劲对手和严酷雇主的压力，自愿加入东德军队。由于政治立场坚定，哈根·科赫进入了柏林精锐部队，即所谓的“费尼克斯·德热直斯基近卫团”——史塔西军事机构。因为他的制图技术，哈根·科赫被分配到制图部。
科赫在柏林的服役为他带来一位妻子，他对共产主义制度的热爱也与日俱增。他还对那些居住在东柏林却到西柏林工作的同龄人心怀怨恨，虽然他们有的是兼职，有的在周末工作。在西柏林，这些人每小时能赚5马克，而按照黑市5：1的汇率，他们每个小时可以有25东德马克的收入。这样，只用工作一下午，这些“边界跨越者”就能赚到100东德马克，刚好是一个二等兵一周的薪金。“边界跨越者”四处炫耀他们的财富，穿着最新潮的西方服饰，嘲笑科赫这样的年轻人，因为后者只能靠微薄的工资生活。
因此，8月13日边界封锁的时候，二等兵科赫充满热情地支持这一决定。“措施”将最终解决那些小子们带来的混乱。照科赫看来，边界跨越者很卑鄙，因为他们在补贴优厚的社会主义国家生活，却在人吃人的资本主义社会工作。科赫的这种心理可以说是公正，也可以称为妒忌。
1961年8月12日至13日，科赫难得休一次周末大假。星期天早上，他和新婚妻子看到最初在边界出现的骚乱，意识到有事发生。科赫被召回军队，但直到8月15日才被授予一项工作。这项工作将会使他闻名遐迩，或者说名声显赫。这都取决于你的观点。
星期二黎明时分，年轻的二等兵被传唤到指挥官面前，他被派去边界报到。负责边界封锁的人员正在进行最初的视察。科赫的任务就是陪同这些人，并“在地形图上记录边界防御工事的扩展现状”。
科赫得到一双新靴子，因为他将要走很长的路；从北部的潘科区——舍恩霍茨一直到遥远的东南部的艾尔特格里恩尼克，全程大约有50公里，而大部分时候他都必须步行。最难走的是贝瑙尔大街这样的地方；这里，建筑物在东德领土上，而车道和人行道却在西柏林。但是科赫不屈不挠，在随身携带的折叠式桌子上辛苦地绘图。调查团进展顺利，有时候，小段距离还可以乘坐吉普车。到下午的早些时候，他们已经走了20公里。从一个区域到另一个区域，科赫陪同的上级领导如走马灯一般地变换；而年轻认真的二等兵，带着工具、绘图材料和折叠桌，贯穿了整个活动的始终。
下午3点钟左右，绘图小组到达柏林的旧城中心。
西莫大街通往著名的过境站——“查理检查站”，而此刻，带刺铁丝网已经沿着西莫大街铺设好了。星期天以来，查理检查站只允许外国人通过。调查团从波茨坦广场出发，穿越莫尔街（字面意思是“城墙街”，因18世纪的海关城墙而得名）；他们到达查理检查站的时候，正好见到西柏林庞大而嘈杂的示威活动。科赫的上司，史塔西的高级官员，对西部的“挑衅”极为生气。必须得采取行动。
很快，科赫就接到了新任务。一名官员告诉他，对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一定要凸显他们邪恶力量的局限性。于是这名21岁的年轻人，提着一罐白色油漆，拿着画笔，找到了确切的边界线，正好把东柏林的米特区与西柏林克罗兹堡区隔开。
科赫从西莫大街和弗里德里希大街拐角处的药店开始，不理会西柏林人的吼叫和嘘声，在边界上忙碌着。他埋头工作，划出一条精准的白线，向“帝国主义者”表明东柏林开始的地方。然后他很伶俐地退回绘图工作组。
在那个漫长的夏日快要结束的时候，二等兵哈根·科赫的任务也快要完成了，他双脚疼得钻心，而那条他于1961年8月15日在查理检查站处绘制的“白线”将会举世闻名。
几分钟后，在北部两公里的地方，另外一名东德的边界守卫也正在行使他的职责。下士康拉德·舒曼站在东柏林的贝瑙尔大街和鲁平大街拐角处，面对一群起哄的西柏林人。贝瑙尔大街的部分区域已铺设了水泥板，挡住了逃跑的路线；然而此时此刻，面对西部的“敌人”，这个德国统一社会党稚嫩、不开心的大男孩发现，没有什么比自己面前这道3英尺高的带刺铁丝网更难对付。
舒曼是一名19岁的萨克森人，刚从军士（NCO）培训学校毕业，即被征入精锐部队“战备警察”，是自愿调往柏林的4000名乡下人之一。几天前，他的部队刚刚抵达柏林，他就非常震惊地发现他们竟然受到东柏林人的猜疑。舒曼一直都很困惑不安，边界封锁和即将发生的事情让他心神不宁。
后来，舒曼说：“人们一直在诅咒我们”。
我们觉得自己只是在尽忠职守，然而却受到各方的指责。西柏林人对我们吼叫，而东柏林的游行示威者们也朝我们咆哮。我们夹在中间……对于一名年轻人来说，这是很可怕的。
舒曼的不安显而易见。这名年轻的东德军士靠墙而立，肩膀上挂着自动手枪。他不停地吸烟，偶尔朝西柏林抗议者们看过去，他们大多和自己同龄。那些人能看出他脸上的疑虑和迟疑。其中一些人停止了对他的咒骂，开始鼓励他放弃。“过来！”他们喊着。
来自汉堡的彼得·雷宾是一名没有任何经验的摄影记者，比舒曼大一岁，来柏林还不到24小时，当时也在现场观望。
“我看了他一个多小时”，雷宾回忆说。“我有一种感觉，他快要跳过来了。那是一种直觉。”
来自西边的怂恿声越来越大。一辆西柏林警车开过来停住，引擎还在转动，这时后门开了，有人高喊着：“过来！过来！”
舒曼突然扔掉手里的香烟，跑向铁丝网，到达边界屏障的时候，他扔掉手里沉重的武器，跃入西方。
雷宾按下快门，拍下了那张举世闻名的照片。讽刺性在于，他使用的相机是东德产的埃克萨克塔牌照相机，是它永恒地铸就了这不同寻常的一刻。戴着头盔，穿着长筒靴的舒曼，在跳过带刺铁丝网的那一刻被镜头捕捉到了，他年轻的脸庞全神贯注，他的这一跃象征着这道人造和非人性化的藩篱被跨越。今天，当我们再看这张照片时，依然会为东西柏林间曾经存在的藩篱而哑然。
“在汉堡的赛马活动上，我学会了如何拍摄这样的照片，”雷宾解释说。“你得在马越过栅栏跳离地面之时就按快门，这样就能在它跨越栏杆时拍下它。那时他就是这样跑过来的，我按下快门，就拍出了这张照片。”
这是一张值得自豪一生的照片，却拍摄于一个年轻摄影记者职业生涯的初期。更不寻常的是，他的相机没有电动驱动装置。这是雷宾惟一一次拍摄这样的照片的机会。
几个小时内，这张照片就出现在德国《图片报》的头版。很快它就出现在全世界大大小小的报纸上，至今仍然是里程碑式的照片。
雷宾还拍过一张舒曼的照片，尽管这张照片不那么出名，但更具表现力。那是年轻的舒曼在西柏林刚下警车的情景。没有戴头盔，衣领也解开了，立刻舒曼看起来就成了一个有点惶惑的乡镇年轻人。他有点惶恐，同时也为自己的莽撞和突然进入一个自己还不太明白的世界而感到震惊。
这两个形象让世界看到两种东德年轻士兵。一个是坚决服从命令的二等兵科赫，“划出了历史性的界线”；而另一个则是不情愿的反叛者，下士舒曼，他跨越界线“跃向自由”的一跳将被永恒地记住。
不管是在那个时候还是后来，舒曼都说他不会朝任何人开枪，而去西方他就可以避免这种道德上的两难境地。西方审问者们非常吃惊地发现，从心理的角度来说，东德人民警察根本就没有做好准备。舒曼是第一个“叛逃者”，但绝对不是最后一个。在边界封锁的最初36个小时内，就有超过9名边界守卫叛逃到西方，有的是跳过铁丝网，有的是从底下钻过去，还有一个是爬过工厂的围墙。
处于“风口浪尖”的士兵难免遭遇这类事情的困扰，相比之下，科赫却根本不用担心这些事情。他是属于有特权的“密室”阶层，整个下午都在不停地往前走，有时乘船，有时步行，有时乘吉普车，一直朝着最南端的边界尽头进发。他最想做的就是让他长满水泡的双脚休息一会。他穿着漂亮（但是很紧）的新鞋，走了那么长的路，所以双脚长满水泡。而那个下午，迷茫的舒曼正在调整适应自己在西方的双重名声。
科赫参与的视察之旅只是为了明确边界，目的是建造永久的建筑，是所谓的“军事工程措施的范围”。
8月18日，星期五，凌晨1点30分，6辆卡车起重机抵达波茨坦广场，柏林皮卡迪利广场，以及布兰登堡门以南的哥伦布圆环广场。从卡车起重机上卸下几十块水泥板，它们会被用于检查站控制交通。大约40分钟后，来了一队消防车、混凝土搅拌车和泥水匠“施工队”。在东德人民警察的监督下，他们开始建造横跨整个广场的屏障。5点过后，天刚亮，他们就撤走了，留下一堵混凝土墙，墙的顶端盖着两排阴模块，总共5英尺多高，上面还有金属条，可以用来穿带刺的铁丝网。在某一处，这道“墙”（从现在起，正式使用这个词语合法了）离波茨坦广场的地铁站入口只有几英寸，而后者是西柏林为数不多的地铁站之一。西柏林警察和清早上班的人看到这道墙后都目瞪口呆。
当然，波茨坦广场之下的大地铁站已经关闭，虽然地铁仍通过该站，但从来不停。这条路线从西柏林起，往北行穿越东柏林，然后再返回西部。乘客们注意到地铁站台上站着全副武装的交通警察，看不到市民。另外一条从西往东的跨区地铁线路，也会经过波茨坦广场，如今这条线路的东部被截断，而奥托·格罗提渥大街则成了它的起点。这条线的终点是在西柏林的格莱斯德赖克。相比以前跨越边界时，或者说在1945年前，根本就没有所谓的边界时，这条路线缩短了几百米。
这样一来，老柏林的生命线就被切断了。哈根·科赫划下的白线，一名狂热共产主义军官的反抗标识，像外科手术中的一道示意标志。它向世界昭示，这个大城市的神经网络已被分割、切断和封锁，而这个神经网络承载了这个城市的汽车和火车交通以及下水道和电话线。
柏林是一个由钢铁、石头和砖木建成的都市。从表面上看，它没有生命，所以不会流血或感到痛苦。但是柏林人是鲜活的，他们会感到极大的痛苦。
波茨坦广场的墙出现后的第二天，肯尼迪总统的高级代表到达西柏林。
48小时之前，副总统约翰逊还坐在华盛顿的一家餐厅里，痛苦地抱怨着自己即将去往一个陌生的政治环境。然而现在，1961年8月19日下午，这个严厉的得克萨斯人搭乘空军的洛克希德星座飞机，抵达滕佩尔豪夫机场，开始准备玩一个游戏。在这个游戏中，他需要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保护者和劝诫者、理想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摇旗呐喊者和外交官。
副总统和克雷将军首先乘坐波音707飞越大西洋。同行的有国务院高级官员，包括查尔斯·波伦、和国务院德国部的要人（包括弗兰克·卡什和卡尔·莫特纳），以及约翰逊的新闻助理乔治·里迪以及美国新闻署的杰伊·吉尔德纳。此外，还有一些年轻女士，是约翰逊坚持招来做速记的，还有一个媒体团队，而玛格丽特·希金斯也在其中。“柏林黑手党”阵容强大地出场了。
在旅途中，平时非常低调的克雷将军讲述了他在柏林封锁时期“打败”斯大林的故事，强调他们与苏俄的对抗将会是多么地艰难，就像多年以前柏林封锁时期一样。如果1948年，杜鲁门总统允许他派遣一支装甲车队沿着高速公路开进柏林的话，那柏林封锁时期的空运就完全没有必要了。实际上，他们或许还很可能通过讨价还价避免朝鲜战争。克雷将军说，如果他是总统的话，会马上命令拆掉柏林墙。然而，正如“找茬”波伦在1948年坚决反对因为柏林而发动战争一样，这一次，在波音707的机舱内，他说，克雷将军的建议听起来是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好办法。国际局势风云变幻……
非同寻常的是，约翰逊在这次旅途中居然大多数时候都在倾听。
他们并没有直接飞往柏林。考虑到礼仪问题，以及20世纪60年代飞行技术的限制，他们在波恩/科隆机场中途停留，然后再去柏林。在科隆机场，他们受到美国大使道林先生和西德外交部长海因里希·冯·布伦塔诺博士的接待。他们一同前往波恩，一个朴实无华的大学城。自从1949年以来，西德政府的首都就在波恩。他们将与阿登纳总理共进午餐，同时还会讨论一些事务。
从8月13日开始，阿登纳就已经焦头烂额了。不要说乘飞机去柏林，单单是自己的分内之事和选举演讲就已经让这位总理大人疲于应付。一些民众质疑他为什么不在紧要关头去柏林。相比之下，自8月13日以来，勃兰特在电视和媒体上的曝光率特别高。边界封锁一周之后，助手终于说服阿登纳，说他对柏林问题表现得太松懈，而这很可能会影响他获得的选票数量。
阿登纳现在意识到，应该搭乘副总统的飞机前往柏林，这次政治行动，将保证他比西柏林市长获得更多的选票，尽管后者的曝光率要高得多。当然，以阿登纳的身份，他不适宜直接提出要求，因此他的助理就飞往柏林一事与美国大使馆进行接触。
华盛顿早就讨论了这一请求的可能性，而答案早就决定了。那就是“不行”。如果答应的话，就会冒着袒护竞选中某一方的风险。在西德以前的竞选活动中，艾森豪威尔的共和党政府曾表明支持阿登纳保守的基督教民主联盟，从而恶化了其与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关系。肯尼迪总统可不愿再犯这样低级的外交错误。
午餐快要结束的时候，“找茬”波伦详细地说出了这个坏消息，但是他是通过西德外交部长布伦塔诺之口转达的。阿登纳以他惯常的平静姿态接受了美国人的拒绝，但他并没有急于让约翰逊离开。对于阿登纳和约翰逊之间的“计划外的午餐后交谈”，克雷不得不进行干涉，其借口就是“有许多柏林人在等着我们”。
按计划，副总统和克雷将军的飞机会在滕佩尔豪夫机场降落。滕佩尔豪夫机场位于美国占领区，靠近舍恩贝格市政厅的市长办公室，而且也与曾经英勇的空投行动有密切的联系。然而，滕佩尔豪夫机场的跑道过短，载着他们飞越大西洋的707客机无法在滕佩尔豪夫机场降落。因此，从波恩到柏林的短短行程内，美国一行被分成两组。重要人士乘坐涡轮螺桨洛克希德星座飞机飞往滕佩尔豪夫机场，其他官员则再次登上波音707，而波音707将会在泰格尔机场降落。泰格尔机场位于法国占领区，在柏林的北部，距离市中心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
事实证明，约翰逊和克雷将军的到来非常振奋人心，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相当有趣。迎接这两位要人有21响礼炮，同时，还奏响了两国的国歌。接待的团队中有市长勃兰特和他的高级副官，然而，让人吃惊的是，接待的团队中居然还有阿登纳的代表、外交部长布伦塔诺。在总理的坚决命令下，他也飞到柏林，而且赶在美国人之前到达。为了不让勃兰特和他的社会民主党同伴们把所有的选票都拉走，布伦塔诺火速地赶到停机坪，并及时加入了迎接约翰逊和克雷将军的团队。
然而真正让所有人都感到吃惊的是，欢迎他们的还有大量的柏林人，在那个8月的下午，他们自发地前来迎接美国人。西柏林人暂时忽略了环绕他们这个半城的带刺铁丝网和全副武装的东德人民警察，聚集在从波茨坦广场到舍恩贝格市政厅的道路两旁，欢迎美国人的车队。
勃兰特和约翰逊并排坐在美国军事代表团的一辆敞篷卡迪拉克豪华轿车里，克雷将军和其他人跟随其后，前面还有摩托车警卫开道。前往波茨坦广场参观新修建的混凝土围墙，原本只需要五六分钟，却被延搁到20分钟。在拥堵的人群中，护卫的车队不得不屡次停下来。街上至少有80万西柏林人，或许可能有100万。他们欢呼着、歌唱着，高喊美国贵宾的名字。他们抛掷了无数的鲜花。
长着鹰钩鼻的克雷将军早在空投时期就已经闻名，而现在则被人群捧上了天。他比约翰逊更坚决地承诺会对共产主义的威胁进行成功的抵制。“克雷万岁！克雷万岁！”柏林人充满敬畏的高呼着。当车队在街道上行进时，人们疯狂地朝克雷将军乘坐的豪华轿车扔鲜花，甚至还有一束火红的玫瑰，投掷玫瑰的人太用力，以至于将军的脸都被玫瑰的刺划伤。人们争相去握克雷将军伸出窗外的手，以至于坐在一旁的美国驻柏林指挥官埃尔伯特·沃森将军坚持要求克雷将军把手抽回车内。
对于约翰逊来说，外国人并不是他关心的事情，然而，他还是认定这些人是他应该认真对待的外国人。他不顾安全警卫人员的建议，毅然地下了车。当时他们的车队移动得非常缓慢。下车之后，他就恢复了老练的政治家的本来面目，和人群中的人拥抱、握手，亲吻递到面前来的婴儿的脸蛋，甚至还拍了拍一只狗。当然，副总统知道一切都被拍摄下来了，几个小时，胶片送回美国之后，所有的一切都会出现在早晨的电视新闻中。“竞选活动已经开始了”，勃兰特的媒体助理埃贡·巴尔苦笑着说。
美国人没能到达波茨坦广场。约翰逊命令取消此项参观。一切都比原定计划滞后，或许他的直觉告诉他，在边界线上，两种相互敌对的体制之间的直接对抗可能并没有多大的效果，而且也不可能依照总统需要的方式平定这样的局势。
就这样，当贵宾车队抵达舍恩贝格市政厅那栋以灰泥粉刷的建筑物时，已有成千上万的人挤在市政厅前面的广场以及周围的街道上。对于这些人来说，美国人来得太晚。发表演说，祈求自由。然而，即使懂英语的柏林人有时也很难听懂副总统的德克萨斯口音，即使如此，人群还是在欢呼，直到大家都声嘶力竭。
市政厅内，约翰逊向西柏林议会致辞。同普通柏林市民一样，市议会的成员们也因为这两名位高权重的美国贵宾的到来而欣喜万分。约翰逊演讲时，掌声不断。副总统的演讲词或许经过了瓦尔特·罗斯托的润色，然而对柏林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他的到来，并且是与著名的克雷将军一道。他们的到来说明美国人是在乎的。或者也许，挑剔地说，美国人从没有不在乎。
随后，海因里希·冯·布伦塔诺代表波恩政府发表讲话。他的言辞略显尖酸（和夸张），声称“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德国之外，所有国家的人”都有完全的自决权。但还好，德国即将进行大选。维利·勃兰特最后一个发表演说。由于他的反纳粹经历，他有资格告诉来宾“我们绝不屈从于新独裁的支配，不管这种独裁统治把自己点缀成什么颜色”。
之后是盛大的宴会。每个人都很晚才上床。客人们并没有都睡在他们认为自己应该睡的床上。据说，历任罗斯福总统、杜鲁门总统和艾森豪威尔总统助理的大使波伦就发现自己居然没能就寝于大使道林位于达雷姆绿树成荫的府邸内，而他本来是被分配到这里住宿的；现在，这个府邸被副总统约翰逊的高级秘书占了。
早晨的时候，波伦返回大使道林的府邸，重新加入副总统的阵营。副总统刚刚吃过早餐，燕麦片和甜瓜。随后，勃兰特来了，来进行私人会面。务实的谈话开始了，一切进入正题。
约翰逊和波伦的首要任务就是把肯尼迪总统的回信交给市长。很明显，声名显赫的政治拳击手约翰逊，就此机会给了勃兰特重重的一击。返回华盛顿后，约翰逊的报告上只提到市长“受到了惩戒”：
他对自己贸然给总统写信深感歉意，并且对信件内容未经许可就在西德国内公之于众的做法感到悔恨，但据他说这封信的泄露并不是他的责任。我说，作为盟国，给美国总统写批判信并让他受到公众的质疑，这并不能为我们的事业增添什么光辉。随后，我重申自己来柏林并不是想要为过去的事情进行争论，而是想同他一起合计如何进行平静的合作。
勃兰特市长很快就回应了这种策略，我明显感觉到他对自己行为的悔恨，除了重要的一点；他似乎很确信，尽管信件漏洞百出，但至少使美国政策离开了死亡地带。
我告诉勃兰特市长，虽然对他信中的观点无法苟同，但华盛顿政府还是对他信中所有的观点进行了仔细而且切身的考虑，美国的政策已经在总统的回信中清楚而坦诚地进行了陈述。市长对这种坦诚表示感谢。
约翰逊的攻击可能比官方报告中所描述的要激烈得多。在与国务卿腊斯克共进晚餐之后，英国驻华盛顿大使给伦敦送了一份急件。信中讲到，腊斯克在晚餐中证实：
副总统言辞激烈地训斥了维利·勃兰特，责备他对东德行为的反应过于冲动，不顾后果地公开一些不切实际的提议，还有对西方盟国进行毫无理由的指责。勃兰特十分尴尬，几乎不愿为自己的行为辩护……
勃兰特的确不应该为信件内容的泄露负责。这种轻率的行为很可能就是阿登纳的策略。但勃兰特也是对的，正是这封引起麻烦的信促使肯尼迪作出了更有力的承诺，否则总统不会下决心那样做。单单从这一点来看，勃兰特冒险把信寄给总统也许是对的，也理应承担其后果。
后来勃兰特承认肯尼迪的回信是“撕开帷幕，露出了空旷的舞台。”多年以后，勃兰特才得以表达自己对美国问题的参悟，边界屏障变成边界墙对于柏林人和西德人来说意味着一切，而对于西方超级大国来说，其资源和风险遍及世界各地，柏林当然重要，但只是许多实际的或潜在的火药桶中的一个。
其时，承受巨大压力的西柏林市长要参加竞选，还要保护他的人民。对有恩于他和他的这个城市的美国恩将仇报（从某些方面来看，确实如此）毫无意义，而且，如果没有美国的保护，西柏林会不堪一击。勃兰特不得不苦笑着接受西方盟国强加给他的一切，而且，如果必要的话，还要表示自己的悔恨之意，以免惹他们不高兴。在那个紧张的早晨，在达雷姆的大使府邸之内，他正是这么做的。
幸运的是，形势有了好转。公众自然不知道表面背后的紧张局势。当地人在查理检查站美国守卫的岗哨上钉了一个牌子，上书：“肯尼迪·约翰孙（原文如此）·克雷/三人都很棒。”副总统的访问是一次巨大的宣传成功。让美国第二有权势的人与富有传奇色彩的克雷将军一起来柏林，简直就是天才之举。此举还强调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无论克雷有着怎样的威望，如何受欢迎，市民依然是最终的主人。
然而，副总统是个闲不住的人。与勃兰特会晤结束后，他便急于继续自己的事情。今天，在其官方职责内，约翰逊有两件事要做：首先，敦促更多柏林人参与夏洛特堡的住房建造和马林菲尔德难民营建造；其次，迎接美军的增援部队。按照计划，这些援军会在那天早晨的晚些时候到达。他们会通过110英里的高速公路，从西德抵达柏林。他们到达的时间无法确定。实际上，还有一个细心却让人泄气的猜疑，如果苏联决定封锁公路的话，这支援军也许根本就到达不了。
不管怎样，副总统的车队还是于星期天早晨11点出发，朝夏洛特堡前行，每个人看起来都士气高涨。在西柏林中心的道路上，到处都挤满了柏林人。他把6英尺3英寸的身躯折进西柏林政府的敞篷奔驰车中，前面开着一辆摄像卡车，记录他的整个行程，约翰逊对此如鱼得水。他向西柏林人微笑、招手，因为他的个性特点和他的使命都促使他这么做。
好像是为了考验紧张的安全护卫人员，副总统多次停下车子，走到围观的人群中，像一位友善的伟人。今天，他的身后还跟了一名提着包的助手。约翰逊一边伸出巨灵之掌与热情如火的人群握手，一边把另一只手伸向身后的袋子，抓出一大把礼物，圆珠笔和卡片如瀑布一样地倾泻到人群之中。这些卡片可以让他们前往美国参议院的访问区，上面盖有副总统印章和复写签名，它们立刻就被沸腾的人群一抢而空。
这是西柏林人希望看到的：伟岸而面带微笑的德克萨斯人，强大而纪律严明的军队正沿着高速公路，朝着备受威胁的城市赶来。
第八步兵师的先头部队，共1500人，已于凌晨4：00离开曼海姆附近的驻军基地。领导这支部队的是上校格洛弗·约翰斯。他和副总统一样，也是德克萨斯人。苏军前一天就收到了第七集团军指挥官布鲁斯·克拉克将军的通知，这支部队将要调动到柏林。苏军没有给予任何答复。赫尔姆施泰特和柏林之间的高速公路上出现了一些非正式巡逻队，包括军事代表团的冯·帕维尔上校也参与了巡逻，但并没有在高速公路上发现苏军。然而，谁也不知道苏俄人捋起袖子准备干什么。
军队的转移声势浩大。电视工作者们拍下了部队出发的情景，纵队朝着苏联占领区——东德的边界方向行进，那里离东北区有两个多小时的路程。纵队里有拖车、燃料、弹药车、步枪和直径105毫米的榴弹炮组，表明这不仅仅是和平时期柏林守备部队的普通增援。开始时，一切都很顺利，然而5分钟后，一辆军车陷入了烂泥之中，阻延了整个部队的行进。
在他们到达赫尔姆斯泰特时，部队又迟到了3分钟，这意味着部队比原计划晚了8分钟，但他们已预计了一些时间在内，在破晓的晨光中，他们看到德国市民的车队正接受苏联边界部队的检查。这一次，没有看到大队红军出现的迹象，也没有出现装甲车等类似的东西，也没有发现共产主义者封锁柏林高速公路的迹象。
约翰斯上校以前从未到过柏林，宪兵队警官卢斯少校被任命为他的向导和顾问。早上6：30时，美国纵队的先头部队轰隆隆地开进了无人区，并停了下来。这个先头部队由276名士兵、60辆卡车和拖车组成，有些车子上装满烈性炸药。当约翰斯看到苏俄人朝车队走来并清点卡车内士兵数量的时候，感到非常吃惊。他并不知道这是例行公事。卢斯对这种情况很熟悉，并让他镇定下来。
实际上，按照规定，苏联边界人员可以检查美国的军事车辆，但不能爬到车上去。而且，一旦穿过苏联防线，美国军队的士兵就不能下车。这意味着，如果要清点美军人数，必须在卡车外面进行。约翰斯上校很快意识到，如果以平均每分钟一辆卡车的速度计算，那么需要一个小时才能完成清点先头部队的工作，而清点整个纵队200辆车里的人数，则需要3个小时。
约翰斯建议让车上所有的人都下来，以便在卡车外清点人数。苏俄人似乎有些不解，但最终还是同意了。然而清点的结果与苏军持有的美国军队迁移命令中的数字不符，人数太少了。当然，因为只清点了纵队先头部队的人数。先头部队的卫兵只得往东德方向再行进几百码，让纵队的其余部分穿过检查站，并沿着高速公路列于车旁。人数的清点工作又开始了……
一个小时过去了。清点结果还是与苏军持有的数字不符。约翰斯建议所有人排成一列，以便清点，而苏联人并未采纳该建议。他们又清点了一遍，人数还是对不上……
约翰斯又累又气，再也不管苏俄人的否定。他坚持让所有人从卡车上下来，在高速公路上列成一队，总共1500人左右。然后，约翰斯拽着苏军检查站的军官，逐个清点，每数到10到15个人，就回头问苏俄人：对不对，而这名红军官员会用俄文确认人数。
后来，他们奇迹般地达成了一个相同的数字。然而这个数字比苏俄人掌握的清单多出了一个。世界的安全——或至少是上校的理智悬于一线，这时有人轻声指出，在提供人数的时候，约翰斯没有把自己计算在内，而今天早上计数的时候，他却把自己计算在内了，正如他的俄国对手所做的那样。
约翰斯的部队终于得以沿高速公路继续朝柏林方向进发了。在后来的行程中，再也没出现任何阻碍，除了苏军的喷气式飞机有时会俯冲下来查看情况。一架飞机下降到500英尺的高度，从炸弹舱门中伸出来的是摄像头，对准美军纵队进行拍摄。东德的人民警察遍地扎营，每个高速公路桥和公路入口的两边都驻扎着两队东德人民警察，而其余的则躲藏在边界旁的灌木丛中，或站在一旁，当纵队靠近时，他们就朝树林或路堤远处撤退。缺乏自信的东德人民警察，被更加不同寻常的驻军给镇住了。
可能由于东德人民警察巡逻队的原因，周围没有多少市民观看，然而田地里少数的东德农民和迎面而来的驾车者们，在约翰斯看来，却十分友善。他们朝美国人挥手，甚至微笑。
妄自尊大的苏联边界巡逻队、窘迫不安的东德人民警察、喜气洋洋的集体农民，谁能联想到第三次世界大战呢？
而尼基塔·赫鲁晓夫就是其中之一。据他的儿子谢尔盖回忆，在得知美国援军正朝着柏林进发的时候，赫鲁晓夫变得异常紧张。后来，父子俩一起散步，一名卫兵跑过来，对于克里姆林宫的老大来说，这样的情况可是很少见；有一刻赫鲁晓夫显得有些神经过敏。然而只是虚惊一场，赫鲁晓夫很快意识到肯尼迪并不打算采取侵略性的军事行动，柏林援军只是象征性行动。
而在柏林，大概在中午12：30的时候，副总统和市长在北夏洛特堡市政住房工程和马林菲尔德难民营工程中的成功进度被打断，因为传来了激动人心的消息，人群情绪高涨。来自西德的援军正接近东德和柏林之间的边界。贵宾们得准备迎接援军。豪华轿车队掉头朝西南方前进，在鸣响警笛的警车和训练有术的摩托车警卫的护送下，穿过后街。车队朝阿瓦斯高速公路进发，这是通往德莱林登检查站的捷径，而柏林援军在那里穿越边界后就会正式进入西德的领土。
这一刻，即8月20日星期天的下午，将会成为西柏林危机一个潜在的转折点。然而，据勃兰特回忆，当他们坐着敞篷车朝德莱林登检查站呼啸而去时，他的德克萨斯贵宾却显得有些心猿意马。而实际上，他是在想着购物。约翰逊挑选在这个重大的时刻问了市长一个问题，不是询问勃兰特对柏林危机或欧洲局势的看法，而是关于这位副总统可以去哪里给他的家人购买一些礼物。你知道……哪里有精美陶器？是啊，勃兰特的回答很有帮助。原普鲁士皇家陶瓷厂，现在的国家陶瓷厂。这个工厂生产的淡蓝色瓷器精美，而且闻名遐迩。曾经，这些瓷器装点了弗里德里希大帝的餐桌，而今依然为国际奢侈品市场供货。这个厂有一个批发部，然而，因为是星期天，这个批发部肯定关门了。约翰逊的反应表明了他作为一个购物狂国家的领袖，强迫这个当时物资匮乏的国家，在那样的历史时刻，必须满足他的购物才能存在下去。
“真见鬼！”他怒气冲冲。“要是他们关门了呢？你不是市长吗？你安排一下让我去看看那些瓷器应该不会太难吧？我跨越了整个大西洋才来到这里……”
在靠近德莱林登检查站的地方，车队非常努力才从兴高采烈的柏林人中挤开一条路。美国驻柏林的军事指挥官——沃森将军，带着情报局人员，历经千辛万苦才到达高速公路旁的接待平台。有一个军乐队，此外肯定有一大群新闻记者和摄影师。
最后，在副总统的陪同下，约翰斯上校终于到达了接待平台；副总统热情地握着约翰斯上校的手，并即兴发表演讲。勃兰特市长也用英语发表了简短的欢迎词。然后约翰斯费力地返回他的吉普车。在一辆宪兵队车辆的引领下，约翰斯上校领导的第一战斗群缓缓地行进着。周围聚集了大量的西柏林人，而他们投掷的各种颜色的花朵几乎要把他们的车队湮没。
援军部队终于抵达了目的地：柏林西南郊区里希特菲尔德的麦克奈尔营房。这里以前是通用电力公司的德律风根工厂，从1948年以来，这些建筑就成为了驻扎在柏林的美国占领军的营地。这支疲惫的军队得到了迟来的补给，很快又列成队形，聆听副总统“诚挚而深沉的带有南部口音的演说”。实际上，所有的欢迎仪式都过于匆忙，因为在8月的酷暑中，已经有几个新来的人倒下了。
副总统再次演讲之后事情并没有结束，随后部队被命令返回车内，准备一个穿越西柏林的游行。
与此同时，勃兰特市长回到舍恩贝格市政厅内继续自己繁忙的事务，而副总统则在前往附近的马林菲尔德难民营的路上，因为那天早上他取消了该行程。在马林菲尔德难民营内，他受到东德难民的欢迎。事实上，人们将他包围得水泄不通，几乎让他窒息。而后，不知疲倦的副总统又马不停蹄地返回达雷姆，着手准备另一次的演讲，并开始重大、而且声势浩大的游行。
随后援军部队的车队游行更令人难以忘怀。喜气洋洋的柏林人投掷了更多的鲜花，发出了更多的欢呼，同时有更多的微笑和握手。甚至连士兵也在微笑，探出身去与人群相互问候。许多士兵经过检阅台时，都忘了敬礼。大家好像在迎接凯旋的足球队，一点也不像在进行军事检阅。车队在人群中缓缓而行，朝着选帝侯大街进发，到处挤满了人。约翰斯上校的敞篷吉普在队伍前头，他不停地微笑，直到脸发痛，不停地挥手，直到手臂酸麻。
回到道林大使的府邸之后，约翰逊回答了媒体提出的一些问题。随后，借口要上厕所，约翰逊将这个乏味的任务交给了查尔斯·波伦。
波伦没有去参加那个阅兵，整个下午，他都与国务院德国专家、克雷将军以及代表团中的民事领袖艾伦·莱特纳一起，驾车环绕东柏林而行。他们在勃兰登堡门东面的菩提树下大街男厕处停留了片刻，尽管这个行为没有任何敌意，而且并不是他们计划之中的行为，然而还是让东德的人民警察失去镇定。到访者在这个火药桶城市中的外交活动各种各样，而城市的局势却非常严峻。
由于约翰逊借故缺席，波伦决定澄清美国不想打仗的事实。“我们不会因为柏林问题而冒战争之风险”他告诉媒体。乌布利希和赫鲁晓夫一定非常乐意听到他的这番话。
媒体离开后，剩下的应该就是快乐的星期天了。副总统约翰逊很快就要求来一杯威士忌，尽显其独特而奔放的风格。很快，他决定取消原定在大使府邸举办私人宴会的计划，改为邀请所有人及其亲眷到其他地方进餐。西柏林希尔顿酒店的屋顶餐厅？真是好主意。
地标性建筑希尔顿酒店建于1958年，其黑白的方格式建筑骄傲地俯视着重建后的布达佩斯大街和整个选帝侯大街区域。与其他地方的希尔顿酒店一样，用康拉德·希尔顿的话说，希尔顿酒店代表着“小美国”，象征着美国的经济实力，突显了超级大国乌托邦式的自由富足的生活方式。还有其他一些西柏林政治家也在邀请之列。本以为可以轻松一个晚上的国务院专家们被召来做翻译。
于是，所有人都出发到希尔顿去。然而林顿·贝恩斯·约翰逊还有个未解决、并一直萦绕心头的问题，是他还有一个地方没去。当他们出发参加希尔顿酒店晚宴时，另一个基本需求——购物——再次涌上心头。勃兰特加入酒店的派对后，约翰逊注意到他脚上的便鞋，立刻就喜欢上了。你在哪买的？市长回答说是在莱斯买的。莱斯是一家知名的德国优质鞋制造商。那么，副总统想买一些，而且今天就要买。勃兰特只好妥协，让他的礼仪司长去办这件事，并让他顺便联系一下陶瓷厂。美国方式胜利了。
副总统重整的零售攻势获得了成功。所有宾客齐集希尔顿酒店屋顶餐厅，并在那里欣赏全柏林的美景之时，国家陶瓷厂展厅的经理已经答应，为表达对这些自由使者的感激之情，将为副总统单独开放位于库达姆大街附近的商店。所有人都等着用餐，而约翰逊却兴冲冲地赶去查看陈列出来的瓷器。经理弗兰克先生答应，为林顿·贝恩斯·约翰逊的牧场提供整套餐具，以及一套装饰有贝壳的盘子，上面有副总统印章。
最后，约翰逊回到希尔顿酒店，晚宴开始。在副总统的坚持下，所有人都品尝了南方炸鸡，让德国人感到些许错愕的是，林顿·贝恩斯·约翰逊吃炸鸡的时候像在自己家里一样，用双手就吃起来。席间，他只离开过一次，去签收弗兰克先生准时送来的订购清单，后者一直在商店展厅内落实这个清单。
弗兰克先生谢绝了副总统拿出的一大叠美钞。他礼貌地说，应该先把瓷器用船运到得克萨斯，在那里，等所有的货物经过检查，并且感到满意之后再付款。约翰逊对此十分满意，随即订购了大批烟灰缸，并盖上副总统印章，作为礼物送给到访华盛顿的贵宾。他们当场达成了这些瓷器的批发价，当经理离开的时候，约翰逊向勃兰特炫耀这笔买卖，说：“看起来这些东西价值1美元，但我却只花了25美分！”
夜越来越深，但不知疲倦的约翰逊坚持让大家来到屋顶的边缘，眺望两公里之外的东柏林。有人紧张地询问情报局人员这是否正常，副总统是否在“窥视什么”？“噢，没有。”情报人员面无表情地回答道，“副总统只是做他平常爱做的事罢了。”
回到大使府邸时，约翰逊发现莱斯公司送来的样品已在等着他了。不管是不是星期天。就寝之前，他兴奋地逐一试穿，最后订购了6双才作罢。
天一亮，副总统启程回国，他依然看不出一丝倦意，除了右手因握手过多而肿胀之外。他在西柏林待了不到48小时。
约翰逊掀起的旋风过去了，然而平静并未到来。
尽管前一个星期五已经开始使用水泥和砖块，然而记录显示，东柏林的领导阶层依然没有下定决心要让这道边界墙变成一个巨大而致命的工程。虽然在柏林中心高楼林立的区域（从波茨坦广场开始并延伸至勃兰登堡门和德意志国会大厦）建造一道水泥墙，高度大概为一人高已经被批准，但在随后的数周内，这道边界屏障依然主要是由设置在交通线路上的带刺铁丝网、木头和水泥板构成，而其附近都有全副武装的警察在巡逻。边界正式封锁后几天内，毗邻西部的建筑物的门窗就被水泥封住了。
同时，逃亡率依然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这让乌布利希和领导层感到沮丧、羞耻，甚至吃惊，这似乎让人觉得奇怪。8月13日之后的一个月内，大约有417名东德人成功逃到西德。
很多逃跑的人都是以前的“边界跨越者”，这些人在西柏林有工作、朋友和家庭。他们有逃亡的动机，知道自己应该去哪里。
“边界跨越者”中的完美逃跑典型就是17岁的厄休拉·海涅曼。她在西柏林库达姆大街的广场酒店做女服务员。自从毕业之后，每天她都从东柏林郊区约翰内斯塔尔的家里出发，搭乘城市轻轨，到达往北一公里之外的边界区域，进入美国占领区的新克尔恩区，然后从那去工作的地方。
8月13日发生的事情让厄休拉感到震惊，然而凭着年轻人的勇气，她不愿意消极地接受自己的命运。她看到泰尔托运河附近的局势很严峻，守卫驻扎在运河的两岸，摩托艇在水里巡逻。在因为边界封锁而失业的那一周，她和一位女伴在柏林四周边缘勘察，看看格利尼克桥附近能否找到更容易一点的通道；格利尼克桥靠近波茨坦边界。然而，她们失望了。一天，厄休拉在一个露天啤酒店里懒散地做着服务工作。边界护卫经常光顾这个露天啤酒店，一些边界护卫证实他们有朝逃跑者开枪的意图，而这让厄休拉她们觉得风险实在太大。两天后，两个已经绝望的共产主义者近亲告诉她，“快点离开，尽快逃到西柏林去。”作为一名边界跨越者，一旦东德政府开始对付她，她很有可能被遣送到梅克伦堡州或图林根州的集体农场去。
8月19日星期六，就是约翰逊和克雷到达西柏林的日子，厄休拉和母亲一起散步。她们朝着西北方行走，在她们的右边是公墓和火葬场，左边是树林，走过一座小桥后，她们来到一条支渠的对岸。这条支渠就是布瑞彻泽维格河，连接着泰尔托运河与施普雷河。
运河两侧仍然属于东柏林，然而仅两三百码远的地方就是太阳大道检查站。这个检查站还是开放的，尽管只允许西柏林人前往东柏林。母女俩并没有前往检查站，而是取道一条通往废弃菜园的小径。这时，厄休拉平静地告诉母亲，她要去看看有没有可能。
厄休拉独自进入废弃的菜园，知道苏联和美国占领区之间的边界就在前面几十码远的地方，就在长满荒草的赫德克拉普拉本护城河上方。在边界的附近，赫然矗立着一所废弃的小房子，而前方就是刚刚竖立起来的带刺铁丝网屏障。虽然她身上只穿着毛衣和宽松的裤子，而且她知道母亲正在等着她的消息，但厄休拉还是决定铤而走险，否则她就可能永远都没有机会了。
铁丝网的最下方有一道裂口，刚好可以让她钻过去。她费尽周折小心翼翼地爬过去，铁丝网撕开了她的毛衣。她不得不用一只手撑起铁丝网，好让自己过去。她小心翼翼地躲避着，忍受着痛苦，最后手掌上还留下一个很深的伤口。无论如何，她还是爬过了铁丝网屏障。然而，她看到了第二道藩篱，而这道藩篱是不久前刚刚增加的。她重复刚才的过程，当然得到了更多的伤口，而且毛衣也被撕扯得更烂。
厄休拉可以看到前方标识边界的牌子，她的心一阵狂跳，要是她能闯过这最后的屏障，那么她就安全了。可是她能吗？厄休拉注意到空气中飘来了香烟的味道。边界守卫在几英尺远的地方，或许还不止一个！然而，现在回头已经来不及了。她把腿从铁丝网中拉出来，然后迅速但悄无声息地爬过边界标识牌。
厄休拉终于到达了西柏林，在标识牌另一边的菜园里站着的一个男人证实了这个事实。边界守卫是否看到或觉察到她的动静并故意放她走，这就不得而知了。
厄休拉对这次意义重大的逃亡并无太多准备，只随身携带了身份证和手绢，没有带钱。一名好心人借给了她几马克，让她乘车去西柏林的难民接待中心进行登记。
厄休拉有一个巨大的优势，那就是她有工作。登记后24小时，她就回到广场酒店，酒店的管理人员很高兴再次雇佣她，并为她提供了住宿。
这位年轻的女士下定决心要让自己的母亲安心。刚到达西柏林之后，厄休拉非常的焦虑。毕竟，她是去“勘察”，却一去不返了，母亲会怎么想呢？其时，太阳大道检查站依然还是开放的。她在菜园里遇到的那个男人愿意骑自行车进入东柏林，找到她的母亲，告诉她厄休拉已经安全到达西柏林。
西柏林人可以毫无障碍地前往东柏林的情况很快改变了。成功封锁边界之后，看到西方并没有采取什么对抗措施，乌布利希决定实施更严酷的政策。东德政府宣布，从8月23日凌晨1点开始，过境点的数量将会进一步减少，从最初的12个减少到7个。当然，其中只有1个是面向外国人和外交官的（弗里德里希大街的查理检查站）、2个面向西德人、4个面向西柏林人（包括厄休拉成功逃跑处附近的太阳大道检查站）。
对外国游客的限制让人非常失望，激起了人们的抗议；而将西德人的过境点减少到2个也引起了人们的抗议。而对于西柏林人还有更厉害的后招，给西柏林人设置4个过境点极具欺骗性。当时，他们只需出示身份证即可过境。后来，西柏林人要过境进入东柏林，必须从“东德旅行社”在西柏林的两个分支机构申请签证，而这两个分支机构尚未建立。东德的共产主义者要求在西柏林的西十字火车站和动物园车站设立这两个分支机构。
关于东德政府的要求，勃兰特的市政厅很快就给予了答复。答案就是“没门”。勃兰特怎么可能同意这样的要求呢？允许在西柏林设立东德政府的签证办公室就是承认东德政府的合法性，而且还会表明乌布利希非法封锁边界的行为是正当的，这样就会在事实上削弱盟国在柏林的地位。更重要的是，签证办公室设立之后，如果东德政府利用签证办公室破坏西柏林的政治稳定并进行颠覆活动的话，要如何进行阻止呢？东德一定知道西柏林不会同意这个要求的。新的签证命令就在事实上阻止了西柏林人前往东柏林，从而在可预见的未来分离家人、朋友和恋人。
第二天就发生了首例屠杀事件——管理所谓的“防御”体系的人精心设计的首次谋杀。
冈特尔·利特芬，24岁，是西柏林动物园车站附近一家服装店颇有资历的裁缝。他与父母兄弟居住在东柏林的威森湖郊区，每天他都会去西柏林工作，因而也是一位的“边界跨越者”。
利特芬受到的怀疑不仅仅是在西柏林“堕落”的工业社会工作，还因为他家人不被信赖的政治信仰。他父亲是一个很有名的屠夫，“二战”后，成为基督教民主联盟的成员。1948年，基督教民主联盟失去独立权，该党的领袖都被迫逃亡西柏林。老利特芬拒绝加入基督教民主联盟留下来的躯壳，即受到共产主义者控制的“街区”基督教民主联盟。他依然忠于那个独立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后者仍在开展地下活动，而且其东部党员经常在西柏林开会，1961年8月13日之前，他们都可以穿过边界去参加会议。
1961年夏天，冈特尔·利特芬计划搬往西柏林。他在自己工作的服装店附近找了间公寓。8月12日星期六，他和兄弟约根搭乘城市轻轨去那里，一整天都在整理房间。一直到深夜他们才搭乘城市轻轨回家，而且到家的时候大概是8月13日星期天凌晨1点左右。这一定是边界封锁前开进东柏林的最后一趟列车了。
这位年轻人对边界封锁感到非常气愤和绝望，而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一直都非常努力地工作，而如今，就在最后一刻，他却发现自己计划的未来都成了泡影。跟厄休拉·海涅曼一样，他也突然间失业了，而且还有可能受到东德的政治迫害。8月13日之后的几天，冈特尔骑着自行车在边界周围游荡，看着边界屏障被加固并延伸。柏林的东西区域被围墙隔开。利特芬认定，水道是新边界最薄弱的地方，他决定在那里碰碰运气，况且他是游泳好手。
1961年8月24日，星期四，下午4点左右，冈特尔沿着亚历山大岸前行，这条路沿着通航水道延伸，而这条水道连接着柏林北港和施普雷河。城市轻轨在这里跨过一座桥，连接东西柏林。边界封锁11天以来，这里一直都有重兵把守。实际上这里的水域比其他地方都要宽，大约有150码；水在这里形成了一个港湾，就是著名的“洪堡港”（Humboldthafen）。然而，这里也有优势，对岸就是里斯特岸，正好位于西柏林的英国占领区。如果约根能在那儿爬上岸，他就安全了。
他继续沿着河岸行走，来到了铁路桥，桥下和四周有几个停靠码头。突然冈特尔听到一个刺耳的声音喊道：“不许动（Stehenbleihen）！”于是他停下来。
喊话的是东德交通警察，他们驻扎在铁路桥上，发现了利特芬。而这个年轻人不愿就此放弃。他朝着其中一个码头狂奔，然后一头扎进洪堡港的水中。铁路桥就在他左侧，他奋力朝西柏林的方向游去。一名东德交通警察在桥上跌跌撞撞地追他，并朝着逃跑者的方向开了几枪；这时，利特芬离东岸已有大约25码，而且正奋力朝着目的地游去。这时，另外一名边界守卫把枪的制动闸推到自动挡，向逃亡者四周扫射。当这名边界守卫停止“瞄准扫射”（史塔西报告上如此说）时，冈特尔·利特芬沉入了水中。一颗子弹从他的脖子后面射入，贯穿了他的下巴。种种迹象表明，这是蓄意枪杀。
枪声惊动了边界西边的人群，300多名西柏林人眼睁睁地看着这场残酷的杀戮，却无能为力；几小时后，东德警察将利特芬的尸体从洪堡港昏暗的水中拖出来。同厄休拉·海涅曼一样，作为“边界跨越者”，他只是希望回到他已经习惯的生活和工作中去。然而，他却没有厄休拉幸运，丢了自己的性命。
边界两边的人都被震惊了，边界封锁之后最初的几天里，开枪的行为很少见，而且仅限于表示警告，现在新“边界政策”没有人性的残暴面目已经暴露。几天后，就在8月29日，又一名年轻的东柏林人，27岁的罗兰·霍夫，在游往西柏林的途中也被枪杀了，而霍夫选择的路线则是横穿泰尔托运河，直达美国占领区。
一周后，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喉舌《新德意志报》上刊登了一篇让人惊骇的文章。文章把利特芬和霍夫的死扯上了关系。利特芬在服装店工作，于是报纸为达到目的而称他为同性恋，并且编造了他的生活方式。文章暗示，利特芬受到西柏林风流社会的引诱，从而犯下了可耻的错误。
报纸甚至捏造事实，称利特芬和霍夫本可以申请到出境签证（虽然这在理论上是成立的，但从未获得过批准）。文章中说，由于令人作呕的自以为是，这两个年轻人选择了“黑暗而且受到严厉禁止的路线”：
……士兵和边界警察护卫国家边界是非常正常的。全世界的边界护卫都是全副武装的，目的是为了阻止非法跨越边界的行为。在他们使用武器阻止妄图武力穿越边界的企图之时，我们的边界卫兵只是履行了自己的职责。那些无视自己的生命安危，蓄意践踏边界的人，理应被处死。
至于希望在这些没用的饭桶中成为英雄的企图，我们十分了解。皮条客霍斯特·威塞尔进行冒险营生时被射杀，却成了纳粹崇拜的对象。那么为什么这个绰号为“花花公子”的同性恋就不能通过跳进洪堡港而成为西柏林这个前线城市的英雄呢？每个人的心目中都有应该受到尊敬的英雄，然而，为西方世界创造新英雄的这些企图实在是太荒谬了……
这种严重扭曲事实真相的报道可以和戈培尔的谎言工厂相媲美。事实的真相应该是这样的，遍观历史，世界上大多数边界护卫只是防止外国人进入，而不是把自己的国民拘押于内。在东德，逃亡的人，不管成功与否，总会被宣称为“特工”或者“罪犯”。日渐坚固的柏林墙、全副武装的边界巡逻队、要塞，以及危险的死亡陷阱，在东德的嘴里都变成了“防御”措施。共产主义政府当局开始把边界围墙称为“反法西斯保护墙”（antifascbistischer Schutzwall）。
在创造这个说法的时候，乌布利希本人表现得非常无耻。8月28日，他在《新德意志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语言比以往更加辛辣：
反革命分子、间谍和颠覆分子、投机倒把者和人贩子、妓女、道德败坏的青年流氓，以及其他破坏人民民主的敌人，正像吸附在一个健康躯体上的蚂蝗和害虫一样吮吸着工农共和国的血液。很自然的，他们很喜欢继续吮吸我们的鲜血和生命力……如果我们不对杂草下手，幼苗就会窒息而死……因此，我们要封住房间的裂缝，关闭通道，以防德国人民的最坏的敌人潜入……
从当时的机密文件可以看出，对柏林墙真实目的的歪曲是多么玩世不恭。几个星期之前，高尼夫元帅在盟国军事代表面前表示出一副慈祥的亲切大叔的形象，欺骗他们关于边界封锁的事情；然而，8月13日之后的那几周，他与东德领导人的通信内容却讲述了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
高尼夫经历过斯大林冷酷的肃清运动，从斯大林格勒到柏林，他率领庞大的军队越过东部前线的炼狱，一手镇压了1956年的匈牙利叛乱。在边界封锁的决定下达之后，高尼夫元帅的任务就是让封锁的边界固若金汤。在他看来，他没有义务将东德人民从其愚蠢的反苏维埃行为所带来的恶果中解救出来。
“边界的军事工程和技术，”高尼夫在给东德国防大臣海因茨·霍夫曼的信中说，“要保证能应对在重要区域可能出现的破坏边界的行为。”高尼夫建议在边界东侧100米处的禁区内设立一个“军事机构”，以便“向叛徒和破坏边界的人开火”。他在这里所说的叛徒或破坏边界的人或许指的是8月24日和29日的两名不幸的遇难者，因为他们企图从东边逃往西边，从而“破坏了边界”。
除了开枪射击之外，对于新的边界控制措施的有效性还存有一些担忧。比如，如何处理运河和湖泊（由于柏林的地理环境，运河与湖泊占了边界的很大一部分）或者所谓的“绿色边界”区域，这些区域蜿蜒穿过树林、公园和其他的开阔地，关于这些问题还有待解决。9、10月期间，逃跑和逃跑的企图还在继续，而且随着边界管制日益加强，逃跑者越来越多，方法更加戏剧性和大胆；这让东德领导那种事业未竟的感觉更强烈了。
9月20日，发生了一起惊心动魄的逃亡，一辆卡车急速冲过了由水泥柱和铁丝网构成的边界屏障，而这种情况恰恰就是专家们所担心的。事情发生在特雷普托区（东柏林）和新克尔恩区（西柏林）之间，因为战前当地政府的异想天开，区域边界终止于兰德维尔运河，因此西柏林的一小块地方就突出到了东柏林。
呈递给乌布利希的官方报告讲述了整个事件的经过：
1961年9月17日，星期天，下午18：25左右，一辆H6型卡车，从格里茨大街的方向开过来，沿着前往西柏林方向的博氏大街（特雷普托行政区）行驶。在靠近海德堡大街之前，司机打了右转灯。据推测，这是为了造成右转进入海德堡大街的假象。
车子继续穿过海德尔堡大街。此时，驻守在施穆勒大街的边境护卫注意到，卡车正在加速。它向右微微转向驶上博氏大街，其目标是一个好的突破点，卡车再次转向街道左侧的人行道，然后冲过设置在那里的铁丝网屏障（连接着水泥柱子），冲进边界左侧的人行道上。左侧的人行道的前端是一个前庭花园，也就是东德与西柏林边界。
当卡车转向西柏林方向时，驻守在施穆勒大街哨岗的人民警察护卫，开始用自动武器扫射。据认为，车内有一人受伤，而另外的3人却逃到了西柏林。
卡车停下来了……就停在西柏林的领土上，仅右尾部的双轮胎超过了花园边界（即边境线）。后来车辆被拖回来。
突破点后来被一群工程师封锁了。
我们已派出一个可靠的党小组，他们独立于边境守卫之外，对所有街道十字路口进行检查，以确定通向西柏林的交通运输已完全封闭。稍后将提交各相关街道的调查报告。
不久，执行任务的边界小组报告说，边界上所有容易被卡车损坏的突破点已经封闭好了，想要再次通过博氏大街上的那种卡车撞击边界的方法逃跑已经不可能。水泥板已经用水泥加固成像坦克陷阱，街道被捣毁，车辆已经无法通行。已经存在的“隔离墙”被加固，墙的顶部还加装了扭曲的钢筋，以紧紧地钳制住带刺铁丝网，让东边的逃亡者知难而退。
然而，很明显，边界机构的力量仍需增强。9月14日，乌布利希下令，共38000人的柏林边界警察护卫统领权从内务部转至国防部。守卫的警察变成了士兵，需要服从军纪。于是，一个新的军职出现了，那就是柏林城市指挥官，军衔为东德人民军少将，直接向国防部长霍夫曼负责。
对边境护卫实施军纪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企图逃亡的人并不仅限于意志坚决的平民百姓。边界屏障建起来后的一个月内，68名特别警察部队成员叛逃到西柏林。其中，有37人是像康拉德·舒曼一样的单独逃亡，有12人是两两结伴逃跑的，还有一次是3人共同逃跑，有一次是4人一起逃到西柏林。
这些叛逃是逃亡计划的成功典范。高级官员、士官和史塔西一直暗中监视哨岗、营房和餐厅里士兵们的言谈，以便将逃亡的企图扼杀在萌芽状态。在所有叛逃的警察中，有3名年龄在18到21岁之间，他们很可能还单身，没有责任，也不会有家人会因其行为受到连累。他们大多数都不是积极的反共产主义者。其中，有3人是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党员，47人是德国统一社会党青年组织的成员。关于这个事情的报告谴责了领导的无能，实际上，这些部队在8月13日前的几周内刚刚成立，依照惯例，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其政治教育还远远不够”。
9月20日上午8：30，在昂纳克的主持下，中央政府的成员召开一个特殊会议。在此次会议上，“边界安全体系的不足之处”被明确表述出来。昂纳克严肃告知到会的部长和军官们，“必须阻止一切跨越边界的企图”。他们就一些事务进行商谈，包括刚提议的“18至20公里边界墙”、修建车辆无法通行的壕沟，以阻止卡车或公共汽车的靠近，增加竖立起来的水泥板和边界屏障，在通往边界通道上铺设少量沙砾，以便更容易侦查，封锁跨区的下水道系统，因为已经有过几例通过下水道逃亡的案例。
令人吃惊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大臣都支持修建一道城墙。史塔西的头目米尔克认为用带刺铁丝网做屏障，“更耐用，也更适合抵御侵越边界的人，”而国防部长霍夫曼则热衷于建立一个由“水泥板和壕沟”组成的防御体系。专家们警告说，在无法建立的区域，墙会形成阴影，而逃亡者则可藏身于阴影之下，抵消混凝土坚固的防御优势。
然而乌布利希对“边界墙”的支持无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的观点是，铁丝网“引诱人们，挑起他们突破边界的企图”。这个观点很快得到证实。从东部区域靠近舍内费尔德机场的格拉斯齐藤到西柏林西南边缘的里奇顿雷德区之间一段边界被称为“绿色边界”，这段长达260码的边界障碍是由带刺铁丝网和水泥柱子构成的，但是10月份的头一个星期里，这段带刺铁丝网被人撕开了，使得这段边界大开。让史塔西感到忧虑的是，该区域边界护卫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因此，边界障碍最终成为围墙，主要是为了阻止东德人继续逃往西边，因为东德人的逃跑已经不计一切代价。领导者们对仍在进行的大量逃亡感到惊愕和沮丧。逃亡者全然无视巨大的风险与领导者的警告，以及成千上万的警察、士兵和各种工作组的阻挠。
基于类似的原因，另外一个门槛也被悄然跨越。1960年7月，在东德边界部队的开枪指南中，有一条限制指令，士兵在朝可能的逃亡者开火的时候，最好是瞄准其腿部，且在此之前需要开枪警告。然而事实上，从1961年8月的第三周开始，既定的枪杀政策开始生效。利特芬和霍夫的死亡表明边界体制已经诉诸武力。
9月20日的会议上颁布的“向叛徒和侵越边界者开火”的密令让整个局势变得更加明朗。
10月6日，掌控边界武装力量的国防部长，发布了一条命令，该命令规定：“为达目的可使用武力”。其主要“目的”是不惜一切代价，阻止逃亡者踏上西德的土地。
10月12日，西柏林边界的铁路货运站发生第三起枪击事件，两名年轻的东柏林人，凌晨的时候被发现试图掰开护栅，逃过边界。遭到追捕时，他们跑回苏联占领区，然而卫兵还是射中了其中一人，21岁的克劳斯·皮特·艾希，枪击给他造成了致命伤。另外一名逃亡者，虽然有军犬追赶，还是幸运地逃掉了。现在，即使只是企图“叛逃”，而且后来返回，也可能会被处死。这可不是个好兆头。
从那以后，东德武装部队成员随意使用武力进行杀戮变得不足为奇。理由很简单，使用一切必要的手段阻止逃亡，如果当局怀疑某位卫兵故意放走逃亡者，会对其进行严厉的军纪惩罚。乌布利希在对自由德国青年组织官员的演讲中，曾明确表态：“应该向所有冒犯我们的人开火……许多人说德国人不能开枪打德国人。但是对付代表帝国主义的无礼的德国人，我们要举起手中的枪，朝他们射击……”
仅有一条规定限制边界卫兵的行动自由：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朝西柏林的领土开火，以避免国际争端。如果阻止了一次逃亡——不论采取任何方式，该卫兵的升职、奖章或加薪将指日可待。因此，边界控制部队成员，以致残甚至可能致死的方式射击逃亡者们的举动，就不难理解了。
于是局势日益紧张起来，10月苏联共产党（CPSU）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将在莫斯科召开，这是一场盛大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预演。
乌布利希希望赫鲁晓夫能利用此次代表大会，正式宣布同东德签署和平协议，并从此承认乌布利希政府在苏联占领区和柏林苏联防区的所有权力，因为从1945年起，这些区域一直处于苏俄占领者的统治之下。接下来，乌布利希就能不遗余力地挤压西柏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