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墙的第一和最后一个受害者分别这样去世：第一个于1961年8月绝望地从贝瑙尔大街一个街区的高楼窗户跳下，当场摔死；最后一个于1989年3月驾乘自制气球在西柏林郊区坠毁，受了致命的重伤。气球的驾驶者和制造者计划乘气球飞越牢不可破的柏林墙。他的确成功地飞越了柏林墙，但运气不佳，撞上了西德的一条电线。要不是他的妻子和孩子在最后关头突然失去勇气，没敢与他同上气球，否则他们定会陪着他共赴黄泉。
第一个受害者采用的方式看起来要容易一些，因为他只是希望跳进西柏林；而最后一位受害者采用的方式就困难多了，因为他居然希望乘坐气球飞过柏林墙。
除了少数几个人，几乎所有的人都感觉柏林墙会永远存在下去。
1978年12月1日，史塔西观察员注意到，在查理检查站的过境区域有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在美国军队哨所的外面，电视台的工作人员正在拍摄一对不知名的男女。上午10点40分，他们拍摄完毕；据报告他们已经离开该地区。然而，大约4个小时后，他们乘坐一辆黑色的普利茅斯轿车回来了，车上挂着美国军事代表团的车牌。一位陆军中士开车送他们通过检查站，进入东柏林。
在他们出示护照后，东德人才知道坐在普利茅斯车内后座的是一对美国夫妻，丈夫罗纳德·里根，67岁，妻子南希·里根，比丈夫小十岁。
和其他旅行者一样，里根夫妇在东柏林巡游一个小时后回到了西柏林。东德政府当局在第一时间发现了里根，而且后来的事实表明，这名男子就是对东德政权及其所代表的一切进行惩罚的人。然而在当时，史塔西观察员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对夫妻是谁。然而这种情况很快就会发生变化。
作为加州前州长，而且很快就会成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里根将给东德带来一个巨大的挑战。然而，东德还面临着另外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已经存在数年，而且其重要性一直都在缓慢而悄悄地增长。
这个挑战以一纸文件的形式到来。文件是欧洲安全暨合作会议的最后决议，也称为《赫尔辛基协定》。在该协定中，关于人权问题的部分内容摘录如下：
与会国要充分尊重人权，尊重公民的基本自由，包括思想自由、道德自由、宗教或信仰自由，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
与会国要促进与鼓励人们有效地行使公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其他权利，这一切自由都源于固有的人格尊严，并对其自由和全面发展至关重要。
其他条款具体涉及到促进行动与思想的自由，以及家庭的团聚。
该协定签署于1975年8月1日。包括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共有来自东西方的35个国家的代表，经过两年的谈判后，签署了这份协定。在芬兰首都的协定签署仪式上，埃里希·昂纳克得意洋洋地坐在西德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和美国总统杰拉尔德·福特中间。昂纳克是合法的、获得国际公认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代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终于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
任何获利都要付出代价。东德领导、权力政治的专家执行者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签署的文件与他们政府所做的一切都相悖，而且，他们在柏林中央建造柏林墙这种行为更是该协定不允许的。
普通东德人很快就领会了该协定的真谛。1967年7月10日，萨克森州里萨市一名46岁的医生，名叫卡尔·海因茨·尼奇克，创作了一份“全面获得人权的请愿书”。根据《赫尔辛基协定》，尼奇克和其余33位东德公民签署了这份请愿书，上面写有他们的全名和地址。请愿书要求东德政府遵守协定保障的“自由选择工作和生活地方的权利”，允许他们自由前往西德。他们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国务院、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和西方媒体递送了这份请愿书。
里萨市和卡尔马克思城（开姆尼茨）周围地区的其他公民很快就表达了他们对这份文件的支持。许多人被史塔西逮捕，并依据东德无所不包的法律判处了他们相应的刑罚。东德法律禁止“反国家的鼓动”和“反国家的联合”。尼奇克被监禁和审问了两年；1977年8月，他被西德政府当局拿钱赎了出来。
尼奇克的案例非但没能打击移民运动，还起到了激励民众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初，集体申请出境签证变得更加普遍。西方的一些组织，比如“赫尔辛基观察”组织（后改名为人权观察组织）公布了这些人受到迫害的情况。1984年，要求去境外旅行的东德公民挤满了西方国家在东柏林的大使馆。
对此，东德政府的反应是建立史塔西特别小组，阻止东德公民申请离开。申请离开者在工作或学习场所面临更大的压力。多次申请的人会被抓去接受审讯，有时还会背上叛国的罪名，而叛国在东德的界定非常宽泛。除了申请出境签证之外，还存在一些更微妙的抗议形式，如静静地守夜，在车上拴着象征性的白色缎带等。对此，东德政府会以微妙的策略加以回应。史塔西会渗透到持不同政见者的团体中，分化这些团体，有时还会煽动、诱使示威者采取极端行动，从而让政府有借口干预和惩罚示威者。
史塔西的渗透行为在东德教会案例中特别严重。在乌布利希统治时期，基督教组织遭受了重创。昂纳克一生都是反宗教斗士，而且他很快就意识到新教教堂在庇护持不同政见者，包括朋克和反战主义者。
昂纳克认定，必须采取一些措施。昂纳克不愿采用以前斯大林式的、无情的方式粉碎传教活动，同时，他还不得不考虑讨厌的《赫尔辛基协定》。于是，1978年3月，昂纳克会见了教会领袖。首先，他称赞教堂对和平事业作出的贡献，称赞他们作为“积极的社会因素”发挥的作用。然后，昂纳克提出了一个协定。东德政府容许教堂在印刷品、广播和教堂自由传播宗教言论，承诺给养老院和宗教墓地拨款，还允许牧师访问国家监狱中的囚犯。但作为回报，教会领袖要控制那些蜂拥进入教堂避难的人。
东德政府当局和教会之间的协议成功维持了一段时间。许多年轻的东德人，即1940年后出生的那一代人，主要生活在“乌布利希时代”，而非希特勒时代。在被征召进入东德人民军和担任非战斗的“工程兵”（Bausoldaten）时，大多数青年人都呼吁以和平主义的方式表示抗议。对于这类人，东德政府的界定是可以让他们不去武装部队服役，但同时也认定他们不“忠诚”。退役后，这些人无法进入医药、法律或大学等行业工作。对这些年轻人来说，教会是一个自由的、受保护的地方，他们可以在这里从事一些朴素的职业，不用向共产主义政府摇尾乞怜。
雷纳·艾培曼，一名影响重大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代表很多在柏林墙阴影下长大的人，亲口承认，他加入教堂是基于务实而非纯粹的宗教方面的考虑：
我问自己，为了在“这个国家”过上一种满足甚至是幸福的生活，我能从事什么？对我来说，唯一的答案是：牧师……很明显，只有研究神学才能为我提供一点点精神自由。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另类场景”开始在东德出现。一些有聪明才智、有批判意识的年轻人无法以传统渠道融入这个社会，于是他们成立了自己的亚文化圈，并在其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们随遇而安。
柏林墙建造前一年，马蒂亚斯·纽茨纳出生于萨克森；他本来希望学习航空工程，但因为他的哥哥已经逃到西德，所以他被划为政治上不可靠的人。这就意味着，马蒂亚斯被禁止进入航空工业领域，原因是在航空工业工作能让他有机会接触到飞机，而他有可能自己驾乘飞机飞到西德。结果，他进入了东德的计算机工业。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东德的计算机工业是新兴工业，尚处于襁褓之中。东德希望扩大其工业基地，所以抓紧发展计算机工业。纽茨纳学习了编程和处理数据库。
20世纪80年代，马蒂亚斯和他的朋友们成为炙手可热的专家，而陷于困境之中的国企经理们不得不求助于他们使用屏幕与键盘造成的奇迹，解决后勤和供应问题。东德切花式分销网络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靠他们的电脑程序，这让他们有了特别的地位，同时还让他们有机会挣到很多钱。他们并不依赖于东德政府，而且经常参与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纽茨纳是一个坚定的和平主义者，经常抽出时间做自己感兴趣的事，如采访幸存者，记录盟军轰炸德国城市的口述历史。在所谓的“优惠”体系中，通过虚拟的物物交换，纽茨纳总能通过自己的电脑工作换来使用别人的货车或卡车，而且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终结。通过这种非官方的“黑”经济，东德人的生活才稍微能够忍受。“黑”经济能让货物和服务的交换远离政府僵化而贪婪的控制。其实，东德政府也在从事这种“黑”经济行为。“商业协调部”就是其典型代表。
纽茨纳从未申请过离开东德。20世纪80年代初，东德出现了出境签证的申请浪潮，迫使政府在1984年最初的几个月内签发了大量的许可证，作为取悦西方政治家朋友和银行家朋友的一个姿态；同时，东德政府还采取了一些手段压制出境签证的申请运动。在取悦西方国家的政治家和银行家朋友方面，东德政府可能取得了一些成效。东德政府压制出口签证申请的行动一败涂地。申请出境签证的人数在不断增加。史塔西可以瓦解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可以迫害这些运动的领袖，却无法应对出境签证运动。出境签证运动是一种接近本能的力量，这种力量是《赫尔辛基协定》从东德人民无意识的深处唤醒的魔鬼。
里根夫妇在查理检查站前摆姿势拍照两年后，即1981年1月20日，罗纳德·威尔逊·里根宣誓就任美国第四十届总统。
里根总统上任伊始，共和党政府并没有对东德政权构成多少直接的威胁。
共和党政府代表的是一种残酷的反革命信念。里根政府在中美洲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对抗马克思主义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支持穆斯林游击队员对抗苏联，支持美国在阿富汗的附庸政权。20世纪50年代以来，苏联一直都在咄咄逼人地推动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现在美国也敢于模仿并采取此类行动了。20年前，彬彬有礼的哈罗德·麦克米伦认为自己应该缓和美国所谓的极端政策。受过经典教育的麦克米伦总喜欢把自己的国家看做是明智的、有教养的“希腊”，而把美国看做是原始的、受权力驱使的“罗马”。20年后，里根得到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鼎力支持；而撒切尔夫人也毫不妥协地反对共产主义，支持资本主义。
20世纪70年代末，苏俄开始启用SS-20中程核导弹，射程约为2700英里。虽然这些导弹部署在苏联本土，但向西它们可以打击葡萄牙境内的目标，向东则可以打击日本境内的目标。对此，美国立即作出回应，启用潘兴Ⅱ导弹。潘兴Ⅱ导弹的射程不足SS-20中程核导弹射程的一半，但精准度更高。在即将卸任时，民主党总统卡特已经做好准备，将潘兴Ⅱ导弹装备起来；同时，因为希望维持缓和的国际关系，他同苏联签署了复杂且问题重重的《美苏限制战略武器条约——Ⅱ（SALTⅡ）》，削减武器。
1979年圣诞节，苏联入侵阿富汗。卡特在其总统任期内曾作为缓和国际关系的使者，现在搁置了《美苏限制战略武器条约——Ⅱ（SALTⅡ）》，要求增加美国的军费预算，同时对东部集团进行制裁，限制粮食和技术出口。此外，美国也抵制了1980年的莫斯科夏季奥运会。
1981年1月，里根成为美国总统，但冷战的热度已大大降低。里根继续推行卡特的计划，在西欧部署新一代中程导弹，计划更大规模地增加军费预算，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重启新一轮的反共产主义言辞。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西方国家首次出现此类反共言辞。反共言辞让里根的决定（如果卡特再次当选的话，他的决定可能与此相差不大）更“辛辣”，更引人注目。
随后就是一段时间的紧张对峙。尽管遭到了整个欧洲大陆的抗议，潘兴和“巡航”导弹还是部署到了西欧。1983年，里根总统作出了一个决定，而这个决定被许多人认为是天才之举。他宣布要打破这种“共同毁灭”的僵局，发展一个前瞻性的反导弹系统，确保能够防止苏联的核弹头进入美国的领土。这个想法似乎来自好莱坞的科幻史诗片（此类的电影中谈论了很多关于激光束的事情），而这个想法就成为后来大家熟知的“星球大战”计划。
里根的宣言在莫斯科造成了一片恐慌。苏联愈加坚信美国或许能实现这种威胁，士气日益低落。苏联防空部队处于全面戒备状态，气氛变得非常紧张。那年9月，韩国民用飞机越过远东地区误入苏联领空时，被苏联防空部队击落，而且是莫斯科直接下的命令。
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继赫鲁晓夫之后成为苏联领导人，1982年11月，还有几周就到76岁的他去世了。勃列日涅夫执掌苏联最高权力达18年之久。继承勃列日涅夫成为苏联领袖的是克格勃头目——尤里·安德罗波夫。安德罗波夫执政的时间只有16个月。在69岁高龄，因为肾脏疾病的困扰，1984年2月，安德罗波夫让位给72岁的老人——康斯坦丁·契尔年科。契尔年科是一个保守派人物，健康状况也不佳，掌握政权的时间也仅仅13个月。
在第一届总统任期内，里根已经70多岁了，但他的苏联对手都是虚弱和病怏怏的。1982年，随着西德“社会——自由”联合政府的结束，社会民主党的赫尔穆特·科尔接替赫尔穆特·施密特，成为西德总理，里根总统的国际立场变得更加咄咄逼人。整个80年代，在北约最重要的4个大国中，3个国家的领导人都是右派人士。而来自东方集团的保守派神学家，卡罗尔·约泽夫·沃伊蒂瓦当选成为罗马天主教廷的领袖，成为教皇约翰·保罗二世。
奇怪的是，在此期间，尽管20世纪70年代末国际缓和政策被抛弃，苏联和美国又恢复了对抗立场，但两个德国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受到严重的影响，甚至还有好转。
诚然，在西德土地上部署潘兴导弹造成了小规模的恶意的宣传冲突。尽管如此，在保守的科尔当选为西德总理后，昂纳克还是多次被邀请访问波恩。1984年秋苏联的否决阻止了昂纳克对西德的访问。1984年8月，苏联领袖在克里姆林宫召见昂纳克，强迫他取消了既定的访问西德的行程。苏联方面有明显的担忧，东德正在过分依赖西德的贷款和补偿，而苏联的不安是绝对正确的。
苏联政治局内一位年轻的委员投票反对昂纳克访问西德。他就是54岁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苏联共产党第二书记。1985年，契尔年科去世后，戈尔巴乔夫的同僚厌倦了老人政治的政府体制，推选他为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成为苏联实际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出生于1917年革命之后，倡导改革，而他的改革理念有几个原则：公开化（glasnost）、改组（perestroika）和加快步伐（uskoreniye）。
改革是苏联期盼已久的东西。苏联的体制存在非常严重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已经存在太久了。但在东德，老人们仍然牢牢地控制着政权。尽管非常依赖西德的贷款，同时还面临着出境签证运动带来的持续压力，东德当权者仍然声称东德的政府体制是两个德国中更好的，是整个世界上最好的。
事实上，东德在苏联集团之外毫无竞争力。从19世纪初到第三帝国时期，图林根州和萨克森州都始终走在工业和技术革命的最前沿。然而，战争期间的轰炸，苏联以战争赔款为借口拆卸厂房、搬走机器，苛责的工业社会化，专业管理、资本、专利和技术工人大量流向西德，这些都大大地削弱了东德的经济基础。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萨克森州和毗邻的波西米亚（现为捷克共和国），在欧洲拥有最高的净产值。人口40万的开姆尼茨被称为“德国的曼彻斯特”。在第三帝国崩溃前，德累斯顿有大量的相机和打字机工厂以及电子工厂，是德国发展第二快的城市，仅次于柏林。莱比锡、马德堡、哈雷和耶拿都是蓬勃发展的制造业中心。
从1939年的人均工业产值来看，在后来成为东德控制的区域，年人均工业产值达725马克；而在后来成为西德控制的区域，年人均工业产值只有609马克。
以萨克森州的大都市莱比锡为例。1945年后，大部分出版业、烟草业、印刷业（包括捷德公司，世界上最大的纸币印刷公司），几乎所有大型的产业都离开莱比锡前往西德了。同样，德国书目与版权图书馆迁往法兰克福，德国足球协会也迁往法兰克福。
战后，蔡司公司的高级管理机构从耶拿和德累斯顿迁到了西德。虽然光学器件和相机生产工厂还在东德，而且与其他行业相比，做得也算很好，但这个品牌在全球范围内的复苏还是基于斯图加特附近新的、现代化的工厂。威娜是头发护理、化妆品和香水领域国际市场的领跑者，1880年创建于萨克森州的罗斯科尔庆，后来也搬迁到了西德美国占领区内的达姆施塔特。东柏林制动系统的制造商——克诺尔制动公司也搬到了慕尼黑。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在西德，马歇尔计划激发了勤奋而且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群的创造力和活力，而东德迁徙过来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也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所以，西德才创造了著名的“经济奇迹”。东德本来应该更有优势，但因为官僚政治、依然存在的计划命令机构，以及各种各样的“新路线”政策等，东德的经济基础从来就没有真正恢复。
一个经济学家写道：“在200年的德国工业史上，或许在整个世界工业史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类似从东德向西德的迁徙，因为这种技术迁移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尽管如此，由于成功地从西德获取了贷款，以及与东方集团国家和部分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相对有利的贸易条款，尽管存在原材料和能源方面的问题以及天价的贸易赤字，东德依然维持成功的表象。随着东德越来越接近其40周年国庆，对于许多不知情的人来说，和贪婪、压力巨大的西方资本主义比较起来，东德代表了一种自信、进步、人人平等的国家体制。
这些人没有看到，或许是不希望看到东德境内被污染的城市和破旧的建筑，他们没有经历过突然的、原因不明的、奇怪的物质短缺，没有看到官僚机构的拖延和东德普通平民所遭受的种种限制。他们没有将万特利兹精英人物的生活与东德普通人的生活进行对比。
几乎没有人怀疑过东德正在接近末日。但东德的末日，如同白纸黑字，已经写在柏林墙上了。
1987年9月，昂纳克实现了五年来一直藏在心里的愿望——对西德进行国事访问。
终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昂纳克感觉到他们可以和更强大、更繁荣的邻国平起平坐了。
访问的幕后工作并不轻松。难民组织对于邀请“暴君”和“苏联代理人”昂纳克进行国事访问表示出了极大的愤慨，许多在西德很有名望的右派人士也对此表示怀疑。有人企图尽力避免让西德总统去接待昂纳克，还有人试图阻止昂纳克进入波恩，但最后西德还是作出了让步。
昂纳克受到了有尊严的、礼貌的，甚至是友好的接待。然而，通过各种微妙的方式，西德还是清楚地表明，昂纳克并不是外国贵宾，东德也不是外国。官方对此行的描述是“工作访问”，而非国事访问。前总理维利·勃兰特描述了接待昂纳克的礼仪的奇怪改变：
我感到既有趣，又有点吃惊，因为我看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委员会的主席在总理府前受到接待，而接待仪式的规格稍微有点降低：仪仗队的排场有点小，指挥仪仗队的并不是其指挥官，而是他的副手，仪仗队只演奏了圣歌，并没有演奏国歌。
只有7个摩托车警卫护送昂纳克的豪华轿车前往波恩，没有邀请外交使团出席这次国宴和招待仪式，以表明这不是一个“国际性”的事件。
关于重新统一的原则性问题，总理科尔并没有直言不讳。在一个场合，该场合会在东德电视节目中播出，科尔提到德国人有权以“完全自决的方式完成德国的统一和实现德国的自由”。昂纳克只得反驳说，东德和西德之间的关系“由这个世界的现实情况决定”；昂纳克显示出了自己的勇气，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势同水火，无法相融。”所有的电视观众都能看到，并且两人会面的照片也清晰地显示出昂纳克比高大的西德总理科尔要矮小，科尔身高接近6英尺4英寸，体重约280磅，远远超过昂纳克。看到两人站在一起，人们会不自觉地想起一个关于“大德国”和“小德国”的隐喻。
从某种程度上说，离开波恩那个暗藏危险和处处遭人嫉妒的统治集团时，昂纳克一定松了一口气。离开波恩后，昂纳克开始访问西德的各个省份。他在杜塞尔多夫受到了接待，这里是鲁尔工业区的首府，或许也是西德强大工业力量的基础。他访问了卡尔·马克思的出生地特里尔和伍珀塔尔的巴冕城。巴冕城是共产主义的另一位创始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故乡。19世纪最初的10年，恩格斯在巴冕城长大，其父是一个富有的纺织品制造商。昂纳克甚至还在埃森豪华的克虏伯庄园内宴请了原居住于此的克虏伯家族。这个庄园是德国资本主义最成功和政治最腐败时期的象征。
埃里希·昂纳克拜访家乡的行程虽然短暂，却蕴含着强烈的感情，让人瞥见了他人性的一面。昂纳克的家乡位于萨尔州的威贝尔斯克庆，在德国西部，距离法国边界很近。刚一到达家乡，昂纳克就去看望了他的姐姐。她仍然住在家族的房子中，经常去父母的坟前扫墓。昂纳克父母的坟就坐落在当地的一个公墓中。当他听到矿工合唱队演唱着他青年时期的歌曲时，这位强势领导人的眼睛湿润了。他用带有家乡特色的方言和当地人愉快地聊天。当然，人群中有嘘声，有人高呼“杀人犯”，还有人举起一些充满敌意或嘲讽的标语，但大体上，萨尔州还是以其特有的刚毅和赞赏之心迎接他们失散多年的儿子。萨尔州的州长，社会民主党左派政治家奥斯卡·拉方丹告诉昂纳克：“这里的人们还是感觉到一定程度的满意，甚至是骄傲，因为一个在萨尔州出生的人现在正统治着普鲁士人和撒克逊人”。
因为情绪太过激动，昂纳克在最后的演讲中偏离了准备好的演讲稿。这是首次出现这样的情况。他说，“现实的情况是两个德国在两个强大的集团之中”，意外就在此时出现了，他说，“边界本不应该存在”；“总有一天”，他补充说，“情况会变成‘边界不再分裂我们，而是团结我们’”。
记者疯狂了。苏联人也疯狂了。昂纳克的讲话正在东德进行现场直播。节目播出几分钟内，苏联驻东德大使就同政治局负责安全事务的埃贡·克伦茨通了电话。克伦茨52岁，被认定是昂纳克的继任者。苏联大使告诉克伦茨，莫斯科对昂纳克的演讲很不满。其实，如果仔细查看昂纳克的讲话，可以看出他并没有放弃什么，但使用“统一”这个词语，不论是在什么情况下，对苏联来说，都是非常危险的。
昂纳克抵达访问的最后一站慕尼黑之前，已经恢复了镇定。奇怪的是，德国最强大的共产主义者在德国保守主义之都受到了巴伐利亚州长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的宴请，施特劳斯曾在5年前帮助安排了对东德的重要贷款。作为巴伐利亚州长期自治传统的一个标志，乐队在接待仪式上演奏了三国国歌。出席接待仪式的有西德人、东德人和巴伐利亚人。护送昂纳克时，摩托车护送警卫是全员上阵的。
返回东柏林几天后，埃里希·昂纳克政治局同僚提交了篇幅颇长的凯旋报告，共170页。报告称，昂纳克的访问“具有深远的影响和重要的历史意义”，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独立和主权的明证。西德被迫把“昂纳克同志作为另一个主权国家的元首对待……这表明，全世界都清楚地看到，两个德意志国家是独立和平等的……”
与此同时，史塔西在东德内部进行了一次广泛的民意调查，并特别提到昂纳克对西德的访问。据史塔西的报告，“进步的市民”认为，这次访问证明了东德的主权地位；然而，青年人却认为这“标志着柏林墙和传统的西德帝国主义负面形象的退化”。
昂纳克结束了轻松的西德之行。除了科尔提到整个德国的自主权和沿途一些小规模示威活动外，东德领导人可以而且也的确认为此行程是东德公关关系的一大成就。
当然，这不会改变什么。东德仍然面临严重的财政困境，而且与莫斯科改革派领导人的关系也很冷谈。一方面，戈尔巴乔夫集团认为，东德太过斯大林主义化；另一方面，昂纳克及其支持者过于接近西德（和他们的慷慨贷款机构），这让苏联觉得不舒服。如果说这次访问有什么后果的话，那么此行只是进一步恶化了东德与莫斯科的关系。在宣布访问西德之前，昂纳克并没有征询戈尔巴乔夫的意见，而这是苏俄人永远都无法忘记的蔑视。
就柏林墙和东西德之间增强的边界而言，昂纳克对西德的访问也没有改变什么。虽然20世纪80年代早期，作为西德贷款交易的一部分，东西德边界之间的自动开火设施已经移走，柏林市内臭名昭著的军犬巡逻也已取消，但柏林墙仍然存在，而且和以往一样致命。
1987年9月，昂纳克还在访问西德时，柏林墙的问题就提出来了。在与西德总理科尔的一次亲密会晤中，西德领导人看似随意地对东德“格杀勿论”的命令表示质疑。从东柏林前往西德前，昂纳克为这种可能出现的问题准备好了答案。他的助手早就找到了应对的措辞，就是西德边防警察在紧急情况下可以使用武器的规则。昂纳克讲出这些措辞，并说，这个命令“是为了我们的人民，就像你们使用武器也是为了人民一样”。当然，在西德，“鸣枪警告”有明文规定。昂纳克轻声地向科尔保证：“我们并不想杀死任何人。但在保密的军事区域，人们必须得遵守规则”。
不管怎样，问题并不会自动消失。过去5年内（包括1982-1986年），共有六人死于柏林墙。最糟糕的情况发生在1986年，共有三人遇难，其中两人试图驾驶卡车撞击边界墙，从而进入西柏林。卡车刚停在无人区，一阵弹雨倾泻在卡车上，车内的人立刻死于非命。这次杀戮无法掩盖，因为边界西侧的许多人看到了全过程。但在这两个人惨遭杀戮后，东德当局采取了这样的方式，“抵赖”谋杀。
迈克尔·比特纳是一个25岁的砖瓦匠，生于1961年8月31日。他的年龄只比柏林墙的历史短了几天。
比特纳已经几次申请离开东德，均未成功。1986年11月24日，大约凌晨1点，比特纳从格利尼克和诺德巴哈郊区靠近柏林墙，那里与西柏林的法国占领区毗邻。比特纳携带了一架10英尺长的木梯。借助木梯，比特纳成功翻越了第一道腹地墙。但他碰到了能发出警报的第二道墙，触发了警报和自动探照灯，引起了两名边境警察的注意，当时他们正在约200米远的地方巡逻。比特纳奋力跑过“死亡地带”，但边境警察发现了他，并呵斥他停下，比特纳没有停下。警察鸣枪示警，但比特纳仍然往西柏林方向跑。事实上，比特纳已经到达了与西德比邻的边界墙，并设法攀了上去。两名警察持有的自动武器开始疯狂射击。比特纳中弹，绝望地高呼：“让我过去！”这是他的遗言。迈克尔·比特纳被几枚子弹击中后，倒回东德的领土。半小时后，他死了，原因是心脏壁破裂。
为了掩盖这次杀戮，东德政府当局居然假装这个事情没有发生。比特纳死亡几个小时后，史塔西就开始行动，掩盖事情的真相。死亡证明和验尸报告被毁。东德政府当局称，比特纳与西德逃亡组织（或“人贩子”）有染，已被成功买到西德。让人忍俊不禁的是，东德政府当局甚至签发了逮捕比特纳的逮捕令。在东德存在期间，逮捕令一直有效。东德政府当局告诉比特纳的哥哥和母亲，说比特纳已逃往西柏林。多年来，他们一直都抱有一丝希望，希望东德政府当局说的是真话。1990年，东德政府的文件解密，他们才知道比特纳的死亡真相以及政府当局随后进行的掩饰行动。
三个月后发生了更糟糕的事情。1987年2月12日，24岁的鲁茨·施密特和朋友彼得·舒尔茨试图以一辆卡车撞击柏林南部郊区的边界墙，那里靠近东柏林的舍纳费尔德机场。那天雾很大。混乱中，他们几乎撞上一辆正在边境区域巡逻的卡车。他们把车开出道路，车轮陷入软土地面。两个年轻人跑下车，开始徒步翻越边界墙。边境警察开枪射击。施密特的心脏被子弹击穿，立刻倒地身亡。不可思议的是，在弹雨中，舒尔茨继续攀爬边界墙，并成功进入西柏林的新克尔恩区。或许是大雾救了他的命，因为那天的能见度很低。
和比特纳的情况一样，东德政府当局立刻就掩盖了这个事件的真相。施密特的妻子知道，施密特已经中枪而死，但她被史塔西强迫去证明东德政府当局编造的故事，即施密特死于一次不幸的交通事故。他们没有把施密特的衣服交还给她，也不允许任何人查看施密特的遗体。史塔西直接操办了施密特的葬礼，火化了他的遗体。邻居对这个官方故事表示怀疑，于是，史塔西立刻强行将施密特的遗孀搬迁到东柏林的其他地方。在新的居住地，没人知道她的悲惨遭遇。
此后将近两年，没人因柏林墙而死。其实在东德的大多数地方，东德人已经放弃了此类离开这个工农国家的危险方法。他们选择申请出境签证。
1984年，东德政府颁发了3万张出境签证；1985年，出境签证的申请人数为2.7万人；1986年，申请人数骤然上升到5.8万人。1987年，鲁茨·施密特死于柏林墙下，昂纳克也访问了西德；就在这一年，出境许可证的申请人数猛增加到11.2万。东德的普通市民不像以前那样害怕东德政府了，而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复杂。他们想要离开东德，而且他们也准备表达出自己的愿望。
1984年，史塔西记录的“逐出”（Ausscbleusungen）人数不到40个，所谓“逐出”就是有组织地逃离东德。20世纪60年代，有组织地逃离东德的人数达到了上千人，而在20世纪70年代，有组织地逃离东德的人数只有数百人，到了80年代，逃离东德的人数已经很少，几乎没有什么政治或统计意义。东德人面临的压力在增加，虽然是一种不同的压力，而且不那么引人注目，但对东德来说却更加致命。
在西德，很少有左派或右派的政治家还在大谈特谈柏林墙，也很少有政治家愤怒地声讨柏林墙，或公开支持东德境内持不同政见的人。当然，例外总是存在的。面对西德政治家的消极，西德联邦议会中德国绿党的代表，勇敢的佩特拉·凯利在前往东德出差的时候，开诚布公地说出了她的想法。“缓和”这一概念源于20世纪60年代，是一种缓慢而微妙的策略，目的是让所有德国人进行公决；20世纪80年代，人们关注的只是实现这一策略的方式，而对策略要达到的结果已经完全遗忘。
人们对柏林墙的态度日益宽松，而唯一对这种宽松态度发起挑战的重要政治家就是罗纳德·里根。1978年，里根在查理检查站引起了史塔西的注意。尽管罗纳德·里根已经76岁，而且其第二届总统任期也已经过半，但他并没有失去其激烈、非外交渠道地反共努力。1987年6月，里根来到西柏林，参加柏林750周年的庆祝活动。
里根总统在勃兰登堡门前高呼：“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如果你要寻求和平，如果你想为苏联和东欧寻求繁荣，如果你想寻求开放，请你来这里，戈尔巴乔夫先生，请打开这道门。戈尔巴乔夫先生，请拆除这堵墙。”
三个月后，昂纳克在西德受到了隆重的接待。没有人会不礼貌地提出一些问题，如关于柏林墙，关于柏林墙带来的死亡，关于东德境内依然遭受史塔西迫害的持不同政见者，关于东德人在填写出境签证申请前仍然面临的危险，尽管这些都是事实。1987年，一位杰出的社会民主党人概括了大多数西德政治家的态度，他宣称：“重新统一就是一个弥天大谎！”（Die Wiedervereinigung ist eine Lebensluge！）他就是格哈德·施罗德，继赫尔穆特·科尔之后出任德国的总理。
看起来东德正在成为国际舞台上一个永久的、被认可的国家。1982年，社会民主党成立了一个所谓的“基本价值观联合委员会”。它就像一个聊天俱乐部，在俱乐部热情的招待中，东德的政党官员和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家一起讨论两国都关心的问题。在全世界看来，德国统一社会党就像一个民主党派，正在政治市场上角逐自己的一席之地。
所有这一切都让东德获得了新的尊重，所以，东德领导人在1989年欢欣鼓舞、充满自信也就不足为怪了。似乎没有人准备挑战他们的权威或合法性。
虽然昂纳克及其支持者还在继续推行其强硬的意识形态路线，但在东德的某些地方已经出现自由化的迹象。昂纳克非常善于发表一些安抚性的陈词滥调，以便让西德的赞助人高兴。1987年7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正式废除死刑。正如昂纳克在1987年9月告诉科尔，没人希望看到在所谓的东西德边境有人死亡，所以他继续否认“格杀勿论”的命令。
1989年2月，就在前一个柏林墙的受害者去世两年后，一位年轻的东柏林人决定去检验一下东德政府的新人道主义声明是否属实。
克里斯·高佛瑞是一名酒吧男招待，20岁，5月他将被征去东德军队服役，但他不想去。克里斯想去旅行，尤其想去美国。后来，他和朋友克里斯汀·高迪恩从一个熟人那里探听到一个消息。这个熟人在图林根州边境警察部队服役，他告诉他们，“格杀勿论”的命令已经秘密地取消了。这真是令人振奋的消息。
1989年2月5日，大约晚上11点，两个年轻男子靠近与西柏林相邻的边境，边境在那里沿布里茨区运河延伸。那是一个寒冷的夜晚，气温为零下3摄氏度（华氏27度）。两人悄悄经过一个荒芜的“周末聚集地”，小块的菜园地，每块园地上都有一栋小屋，柏林人喜欢在周末和夏季来这些小屋放松。这对朋友把花园锄的锥形头弄下来，并把它绑在一根结实的绳子上。他们计划用这个简易的抓钩帮助他们通过第一道腹地墙。他们成功地过了这一关，没有被发现。前面5米远的地方是一道低一点的围墙，他们也成功地爬了过去，没有遇到任何麻烦。也许他们听到的消息是真的，柏林墙已经不会对人造成伤害了？然而，警报系统依然存在，而且他们不小心触动了警报，探照灯瞬间就照亮了整片区域。
真相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警报声让附近瞭望塔中的边境警察知道有边界侵越者，他们鸣枪示警。为了跑出边境警察的视线，两个年轻人朝边界平行的方向沿之字路线逃跑，克里斯在前面跑，疯狂地寻找可以越过最后一道边界墙的道路。越过边界墙后就是运河。
片刻之间，他们就悲哀地意识到，“格杀勿论”命令并非一纸空文。两名边界警察径直朝他们跑来，他们立刻被一阵弹雨覆盖。高佛瑞共中了10枪，都在胸部，当场死亡。他同伴的脚被击伤，跌倒在地。
克里斯汀·高迪恩被逮捕，并被治愈，然后受到审判。东德政府当局再次企图掩盖克里斯·高佛瑞的死因，但这次失败了。在东柏林的《柏林日报》上，西柏林人看到了一个死亡讣告，讣告中把克里斯·高佛瑞死亡的事件称为“悲剧性的事故”。
克里斯·高佛瑞的母亲被禁止去看他的遗体。根据史塔西的惯常做法，克里斯·高佛瑞的遗体被火化，而这违背了他家人的意愿。西德《法兰克福评论报》的一名记者溜过史塔西的警戒圈，参加了克里斯·高佛瑞的葬礼，从而让全世界知道了这场杀戮的真相。
柏林墙下的死亡首次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抗议。当年4月，昂纳克取消了“格杀勿论”的命令。但这对克里斯·高佛瑞来说已经太晚了。
东德从未承认过该命令的存在，所以昂纳克的决定仍然是一个国家机密。国际社会的抗议让东德政权很不安，在克里斯·高佛瑞死亡的官方报告中，并没有提到射击或克里斯·高佛瑞遭受的致命枪伤。报告以委婉的官方语言简单地宣称，“边防警卫进行边境活动，逮捕了两个侵越边境的人”。1989年，在边界开枪杀人已经变得让人无法忍受，而且万特利茨被宠坏的老人也明白这一点。
尽管如此，柏林墙还是自豪而丑陋地存在着。其坚固的障碍物，屏障上的尖刺、带刺铁丝网、警报器以及瞭望塔，看起来固若金汤，似乎会永远存留下去。柏林墙的命运不会由柏林人决定；事实上，决定柏林墙命运的人远在几百英里之外。这些重要人物认定，需要通过枪炮和带刺铁丝网来增强的共产主义并不值得存在。
马其诺防线是历史上另一道伟大的防御墙，沿德国边境从法国东北部的隆维向南延伸到巴塞尔附近的瑞士边界。该防线是一名法国精英人士发明的。因为1914到1918年的战争毁掉了他们的家园，他决定要防止此类可怕战争冲突的重演。有了这条防线，德国的入侵就不再可能，至少他们这样认为。
修建马其诺防线的想法来自法国的最高指挥官——陆军元帅霞飞。这个想法得到了传奇元帅贝当的支持，而贝当负责凡尔登的防御。凡尔登是西部战线上最好的堡垒，第一次世界大战似乎表明，法国可以通过一系列类似的堡垒链条来保护自己。这个想法的具体实施是由安德烈·马其诺来完成的。20世纪20年代后期，安德烈·马其诺担任法国的国防部长，并在1930年到1936年修建了马其诺防线，花费30亿法郎（大约相当于1933年的1.2亿美元，依照当前汇率计算，大概相当于20亿美元）。
马其诺防线的混凝土墙厚度超过以往任何堡垒的厚度。大炮设置在钢板制成的巨大转盘上。马其诺防线建有娱乐区、生活区，而且很多生活区都有空调，还有数量巨大的地下仓库。地下通道连接马奇诺防线的各个据点，所以部队可以迅速移动到防线上受到威胁的地点。隧道总长度超过150公里，有39个军事单位，70个掩体，500个炮兵和步兵团，以及500个大炮掩体、庇护所和瞭望塔。
坚固的防线面临一个问题。一位富有进取心的坦克军团上校夏尔·戴高乐在20世纪30年代初指出，未来战争不可能是静态的，移动装甲部队和空中力量将变得越来越具有决定性。此外，作为法国的盟国，曾经与法国共同组成同盟防御体系的比利时于1936年宣布中立。这使法国北部侧翼陷入了尴尬的不设防境地。法国匆忙沿着比利时边界修建了一些新的断断续续的要塞，继续宣称马其诺防线固若金汤。马其诺防线让许多人，尤其是法国人，印象颇深。
1940年5月和6月，德国军队展开攻势。德国的进攻部队为3个集团军，阵型像一把巨大的“镰刀”。第一军团在莱茵河边境按兵不动，吸引了大量的法军部队，而那里是马其诺防线最坚固的地方。第二集团军往北侵入中立国荷兰和比利时。第三军团才是“百搭牌”，主要由机动装甲部队和机械化部队组成，偷偷地溜过阿登森林，进入了比利时东部和卢森堡。
法国对阿登地区的防守掉以轻心，因为大多数法国人认为密集的林地很难被穿越。为了证明他们的错误，德国装甲先锋部队在几天内就挺进到法国的东北部，从后方切断了马其诺防线。法国在一个月内陷落，而投入如此之多的财力和信任的马其诺防线却未开一枪一炮。
1940年，德国人通过迂回的方式解决了马其诺防线的问题。被中国长城拒之于外的“野蛮人”也经常采用这种迂回的战略绕过长城。1989年，被柏林墙囚禁的东德人也只好采取迂回的战略。
1月18日，埃里希·昂纳克期待着他77岁的生日和东德的40周年国庆。昂纳克自信地吹嘘，“只要其存在的原因没有发生改变，”柏林墙“仍将存在50或100年”。尽管三天前东德在“赫尔辛基进程”中签署了另外一份条约，该条约明确指出，任何个人都拥有“不受限制地离开……和返回自己祖国的权利”。之后，昂纳克轻松地向苏联大使解释说：“我们发出指令签署条约，但我们不会执行它”。
为了创造百年柏林墙，东德也制定了自己的计划。当然，柏林墙会成为“高科技”的柏林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先进、更坚不可摧。电子传感器和摄像机使得边境警察能够在逃跑者抵达真正的防御工事前就侦测到并挫败他们的企图，这种方式可以减少不幸的死亡，因为这样的事件大大地损坏了东德政府的形象。
在一份充满东德行话的经典著作中，一名边界武装力量的指挥官说：“在维持高安全性的同时，要优先使用物理的行动机制和此类技术方法，这将削弱敌人寻找借口诽谤东德的能力”。
然而，不管高技术含量或低技术含量，已经有迹象表明，柏林墙正在成为多余的东西。1989年1月的第一周，20名未能成功申请出境签证的东德人向在东柏林的西德常驻代表处寻求庇护。他们获准于1月11日不受惩罚的离开，并且得到承诺，6个月内他们的努力将会产生“好的结果”。1月底，其中的一些人已抵达西德的吉森难民营。
然而，真正的戏剧并没有在东德上演，或者说还没有上演。1989年1月，经过多年颠沛流离，波兰非共产主义工会运动组织——团结工会，与苏联支持的华沙政府进行谈判，谈判的主题是分享权力。谈判期间，苏联终于承认战争期间在卡廷森林屠杀了波兰军官，并为此承担责任；而在此前，他们总是将波兰军官遭受的屠杀归咎于德国。苏联承认这个事实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50年前，即1939年，波罗的海各个国家遭受希特勒和斯大林瓜分。如今，在波兰问题谈判期间，数百万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和爱沙尼亚人携手抗议那个臭名昭著的协议。正是那份协议剥夺了他们的独立，导致他们父辈遭受杀戮、压迫和驱逐。
随之而来的解放运动将会决定柏林墙的最终命运。1989年5月2日，在一些具有改革意识的共产主义者的领导下，匈牙利政府开始拆除与奥地利之间的边界障碍；而在此前，两个国家之间的边境障碍都一直在加固。拆除边界障碍让全世界都感到震惊。当美国总统乔治H。W。布什访问西德时，有人拿出从已经拆除的匈牙利边界屏障中拆下的一片铁丝网。布什宣称，“让柏林紧随其后吧。”
匈牙利人行动的结果产生了轰动效应，但其重要意义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最终尘埃落定。7月1日，2.5万多名东德人本来是去匈牙利“度假”，结果却出现在奥地利。埃里希·昂纳克的国民找到了一条迂回的线路绕过柏林墙。
与此同时，在东德，持不同政见者和反对派也在重拾信心。匈牙利边界非军事化两周后，东德举行了地方选举。
和往常一样，公布的选举结果是，政府的候选人得到了几乎99%的选票。但这一次统计选票时，教会观察员艾培曼牧师等也在场。他们提出了抗议，政府公布的“否决”票的票数只有教会观察员在场时实际统计的1/3.教会公开宣称，“否决”票至少占到了所有选票的7%，而这就是在含蓄地指责政府舞弊。教会的行为违背了教会与政府之间的“协定”，而这份协定在过去10年维持了教会和东德政府的和平。
抗议此次选举结果的小型示威活动开始出现。一些人被捕，这些示威活动并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当时，莱比锡已成为最大的反对派据点。在那里，星期一的晚上总会举行一些特别祈祷者会议，在1989年5月末的那一周，周一晚上举行的特别祈祷者会议吸引了2000多人参加。
面对国民的抗议，东德政府很少或没有作出让步。虽然批准了更多的出境签证，但法律并没有改变。对于那些申请出境签证遭到拒绝的人，东德政府允许他们使用申诉程序，但离开东德仍是一种特权，而不是一种权利。
外部压力越来越大。自从1945年以来，邻国波兰首次举行了半自由的选举，这与东德5月进行的选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波兰的选举中，非共产主义团结工会在众议院（Sjem）中赢得的席位足以与任何党派竞争。在参议院的100个席位中，团结工会赢得了99个席位，足以傲视群雄。
随着夏天的到来，成千上万人仍在查理检查站或弗里德里希大街“泪宫”的地下牲口棚内排着队，面对史塔西训练有素的边境官员不怀好意的凝视。真正的行动并没有爆发在柏林。在东柏林，安全魔毯覆盖了一切，到处都在准备盛大的庆祝活动，准备在10月庆祝东德成立40周年的庆典。
东德软弱的迹象完全遮掩在表面风光的背后，并在日后被那些先知先觉者一语道破。东柏林和莫斯科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非常明显。6月，戈尔巴乔夫访问西德，饱受冷战焦虑和核对抗威胁的国家给了他隆重的接待。对于西德总理科尔批判性地评论柏林墙和东德持续缺少的自由，戈尔巴乔夫并没有反驳。
东柏林敏锐而且正确地捕捉到了戈尔巴乔夫沉默的意义。戈尔巴乔夫的沉默意味着苏联策略的改变，以传统的共产主义术语来说，这是一种背叛。无论他们对东德的私人感情怎样，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都会觉得有义务回击对卫星国家东德的刻薄评价。然而，戈尔巴乔夫却保持了沉默。
七月中旬，戈尔巴乔夫做得更过火了，他公开否决了所谓的勃列日涅夫主义。这一原则是在1968年粉碎“布拉格春天”后形成的。根据该原则，只要华约组织内的国家企图改变其政治或社会制度，苏联就有权进行干预。在斯特拉斯堡举行的欧洲委员会上，戈尔巴乔夫在致词中宣称，现在，所有欧洲国家都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并拒绝在东西方之间或者在“联盟内部”使用武力。戈尔巴乔夫的一名助手把他的话戏称为“西纳特拉学说”，并顺带消遣了猫王的歌曲《我的方式》。他的意思是说，各个国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做事情了。
这是一个狂热的夏天。无视自然规律，随着秋季的临近，气温反而更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