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隔着冷战的政治分界线，两个年龄相仿的德国人在柏林正式交锋了。两人都是出生卑微的左翼分子，年轻时都坚决反对纳粹。
两人都不是土生土长的柏林人，都来自德国最边远的地区。埃里希·昂纳克，德国统一社会党官员，后担任东德领袖；1912年8月25日出生于威贝尔斯克庆，德国西部萨尔州的一个矿业小镇。维利·勃兰特比昂纳克小16个月，1913年12月出生于德国北部边陲，后成为西柏林市长。古老的波罗的海港口吕贝克港孕育了勃兰特，而离那里最近的陆地却是丹麦。
日后，埃里希·昂纳克会建造柏林墙，维利·勃兰特会竭尽全力保证被柏林墙圈起来的那个孤岛能够存活。他们都经过漫长的等待才成为期待已久的领导，而且俩人在同一年内先后成为领导。在两人的对抗之中，其中一人会彻底打败另一个，然而最后却发现自己取得的胜利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
埃里希·昂纳克的体内流淌着共产主义的血液。他的父亲是一名煤矿工人，早在1919年就加入了德国共产党。昂纳克继承了父亲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从10岁开始就积极地参与政治活动。
18岁的时候，昂纳克一边学习盖房顶，一边在具有准军事性质的“红色先锋团”内学习。后来，他被作为青年精英录取到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毕业之后，昂纳克回到家乡萨尔州（依据《凡尔赛条约》，国际联盟管理萨尔州的行政事务，而法国则管理其经济事务），他放弃了盖房顶的学徒生涯，转而成为共产主义青年运动组织的领导。1933年，他进入共产主义青年运动组织中央委员会。
希特勒掌握德国政权之后，昂纳克开始从事地下活动，后来，他以假身份混入柏林。在柏林进行了3个月的地下活动之后，1935年12月，他被盖世太保逮捕。
1937年6月，24岁的埃里希·昂纳克被纳粹人民法庭判定犯有“密谋叛国罪”，并被判处10年重劳役。他服刑的地方正是臭名昭著的勃兰登堡——戈登监狱，位于西柏林。
“二战”时期，戈登监狱成为纳粹集中营体系的中转站，同时也是死囚监狱所在地。1939到1945年，包括吉普赛人、犹太人和政治犯在内，约有2000名犯人在这里被处死。1940到1943年，昂纳克在一家生产玩具士兵的工厂内服劳役。此后，因为曾经学习过盖房顶，他被派往狱外建筑施工队，去修补被炸损的建筑。
1945年4月27日，红军攻占了勃兰登堡的戈登监狱。因为坚定的政治信仰，昂纳克很快获释，并向位于柏林弗里德里希斯费尔德的苏军司令部汇报了自己的情况。他向苏俄人提交了自己的简历，被苏俄认为是一个可吸纳的新成员，因而很快就被推荐到了乌布利希的领导团队。
昂纳克的任务就是招募年轻人，以便让德国共产党重获青春。不到一年，他就被任命为德国统一社会党青年组织——自由德国青年组织（Freie Deutsche Jugend，简称FDJ）的全国主席。昂纳克是一个恪尽职守、不知疲倦的工作狂，担任自由德国青年组织全国主席9年。后来，他进入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大会。那时，昂纳克还只有30多岁，而与之共事的都是比他年长15岁、20岁，甚至35岁（比如威廉·皮克）的男女领导。
1958年，昂纳克成为德国统一社会党最最核心的圈子——政治局的正式成员，任职安全事务秘书。安全事务秘书责任重大，监督警察和军队，这让昂纳克更有希望成为乌布利希的继任者。昂纳克工作能力强，立场非常坚定；对他来说，党就是他的生命。在陡峭的事业道路上，共产主义国家总是对充满激情、勇敢无畏的工人阶级后代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而这一点在昂纳克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那么，在这样的事业中，昂纳克是否离他的家乡萨尔州越来越遥远了呢？从地理位置上来说，确是如此。然而，昂纳克却常常回想起那个生他养他的故乡。这个男人看上去近乎完美，是个机器人一般的共产党员（apparatchik）；在他心里，意识形态高于一切。然而，他居然会如此钟爱那个偏远的工业区，这的确让人觉得非常奇怪。
多年以后，昂纳克在勃兰登堡——戈登监狱的一位狱友宣称，自己可以带着听众神游威贝尔斯克庆，因为昂纳克在盖世太保监狱曾无数次对他讲述过自己的家乡。人人都说，昂纳克经常思念自己的家乡。即便在成为共产党高层领导之后，他也常常如此。他经常盯着易北河与奥得河之间的区域，而这个幅员只有几百公里的区域就是他的故乡。
从小到大，维利·勃兰特说话都带着浓厚的吕贝克口音。吕贝克是一个古老的波罗的海港口，曾经孕育出的最著名人物就是作家托马斯·曼。托马斯·曼出生于富裕的贵族世家，而勃兰特出生时的名字既不是维利，也不是勃兰特，而是赫伯特·卡尔·弗拉姆。勃兰特生于一个单亲家庭，母亲玛莎·弗拉姆在一家杂货店做工。勃兰特在圣·劳伦兹粗陋的郊区长大，小时候经常奔跑于“田间小道”上。
童年时代，外公对勃兰特的影响最为深远。勃兰特的外公名叫路德维格·弗拉姆，来自梅克伦堡州极度贫穷的农村，曾经当过工人，后来成为拖拉机驾驶员。小时候，维利管外公叫“爸爸”。小维利的母亲工作特别繁忙，所以他经常几天见不到母亲的影子，而且他从来都不能确定应该把哪里称为家。
后来，勃兰特和他的传记作者探究了童年生活对勃兰特性格产生的影响：在友谊的面具之下，他会与其他人保持距离；倾向于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而矛盾的是，他总是持续地寻求别人的陪伴，特别是女性，所以总有数不清的风流韵事。
十来岁的时候，勃兰特摆脱吕贝克的工人阶级亚文化圈，进入了更为广阔的世界。他聪慧过人，14岁就获得了城市奖学金，使他能够前往约翰诺伊姆求学。在这所自费高中，勃兰特和吕贝克富裕的中产阶级子弟一起学习古代经典、历史、语言和自然科学。
不管怎样，小赫伯特·弗拉姆没有失去对一起长大的伙伴的忠诚。新学校给他带来的自豪感以及强烈的求知欲都从未阻止他积极地参与政治活动。15岁的时候，弗拉姆当选为当地社会主义青年组织的主席，而且很快就在社会民主党的地方报纸上发表文章。
在民主遭到前所未有的威胁之时，弗拉姆成了激进的左派。1930年，德国开始出现经济大萧条。然而，保守的天主教总理布鲁宁仍在依赖总统的法令进行半独裁统治。社会民主党当权派容忍了布鲁宁的半独裁统治；而社会民主党的极端左派，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则开始鼓吹革命和军事行动才是解决经济危机和纳粹崛起的不二法门。如此一来，极端左派距离社会民主党越来越远，而距离德国共产党则越来越近。
面对德国的经济和社会危机，赫伯特的幻想破灭了。1931年，他退出社会民主党，加入一个分裂出来的理想主义集团——社会主义工人党（SAP）。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创建者希望能同时获得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的支持，从而形成对抗纳粹的统一战线。对于年轻的赫伯特来说，脱离社会民主党，加入社会主义工人党意味着非常重大的个人牺牲。作为一个年轻且很有前途的社会民主党群众运动的组织者，赫伯特本来完全有可能获得党的资助，进入大学深造；但现在，这一切都不可能了。1932年2月，他从学校毕业，成为一家船运经纪公司的实习职员。但他还是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投入到了政治活动中。
毋庸置疑，社会主义工人党并没有得到广泛的支持。首先，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党员不到12000人。其次，1932年经济大萧条时期，德国曾经举行过两次选举，第一次选举，社会主义工人党获得了0.2%的全国选票；而第二次选举仅获得了0.1%的选票。尽管年轻的赫伯特孜孜不倦地宣传社会主义工人党，而且事实证明他也的确是一个杰出的演说家，但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吕贝克的选举还是一败涂地。当纳粹浪潮席卷整个德国的时候，未满20岁的弗拉姆已经非常出名了，然而这种名声对于他的个人安全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
希特勒当权后，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几个成员相继被盖世太保抓捕。其中一个委员在前往挪威首都奥斯陆创建社会主义工人党流亡基地时被捕。这位领袖让弗拉姆接替他的职位——或许是因为他信任弗拉姆的能力，或许是因为绝望。1933年4月，弗拉姆藏身于一艘渔船中，偷渡到了奥斯陆。
就这样，赫伯特·弗拉姆离开了德国。同时，他还放弃了赫伯特·弗拉姆这个名字。希特勒掌握德国政权之后，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正式解散了该党。然而很多成员并不愿接受失败，其中最坚决的就是从吕贝克来的赫伯特。这些不愿接受失败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在德累斯顿附近秘密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上，赫伯特首次使用了日后让他声名远播的假名（nom de guerre）——维利·勃兰特。
从踏足挪威，一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赫伯特·弗拉姆永远地成为了维利·勃兰特。维利·勃兰特非常迷人、聪慧，而且口才好，很有语言天赋。他很快就学会了挪威语，而且不到一年的时间就能用挪威语发表演说。
1936年，为了替社会主义工人党刺探情报，维利·勃兰特来到柏林。他使用的是一个借来的挪威护照，护照上的名字是以贡纳·伽思兰，身份为学生。由于当时正值柏林奥运会，柏林市内到处都是外国人，所以勃兰特得以蒙混过关。在柏林（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海外流亡者把这个城市称为“大都市”），勃兰特惊呆了。纳粹并不像马列主义者所坚称的那样，是一个杰出人物强加给这个国家的一种不稳定的暂时现象。柏林的现实情况表明：希特勒已经牢牢地掌握了德国，而且多数德国人对他都很忠诚。
在那些日子里，勃兰特的作家天赋也显露出来。他在挪威、荷兰、瑞士，以及瑞典的刊物上发表文章，还成功地出版了一部名为《为什么希特勒可以在德国成功？》的书。
同时期，勃兰特缓慢但却平稳地远离了极端主义。1937年，他在西班牙经历了西班牙内战中的屠杀与混乱；同时，苏联的血腥清洗以及希特勒与斯大林之间最终达成的契约，都让他相信与共产主义者的合作充满了很多问题。尽管勃兰特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已经开始采取温和而民主的社会主义立场；而且，“二战”后他还成为这一立场的领导人物。
1938年9月，盖世太保的法令让很多德国流亡者失去了德国国籍，勃兰特也未能幸免。流亡挪威期间，勃兰特娶了一个名叫安娜·卡洛塔·索吉尔德森的挪威女人为妻；之后，勃兰特申请成为挪威公民。就这样，挪威成了他的“家”。
不幸的是，不久之后他就不得不放弃这个家。1940年4月，德军侵入挪威。如果不是一个朋友借给他一套挪威军服，勃兰特很有可能会被看出他的德国人身份并会以叛国罪遭到逮捕。不知情的德军士兵只把勃兰特当成了一个普通战犯，而且很快就把他释放了。由于挪威已被德军占领，勃兰特无法保证自己的安全，几个星期之后，勃兰特越境逃到了中立国瑞典。
流亡瑞典的挪威政府承认了勃兰特的挪威公民身份，后来还授予他记者实习证。他和两位当地人一起创办了瑞典——挪威通讯社，报道瑞典和被德国占领的挪威的局势；同时，他也是美国和英国一些通讯社的特约记者。毫无疑问，勃兰特也在为盟国情报部门工作。
战争结束后，勃兰特享受到了短暂的快乐，但很快他就面临一些艰难的抉择。勃兰特偕同妻子和家人一同回到了奥斯陆。但希特勒的战败让他不得不再次作出抉择。他究竟应该在哪个国家生活呢？
严格说来，许多流亡的德国政治家根本就没有国籍，所以他们要等上许多年才被允许返回自己的祖国。而勃兰特已经成为挪威公民。1945年11月，挪威劳工党所属的报社派勃兰特去报道纽伦堡审判。
见证战犯审判之后，勃兰特写了一本书，题目为《罪犯和其余之德国人》。他强烈反对民族集体罪这种观念。勃兰特承认，对战犯的审判是合理而且必要的，但他却非常激烈地提出，审判战犯的法官中应该至少有一位德国人——代表那些反对纳粹体制，并且也是纳粹罪行受害者的德国人作出陈述和谴责。
勃兰特的观点没有被盟国接受，也没有被挪威接受。在挪威，有人说他是在为德国辩护。渐渐地，他发现自己的思想和祖国的命运已经紧密相连，而且，婚姻的破裂也让他坚定了回国的念头。
1947年，勃兰特作为挪威军事代表团驻柏林的新闻发布官返回德国。他身穿挪威军服，拿着陆军少校的薪资（必须遵守军事代表团的规章）。日后，他的对手将谴责他那时享受着“挪威军官”的特权，而自己的同胞却在忍饥挨饿。勃兰特在柏林的挪威同事娜特，后来成为他的妻子。娜特如此写道：
我们住在征用来的房子里，用着征用来的家具，睡在征用来的床上。所有的日用品（主要是粮食）都是从外面运来的：我们在盟国餐厅吃饭，在盟国商店购物，用盟国军队的钱（英镑或者美元）付账，去盟国电影院和俱乐部休闲。那是一种反常的殖民生活。事实上，从人性的角度来看，这是可耻的，一些人生活相对富足，而另外的一些被摒弃于这种生活之外，忍受苦难……
死亡的气息依然萦绕着柏林。饱受折磨的德国人，战争时期的轰炸和战斗中遗留下来的痕迹，都深深地撞击着勃兰特的心。最后，经过将近一年的心灵折磨，勃兰特作出了艰难的抉择，接受了社会民主党的柏林代表一职。此举意味着他必须放弃挪威国籍，再次成为德国人；而当时的德国甚至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勃兰特断了自己的退路。
这是一个新的开始，勃兰特将从一个同情共产主义的年轻革命者变成德国统一社会党坚定的敌人，从一个精力充沛的记者变成一个国际政治家。维利·勃兰特的经历是一次心灵和头脑的历险，而且，他的经历深深地改变了他。昂纳克的经历与勃兰特完全不同。
在与纳粹进行斗争的时候，昂纳克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和决心，但他的观念或感受并没有因为自己的经历而发生任何改变。尽管自己在盖世太保的魔爪中度过了一段艰难的岁月，但战后德国统一社会党对反对者施加的迫害并没有引起昂纳克多少关注。照他看来，为了正当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昂纳克忠诚而且毫不迟疑地支持建立德国统一社会党，还协助在东德建立了很多控制性的分支机构。他工作勤奋，组织能力强，最重要的是有服从精神，所以能够在权力的阶梯上一步步地往上爬。
勃兰特从来都没有觉得服从会让人舒心。1949年，勃兰特已经成为社会民主党内抱负极高的青年之一。一群抱负很高的青年紧密地团结在柏林新任市长恩斯特·罗伊特的周围，而且，社会民主党的未来都掌握在这些青年的手里。
“二战”结束后，社会民主党的很多领导人都是前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政治家，现在他们已经50多岁、60多岁，甚至70多岁了。一些政客还遭到过纳粹的囚禁。勃兰特曾经不客气地把这些人描述为“拖着白胡子的大肚子”。在勃兰特这样的年轻人看来，这些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政客都应该因为他们的勇气而受到尊敬，但还应该受到一点小小的蔑视，因为他们没能阻止希特勒。
当然，勃兰特在其他方面也不同寻常。大多数的同龄人要么被确定为纳粹分子，要么就是因为战争时期被征兵前往战场，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1947至1948年，勃兰特的同龄人中还有很多依然身陷囹圄。德意志第三帝国时期的小孩和成年人此时仍旧是光复的一代，还在一天天地挨日子。勃兰特是成功回归德国的流放者，属于那一小撮幸运的人。他既没有牵涉到纳粹的罪行之中，也没有在为希特勒打仗的时候受到任何损害。
早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联姻”产生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时候，勃兰特就意识到这是一桩短命的婚姻。尽管如此，他还是寄希望于和平条约能让德国成立一个位于柏林的民主中央政府。1948年夏，苏联封锁西柏林后，他的幻想彻底破灭了。
尽管勃兰特仍然支持当时社会民主党关于国家所有制和国家监督的政策，但人们已经看出他是一个坚决反对共产主义的人。勃兰特从恩斯特·罗伊特那里学到了很多。作为曾经的布尔什维克，恩斯特·罗伊特相信要想建立一个民主的德国和民主的柏林，必须以西方为靠山。罗伊特是勃兰特的前辈，而且是为数不多的幸存者之一。在勃兰特的眼里，或许罗伊特就像他从未谋面的父亲，是他一生的良师益友。
1949年，有人提议让勃兰特负责柏林的交通管理，而这正是罗伊特以前做过的工作；但遭到了勃兰特的婉言拒绝。勃兰特作为柏林代表团的成员去了波恩。鉴于柏林无法进行直接选举的特殊状况，市议会直接提名一些人组建了柏林代表团。成为柏林代表团成员之后，勃兰特就一直不停地往返于柏林和莱茵兰之间，直到1957年他当选为西柏林市长。
当然，成为西柏林市长还是后话。其实，一直都有人认为勃兰特是罗伊特的继承人，但是当广受尊敬的罗伊特市长于1953年9月突然离世的时候，刚刚过完40岁生日的勃兰特并没能继承罗伊特的职位。因为在1950年的柏林大选中，基督教民主右翼联盟及其盟友赢得了与社会民主党同样多的席位，但由于罗伊特更受欢迎，基督教民主右翼联盟的候选人退出了对柏林市长的竞争。罗伊特去世之后，基督教民主右翼联盟表达了他们对柏林市长这一职位的渴求。于是，自从“二战”以来，西柏林出现了首位非社会民主党市长，而作为社会民主党成员的勃兰特则成了在野的政治家。
1954年12月，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赢回了一些席位，再次执掌西柏林的政权。然而，幸运女神并没有站在勃兰特这一边。柏林封锁时期的英雄、资深的奥托·苏尔再次让勃兰特被大众忽略。苏尔作为柏林议会下院的主席，曾经勇敢地抵制过共产主义者对选举的扰乱；当时，狂暴的共产主义者正试图恫吓柏林新选出来的代表。无奈，勃兰特接过了苏尔以前的工作，那是西柏林第二重要的职位。
1957年8月，苏尔去世，勃兰特最终如愿以偿地掌握了西柏林的最高权力，成为西柏林市长。年轻英俊的市长和他迷人而时尚的挪威妻子娜特成为柏林的时尚佳话，仿佛他们就是柏林的杰克·肯尼迪和杰奎琳。竞争对手经常嘲笑勃兰特的“美国”风格和他的浅薄；然而，随着电视机逐渐出现于柏林的寻常家庭，摇滚乐和对青春的崇拜充斥着媒体的各个角落，那些论调渐渐销声匿迹。
相反，埃里希·昂纳克1955年就正式告别了青春，尽管那个时候崇拜青春正是一种潮流。43岁以后，昂纳克就没有再担任德国统一社会党青年组织（自由德国青年组织）的主席了。担任自由德国青年组织主席期间，昂纳克为这个组织建立了上百万个强大的机构；这些机构牢牢地掌控着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战后的一代。卸任之后，昂纳克被派往莫斯科的苏维埃中央委员会培训学院学习，而所有成功从这所学校毕业的学生都会成为党政机构的最高领导人。对于一个年轻且志向远大的共产主义者来说，这是一件令人陶醉的事情。
可以肯定的是，从莫斯科回来后不久，昂纳克就成为东德中央委员会安全事务秘书，还成为了政治局常务委员。经历过1953年6月17日的危机之后，乌布利希就一直坚持要亲自掌握这个重要的职位。现在，他愿意把这个职位交给昂纳克，表明他十分信任昂纳克。
勃兰特通过自由选举成为了西柏林的市长。与此同时，昂纳克也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掌握了一个重要的职位，尽管他不是通过选举方式获得这个职位的。1953年，乌布利希面临着被打倒的危险，而昂纳克是少数几个支持他的东德领导人之一。“小胡子”瓦尔特绝不会原谅叛徒，但也没有忘记拥护自己的人。
1953年的起义和1956年的波兰及匈牙利叛乱给东德领导人带来了严重的心理创伤；自此以后，安全问题在东德政府政策中的重要性就上了一个台阶，成为最重要的国家事务。的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经济状况必须改善；但需要优先解决的是保持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当权地位，然后才是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及让这个政体更受拥护。同时，颠覆活动和不同意见必须压制。当然，这是为了人民的利益。
东德人口锐减最厉害的一年是1953年。其原因非常明显，就是因为那一年的反抗和东德政府的镇压。在那悲惨的一年，将近40万人逃往西德。1954年，逃亡人数降到了不足20万；之后又开始攀升，在接下来的三年内，每年逃往西柏林的人数都基本保持在25万。从1949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到1958年，即昂纳克担任安全秘书整整一年之后，共有210万东德人逃离东德。在接下来的三年内，还会有将近100万人逃离。东德成立12年间，总共失去了将近1/6的人口。
1953到1954年，东德颁布了“新路线”，旨在稍微改善那些意图逃跑的人的生活。这些人大都是小生意人、科学家、医生以及熟练工匠；而且所占的比例不小。虽然乌布利希千方百计才抓牢了权力，但看起来这个体系的改革是无法避免的。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公开谴责更增加了东德政府体系改革的希望。
东德中央政治局内的自由主义者开始向乌布利希发起挑战。这些自由主义者包括东德秘密警察首领恩斯特·沃尔韦伯和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负责干部事务的秘书卡尔·斯基德万。乌布利希不确定他们是否得到了莫斯科的支持，所以不敢轻举妄动。然而，这两个中央政治局委员对他的权力造成的潜在威胁，让他无法视而不见。乌布利希就是乌布利希，他永远都不可能忽视这样的威胁。
1956年6月，波兰的暴乱愈演愈烈。赫鲁晓夫指定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担任波兰共产党的领袖。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是一个相对的自由主义者，在斯大林统治时期还为此遭到过囚禁。赫鲁晓夫授予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进行市场和经济改革（包括停止农业集体化）的权力，但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他必须与苏联的国际路线保持一致。对于其他国家的改革者来说，这看起来是个好消息。
面对危机，乌布利希并没有慌张。昂纳克早已让旧部亲信占据了安全部门和统一社会党机构中的重要职位，利用昂纳克和自己的密友，乌布利希已经一步步地把自由主义者孤立起来。1956年12月，新上任的安全事务秘书昂纳克指责沃尔韦伯在追捕国家敌人时未尽其责。他要求沃尔韦伯定期上交关于失职问题的报告，使得这位斯塔西的首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都在努力为自己进行辩护。同时，昂纳克还协助创建了一份关于沃尔韦伯莫须有的失职文件，而这些文件足以让沃尔韦伯无法翻身。1957年年底，经济改革的策划者、卡尔·斯基德万的亲密盟友格哈特·泽勒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受到乌布利希的严厉批评。面对巨大的压力，泽勒只能选择自杀。
泽勒的自杀预示着主张走强硬路线的人举起了杀戮的屠刀。1958年2月，沃尔韦伯、斯基德万和部长会议副主席、温和派弗雷德·厄斯纳，都被指控搞“宗派主义”，并被逐出东德中央委员会。
从此，昂纳克就成了一位重要的监督者；全权负责安全事务、军队和党组织。简而言之，所有与这个政体权力相关的重要事件都要先过他那一关。昂纳克掌握着一些同志的政治命运，并向那些人发出了明确的信息：“攻击瓦尔特·乌布利希的人就是在攻击德国统一社会党！”这种想法一直伴随着昂纳克，直到十多年后有一天他自己决定要推翻乌布利希。
1958年7月，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乌布利希掌握了东德的最高权力。他向被胁迫参与会议的同志宣布了经济和政治政策，而这些政策又回到了以前那个“建设社会主义”计划。在1953年夏以前，乌布利希一直都在疯狂地实施这个计划。计划包括给日益减少的私人企业和手工作坊增加更多的限制，强制恢复农业集体化。此外，乌布利希还作出了一个更让人吃惊的声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很快就会在食品和消费品制造方面赶超西德。
几个星期之后，乌布利希的声明变得更为大胆和具体。乌布利希预言，东德和西德将会在1961年实现完全的平等。很显然这只是一个大胆的幻想。即便一些乐观的官方数据也表明，东德的工业和农业方面的产值要比西德低25%-30%，重要的是，东德境内有经验的工人正在通过开放的边界向西柏林流失。
乌布利希的王牌是他可以依赖赫鲁晓夫。和乌布利希一样，新上任的苏联领袖赫鲁晓夫也主张打倒一切可能的敌人。乌布利希能够和赫鲁晓夫合作的重要原因就是赫鲁晓夫决定重启“柏林问题”。
1958年10月27日，在东柏林中心弗里德里希皇宫剧院内召开的群众大会上，乌布利希发表了演讲。他不仅猛烈抨击了整个西方，还质疑了西柏林的存在权利。整个夏天，乌布利希都在玩弄修辞学，要求西方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签署和平条约，认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欧洲的战后安置。这一次他做得太过火了。他把整个柏林，包括西方盟国控制的区域在内，都说成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领土的一部分”。
作为回应，新当选的西柏林市长勃兰特嘲笑乌布利希是“萨克森出产的列宁赝品”。不祥的气氛在空中弥漫。一个月之后，局势已经非常明朗。莫斯科走了一着棋，而这着棋是任何一个西柏林人都不愿看到的。
苏联成功地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史泼尼克（Sputnik）送入轨道。这让尼基塔·赫鲁晓夫感到飘飘然。任何人都明白，火箭既然可以把人造地球卫星发射升空，就有可能把核弹头发送到纽约或费城。1955年，苏联的第一颗氢弹试爆成功，从此西方失去了核垄断。现在，苏俄远程导弹研发成功，美国再也无法依赖距离来保护自己国家的安全了。
同时，美国还面临着另外一个直接的挑战。赫鲁晓夫声称，几年之后苏联将在生产能力和经济繁荣方面超越西方。赫鲁晓夫的张狂可能对乌布利希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所以乌布利希才会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五次党代表大会上同样草率地发表宣言。
斯大林在世的时候很喜欢羞辱自己的追随者，常常告诉他们说，只要自己一死，资本主义者就会“像勒死瞎眼的小猫一样勒死他们”。赫鲁晓夫对这种轻蔑的言辞感受颇深；1956年，他在苏联中央委员会上开始了报复行动，强烈抨击斯大林。1958年初，赫鲁晓夫开始打击苏联共产党内的“反党团体”（这和乌布利希打击德国共产党内的“宗派主义”非常相似），此后，他就高枕无忧地掌管着苏联。作为苏联政府的首脑，赫鲁晓夫攫取了所有的权力。一切准备就绪之后，赫鲁晓夫决定向斯大林的幽灵表明自己的能耐。
外交方面，赫鲁晓夫决定向柏林施压，因为西方在柏林的力量最弱。他把柏林比做“西方的睾丸”。他说，“每次我想让西方尖叫，我都会用力挤压柏林”。在公开场合，他更微妙地表示，柏林问题让他“如鲠在喉”，总欲除之而后快。
在乌布利希关于西方盟国在柏林的权益问题大放厥词两周之后，赫鲁晓夫发表了一个强有力的声明，强烈呼吁1945年波茨坦协议的签署国“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首都开创一个正常的局面”。他说，苏联很快就会把自己在柏林的所有职能移交给东德。盟国想要解决柏林问题，就必须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进行谈判。赫鲁晓夫在声明结束时威胁道：“作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盟国，苏联将会履行自己神圣的职责”。
一开始，赫鲁晓夫的话让艾森豪威尔非常愤怒。他告诉代理国务卿克里斯琴·阿奇博尔德·赫脱：“如果俄国人打算为柏林问题挑起战争，那就让他们放马过来吧。”不过，美国政府最后还是决定对赫鲁晓夫的挑衅不加理会，静观其变。
他们等待着，也看到了。1958年11月27日，星期四，下午4点，赫鲁晓夫走进一个庄严的椭圆形房间。房间用红木装饰，是苏联部长会议的会议室。这是赫鲁晓夫首次在克里姆林宫召开的官方新闻发布会。由于提前通知的时间很短，美国记者为了赶上这次新闻发布会，不得不忍痛放弃了感恩节大餐。
矮胖的赫鲁晓夫刚从克里木半岛度假回来，全身都晒成了古铜色。他宣布自己已经决定要为柏林动外科手术，切除柏林的“恶性肿瘤”。他向到会的记者郑重宣布，那天早上他已经给西方盟国的大使们发出了长达28页的外交照会，内容包含一项戏剧性的最后通牒：西方盟国必须在6个月内同意签署德国和平条约；同时必须“清除占领机制”，让西柏林成为一个去军事化的“自由之都”；如果西方拒绝，赫鲁晓夫将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签署单边协议，并把进出柏林的控制权移交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消息送达的时候，艾森豪威尔总统正在乔治亚州和家人一起共度感恩节。总统非常恼怒，他决定要给苏联一点颜色看看。然而几天之后，他再次退缩了。不管怎样，保留占领机制和进出柏林西部区域的权力依然是美国政策的核心。美国让莫斯科清楚地知道了自己的态度：因为美国对西德的承诺和义务，如果有必要的话，美国会不惜动用核武器来保卫自己的权益。
赫鲁晓夫究竟希望通过11月27日的记者招待会达成什么目的？想要弄清楚这点可不太容易。一旦西方盟国拒绝让步，而他还一意孤行地将自由进出柏林的控制权交给乌布利希，那么乌布利希就实际拥有了决定战争还是和平的权力。出于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有“庄严的同盟关系”，苏俄肯定会坚定地支持乌布利希。与此同时，西方盟国也开始调整部署，发表了将在军事上团结一致的声明。危机越来越严重了。
赫鲁晓夫发动柏林危机之后，整个世界开始惶恐不安。这种感觉就如同一个赌徒把所有的骰子抛向空中，等待它们落下来时的心情一样。
当时，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只有23岁。他问父亲，一旦最后通牒上规定的期限到了会怎样。会打仗吗？当然不会！赫鲁晓夫告诉儿子，没有谁愿意因为柏林问题而打仗。在最后期限到来之前，他的威胁将会吓到西方，从而迫使他们同意进行谈判。如果谈判失败了呢？谢尔盖继续问道。赫鲁晓夫有些生气地回答：“那样的话，我们会尝试一些其他的方法，事情总会有转机的。”
首先，英国首相沉不住气了。1959年1月，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对苏联进行了正式访问。访问过程中，他提出，各方应该进行高层磋商。麦克米伦的提议给了赫鲁晓夫台阶，赫鲁晓夫撤消了最后通牒上的最后期限。
西方盟国同意就德国和平条约问题召开会议进行谈判。碍于面子问题，赫鲁晓夫令人咂舌地扭曲了事实真相。他装作根本就没有出现过什么最后通牒，并且坚持是西方盟国误会他了。
会谈并没有取得什么结果，不过危机暂时解除了。关于柏林问题的曲折争斗持续了两年多，直到艾森豪威尔任期结束，美国新任总统上台。有时候，柏林问题是人们生活中的一个热点；有时候，人们可能根本就不会去谈论它。然而不管人们的态度如何，柏林问题都始终存在。
后来，一位俄罗斯历史学家弗拉迪斯拉夫M。祖伯克如是说：
赫鲁晓夫一定相信他可以一石多鸟。他用力地挤压西方盟国的这颗“橡果”，从而阻止美国在远东的活动，及其抢先从西德向东扩张（Drang Nach Osten）的举措；同时，他还为乌布利希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内的政体提供了果断的援助。所有的这一切都打着世界和平的幌子，而这幌子让世界舆论无法抗拒。
柏林仍然是西方最敏感的区域，而赫鲁晓夫要做的就是用力挤压它。
看起来赫鲁晓夫是支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但是政体的安全并不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领导们唯一忧虑的事情。谁来保证领导们自身的安全呢？谁来保护这些苏联的保护者呢？
战后初期，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领袖们依赖苏联控制区的保护，都住在柏林东北部帕卡诺郊区征用来的别墅群内。乌布利希、皮克、格罗提渥和中央政治局的其他成员都住在这里，彼此相隔仅数百米。这片绿树成荫的区域环绕着马葭科斯基林，距离申豪森城堡很近（皮克的官邸所在地）。这个“重要人物区域”（VIP quarter）的周围有防护栏，还有卫队把守。
1956年8月28日，即匈牙利事件发生前两个月，德国中央政治局在一次会议上讨论了关于领导成员的安保措施问题。会议记录总结道：“着手准备一个新住处。”毋庸置疑，1956年10月的匈牙利叛乱让德国中央政治局成员更有紧迫感，他们希望可以尽快搬出柏林。
但是去哪里呢？乌布利希是一个健美狂热者，渴望居住在空气清新、有树有水的地方。他们讨论了各个可能的地方。最后有人提到了柏林北部的一个地方。那里靠近迷人的小镇万特利兹，可能适合中央政治局成员非常特殊的住房需求。
万特利兹在柏林以北35公里，靠近贝尔瑙镇的国家森林，树木繁茂，星星点点的美丽湖泊点缀其间。万特利兹距离柏林足够远，可以提供高质量的生活；但又不是特别的远，因为任何一个部长或中央政治局成员的豪华轿车在离开家半个小时之内就能到达亚历山大广场。万特利兹在旅游宣传小册上的口号就是“在柏林的门口和大自然亲密接触”。更重要的是，苏联大使的避暑别墅就在不远处的列普利兹湖滨，往来非常方便。
1958年春，一群来自东柏林的官员突然出现并开始视察这块区域，让那里的林业工作者感到既迷惑又稍微有点紧张。这片土地会有“特殊用途”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
到了夏天，贝尔瑙镇接到通知，60公顷（约145英亩）的土地将被征用，后来增加到了101公顷（约240英亩），最后是357公顷（约860英亩）；而且还要修建一条公路，用来连接自北往南的高速公路。为了让这个地方更隐秘，除了已有的林地之外，还要培植新的林地，种植灌木丛；但这些都不能影响居住和工作在这片区域的人们的视野，同时还要为他们提供个人保护和好的局部小气候。
“森林住宅”（Waldsiedlung）的基建工程1960年2月竣工，但这个住宅工程很快就变得声名狼藉。这片住宅区没有街道名称，而且永远都不会有。住宅区内的房子宽敞舒适，但并不是大多数人认为的那种豪华壮丽；各栋房屋只是简单地进行了编号，总共有23栋房屋。修建房子所用的大部分材料都是事先配置好的，即使在当时都显得有点落伍；但是，每栋房子都配有怡人的花园。
多年之后，一个名叫薇拉·奥斯基勒格尔的演员加导演，嫁给中央政治局的某位成员之后，住进这个地方。她非常讨厌这里，对于这个人称“首领们的天堂”的地方，她这样写道：
“这里的房子像火柴盒一样漂亮、对称。它们没有灵魂，和旁边的沙滩与松树格格不入……这是个贫民窟，住在这里，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在家的外来移民。每天早上，同样的黑色沃尔沃会准时停在花园门口，每栋房子里都会走出来一个老人；每个老人身旁都会有一个年轻人护卫着他，帮他拿包，为他打开车门……”
其实，她讲述的已经是东德后期的事情了，因为那时东德党政领袖们的座驾已经换成了特别加长加固的沃尔沃。最初，东德领导的标准座驾是苏联生产的海鸥牌轿车，20世纪50至70年代，“海鸥”牌轿车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部长以及党领袖的标准交通工具。党领袖们都发有一个所谓的A执照，所以他们可以不用遵守常规的交通规则，特别是可以不受时速的限制（而这条规则对于普通人来说是严格强制执行的）。
1960年初冬，中央政治局的先生们搬进了他们朴实而宽敞的家，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私立诊所。夏天，领导们可以沿着私家小径前往湖滨属于自己的一块地方，那里还配有浴室和船坞。为了防止不测，在重要人物住宅区几百米远的地方建有一套防空掩体。一旦冷战的局势发生变化，战争爆发，德国统一社会党领袖的家人就可以用这个防空掩体作为避难所，而他们的一家之主将会悄悄地转移到这个区域的某个地下机构，继续在那里指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为生存而战。
他们还可以随意使用住宅区内一个庞大而宽敞的公务员会所系统（称为F-俱乐部）。这个系统含有一个电影院和一个游泳池。此外，在会所的餐馆内，德国统一社会党官员及其家人可以以极低的价格用餐（烤鹿肉的价格只要区区4马克），这里的厨师都是美食家，他们可以根据领导人的要求烹饪每道菜。在部长办公室或者党办公室辛苦工作一天之后，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可以在下车之后来这里的酒吧喝上一杯啤酒。
住宅区内还有一个大商店，出售新鲜的食物和（通常都是进口的）家用必需品。尽管商店内有食物出售，但因为会所餐厅内食物的价格惊人的“合理”，所以东德政府的官员及家人更喜欢去餐馆用餐。和会所的餐馆一样，这个商店也保证随时都有最好的产品供应，其中包括史塔西通过秘密渠道从国外和西德弄来的货物。
据记载，第一书记的夫人洛蒂·乌布利希特别钟爱“乔纳森”牌苹果，所以商店专门派人去保加利亚给她弄了一些这种苹果。乌布利希通常在早上6点起床，做一些运动，之后会长距离散步，去湖上划船。电视上经常可以看到他挥动着体操瓶装棒，或带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内狂热的市民做大众柔软体操。尽管年事渐高，他的乒乓球依然打得很好，很有进攻性。饮食方面，乌布利希常常吃生蔬菜和鸡蛋。
几年过后，森林住宅区内园丁的数量增加到了30个，还搭建了一系列大型温室，这些温室可以不间断地为这里的人提供新鲜蔬菜和鲜花。格罗提渥退休之后，维利·斯多夫接替他成了东德的总理。维利·斯多夫对蔬菜种植有着狂热的兴趣，当他觉得史塔西没有更好的事情可以做的时候，他甚至会让他们来自己的蔬菜苗床上做事。维利·斯多夫被认为是一个冷血而残忍的人，据说在东德政府中他是最不受欢迎的一位高层领导。
东德领导和家人生活的区域被称为“内环”。600位为政治局委员住地提供服务的服务员、警官和保安人员，大都居住在附近不起眼的房子里。他们居住的地方被称为“外环”。所有这些人，包括厨师、管家和园丁，都对史塔西“个人保护首要部”负责，并依照史塔西评定的军衔等级领取薪水。因为某种原因，厨师的军衔始终都在中尉以下。
领导住宅区员工的雇佣条件非常苛刻。史塔西的首领埃里克·米尔克在招聘员工时告诫他们要“表现出温顺和专业的态度，能够灵敏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要让领导们保持良好的心情”。员工讽刺地把他的告诫称为“爱我指令”。
不管他们的漂亮话听起来多么平等，这里的气氛还是极像传统的封建领地。年老的昂纳克在打猎的时候，为了更好地瞄准，把枪架在一位守门人的肩膀上。这位守门人因此丧失了右耳的听力。尽管如此，依然有很多人希望能到森林住宅区来工作。即便是做最低级的苦力，能够接近权贵也让他们觉得沾了贵气。此外，那些进口来的好东西也能偶尔落到他们手里。
60年代，东德政府的高官可以随意去森林住宅区以北20到30公里的狩猎保护区内打猎。这片区域曾是希特勒的密友、狩猎大师、德意志第三帝国陆军元帅戈林独占的禁地。为了纪念他的首任瑞典妻子卡琳，戈林修建了一栋大宅子，取名为“卡琳堂”。战后，这栋宅子被捣毁，但戈林和其他猎人住过的房子还在，而且已经被中央政治局委员租用下来，只不过租金少得可怜。外国访问者，特别是像赫鲁晓夫的接班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这样的政坛要人，都会被邀请去“森林住宅区”附近的野生动物保护区打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领导精英们周末偶尔也会在多棱兹的狩猎木屋内召开高层会议。
有时候，森林住宅区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掩映在茂密丛林中的政治保留地。每天夜里，住宅区会迎回它的主子，仿佛在说，对他们以及对人民来说，在外面闲逛都是很危险的。尽管住宅区内的生活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内的其他地方都要奢华，但几乎没有哪位领导精英是出于自愿或者渴望才住进来的。住在这里的很多人后来都承认，他们本能地感觉到了一种幽闭恐怖症。
20世纪80年代，君特·沙博夫斯基进入中央政治局以后就搬去了森林住宅区。他说那里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友谊，也没有真正的社交生活。谁要是和万特利兹的某个居民来往过于密切，一定会被怀疑有阴谋企图，或是想要“组成宗派”。瓦尔特和洛蒂·乌布利希从来不和居住在此的其他人来往。除了公事之外，他们家唯一的外来者恐怕就是他们的女儿，因为她每个周末都要从柏林回到这里来。女儿回来之后，在他家里服务的人都会被支开，因为乌布利希一家希望自己家庭的私人生活不为外人道。
这种由于焦虑而导致的亲密关系失调会造成一种恶果：森林住宅区内的居民要么呆在家里和家人在一起，要么就去F-俱乐部。因为在F-俱乐部，他们的出现是安全的，而且是“集体”的一部分。整个20世纪50年代，乌布利希都在铲除一个又一个对他的领导地位形成挑战的异己，所以他很喜欢把党的领导都聚在万特利兹，以便自己可以随时监控他们。他的部下在外边权力很大，然而只要踏进住宅区的大门，就能真切感觉到自己受到的监视。
尽管德国近代史没有对万特利兹进行浓墨重彩的叙述，但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大众口里，这个地方还是被称作“上帝们的贫民窟”，或简称为“贫民窟”。囚禁别人的人现在也做了囚徒，而这个“森林住宅区”就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领导精英们的金丝笼。
自从1960年森林住宅区竣工，住宅区的外面就有一道围墙。围墙长8公里，高2米，上面还有瞭望塔，一直都有人监守。这个宏伟的、处处充斥着疑心的建筑，掩映在树木和新种植的灌木从中。灌木丛内有杜松、十大功劳和杜鹃花，它们长势迅猛，很快就把里面的住宅完全挡住了。如果不仔细看，你根本就不可能发现住宅区究竟在哪里。
据一位目击者记载，“从万特利兹高速公路出口5公里处，往左转弯”：
那里有两个玻璃岗亭，里面站着穿制服的护卫……还有一个红绿灯。当然，在你看到这些之前，一路都会有让你“停下”的指示和警告信号，信号显示“未经授权车辆”禁止从主道转弯。即使通过了这个电动控制的入口，你还得非常仔细才能看到茂密森林中那一堵两米高的墙。
作为安全事务秘书，埃里希·昂纳克非常成功地让这个森林住宅区得以保密和安全。接下来的一年，昂纳克将要面对有生以来的最大挑战。东德的领袖们将自己小心翼翼地封闭起来，与充满敌意的外界隔绝，现在他们在考虑如何让自己的人民也被封闭起来。
所有的1700万东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