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长德-
（一）西部民族地区是我国贫困程度最深的地区
1.贫困人口规模巨大，贫困发生率高，贫困程度深。1998 年内蒙古、贵州、云南、西藏、青海、宁夏、新疆的贫困发生率，分别为 6.4%、12.9%、12.2%、19.0%、14.0%、12.6%、8.9%，大大高于全国 4.6%的平均水平。1993 年国务院制定的《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确定的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全国共有592个，其中民族地区有257个，占总数的43.4%，其中属西部民族地区的就有221个，有贫困人口2163万人，占全国贫困人口总数的26.82%，内蒙古、广西、贵州、云南、青海、宁夏、新疆的贫困分布率（贫困县占各地区总县数的比重），分别是 36.90%、33.73%、60%、59.35%、35.90%、44.44%和 29.41%，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7.27%的水平。
2.贫困程度最深，返贫率高。据调查，1988 年全国平均的标准贫困发生率为 35.1%，其中贵州为58.3%，云南为47.3%，到1995年，全国标准贫困发生率下降为 28.6%，而贵州则上升到61.8%，云南为 45.6%。1988 年全国极度贫困发生率为 16.9%，而贵州为34.2%，云南为20.6%，1995 年全国极度贫困发生率下降为17.4%，而贵州上升为40.7%，云南为24.1%。1988年全国赤贫发生率为16.9%，而贵州为34.2%，云南为12.7%，1995年全国赤贫发生率下降为12.1%，而贵州为28.5%，云南为12.7%。这些指标都大大高于东部地区。西部民族地区大都地处生态环境脆弱地带，自然灾害频繁，抗灾能力弱，粮食生产的波动性很大，这样低收入的贫困人口具有脆弱性和不稳定性，返贫的概率很大。
3.少数民族的贫困更严重。西部民族地区贫困的另一个特点是少数民族人口和贫困人口在空间分布上的重合。1996 年，我国少数民族的贫困发生率为20.1%，而汉族仅为6.4%，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足 9%，但却占绝对贫困人口的 45.05%。1996年底，贵州629万贫困人口中80%是少数民族，极贫人口329万人几乎全部是少数民族；宁夏南部山区 60%以上的贫困人口是回族；云南贫困人口 85%是少数民族，全省 26个边境县有 16 个是贫困县，贫困人口绝大多数是少数民族；西藏33万贫困人口中90%以上是藏族。
4.人类贫困压力大。我国西部民族地区除了收入低外，与此相联系的是人类发展水平低，人类贫困压力大。西部民族地区人口文盲率高，由于普遍缺乏获取、交流、应用和创造知识与信息的能力，严重妨碍了他们的经济活动能力、收入创造能力以及现代生活方式的实现，造成了对他们的“信息隔离”，形成严重的知识贫困。例如人均年订阅报纸数和电话普及率，西部民族地区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50%不到，因特网普及率就更低。此外，一些西部民族地区农牧区贫困人口缺乏社区民主参与权、社区信息知情权、表达个人意愿的公民权、保持本民族传统的文化权和某些基本的人权，相当多的少数民族贫困人口还缺乏就业机会、迁移与流动机会，许多少数民族贫困妇女还受到各种歧视。
（二）西部民族地区贫困的成因
西部民族地区的贫困主要与这些地区的经济落后、社会发育程度不高有关，这既有地区不利因素的影响，又有外界环境不利因素的制约。
1.“边际”地理区位。“边际”地理区位是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的典型特征。首先，它们位于西南、西北边疆，远离国家政治核心区和经济核心区；其次，它们又位居于各省、区的边缘地带，远离主要经济中心和交通干线，交通通讯的通达性差，导致与世隔绝的封闭状态，造成闭塞的环境、闭塞的社会、闭塞的人；再次，这种“边际”区位还表现在，贫困地区大都处于国界、省界、陆界的三界地区。全国三界贫困县共 438 个，占全国贫困县总数的56.52%，其中内蒙古、广西、贵州、云南、西藏、青海、宁夏、新疆共153个，占三界贫困县总数的 34.9%。最后，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在生态区位上，地处生态环境脆弱带，稳定性差，抗干扰能力弱，可以恢复原状的机会小。这些既是贫困的原因，同时也加强了脱贫的难度。
2.恶劣的自然环境。在全国 141个国家重点扶持的少数民族贫困县中，大约1/2分布在南方大石山区，1/4分布在青藏高寒山区，1/4分布在北方干旱、半干旱和荒漠草原牧区，这些地区生态环境脆弱，旱、水、雪、风、雹、沙尘暴等自然灾害频繁，同时这些地区又是致病水土区，地方病和传染病流行，有效生存空间狭小分散，构成反贫困的严重阻碍。尽管这些地区有丰富的其他资源，但农业资源贫瘠，土地生产潜力相当低，人们为了生存就不断砍伐森林、扩大耕地面积，引起资源破坏、环境退化，陷入贫困、环境和发展的恶性循环而无力自拔。
3.人口数量增长快，人力资本水平低。贫困在大多数情况下总是与人口的快速增长、极低的人力资本水平相关的。研究证实，劳动力文化程度的高低与贫困发生率及家庭的人均收入有着密切关系，劳动力文化程度越高，家庭的人均收入也越高，而贫困发生率就越低。高人口增长，低人力资本水平，形成人口、环境、贫困的两个高相关的恶性循环，一个是人口高增长必然使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基础的压力加大，结果草原退化、土地沙化、气候恶化，水土流失进一步加剧，最后经济落后的“人口增长———环境退化———经济贫困”的恶性循环；另一个是“人力资本水平低———观念落后，工作能力不高，难以进入资本市场，缺乏创新精神———贫困”的恶性循环，而且这两个高相关的恶性循环很难从内部打破。
4.经济发展水平低。无疑，绝对贫困的范围首先取决于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其他条件不变下，一个地区的发展水平越低，贫困的范围越大。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内在和外在因素的长期综合作用，经济发展水平低，这首先表现在民族地区人均收入水平不仅远低于东部发达地区，而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差距还在扩大。其次，经济结构水平低，非农业经济不发达，传统农业经济比重大，经济的“二元度”高，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基本上还是单一的农业经济。第三，经济体制改革滞后，对外开放程度低。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要滞后东部地区10年左右，目前非国有经济的比重尚不及浙江、福建、广东 1978 年的水平。由于经济落后，致使西部民族地区绝对贫困面大，贫困度高。
5.基础设施落后。基础设施供应不足是民族地区普遍存在的劣势之一。由于交通通达性差，交易费用高，贫困人口与外界的交易机会少，甚至没有交易机会，结果限制了市场范围的扩展，限制了分工，致使这些地区的比较优势难以发挥，形成所谓的“富饶的贫困”。
6.非正式制度的约束。贫困和落后不仅仅是一堆能勾勒出社会经济图画的统计指数，贫困也是一种心理状态。这表现为缺乏效率与个人效能感、缺乏突破陈旧方式的创造性想像和行为、自信心差甚至对现状麻木不仁、被动地接受命运等。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由于上述诸种不利因素综合作用，再加上不少少数民族在进入现代社会以前社会发展程度很低，所形成的行为规范、惯例、行为的自我强制准则等，不仅不利于商品经济观念的形成，而且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进取精神。这种非正式制度的约束，不仅提高了交易费用，而且有时使交易为不可能。这极大地限制了分工的发展，从而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增进。
（三）西部民族地区反贫困的战略选择
针对我国西部民族地区贫困的特殊性，在反贫困的战略选择上，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区域发展援助，即加快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开发进程，实现民族地区整体经济实力的增长和自我发展能力的提高。另一方面，反贫困战略的目标要瞄准西部民族地区的贫困人口，使贫困人口为反贫困的直接受益者。由于自然条件和基础设施空间分布的不均衡，因而投资的空间分布不均衡，加之居民利用和竞争经济机会的能力的不均衡，结果不同居民群体的人均收入提高的幅度不同，贫困人口由于居住地区自然条件恶劣，基础设施落后，自身竞争经济机会的能力低下，因而从区域经济增长中受益较少，和其他人口相比相对贫困问题日益加剧，因此，反贫困战略除了以西部民族地区为对象外，还应瞄准民族地区的贫困人口，满足他们的基本需要，即向贫困人口提供基本生存条件和基本生产条件的满足。
就具体的战略措施而言，我们认为，第一，应将西部民族地区作为国家反贫困的重点地区。加大幅度提高中央政府对地区扶贫资金的投入。第二，大幅度增加反贫困的资金投入。根据国际经验，反贫困资金至少应占 GDP的 1.5%。而我国目前不足 0.5%。因此，中央政府和各地方政府应加大反贫困资金投入力度，通过收入再分配政策和转移支付，实现反贫困资金比例的较大提高。第三，西部民族地区的反贫困需要制度创新。政府的反贫困工作要由道义性扶贫向制度性扶贫转变；要建立起规范的、有效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积极推进西部民族地区经济改革；要改革反贫困行动的组织结构和管理制度，提高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扶贫效益。第四，强化人力投资，提高贫困人口竞争经济机会的能力。大力加强西部民族地区人力投资是反贫困战略的中心环节，西部民族地区要控制人口增长，强化教育投资和卫生保健投资，尽快提高各民族人民的科技文化水平。第五，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环境。要根据西部民族地区的特点建设适宜的区内和区际交通运输通道，邮电通讯、人畜饮水工程和农田基础设施等。第六，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形成开放性的社会经济结构。第七，加快资源开发进程，推动社会经济进步。第八，建立社会安全保障网，如食品价格补贴、配给食品补贴、食品券补贴和补充性赈济计划，及提供老年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保证残疾人和失去劳动力的贫困人口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消除健康贫困。
（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