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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5章 附录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第十五次会议闭幕词

同志们:

在各位代表的共同努力下,在暨南大学的精心安排下,全国高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第15 次会议即将闭幕。来自全国50多所高校100多位专家学者,共聚一堂,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以高度的责任感探讨新世纪我国面对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这次会议达到了预期的目标,这次会议是新世纪的第一次研讨会,研讨会的主题是新世纪的改革与发展。围绕这一主题,代表们通过分组讨论和大会发言就劳动价值论、收入分配、农村、农业和综合经济问题展开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这些问题可以说是已经讨论多年的老问题,但现在讨论的具体内容却是改革与发展所面临的前沿问题。这些题目牵涉到基础理论和重大的政策实践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上不可避免地存在分歧。在讨论中各位代表能够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充分发表意见,老中青学者平等讨论和交锋,由此推动了这些问题研究的深入,也使一些问题形成共识,因而使这些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研讨中也提出了一些新问题和新课题,表明这些问题的研究尚未终结,需要理论工作者继续解放思想进行理论创新。

下面对这次研讨会的讨论成果作一简单的小结。

关于劳动价值论的研究。根据江泽民同志关于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研究的要求,各位专家对此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大家认为,讨论此问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我们现阶段讨论劳动价值论的现实背景是:知识、科技和管理等要素在财富创造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分配制度在实行按劳分配的同时还采取了按要素分配的机制。这些问题要求科学的理论做出说明和支持。这次讨论中形成的基本共识是马克思揭示的劳动价值论是科学的理论。在解释要素报酬、资本和剥削等现实问题时,劳动价值论也要与时俱进。这依赖于两个方面的思想方法:一是要在完整准确地理解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对这些问题做出科学的回答,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对资本、价值增殖等等范畴都有否定和肯定的二重性的分析。现在的讨论特别要注意长期以来被忽略的肯定一面的分析。二是现阶段的情况与100多年前马克思创立劳动价值论的经济条件已大不一样,因此需要结合新的发展阶段的新的实践以发展了的劳动价值论来科学地研究和说明新课题。

现阶段讨论劳动价值论需要明确讨论的起点。由于技术和管理的劳动在马克思那里已经归入总体劳动者范围,因此对这些要素参与价值创造没有异议。服务性行业的收入大都已计入 GDP,因此服务性劳动也创造价值应该说也没有异议。现在关注的问题是现阶段的私营企业主是否也参与价值创造。讨论中取得共识的是目前的私营企业主由于其在执行资本职能时也有技术和管理的投入,就这一意义上说也参与了价值创造。由于知识、技术和管理的投入属于复杂劳动,其价值多倍于简单劳动,而且在现代经济中,相对于直接劳动,知识、技术和管理的作用越来越大,与此相应,在价值创造中这些劳动所占的份额也越来越大。

讨论中最为热烈的是资本等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是否符合劳动价值论。问题的关键是能否从劳动价值论中推导出资本报酬。各个专家在这方面进行了努力。大部分专家认为我们不能把现实中非按劳分配的现象,倒过来作为否定劳动创造价值的依据。专家们试图将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分开,强调没有必要在价值创造与分配之间建立必然联系。专家们认为,劳动价值论揭示的是价值的源泉。而劳动创造出来的价值如何分配,却是受其他因素支配的。有的专家试图将价值创造与财富创造分开,资本不参加价值创造,但参加财富创造,因而可以参与财富分配。有的专家则明确认为,价值是生产关系的范畴,作为关系是不能分配的,因此分配关系不能用价值来说明。价值创造只与活劳动相关,价值分配不完全取决于要素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而与要素所有权相关。因此资本依靠其所有权取得收入。

关于分配问题的讨论。这次研讨会特别关注的是按要素分配的理论基础,这与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价值论研讨相关。

关于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的关系。专家们认为,按生产要素分配本身就包含着按劳分配的内容,因为物质生产成果无不是人们投入的各种生产要素相互作用的劳动产物。要进行商品生产离不开劳动和生产资料的结合,只有使各个要素的提供者各得其所,才能使商品生产正常地进行下去。按多种要素分配,是不同分配方式所具有的功能产生的内在要求。按劳分配虽然能激励人们劳动,具有激励劳动的功能,但没有激励其他要素的功能。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的结合能够使各种分配方式在功能上得到优化的组合。

在明确资本参与收入分配后进一步的研究是对资本收入是否剥削收入进行定性。许多专家认为,资本收入就是剥削收入,这个结论不能改变。承认剥削不等于不允许剥削,在现阶段资本取得剥削收入是合法的,甚至还可以鼓励。我们没有必要因为需要它而将它说成是非剥削。也有的专家认为对资本收入是否剥削不能一概而论。资本有多种类型和功能。在资本雇佣劳动关系中取得的收入是剥削,而在资本被其他要素利用和雇佣的关系中,资本收入不是剥削,仅仅是所有权收入而已。也有专家认为资本收入在现阶段不是剥削收入。其理由是,劳动以外的其他要素如资本也参与价值的创造。因此,不能把所有的资本收入都认为是剥削收入。应该看到,资本收入的一部分是对资本参与价值创造的一种回报。

有的专家对剥削进行了分类。一是产权私有性剥削,如凭借生产资料私有权来获取他人的劳动成果;二是掠夺性剥削,如抢劫、偷窃等造成的无偿占有现象;三是强权性剥削,如凭借特权谋取私利而形成的无偿占有的现象;四是制度缺陷性剥削,如在平均主义的分配、垄断收益,经济外部性等所造成的一部分人无偿占有他人劳动成果的现象。功大于过的剥削,应该允许存在;过大于功的剥削,应坚决取缔。

有的专家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评价产权私有性剥削现象。第一,不应从感情或伦理道德观念出发,而应当从经济原则出发来评价剥削的历史地位。第二,从我国现实情况看,剥削现象的存在,有利于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有利于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第三,剥削的消亡需要具备经济条件,这就是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达。目前允许剥削的存在恰恰为将来使剥削退出历史舞台奠定经济基础。

我国近年来收入差距的明显扩大受到了与会专家的担忧和关注。如何评价和把握当前的收入差距状况问题,有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我国目前收入差距扩大问题也相当严重,两极分化在我国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另一种观点认为,从整体上看,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偏大,与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居民收入差距适中;但中国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偏大。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问题还未到十分严重的地步,但有愈演愈烈的扩大化趋势。

关于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有人认为,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有:(1)生产要素参与分配使一些人的收入和财富的拥有量大增,引起“马太效应”。(2)竞争是收入差距扩大的催化剂。(3)税收制度不健全和征收不力,也是造成差距扩大的原因。(4)体制和制度缺陷,使一部分人大肆侵吞公有和他人财产。也有人认为,除了上述原因外,诱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因素还有:(1)价格结构与垄断经营;(2)企业进入市场的起点不均等;(3)国家的转移支付或补贴政策有缺陷等。

专家们对治理收入差距扩大化问题提出了各种对策。其中包括:对居民收入差距的调节应与经济增长相协调,并与反垄断及加快体制改革相结合;增加低收入居民收入的收入转移政策;向居民提供基本的和更多的教育服务;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建立规范的市场经济秩序,创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整顿和规范不合理收入;加快城市化进程,尽快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等。

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问题也是这次研讨会讨论的热点。特别是在中国加入 WTO以后,我国的“三农”问题将更为提出。讨论中专家们提出一种颇有新意的思路:跳出“三农”来寻求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农民问题的解决靠减农,农业问题的解决靠非农化,农村问题的解决靠城市化。

许多代表认为,农地不能流转、农地分散化经济是制约中国农业发展的症结所在,究竟该如何实现农地流转与农地规模经济呢?代表们给出了多种解决方案,有的建议实行农地经济权流转、有的建议按市场机制来自发调节农地流转。

近些年来农民收入增长率的下降,不仅加剧了“三农”问题解决的难度,而且还影响到中国宏观经济的运行,因而,代表们围绕这个问题各抒己见,有的建议通过“费改税”来解决农民的增收问题、有的建议通过技术革新、发展生态农业和“三高”农业等来解决,还有的建议采用农业产业化的方式来增加农民收入。

有的代表认为,中国农业问题出现的症结在于制度的供给不足和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而要解决农业问题则必须不断进行制度变迁,以保持制度的持续供给,通过制度变迁促成中国农业问题的解决。

西部大开发仍然受到专家们的重视。专家们从两个方面提出问题。一是对东部来说,美、日经济衰退,特别是“9.11”以后国际市场外需明显下降,内需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从内需角度讲,西部的发展将成为东部自身的发展问题。二是对西部来说,西部与东部沿海地区发展相比,在体制背景、市场环境、开发对象与发展负担等方面有所不同,因此应避免盲目性,在深化改革、改善投资环境等方面应充分注意开发的特殊性,取得西部大开发的较好效益。

关于深化国企改革问题。讨论中专家认为深化国企改革应注意以下三个问题:一是坚持体制创造与科技创造相结合,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走出国企改革与发展的新路子;二是实行引进创新与自主创造相结合,为此必须进行分配制度改革和综合改革;三是正确处理“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关系,通过改革、改组和改造使国企改革不断引向深化;四是国企改革与人力资源收益资本化。人力资源收益资本化的前提是界定人力资本产权,通过人力资源收益资本化,使人力资本所有者逐步替代物质资本所有者拥有更多的企业产权,这应同为国企改制的原则。

借鉴发展经济学的最新进展,可以为我国改革和发展提供新的借鉴,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由过去偏重于物质资本积累,转为更重视人力资本积累;二是由过于偏重于工业化,转为注重对传统农业的改造;三是由注重计划化转为更突出市场的作用;四是从过分强调进口替代转向内向型和外向型经济的协调发展。

这次会议提供论文和讨论中提出的议题很多,观点也丰富多彩。限于时间关系不可能将所有议题和观点在这里一一反映,只能靠大家自己去总结。

这次研讨会和过去的14次研讨会一样,由于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导向,无论是参会的论文和讨论中提出的观点基本上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这次研究专题劳动价值论尤为突出。同时我们又看到由于年轻专家的加入,使我们的研讨会增添了活力。特别明显的是研讨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又没有拘泥于马克思的个别结论和个别教条。大家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面对新现象,以新的视野研究新问题、提出新观点。专家们提出的各种意见和观点基本上是经过认真的调研和思考,有理论的思维,也力图找到理论和实践的支持,也正因为如此,研讨会的研讨和争论才会使大家都收益和感兴趣。我们深深体会到,这个研讨会开了16年经久不衰,吸引力越来越强,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的会风和学风。也就是坚持真理,解放思想,理论联系实际,与时俱进在研讨会的学风上得到了体现。

各位代表,进入新世纪后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面临着许多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经济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现代化的进程对经济理论提出了强大的理论需求,并呼唤理论创新。理论工作者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这一切需要我们进行理论创新和大胆实践。特别要指出的是我们这些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的经济学者更要勇于创新、勇于改革,不只是当批评家,更要当建设者。主动为改革和发展提供理论和政策建议。有为就能有位。我们将以创新的理论,以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强劲的生命力。

在会议闭幕之际,我代表会议领导小组感谢各位专家的积极参与,感谢暨南大学的热情周到的接待和安排,感谢各家新闻媒体给予的各种形式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