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思路
-丁长发-
（一）“减少农民”的政治经济学意义
首先，“减少农民”有利于增加社会总需求。目前需求约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而关键原因在于占中国总人口 64%的农村农民的购买力很低。1998年，全国城镇人均消费6 201元，农村人均消费1 893元，农村人均仅为城市人均的30.5%，近8亿农村人口的消费总额只及4亿多城市人口的2/3多。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农村购买力水平低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双刃剑，一方面使8亿农民的市场潜在优势不能转化；另一方面使4亿多城镇居民的生产力得不到发挥，反过来又制约了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与购买力的提高。农民减少后，增加城市人口，既增加农民收入，又形成对房地产、粮食等消费资料的刚性需求。
其次，“减少农民”有利于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率。我国小规模家庭经营的农业中，有 14 个省区人均耕地面积低于 1亩，有6个省区人均耕地面积低于0.5亩，而超过人均耕地面积 1亩的地区，大部分是西北部缺水省区。而中国农业劳动力2000 年达到5亿人（18～60岁）。低效的农业生产率只能得到相应低的收入，商品率低，每户农民的产出中，能作商品出售的份额少，而8.0739亿农民加起来的可用于出售的农产品又受到只有 4.5594亿城镇居民市场的制约。通过城市化减少农民，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农产品的商品率。
再■次，“减少农民”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持续发展的最重要的战略任务。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中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同时大力调整乡镇企业。曾经一度占主导地位的意见是“离土不离乡”，通过遍地开花的乡镇企业来容纳日益增多的剩余劳动力。而实践证明，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乡镇企业技术的升级，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对农业劳动力开始起排斥作用，乡镇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末每年排斥300～400万。这是因为我国市场进入“买方市场”后，失去城市积聚效应和技术层次低的乡镇企业，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有一个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过程。因此，我国工业化的发展必然要同城市化同步，以减少农民。而城市化是世界工业化的趋势。我国城市规划用地每平方公里 1 万人，人均地只有 100 平方米，目前农村人均仅耕地1.9亩，合1 300 平方米，城市用地的集约程度比农村高得多。只要政策措施对头，从动态看，城市化的最终结果应该节约更多的土地，有利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
最后，中国加入 WTO，“减少农民”有利于我国农业面对国际竞争，有利于培育中国城乡“二元”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农民进城后，减少农产品的劳动力单位成本。
（二）“减少农民”的路径安排即是农村人口的城市化
我国目前的城市化水平（36.09%）不仅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而且还远远落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因而我国的城市化任务也就显得特别艰巨。如何结合中国目前的实际，寻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道路，以实现农村人口城市化，减少中国农民，并最终完成中国的城市化，是亟待探讨的问题。
我国城市化的路径依赖与发达国家城市化的背景相比有很大的不同。发达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大都面临着相对宽松的人口环境和工业化环境，相比之下，我国在这方面则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据农业部温铁军的测算，我国目前农村人口绝对过剩约达4亿劳动力。由于我国在短期内难以实现人口再生产的现代化，这种不利的人口环境将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就工业化环境而言，我国工业化还面临着资本积累不足的问题，长期的闭关锁国以及西方列强对我国的封锁，都极大地影响了我国的资本积累，减慢了我国的工业化进程。最后从工业化的技术来看，发达国家走的是一条技术自然演进的道路。在工业化前期，工业技术的劳动密集程度很高，只是在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进程后，资本密集技术才逐渐发展起来。在这样的一种发展格局下，城市的工业发展具有很强的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可以保证农业发展过程中所不断释放出的大量农业劳动力的源源流入，基本上不存在对农村劳动力移入城市的客观限制。而我国的工业化由于政治、经济、军事等诸方面的原因，具有后起性的特点，工业技术的发展在工业化早期阶段就更富于资本密集的特征。这样的战略，在工业化过程中很难做到迅速吸收掉农业部门所排放的过剩劳动力。总之，同发达国家城市化的背景相比，我国处于极为不利的环境当中。正是由于这种不利的环境，使我们不能简单地沿着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走城市化道路，而要结合中国的国情，并遵循世界城市化的一般规律，走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
（三）制度创新和我国城市化道路的战略选择
小城镇战略不是我国城市化的出路。我国农村中约有1.2亿相对剩余劳动力，据农业部温铁军的测算，到2000年有4～5亿绝对过剩的农业劳动力（即减少这些农业劳动力不会影响中国农业产出）。而城市当中由于国有经济的效益问题和结构调整，也有1 200万的下岗工人和500万失业人员，显然，小城镇无力容纳如此大规模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小城镇战略难以实现有效的聚集效应和规模效益。特别是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多地少、人地矛盾十分突出、人均资源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是不能容忍如此大量资源浪费的。根据王小鲁等的研究，按人均占有的建成区（指公用设施达标的建筑密集区域）面积计算，我国200万人口以上的超大城市、2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建制镇三者人均占地的比例是1∶2∶3.1.小城镇在建成区以外还占用大量非耕地。1997年20万人口以下小城市非耕地面积竟达到102万平方公里，其中包含相当大量的土地资源浪费。总之，小城镇难以担负起中国城市化的历史使命。我国的城市化必须建立在现代化大工业和第三产业充分发展的基础上，而小城镇缺乏现代化大工业最基本的规模效益和最起码的交通、通讯、供电等社会生产条件，现代工业难以发展起来，进而抑制了第三产业发展。
我国城市化发展的经验证明，从各类城市的经济综合指标看，以超大、特大、大城市为主导，特大、大、中、小城市全面发展是我国城市化道路的必然选择。
在城市，特别是超大、特大城市，人才集中、信息发达、技术创新能力强，产业结构调整快，基础设施比较齐全，社会化服务体系比较完善，因而投资效果好，经济效益高，人均占地少，是国家和大区域经济社会活动的中心，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举足轻重。特别是在我们这样一个拥有 12 多亿人口，约960 万平方公里陆地面积的发展中大国，建设一批京、沪、穗、深圳那样的具有全国和大区域意义的多功能、综合性的超大、特大城市是十分必要的。通过发展大城市、特大、超大城市系统来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培育中国经济增长极，是适合中国国情，也是国力所允许。由于小城市和小城镇集聚程度低，一般规模效益差，对人口容量有限，因而以小城市为主体无法使工业化和城市化得到较快的发展，也不符合我国人多地少及资金短缺的国情。中等城市与大、小城市相比，有自己独特的适中特点和优势，在提高经济效益、消化农村人口、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等方面，都具有较大潜力，但是没有大城市和小城市所具有的优势，而且中等城市本身就是一个尚在发展中的极不稳定的城市系统，因而只选择中等城市发展为重点也是行不通的。这说明，各级规模的城市作用各不相同，只能相互补充，不能相互取代，企图单纯发展某一规模级的城市不能解决我国城市化问题。只有以超大、特大、大城市为主导，超大、特大、大、中、小城市全面发展，才能形成一种和谐的力量，来推动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健康发展。
城市化中的制度创新以户籍为根基的城乡隔离制度是加快我国农村人口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最大制度性障碍。这样的一种城市化制度，无疑会把农村剩余劳动力最大限度地束缚在农村，甚至不惜把农村作为排泄过剩人口的“蓄水池”。改革开放以来，以户籍制度为根基的城乡隔离制度开始被打破。1984年，政府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入县城以下的小城镇落户，实现了一次质的突破。更为重要的是，用户籍制度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已越来越难以奏效。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的民工大潮，充分地说明了城乡隔离制度已经走入死胡同。如何冲破户籍制度为根基的城乡隔离制度的藩篱，重塑城市化制度，已经成为当前我国面临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我们认为，城市化制度的创新必须摈弃以户籍制度为根基的城乡隔离制度，建立起与市场经济要求和与 WTO框架相适应的新的人口登记制度和管理制度。在户口制度方面，应建立开放式制度，任何人无论是从乡村迁移到城市，还是从一个城市迁移到另一个城市，或从一个农村区域迁移到另一个农村区域，以及从城市迁移到农村，只要符合一定的条件和要求，如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和固定的住所，就应该依法给其办理暂住户口或常住户口，并依法享受当地居民的应有权利并承担相应义务。在具体的政策实施上，我们并不主张一步到位、激进式的变革，那样会引起社会动荡。我们主张先易后难、局部突破，先在部分条件比较成熟的中小城市破除旧的体制，2002年10月1日起取消全国小城镇，就是一个好的开端，尔后应该扩大到中等城市、大城市和特大直至超大城市。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经济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