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铁民-
（一）要正确处理好“农内”和“农外”的关系
在诸多的探讨农民收入问题的文章中，主要的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研讨，一个方面是从农业内部去探讨解决问题的途径，另一个方面是从农业外部去探讨解决问题的途径，当然也还有一些文章比较系统地从内外结合作研究，这些都是非常有价值的，都无可非议。但是，也有一种看法似乎有点绝对化，强调“农业的根本出路在农外”，“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功夫不在农内，而在农外，如果我们仍然重复过去‘打补丁’的做法，已经没有任何意义”。认为城乡二元结构这个基本体制矛盾没有突破，无论什么调节微观机制的政策都很难发挥作用。同时提出，创造农村发展的外部环境，首先是要加快城镇化，尽可能吸纳农村剩余人口；其次是在战略上以新的资源开发带动农村剩余人口的转移，比如，在西部开发中，动员大量农村过剩劳动力从事水利建设，实行人海战术，以工代赈，以工授地，安置东部剩余农民；再次是在金融、保险、流通、批发等非农领域中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让农民有利可图。上述见解，被称为“农外论”。对这个“农外论”已有同志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农外富农之途是无可挑剔的，甚至是应当进一步深入阐述的，而且也是需要大大加以扩展的。但是认为目前“农内”进行增收活动“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却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实际上，现阶段在我国广大农村开展增收活动，还是大有可为的。并且分别从农业结构调整、农业产业化、农地使用权流转和规模经营、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与农村社区集体经济组织建设等方面加以论证。
本人认为，把解决农民收入问题，或者说把解决“三农”问题，决然地分为外部问题和内部问题，或者单纯从外部或内部去寻找解决途径是不全面的，是欠妥当，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简单的道理上说，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内因，但是在一定条件下，外因也可以起主要作用，不过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具体到解决农民收入问题，也很难单纯从内部或外部找到有效途径。这里仅举一例加以说明。
大家已经比较一致认识到，要解决“三农”问题，解决农民收入问题，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加快农业结构的调整，以结构调整为主线。农业结构调整问题，关系到农业内部许多问题。比如，农业的区域结构问题，长期以来，我国存在的突出的区域结构趋同效应，仍没从根本上解决，失去比较优势；农业的产品结构问题，高质量的农产品比重小，在国际市场上没有竞争力，同时也带来农业效益低的问题。但是如果单纯从农业内部去解决农业结构问题，就不完全切合实际，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里还有个外部的问题。很明显的，农业结构调整必须与劳动力转移结合起来。众所周知，目前农业结构调整，最为迫切的既要进行产品结构的调整，也要进行要素结构的调整，关键在于农业劳动力的转移程度。所以，农业结构调整必须与整个农村经济发展协调并进，必须在制度层面上做出调整，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小城镇，推动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转移，为农业劳动力的流动和合理配置创造条件和拓展空间。还有农业结构调整离不开政府的财政支持，政府必须处理好财政负担与农民收入的关系，对农业结构调整给予必要的财政支持；农业结构调整应与改善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等等。农业结构调整涉及许许多多的外部问题，切不可忽视。所以，农业结构调整既涉及“农内”问题，也牵涉“农外”问题，无法绝对地从一个方面去解决。
综上所述，我们的看法是，解决农民收入问题，必须正确处理好内部和外部关系，内外结合，表里兼治。
（二）要正确处理好“分”与“合”的关系
20多年前，我国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实施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即在基本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的基础上进行家庭经营，打破了长期以来我国农村集体经济“集中劳动、集中经营、统一分配”的模式，相对于原先的“大、一、统”的经营方式，这实际上是一种分散经营的方式，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20 多年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实践证明，家庭联产承包经营是亿万农民的历史选择，符合中国的基本国情，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旺盛的生命力。因此，农村土地二轮承包时，中央作出决策，延长土地承包期“30年不变”。
现在的问题是，我国农村经济经过 20 多年的改革与发展，尤其是解决了绝大多数农民的温饱问题之后，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特别是近几年农民收入增长减缓。在这种背景下，有的同志就提出“小农”怎么长大的问题。认为改革以来，我国农村从原有的集体制中裂变出2亿多个农户，这些规模狭小的农户仍然深深印有中国农村几千年来所形成的“单个马铃薯”特征，内在联系梗阻，组织脆弱。当前面对波诡云谲的市场经济时，他们表现出严重的先天不足。因为“小农”难以提高效率，难以适应市场，难以避免伤害。因此，有计划地改变目前状态，提高我国农民的经济组织程度，使“小农”长大，已是当务之急。而且，这种“组织起来”不是过去人民公社体制下的集体经济方式，也不是一个小农加一个小农的简单结合，而是按照现代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分工，由其产业链条和内在的经济利益所联结起来的合作关系。诸如此类，见诸报刊杂志上，主张把农民组织起来，或者主张走合作化的道路的文章和观点为数不少。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多罗列此类观点。
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解决农民收入问题，存在“统与分”，即“分”与“合”的问题。换句话说，就是继续坚持家庭联产承包制，还是采取各种形式把农民组织起来。我们认为，应当正确处理好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的“分”与“合”的关系。
首先，家庭承包经营决不能动摇。长期坚持家庭承包经营不动摇，有利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农村市场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农民是主体，谁也不可替代。家庭承包经营、乡镇企业、村民自治等农村改革都是农民首创，农民是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主力。只有充分发挥亿万农民的创造力，农村经济才能快速发展，农村改革才能进一步深化，才能最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家庭承包经营不动摇，是保持农村社会稳定的基础。土地是农民的基本生产资料，从我国的国情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农业仍将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土地仍是农民最可靠的生活保障。事实证明，凡是土地承包关系不稳定的地方，往往出现的问题就多，社会就不稳定。所以，农村土地承包关系是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最大因素。
其次，应当采取措施，逐步地有计划地把农民组织起来，诸如采用合作制等多种形式，以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促进农业生产力发展。从事实层面来看，从已有的国内外实践证明，合作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主要优势是利益直接、民主管理，能够真正代表和维护农民的切身利益，是农户与市场、生产和流通，农民与政府相互结合与联系的桥梁和纽带。农业生产力越是提高，农业产业化越是发展，越是要求农民组织化程度提高，专业化分工明确。从我国目前农村经济发展的现状来看，由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农业发展是在分户经营的基础上进行的，生产规模偏小，且组织化程度低。据了解，目前我国加入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农民只占全国农户总数的3%。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和农业经济效益提高，当然也就影响到农民收入的提高。
本人认为，要正确处理好农业发展的“分”与“合”的关系，以提高农民收入，制度创新更为重要。所谓制度创新，就是在实现农业产品化上，需要一套有效的组织形式。具体一点说，在农产品生产环节上应采取由家庭联产承包来完成，并提供初级产品；而在初级产品的销售环节，这是目前我国最为薄弱的环节，应组织起合作社并由其完成，这有利于统一进入批发市场，并获取较高的销售收入。最后，农产品加工环节，应由合作社或股份公司来完成，最好以股份制公司为主。这样，农业产业的不同环节，由家庭联产承包、合作制、股份制公司三种基本组织形式来组成，使农业产业组织基本形式多样化，突破现有的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做法。
（三）正确处理好“抽吸”和“反哺”的关系
在改革开放前，咱们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虽然也把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大力宣传和提倡发展农业，但是，实际上发展农业是为发展工业服务的，把农业作为发展工业的基础。发展的思路很明确，即农业为基础，优先发展工业，特别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其后再“反哺”农业。这实质上是由工业“抽吸”农业，把农业作为工业发展的资金来源，实现工业原始积累。据有关部门测算，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通过“剪刀差”形式为工业提供了近1万亿元资金，年均每年200多亿元。由此不难看出，改革开放前我国农业发展缓慢原因之一斑。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提出优先发展农业，解决农业的基础性地位问题，特别是采取措施，从制度上革新，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放开农产品收购价格，使农民得到了实惠，农民收入有很大幅度提高，大大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但是，由于我们处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旧体制的影响依然存在。因此，发展的思维仍然带有旧思路的惯性。在解决农民收入问题上，重城市、轻农村，先城市居民、后农村居民，其具体表现还是很明显的。比如，近几年，市场需求不足，农产品消费首当其冲，价格长期低迷，农民卖难很突出，从而也影响到农民收入。为刺激消费，开拓市场，在寻求解决出路的办法中，有人就提出先增加城市居民收入就会带动农产品的消费，刺激农产品价格的提高，进而增加农民收入。其实在具体实践上，我们已经这样做了。这从统计数据上就可以看出来，一是目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与此相适应，城乡的消费水平有明显差距，并有逐步扩大之势；二是农民收入的增长一直相对缓慢，增速回落，并且仍低于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实际增速。这又从另一面制约农民积极性的发挥，当然最终导致了农民增收的滞缓。上述思想与做法，与改革开放前的做法并没有本质的差异，共同点都是后置了农民的利益，如果说改革开放前我们国家没能兑现对农业的“反哺”的话，那么，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仍然没有把对农业的“反哺”上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只是给了农民的一定实惠，让农民自救，这远远是不够的。还有，我们仍然在许多方面自觉不自觉地继续向农村、农民、农业“抽取”。比如，众所周知的盲目开发、乱占耕地屡禁不止；乱摊派、乱收费长期得不到解决，致使农民负担的增长速度超过农民纯收入增长速度；国家向农业的投资小于向农业征收税收，等等。我们完全有理由说，亿万农民为中国的工业发展和现代化立下了汗马功劳，功不可没。但是，由于长期对农业的“抽吸”，“抽农补工”的做法，对我国农业发展的负面影响是很明显的。农业缺乏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能力，导致农业生产率提高缓慢，农民收入增长不快，城乡差别扩大。因此，对农业的“抽吸”不能再继续了，应当尽快变“抽吸”为“反哺”。
实现对农业由“抽吸”到“反哺”的转变，利农利国。就拿开拓农村市场、刺激消费来说吧，我国有将近 9亿的农民，2 亿多个家庭，任何商品的普及率只要提高一个百分点，就会增加200多万台（件）的需求。如果国家能真正“反哺”农业，增加农民的收入，可能很快就会转化为最终消费需求，拉动投资需求，形成国民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要实现对农业由“抽吸”到“反哺”的转变，国家要实施有效保护农业的政策，而当前关键是国家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从各方面支持农业，不断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各级财政要增加支农资金数量，争取逐年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近些年来，国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对农业特别是水利和生态建设投入一定的资金，提高了农业的生产能力。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对农业的欠账太多，远没能解决问题。广大农民渴望继续加大投入，最终解决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问题，帮助防范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尽快提高收入。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经济法律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