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俄NMD磋商
1999年3月25日，美国和北约不顾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在科索沃问题上片面偏袒阿尔巴尼亚族人，对南联盟进行空中打击。此举导致了俄罗斯强烈反对，美俄关系以及北约成员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急剧降温。美国与俄罗斯在冷战后的战略合作曾一度下降到了最低点。在美国的NMD计划、轰炸南联盟以及车臣问题的“三重”打击下，俄罗斯转而寻求加大核武器发展和核威慑的新军事战略。反对NMD部署和维护反导条约的立场也更为坚定。
科索沃与车臣问题和俄罗斯的战略调整
“科索沃危机”和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斯拉夫的空袭不仅损害了俄美关系，最重要的是，俄罗斯在国家安全问题上的危机感进一步加剧了。
在北约不顾俄罗斯的利益和立场悍然空袭南联盟之后，俄罗斯不断传出要在未来军事冲突中使用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战略中重新依靠核威慑，重新引入“第一次核打击”概念的呼声。国家杜马国防委员会主席波普科维奇表示，国防委员会建议在国家安全构想中包括以下内容：当敌人的总体力量超过俄罗斯时，俄有可能实施以防卫为目的的、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因为“我们没有其他手段可以抵制北约推行的政策”[25]。1999年4月29日，俄罗斯国家安全会议决定研制新一代低能量核武器，以进行精确的非战略性进攻。9月，俄国防部正在考虑重新确定战略航空兵的发展重点。11月26日，俄罗斯战略导弹军司令弗拉基米尔·雅科夫列夫中将在会见记者时表示：“战略导弹部队不能彻底取代多用途军队，而且也不能被视为对付所有威胁的万能良药。但他们能够成为可靠的威慑力量，不仅针对大规模进攻，而且针对地区威胁。”[26]将核武器用于地区性威胁，这在冷战后俄罗斯的军事战略发展中，明显还是第一次。1999年11月公布的“俄罗斯联邦海军战略（草案）”也将“研制新一代战略导弹潜艇”列为发展海军各兵种和部队保障系统的首要项目。[27]
俄罗斯走到这一步，完全是冷战后美国和北约所采取的咄咄逼人的欧洲安全政策和干涉主义政策所逼迫的。从90年代初期北约“东扩”就开始酝酿，到1999年4月4日北约成立50周年之际，匈牙利、波兰和捷克共和国成为了被北约吸收为成员国的首批前东欧国家，北约“东扩”正式成型。北约在东欧的势力扩张，不能不挑动和打击俄罗斯敏感的国家安全神经。而冷战后，经过欧洲常规力量裁军和美俄削减战略武器会谈，俄罗斯的军事实力与冷战结束之前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当前，俄罗斯在常规军事力量方面已经处于明显劣势。到1999年3月，北约拥有各种类型战机12500架，战车（包括坦克和自行火炮）22000台，作战性直升飞机2500架。而俄罗斯一线战机只有550架，战斗性直升飞机1200架。海军力量的对比俄罗斯更是相差悬殊。俄罗斯在抗衡北约在欧洲的军事干涉主义方面，目前唯一还具有威慑力的，只剩下了尚存的6000枚战略核导弹。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防务开支占世界军费总支出的60%以上，而俄罗斯的军费开支只在世界军费总支出中占3%—4%。北约在欧洲的总兵力为200万人，而俄罗斯只有140万人。从整体上来说，目前俄罗斯与北约的常规军事力量之比为1：3，俄军处于全面劣势状态。北约东扩又使俄罗斯在西部比原苏联减少了约2000公里的战略缓冲带。面对美国和北约对俄国家安全利益的潜在和扩大中的蔑视和威胁，俄罗斯除了重新利用核武器加强核威慑之外，事实上已别无选择。北约对南联盟的空中打击，毫无疑问增加了俄罗斯安全的危机感。俄罗斯国家杜马在1999年4月坚持将政府财政预算中的军费开支比例从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5%提高到了5%。
整个北约空袭南斯拉夫的军事危机最终在俄罗斯斡旋下，南联盟接受北约军队进驻科索沃宣告结束。1999年6月2日，俄罗斯总统特使切尔诺梅尔金与欧盟科索沃问题调解人、芬兰总统阿赫蒂萨里和美国副国务卿塔尔博特就政治解决科索沃问题的方案达成一致。6月3日，南联盟接受了这一协议。6月12日，俄军200名伞兵抢先到达科索沃，并占领了普里什蒂纳机场。1999年6月18日，俄美在冰岛经过3天的紧张会谈，达成了俄罗斯参与北约在科索沃维持和平行动的“赫尔辛基协议”。6月20日，4万多南联盟军队和警察全部撤离科索沃，北约宣布正式终止对南联盟的轰炸。紧接着，西方首脑高峰会议（G7+1会议）在科隆举行。虽然叶利钦是最后一个到会参加八国集团会议的国家元首，但科隆峰会的总基调是俄罗斯与美国和北约在经历了近三个月的紧张关系之后，又开始了新的合作。在德国总理施罗德提出的“欧洲安全建设不能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声中，俄罗斯与西方的分歧似乎在科隆首脑会议中又被大大缩小了。1999年8月，俄美重新就稳定和恢复两国关系进行谈判。
经过北约对南联盟的空中打击，俄罗斯对美国的潜在不信任感进一步上升。俄罗斯虽然在经济恢复和发展以及争取国际金融机构的合作与援助等方面有求于美国和西方，但是科索沃战争使得俄罗斯进一步反思和调整了其对外政策，反霸意识已经明显增强。从1999年4月以后，俄罗斯在调整和修改国家安全战略方面的动向相当引人注目。俄罗斯已经重新确定了以美国和北约为假想敌，重申核威慑战略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中心地位，强调优先发展战略导弹部队，加大军费开支，加快高技术武器、特别是战术核武器的开发等等。这些动作表明，俄决策集团对西方、特别是美国肢解、挤压、限制和削弱俄罗斯的图谋已有新的认识，“其国家政策似乎正在步入更坚决地维护其自身利益、更旗帜鲜明地反制美国霸权主义的轨道”[28]。
俄罗斯突出其“核威慑”战略的特点是，俄罗斯对核武器的地位和作用作了重新认识和定位。俄认为大规模战争或核大战是俄核战略的根本出发点，但地区战争或局部战争也有升级为核战争，进而引发为核战争的危险。而且此类战争或冲突的可能性在急剧增加。为弥补经济困难所造成的常规军事力量的不足，俄军事理论首先提出，在地区战争或武装冲突中，当俄军遭遇重大伤亡或者战争有升级的危险时，俄可以通过先发制人，对敌实施战役或战术核攻击以便尽快结束战争，从而遏止西方插手俄罗斯周边或国内冲突，起到防止核大战或大规模战争，并起到遏止地区或局部冲突的作用。从这一战略出发，俄军已经放弃了原先作出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充分表明俄为了维护国家安全不惜打一场核大战的意志和决心。俄罗斯还一反前苏联有关核力量的消息一概保密的做法，通过媒体公开报道导弹部队和演习的情况，并对最新研制和部署的“白杨-M”机动洲际导弹的精确度高、突防能力强的性能特点作了大量报道，以突出俄军核力量的威慑能力。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曾经表示，“白杨-M”导弹可以突破美国的任何导弹防御系统。
1999年11月。俄罗斯决定对车臣反政府武装采取军事手段加以解决。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随着俄军在格罗兹尼军事行动的节节胜利而又一次进入紧张状态。西方国家以俄罗斯在车臣违反“人权”为由，不断指责俄罗斯，并对俄施加了暂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贷款等制裁。西方媒体也对车臣战事进行了大量非客观性的报道。1999年12月10日的欧盟赫尔辛基首脑会议作出决定，要求俄罗斯与所谓“民选的车臣当局”开展政治对话，停止“任意使用武力”的行为；并警告说，如果俄罗斯不停止在车臣的军事行动，欧盟将对其实行制裁。12月下旬，IMF暂停了到期应给予俄罗斯的45亿美元的贷款。对此，俄罗斯一方面予以驳斥和抵制，另一方面作出了一些强硬表示。
1999年12月8日，正在北京访问的叶利钦总统对记者表示：“昨天克林顿竟敢向俄罗斯施加压力。他大概忘了俄罗斯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了。俄罗斯拥有完备的核武器……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由克林顿来发号施令，让人怎么生活，怎么休息这种事。怎么生活将由我们说了算，而不是他。”[29]1999年12月18日，俄外长伊万诺夫表示，不同意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玛利·罗伯逊夫人在12月16日所作出的有关格罗兹尼人权状况“令人担忧”的指责。当月，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耶夫在俄官方报纸上发表了题为《俄罗斯的军事技术政策原则》的文章。该文章明确提出，俄罗斯在世界核战争中有着非常具体的目标，美国是具体的头号敌人。武装力量是国家利益以及“国家和社会生存与进步”的主要保障。同时，武器又是一种多功能的工具，国防部打算借助这一工具对付的不仅是不友好的政治集团和联盟，还有独联体内的“离心进程”。为了完成这一使命，军队应该有能力开展作战行动，最主要的是确保“使用核武器对侵略国或国家联盟造成应有的损失”[30]。为了加强自身的实力，1999年12月，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两国政府签署了“联盟条约”这是俄罗斯面对美国和北约在欧洲安全问题上的干涉主义和扩张局势所采取的重大回应性措施。
进入2000年后，俄罗斯重新修订了国家安全构想和军事学说，对俄罗斯面临的外部威胁进行了重新评估，其中特别强调了北约东扩问题。俄国防部国际合作总局局长伊瓦绍夫上将称，俄罗斯与北约关系发展的前景完全取决于双方在科索沃问题上的合作是否有效。俄罗斯还再次重申，如果俄罗斯认为使用常规武器不能保证本国安全的话，将首先使用核武器。2000年2月，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已经决定组建一支数十万人的部队来保卫西部同北约接壤的地带。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明确表示，组建这支联合军队的目的就是要同不断扩大的北约进行对抗。[31]
俄罗斯在NMD问题上立场转向强硬
随着与西方关系在科索沃和车臣问题上陷入新的紧张，俄罗斯在反导条约和NMD问题上对美国作出让步的可能性进一步降低。对俄罗斯来说，拒绝修改反导条约、反对美国部署NMD的战略紧迫感进一步突出。俄罗斯在维护反导条约、反对美国部署NMD方面的立场也越来越坚定。
1999年6月，面对俄罗斯国内紧迫的经济局势和科索沃战争后恶化的美俄关系，俄罗斯曾一度考虑过在反弹道导弹条约问题上与美国进行新一轮协调，并希望以此带动美俄削减战略武器谈判的深入和俄美关系的恢复。尽管国内有许多反对意见，迫于美国的压力，俄罗斯同意与美国就反导条约的修改问题进行磋商。1999年6月的科隆八国集团首脑会议中，克林顿和叶利钦进行了会谈。美俄双方曾在ABM条约和削减战略导弹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具体来说，就是俄罗斯同意考虑修改反弹道导弹条约，而美国愿意在俄罗斯国家杜马还没有批准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之前，就开始起草下一阶段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6月21日，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伯杰在科隆举行的新闻招待会上表示，在克林顿和叶利钦的科隆会晤中，叶利钦表示俄罗斯愿意就修改反弹道导弹条约问题与美国进行磋商。[32]叶利钦在科隆峰会上还向克林顿总统建议“建立不扩散导弹和导弹技术的全球监督机制”[33]。
然而，即使俄罗斯松动的立场也没有带来美国的克制，美国在战略武器系统发展方面的霸权追求仍然在不断继续。1999年9月8—9日，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就修改此项条约问题，在莫斯科举行了副外长级谈判。双方的谈判代表分别是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马梅多夫和美国副国务卿塔尔博特（Strobe Talbott）。塔尔博特在会谈中向俄方提出了一份题为“反弹道导弹条约谈判要点”（ABM Treaty Talking Points）的修订建议书，要求俄方接受。塔尔博特还向马梅多夫表示，如果俄罗斯拒绝接受这份建议书，坚持不同意修改反导条约，美国将直接退出该条约，自行作出部署NMD的决定。[34]
根据后来公布的“会谈要点”（Talking Points）方案，美国的意图是希望与俄罗斯签署一项新的《反弹道导弹条约》议定书（protocol），以此来修改反导条约的有关规定。美国在送交俄罗斯的议定书草案中承认，拟议中的NMD武器系统违反了反导条约的现有规定。克林顿总统最迟将在2000年年中之前作出部署NMD的决定。这项议定书草案的核心是修改反导条约第1条，明确宣布美国NMD系统这样的“有限国家导弹防御武器系统”不在《反弹道导弹条约》的管制之列。[35]为此，美国在该方案中还竭力辩解说，国家导弹防御系统不会削弱俄罗斯战略核力量的威慑能力，因为俄罗斯不管参与什么样的裁军协议都会保留有足够的战略核武器，俄罗斯也可以将核武器处于随时待命发射的警戒状态（alert status）。
为此，白宫一再试图向俄罗斯说明NMD部署后对战略导弹的拦截能力是“有限”的，因而对反导条约的修订也同样是“有限”的。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在1999年11月10日的一次演说中表示：“我们对反导条约所寻求的变化是有限的。对反导条约的修改不会允许我们损害俄罗斯的威慑力。”[36]美国主管政策问题的副国务卿斯洛卡姆（Walter B。Slocombe）也在1999年10月13日的国会听证会上说：“我们所设想的NMD有限导弹防御系统完全符合反导条约的基本宗旨。反导条约的宗旨就是要防止条约缔约方中的任何一方的战略威慑力受到其他一方的导弹防御能力的威胁。我们坚信反导条约可以被修订，以便可以接纳一个有限的NMD系统的部署。同时，保留反导条约禁止发展大规模导弹防御的基本原则，继续保留反导条约禁止损害任何一方战略威慑力的作用。”[37]
然而，美国的解释对俄罗斯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从技术上来说，克林顿政府可以宣布只部署一个有限的NMD系统，即便C-3方案中的250枚拦截导弹对俄罗斯目前6800枚核弹头的核武库来说，并不会构成战略威慑力的致命威胁。然而，当NMD进入部署程序后，一旦C-2方案朝着C-3方案过渡，NMD系统中的雷达系统和SBIRS系统就将在全球建立起来。这两个系统对导弹拦截的支持力可以扩展到对大规模导弹进攻的防御。因此，尽管克林顿政府三阶段NMD部署方案中拦截导弹数量有限，但一旦启动，会产生一个“突破点”。到那时候，NMD系统的拦截潜力不是以现在所规划的250枚拦截导弹来衡量的。这个突破点将出现在NMD现有方案中雷达和太空飞行器都部署完毕之后。到达这个点后，NMD的导弹防御能力只需简单增加拦截导弹数量就会有进一步的扩张。[38]
这就给俄罗斯的威慑力在未来勾画出了一幅完全不确定的前景。一旦C-3方案部署完成之后，250枚拦截导弹可能不至于构成对俄罗斯威慑力的重大威胁，但如果美国在2010年以后迅速增加拦截导弹的建造和部署数量，则完全会构成对俄罗斯战略进攻力量的严重威胁。特别是由于经济实力衰退的限制，俄罗斯无法维持一支庞大的进攻性战略核力量。按照俄方的构想，第三阶段削减进攻性战略核力量的目标是1500枚核弹头。对美国来说，从250枚拦截导弹发展到1500枚拦截导弹所需花费的时间，将远远小于俄罗斯力图重新建立进攻性威慑所需要的时间。因此，俄罗斯在修改反导条约问题上在技术上就面临着直接的困境：一旦美国NMD导弹拦截系统的拦截能力继续扩张，俄罗斯将会失去在核力量建设上继续保持“相互威慑”处于平衡状态的反应时间。如果到了那个时候美国再宣布退出反导条约，大举增加拦截导弹的部署数量，俄罗斯将在战略上完全失去制约和平衡美国战略威胁的政治、外交和军事手段。
进一步来说，俄罗斯对NMD系统潜在“突破点”的担心不会简单建立在对美国实施“第一次打击”中可以掀翻美国的防御能力上，而只会建立在如果俄罗斯受到美国“第一次打击”之后自己核力量的生存能力基础上。这是核威慑力通行的计算方式。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俄罗斯的威慑力需要为了保持“第二次打击”而保持30%的核力量来实施报复，那么，俄罗斯的战略威慑力可能在NMD面前进一步下降。即使按照美国的构想，START Ⅲ为2500枚核弹头，其30%的有效“第二次打击”力量只不过为750枚核弹头。因此，只要2015年美国的NMD系统的拦截能力达到800枚拦截导弹的数量，俄罗斯的战略威慑力从理论上来说，可能就荡然无存了。对俄罗斯来说，要么现在就停止START Ⅱ以便在6500枚核弹头的水平上保持针对NMD的可靠威慑；要么反导条约不能修改，在此前提下继续推进美俄核裁军进程，在2007年保持1500—2500枚核弹头的威慑力。无论是哪一种选择，任何反导条约修改的可能性都将进一步打击俄罗斯的威慑力，打击俄罗斯的国际战略地位。
此外，塔尔博特的强硬态度激起了俄罗斯朝野的强烈反对。他代表美国所拿出的“会谈要点”的方案，已经不再是美国同它的一个平等的合作伙伴认真地探讨一个事关国际安全的重大问题，而是对俄罗斯下了一个最后通牒。俄罗斯政界认为，这是克林顿政府自提议北约东扩以来一贯对俄罗斯采取敌视和欺负政策的又一次表现而已。[39]随后的另一个事件再度激起了俄罗斯政界对美国深深的不信任感和愤怒。1999年10月13日，美国参议院以51票对48票否决了《联合国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此举遭到了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促使俄罗斯重新审议美俄之间围绕着削减战略武器的战略合作问题。该条约不仅是冷战后国际核军控架构的重要内容，也是美俄实现进一步核裁军的基础性文件，是美俄在对等基础上实现战略合作的重要一环。美国国会拒绝批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意味着美国不仅破坏了自冷战结束以来美俄之间在军控问题上的共同立场，也意味着美国可能对美俄之间的任何核裁军协议继续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俄罗斯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无意认可俄方提出的将ABM条约修改与美俄双方进一步核裁军联系起来的立场，是实实在在地谋求对俄罗斯的战略优势。俄方通过单方面让步来换取美国的克制以及尊重俄罗斯核力量平等存在的“善意”，完全有可能随时被漠视。为此，俄罗斯开始彻底抛弃美俄在进一步战略合作的基础上修改《反弹道导弹条约》的幻想。
1999年10月中旬，美俄两国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了第二次修改反弹道导弹条约磋商，磋商没有取得任何成果。[40]从1999年9月开始的磋商中，美国向俄罗斯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条件以换取俄罗斯同意修改反弹道导弹条约。这些条件包括：美国愿意出资帮助俄罗斯建设在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地区一个因为资金问题而停顿了的雷达站，改进阿塞拜疆境内的俄罗斯雷达站，让俄罗斯分享美国预警雷达站的有关数据，加强两国在预警系统方面的合作等等。这些条件并没有被俄方所接受。10月20日，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我们不准备对反导条约作任何修改。”[41]俄国防部第一副部长也宣称，“我们的武库中有着足够的能力”克服任何导弹防御系统，俄将部署更多的核弹头。[42]随后，俄罗斯采取了一个重大的政治措施来加强自己反对NMD部署和维护反导条约的立场。10月21日，俄罗斯在联合国第54届联大第一次委员会提出了一项决议草案，要求维护和加强ABM条约，以防止任何削弱或绕过该条约的企图。美俄之间的NMD争执首次进入了联合国大会议程。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大使拉夫罗夫在送交提案后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没有反弹道导弹条约，第一、第二和第三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和会谈都将失去意义。拉夫罗夫的答记者问和俄罗斯作出向联合国大会提交“维护与巩固反弹道导弹条约”的做法，是俄罗斯在面对美国在NMD问题上强势政策而不得不作出的新的反应，它表明俄罗斯不仅希望通过诉诸联合国机构的方式来加强自己反对修改或废除反导条约的立场，而且也表明俄罗斯决心将反对NMD部署与美俄裁军进程以及俄罗斯所积极参加的国际军控谈判直接联系起来。俄罗斯反对NMD部署与维护反导条约的态度有了明显增强。
俄罗斯的提案得到了中国和白俄罗斯的支持，两国担任了该议案的共同提案国。1999年11月2日，克林顿总统与当时任俄罗斯总理的普京在赫尔辛基举行会晤。双方讨论了反导条约的修改问题，但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叶利钦总统通过普京向克林顿总统转交了一封信。在这封信中，叶利钦明确表示，如果美国发展NMD而导致1972年的反弹道导弹条约彻底失效的话，这将给整个裁军进程，以及世界的稳定与安全带来极其危险的后果。1999年11月5日，联合国一委会以18票赞同，5票弃权通过了反对研制和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以及修改ABM条约的议案。这是联合国负责国际安全问题机构第一次公开表态反对美国的NMD计划和反对修改ABM条约。1999年12月1日，联合国第54届大会通过了“维护与加强反弹道导弹条约”决议案。这说明了俄罗斯与中国等国反对NMD部署的立场，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支持与拥护。美国想要修改反导条约以便可以合法部署NMD的行为，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共同反对。
伺时，俄罗斯也与中国继续在反对NMD问题上保持密切的协调与合作。1999年10月，中俄两国的防务政策官员在北京举行了磋商，讨论了双方在新形势下的防务合作问题。1999年12月8日，叶利钦总统访问北京，与中国领导人江泽民举行例行的非正式会晤。双方在会晤后发表的《北京宣言》中明确提出：“反对美国部署NMD和TMD，反对修改ABM条约。任何这些条约的修改和部署NMD与TMD计划，都将导致国际战略格局的不稳定，引发军备竞赛和地区安全局势的新的动荡。”[43]另外，据外电报道，俄罗斯也在加速进行自己的反导弹武器系统的开发和研制，并在加紧推进以“粒子束武器”为代表的新一代武器技术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