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TMD和NMD的研制和部署问题虽然都引起了争议和批评，但这两种武器系统的现有状况和将来的命运却将各不相同。NMD所引起的争议和非难要远远高于TMD。研制和部署TMD武器系统对美国来说现在已经不再面对尖锐的国内政治问题。目前，TMD的技术前景大部分已经趋于明朗化。1999年3月15日“PAC-3”试射成功之后，TMD系统的陆基反战区导弹已经研发成功。着眼于高层拦截的THAAD系统的实战拦截测试也在1999年12月7日再度获得成功。2000年7月23日，“PAG-3”拦截巡航导弹获得成功。只要假以时日，在2007年之前美国TMD骨干武器系统的研制和开发将进入实战部署阶段，按期部署从目前来看没有什么太大阻力。
美国TMD武器系统的研制和部署目前来说似乎与《反弹道导弹条约》适用性的分歧比较小，其实并非如此。1997年9月，美俄双方在赫尔辛基签署的“划界协议”只是在TMD系统的“低速率”方面，双方取得了一致。而且这项一致过去也没有在美俄之间发生过重大分歧，美俄向来认为，低速率TMD并不违反反导条约。1995年的美俄日内瓦常设咨询委员会就已经就反导条约所限制的“低速率”TMD系统的技术标准，达成了一致。“划界协议”只不过对此进一步确认和上升为条约形式而已。但TMD系统如何在“高速率”问题上不违反反导条约，美俄双方的“划界协议”事实上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随着TMD系统研制的深入和逐步向实战装备阶段过渡，就有关TMD系统在拦截速度快于3公里/秒、射程超过3500公里的导弹，美俄将必然形成新的争议。美俄并没有真正解决TMD武器系统与反导条约兼容的问题。
1997年9月的“划界协议”在这些“灰色区域”方面所采取的措施：（1）美国的自我条约适用评估；（2）美俄今后通过进一步的磋商来加以澄清和解决。因此，美国和俄罗斯客观上在TMD“高速率协定”上并没有真正达成一致。这就继续留下了美国现有TMD武器发展构想能否继续保持遵守反导条约义务的争论，也为美俄在导弹防御计划中的TMD问题爆发争执埋下了隐患。
目前，美国方面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划界协议”并没有限制美国未来对于TMD系统的发展。美国方面的“自我国家评估程序”更已经确认“陆基高空层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HAAD）等6类TMD现有规划中的武器系统并不违反《反弹道导弹条约》。惟一的例外是“海军高空层战区导弹防御系统”（NTW），其条约准许地位尚待澄清。[90]然而，俄罗斯在1997年9月的“划界协议”中并没有就此给予美国一个准确的认可答复。相反，现有的“划界协议”在有关TMD武器系统的具体技术标准上，美俄基本上采取了各执一词的做法。
由于目前TMD系统还处于研制阶段，并没有正式定型进入实战装备，所以有关TMD武器系统的反导条约遵守义务问题，美俄还可以继续采取“模糊策略”。目前来说，美国在TMD问题上也曾经采取了一些“自抑”措施。例如，在设计上尽量不赋予其“反战略弹道导弹”的能力，任何TMD系统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均不允许“联线”到NMD系统所专门适用的高性能军事卫星、天基传感器以及其他有助于拦截战略性洲际导弹的科技设施上去，以便取得目标导弹的相关数据。然而，随着导弹防御计划的深入，TMD部分高级武器系统和NMD武器系统“联线”并进而相互补充的可能性是不可避免的。TMD最终将依靠NMD系统能力而扩展战区导弹防御能力，变成真正的“战略性导弹防御”。而NMD也需要依靠TMD系统海外部署和前沿部署的灵活性，来扩张其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实质能力。
据媒体报道，五角大楼在2000年上半年正着手拟定海基NMD系统的研发构想，即进一步提升“宙斯盾”军舰的反弹道导弹能力，使其与NMD系统的跟踪、监视、数据处理、指挥和控制系统相联系，从技术上讲将能够开创出以海基为发射平台的准NMD系统。目前，TMD中的THAAD的拦截高度为80—140公里。一旦NTWS试验成功，其拦截高度也将不低于这个档次。更重要的是，一旦NMD的雷达系统，如X-波段雷达投入运行，SBIRS也将在2008年后开始取代DSP卫星系统。那么，TMD系统和NMD系统在预警、跟踪和监测等方面只要联网，THAAD和NTWS的拦截能力将会有实质性提高o THAAD和NTWS的拦截器基本相同，都是EKV加上HTK技术的结合。因此，NMD的部署，为TMD战区导弹拦截扩展到战略性弹道导弹拦截开创了已经可以说确定了的技术前景。此外，有关海基NMD系统的研发构想，也是在“宙斯盾”军舰上改装NMD拦截器。当然，要实现海基NMD，并不是将陆基NMD拦截导弹移植到“宙斯盾”军舰上那么简单。然而，只要陆基NMD拦截器和助推器试验成功，海基NTWS同样进入部署阶段，那么从理论上讲，海基NMD系统的成功就不再是一个难以成功的研发过程。进一步来说，即便NMD不扩展到海基系统，正如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NTWD系统可以具备准NMD拦截能力，这将必然对美国的NMD系统构成巨大补充。从现有NTWD系统的拦截能力可以达到防御速度超过每秒5.5公里的中远程导弹来看，一旦NTWD与NMD支持系统联线，NTWD拦截能力将具有相当大的发展潜力。此时，即使美国将NMD系统部署限制在G-1水平，海基TMD高空层战区导弹拦截系统实际上也可以替代NMD的部分功能，对于拦截现有发展中国家的弹道导弹，如朝鲜的“大埔洞”系列以及伊朗的流星系列，都将绰绰有余。[91]这样做，既可以减少NMD在国内部署拦截导弹发射场同反导条约的冲突，又可以更有针对性地对某些美国认为重点的“流氓国家”或者“导弹威胁源”进行战略导弹防御。从技术层面来说，海基TMD可以说必将突破“划界协议”的限制，而引发激烈的美俄TMD武器系统争执。
除了海基TMD的技术和ABM系统动向之外，海基NMD是近年来美国共和党保守派力主扩大NMD系统方案的重要内容。早在1995年，美国传统基金会就成立了以前SDI局局长亨利·库伯为首的“B小组”，研究对克林顿政府NMD计划中陆基导弹拦截方式的替代手段。[92]“B小组”在1996年发表研究报告、建议美国设立全球导弹拦截系统以保护美国的海外驻军、友邦、盟国和美国本土。该建议的第一要素是升级现役中的美国“宙斯盾”级军舰，使之具有反战略性弹道导弹能力（ABM系统能力）。1997年，部分国会议员就开始提出海基NMD系统的研制和部署问题。1998年10月，传统基金会再度发表由斯普林（Baker Spring）和安德森（James Anderson）撰写的报告，要求美国研制和部署海基NMD系统。斯普林和安德森报告认为，研制和部署海基NMD只需要克林顿政府每年多花3亿美元，但可以大大扩大NMD对导弹威胁的拦截能力。[93]传统基金会主席费尔纳（Edwin J。Feulner）竭力推销该基金会资助研究的海基NMD可行性报告，称该系统可以在2003年完成部署，为此今后5年内每年只需要增拨15—20亿美元。随后，美国国会中的共和党保守派以斯普林和安德森报告为依据，不断要求白宫和五角大楼将海基NMD系统列入正式规划和准备部署的NMD武器系统之中。
白宫在1999年对共和党人的海基NMD系统建议非常冷淡。前BMDO局长李莱斯1999年2月24日在参议院军备委员会举办的听证会上表示：“有人推销说海基NMD系统是‘快速、廉价和简便’的，但它实际上却不是这样的。”李莱斯列举了反对进行海基NMD系统研制和部署的两个主要原因：一是费用太高。他的估算是，研制海基NMD系统至少要花费160亿—190亿美元；二是在技术上基本要仰仗陆基NMD系统，如预警和跟踪雷达、BM/C3指挥和控制中心以及EKV拦截器。李莱斯承认，海基NMD构想可以是陆基NMD系统的一个重要补充。但军方迄今对此没有什么预想，海基NMD研制也需要另外的经费拨款。[94]NND系统部署的“克林顿方案”虽然没有包括海基NMD拦截系统和天基激光拦截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布什政府不会将NWD部署扩展到上述武器系统。国防部长科恩2000年7月25日在参议院军备小组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表示，五角大楼之所以在90年代以来一直坚持陆基NMD拦截导弹的部署方案，是因为这一陆基EKV导弹截杀技术是所有弹道导弹拦截技术中最简单和最成熟的。选择陆基EKV弹道导弹拦截方式，可以在最短时间内达到建立和部署NMD系统的目的。科恩同时强调，海基和天基导弹截杀手段目前处于技术研究阶段，其成功还需要假以时日。[95]
如果海基NMD系统方案正式出台，并被列为美国导弹计划新的研制规划内容的话，那么，NMD对付俄罗斯和中国等现有核武器国家的能力将会进一步加强，对国际战略平衡所带来的威胁将更大。在美国未来的NMD系统研发过程中，海基NMD和“助推阶段”NMD拦截能力的技术发展，将成为整个NMD系统发展的技术中坚。目前，无论是美国军方还是国会，无论是NMD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非常关注NMD系统在上述这两个方面形成技术突破的可能性。
目前，有关NMD系统的“助推阶段拦截”（booster-phase missile defense）设想可以说是解决NMD技术障碍问题的一个关键。同时，这种拦截方式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开反导条约的约束。迄今为止，NMD系统最难解决的问题就是它难以突破敌方发射的目标导弹的“诱饵”阵。这也是NMD遭受技术性质疑的最大原因。由于现有美国NMD方案基本采取的是已有技术、而不像里根政府的“星球大战”计划那样采用的是未来技术，因此，现有的NMD研制方案中，几乎不包括如何解决“诱饵”问题的对应措施。而且，从对NMD拦截能力的反制来说，“诱饵技术”的发展似乎也是最有效的一着。但是，如果NMD系统一旦具备了“助推阶段拦截”的能力，那么，再怎么好的“诱饵阵”在NMD的拦截导弹面前都会变得束手无策。目前的NMD拦截构想，是在目标导弹的飞行中段进行的。此时，助推器工作已经完毕，拦截导弹和火箭推进器实现了我们通常所说的“星、箭分离”，拦截导弹依靠惯性和大气层外没有空气摩擦力继续保持高速飞行。为了防止受到识别和拦截，“诱饵”也都是在这个时候释放出来的，以便掩护真弹头继续奔向预定打击目标。所以，只要NMD拦截方案继续以洲际弹道导弹的飞行中段为拦截阶段，NMD拦截器就不可避免地受到“诱饵”的干扰。但在洲际导弹的助推飞行阶段是无法进行“诱饵释放的”。因为，单凭导弹推进器的火箭发动机所发射出的热源，任何“诱饵”都无法阻挡或者欺骗拦截导弹上的热源传感器精确地锁定目标，并进行有效拦截。但“助推阶段”拦截的最大困难是空间和地理上的间隔。美国的NMD系统的拦截导弹发射场只要设在美国本土，即使最快的监视、跟踪系统和最快的拦截导弹推进器，都无法实现“助推阶段”拦截，因为从发现、定位到发射拦截导弹，需要相应的反应时间。拦截导弹升空之后，也需要飞行到与目标导弹相对接近美国的有利位置才能实施拦截攻击。
但是，如果美国能够利用军舰的游弋性和前沿部署的特点，在重点目标国家的附近海域活动，就能为“助推阶段”拦截创造最大的可能性。因为，这就等于美国将NMD系统放到别的国家的“家门口”。这时，不仅NMD系统反应可以加快，而且拦截导弹也可以找到与目标导弹的最近地理距离，以最快的飞行时间来进行拦截攻击。波斯塔尔教授认为，NMD系统的“助推阶段拦截”对美国所提出的领土面积狭小的朝鲜等国来说，将特别有效。[96]因为，这些国家领土狭小，海基NMD系统同它们的洲际导弹发射场挨得就越近，也就越容易在导弹一发射，就进行拦截。
助推阶段拦截的一个重要技术构想是利用高能激光束来摧毁起飞不久的弹道导弹。但这项技术还仅仅停留在支持性技术研制阶段。2000年4月下旬，美国和以色列合作进行的激光武器系统进行试验，在600米的高度击毁了一枚俄制“喀秋莎”火箭弹。要做到能够有效拦截高速飞行的弹道导弹，天基激光束武器系统或者机载激光武器系统还需要比较长的研制时间。但从目前情况来看，天基或者空基激光束武器系统的研制，将是美国未来导弹防御系统发展的关键性技术之一。五角大楼将会花大力气来推进这一系统的研制。因为这符合后冷战时代以来美国防务部门一直在强调的改善“攻击操作”（attack operation）的重要性。目前美国军事技术革命（RMA）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突出“攻击操作”的准确性和到位率，即依靠高科技实现军事作战能力的高效化。[97]
除此之外，NMD武器系统一经部署，其能力的扩张性将会非常迅速。届时，军备发展的自然规律将打破美国NMD现有的“对付有限导弹攻击”的目标，而将NMD系统建设成为可以对付至少非“流氓国家”导弹袭击规模的战略性导弹防御系统。
按照美国军方迄今公布的资料，NMD计划分三个阶段部署的计划已然定局。实施的第一步是在阿拉斯加州建设第一个发射场，计划2005年之前部署20枚拦截导弹，到2007年达到120枚拦截导弹的规模；其次是在科罗拉多州建立指挥中心，在阿拉斯加、马萨诸塞州、加利福尼亚州、格陵兰岛、英国和韩国等地建立雷达站和其他NMD武器系统的配套设施。至于时间进度上，到2005年部署20枚拦截导弹，建立初步的NMD系统能力。随后继续实施扩大计划，争取到2008年全部完成120枚拦截导弹的部署。根据需要，也极有可能在北达科他州选址建立另外一个拦截导弹发射场。
五角大楼已经做过估算，如果按照C-3的能力建立国家导弹防御系统，以2000年为实行部署的起点，整个250枚以上拦截导弹发射场和相关系统部署完毕的时间，是在2013年。在这13年的时间跨度中，美国将根据自己的政策需要和利益目标，来决定将NMD系统部署到什么规模。毫无疑问，C-3是美国MD构想的真正实质。整个NMD系统技术一旦成熟，其后的发展，不过是一个增加订单与合同的问题。无论是白宫还是军方，都将有充分的余地和自由度，来决定如何建设NMD系统的问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小布什和绝大多数共和党议员所赞同的NMD方案，将是一个多层次、大规模的NMD发展和部署方案。这个方案将包括天基动能拦截器、天基定向能拦截器、海基NMD系统以及现有的陆基NMD拦截系统。这，系统整个经费预算估计为1197亿美元到1227亿美元之间。
因此，在2000年11月前，美国导弹防御计划的未来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选结果。如果民主党的戈尔上台，那么，在NMD部署问题上，新政府很可能将继续坚持“克林顿方案”，坚持部署单一陆基拦截器为代表的NMD系统。其系统的扩张性也主要表现为从G-1到C-2直至G3的三阶段过渡和拦截能力的升级上。但是，如果共和党的小布什获胜，NMD今后的命运，可能就不是简单的陆基拦截器三阶段部署问题了，而很可能NMD的拦截能力进一步扩展到天基拦截器和海基NMD导弹拦截系统。这时的NMD部署方案，就再也不是目前的“克林顿方案”，而将变成1994年以来共和党议员一直在竭力谋求的“共和党方案”了。在2000年8月1日共和党于费城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上，国家导弹防御计划的部署被写进了共和党的党纲。该党纲还提出美国安全面对的一个事实是：“流氓国家”正在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构成了对美国安全的“威胁”。小布什在这次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再度抨击克林顿政府的NMD计划是“不够的”，为此，他发誓要部署一个既能保护美国又能保护其盟国的国家导弹防御计划；表示他如当选下一届总统，将拒绝考虑克林顿政府所提出的以陆基拦截导弹为核心的“对付有限导弹攻击”的NMD系统。[98]
目前从技术上来说，TMD和NMD共同的技术难题都是HTK的技术是否成熟的问题。由于TMD的部分武器系统以及克林顿政府的NMD系统的拦截导弹都使用HTK，HTK成功的前景将是TMD和NMD系统能否如期部署的关键。对HTK技术成功的质疑也是最多的。当前美国执行飞行试验的HTK技术，无论在TMD还是在NMD，都只是处在EKV三阶段试验计划的第一个阶段。未来成熟与否，还有待于时间来检验。而实现TMD和NMD技术成功的关键还包括天基和空基目标导弹的预警、监视和跟踪系统，以及负责信息传递的指挥、控制、通讯等导弹防御作战管理系统（BM/C4）。无论是NMD还是TMD，更新、升级和发展多层次的预警、监视和跟踪系统是保证成功实现导弹防御的基础。为此，美国军方除了将发展天基传感卫星系统以及陆基雷达系统之外，还将对美国先有的空基预警系统，如空军的E-3预警飞机和海军的E-2C“鹰眼”预警飞机系统进行全面更新。其预警、监视和跟踪系统向太空发展，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从而将实质性地造成天空武器化的必然前景。而这些导弹防御系统的支持性技术是《反弹道导弹条约》所严格禁止研制和部署的。
因此，无论是为了TMD全部武器系统在《反弹道导弹条约》面前的合法性，还是NMD今后系统拦截能力扩张的需要，以及还是为了TMD与NMD联手以便实现海基NMD以及“助推阶段导弹防御”，美国政府谋求进一步修改《反弹道导弹条约》将是今后长期化的政策努力。
对于NMD武器系统部署，美国需要解决的最大外交难题，是《反弹道导弹条约》能否按照美国的意图进行修改。克林顿政府顾及军控政策、防扩散目标以及大国关系的稳定等各方面的问题，这些都与反导条约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只要反导条约得到维护和巩固，美国的NMD部署就不得不有所收敛。军控、防扩散和大国关系的稳定，是包括克林顿政府在内的今后各届美国政府在安全政策上不得不致力于解决的基本问题。在这三者上，美国所能实现的国家利益并不会弱于美国部署和建立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比NMD更重要。克林顿在1999年3月17日就参议院通过国家导弹防御法案后所发表的声明中就曾指出：“通过把参议院记录在案地置于继续支持伺俄罗斯削减战略武器的立场上，该法案重申我们的导弹防御政策必须考虑军控目标。”[99]
从2000年4月以来，由于俄罗斯的坚定立场，欧盟国家的出面反对和中国的坚决抵制，美国政府有关修改或者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的政策受到巨大挫折，白宫退约的声调也几乎沉寂了下来。小布什上台以后，修约和退约的声音再度甚啸尘上。2001年5月30日，拉姆斯菲尔德在欧洲表示，修改或废除反导条约是不可避免的。只要美国政府坚持导弹防御计划的研制和部署，谋求修改《反弹道导弹条约》的工作就不会停，也就必然要处心积虑地在反导条约的修改上大做文章。克林顿政府也好，小布什政府也好，不管是NMD的C-2方案也好，还是C-3方案也好，都将直接违背反导条约有关禁止研制天基、海基和陆基机动性的反战略导弹系统及其部件的有关规定。NMD的SBIRS系统，也是属于反导条约禁止的内容。因此，白宫方面仍在着手准备与俄罗斯等有关国家商议条约的修改事宜。其重点包括：
（1）适度放宽条约中关于拦截导弹基地的数目与位置、雷达的性能和种类以及拦截导弹的数目等限制，从而使得NMD能够承担起防御美国50个州的“战略防御”使命；
（2）明确界定“ABM”与“Non-ABM”武器系统之间的差异，按照美国的需要澄清反导条约中的模糊内容，解除条约对高空层TMD武器系统发展的限制；
（3）为条约引进新的“弹性原则”，以便为NMD从陆基向海基和天基，从100枚拦截导弹、一个发射场向更多的拦截导弹，从面向现在的“流氓国家”到面向美国的“一极世界”过渡。
当然，美国想要修改《反弹道导弹条约》，以求NMD部署和TMD能力扩张一步到位的可能性在短期内看不大到。但是，这并不妨碍美国以“一步一步”走的方式来推进它的反导条约修改目标。从目前来看，修约以上述第1点和第2点的可能性为大。
ABM条约的未来命运
决定未来美国NMD部署的最大变数除了NMD技术的可靠性之外，就是美国能否说服俄罗斯最后修订ABM条约。美国将会继续竭尽全力说服俄罗斯接受修订方案。
2000年5月18日，为克林顿总统访俄作准备的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伯杰在莫斯科同俄罗斯国家安全会议秘书伊万诺夫探讨了《反弹道导弹条约》修约问题，双方进行了3个半小时的单独会晤。会后，俄罗斯的立场没有任何改变，伊万诺夫仍然强调反导条约是双方战略稳定的支柱。[100]围绕着NMD和ABM条约的谈判，是克林顿与普京6月首度最高会晤的核心问题。2000年6月3—5日，克林顿总统和普京总统在莫斯科举行首脑会晤的成果，就是签署了妥协性的《关于战略稳定原则联合宣言》。这项宣言是美俄之间在反导条约上不同战略观点的折衷产物。宣言最重要的意义是，美国在经过1999年退出反导条约的“恫吓”之后，终于又回到了承认反导条约是国际安全稳定的基石这一传统轨道。作为回报，俄罗斯也没有把反导条约根本不能进行修改的路堵死，宣言以及普京在高峰首脑会晤期间的一些讲话，为美俄进行新的反导条约谈判预留了一定空间。普京总统所发动的“裁军攻势”和“外交攻势”在迫使美国不再宣称退出反导条约方面，确实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在克林顿总统余下的任期内，俄罗斯作出实质性让步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对争取恢复俄罗斯大国影响力的普京总统来说，就国家导弹防御系统部署问题与美国展开攻防战，是考验其外交能力和政策决心的一次重大较量，也是俄罗斯捍卫其国家利益的必要原则。从2000年1月以来，普京强硬、有力而又不失机敏、灵活的反NMD部署行动，已经使得普京迅速成为了国际外交舞台的宠儿。在美俄首脑会晤之后，普京反对NMD部署的外交努力仍在继续进行。7月19日，普京访问朝鲜，与朝鲜签署了联合声明。俄罗斯方面表示，朝鲜已经向俄罗斯表示愿意放弃其导弹计划，作为交换，有关国家应向朝鲜和平的太空开发计划提供援助。如果经过艰难的外交谈判，朝鲜的导弹问题可以以另一种类似1994年解决核危机的外交办法来解决，那么，至少美国所说的“导弹威胁”将客观上证明是减弱了，而不是增大了。美国NMD部署有关“导弹威胁”评估这一变量，当然就会变得不那么振振有辞。普京总统措置有度、张弛适当的外交风格已经给美国和欧洲国家带来了不小的冲击。美国《华盛顿时报》将普京和叶利钦比较后认为，普京虽然沉默寡言，但比叶利钦更坚决、对西方更富有挑战性。英国《独立报》评论，普京在NMD问题上表现出了“高超的外交技巧，与美国的僵硬和傲慢形成了鲜明对比”[101]。
美国有意不说出俄罗斯的意见是否将“决定性”地影响美国的决策，克林顿也没有在莫斯科向普京总统提出NMD已经是一个“既成事实”；克林顿向俄罗斯强调，美国是否作出NMD的部署决定将完全依照美国的“国家利益”，同时兼顾其他国家的主张和立场。[102]言外之意是，反导条约修改与否，并不能阻挡美国部署NMD的决定，继续为美国保留了“退约”的可能性。这主要是因为美国国内政治在部署NMD问题上所施加的强大压力，再加上共和党国会议员再三强调克林顿不能在莫斯科作出“软弱让步”，克林顿目前不具备在NMD问题上作出任何积极调整的可能性。克林顿6月4日在克里姆林宫表示，他本人不希望美国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因为该条约有助于世界局势的稳定。[103]由于美国将在11月以前作出部署决定，如果白宫想要退出反导条约，按照提前6个月通知的条约条款，美国应该在2000年5月就作出该项通知。如果这样，白宫也就没有必要与普京在6月4日签署关于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了。目前，涉及ABM条约的一个法律问题是，美国的NMD部署计划到底将在什么时候开始违背《反弹道导弹条约》。
一般认为，只要白宫作出部署NMD的正式决定，就是违反了《反弹道导弹条约》。大多数白宫官员认为，美国正式违反反导条约的有关规定，将从NMD武器系统基础设施动工建造开始。单纯作出部署决定并不违背反导条约。只要在这些设施建设工地上，混凝土倾倒进建筑模架，就证明美国实际违反了反导条约。如果这样的话，美国最晚通知退出反导条约的时间应该是2000年11月。因为按照施工要求以及2005年初步部署的目标，在阿拉斯加的X-波段雷达的修筑工程将在2001年5月正式动工，而且克林顿总统极有可能在2000年9月批准该项施工合同，同时将正式决定部署NMD的权力拖延给下一任总统。然而，2000年6月，白宫法律顾问发表声明，认为修建NMD系统设施并不违背反导条约，只有在NMD相关武器系统到位才违背反导条约。这一观点对克林顿政府来说有相当大的好处：首先，它为克林顿继续批准NMD研制和施工合同带来了法律借口，不用担心因为违反反导条约而引起俄罗斯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其次，可以让他将部署决定推迟给下一任总统而不至于干扰NMD现有部署准备工作的进行；第三，不需要在与俄罗斯就反导条约谈判失败后为了继续NMD部署进程而作出退约的最后选择。迄今为止，俄罗斯对克林顿总统法律顾问的这一解释没有作出强硬的反对意见。所以，克林顿可以通过宣布进行阿拉斯加X-波段雷达站建设，同时宣布继续遵守反导条约，来绕过是否违反反导条约的法律问题。
但从历史上来看，这样的NMD地面设施建设曾被明确视为违反了反导条约。80年代前苏联曾在中部建设用于增强反弹道导弹能力的雷达站，被美国认为违背了反导条约的有关规定。在美国的压力下，前苏联放弃了该雷达站的建设。因此，美俄双方都有所克制。6月3—5日的克林顿与普京之间的高峰会谈已经预示了这么一种趋势：短期内，美俄双方都将继续在反导条约问题上进行接触，双方都在避免因为NMD部署而出现最后摊牌的局面。因此，6月克林顿与普京首脑会晤所传递出的最大信息，不是美俄在反导条约和导弹防御系统问题上缩小了分歧，而是双方正视这样的分歧，并愿意通过外交努力来管理和控制这样的分歧。恐怕这就是美国同意签署《联合宣言》的目的；这也是普京总统所说的“双方终将在该问题上找出解决方法”的原因。而白宫方面则会继续坚持军控政策并顾及部署NMD的外交影响，寻求不要刺激俄罗斯作出强烈反应。克林顿总统在2000年6月28日的白宫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他将根据NMD武器系统技术的有效性、建设费用、对军控条约的影响以及美国面临别国导弹威胁的程度，在7月NMD飞行试验后的数周内决定是否部署NMD。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伯杰则表示，是不是部署NMD这个陆基导弹防御系统，除了要看7月的试验结果之外，还将顾及俄罗斯、中国和欧洲国家的态度。[104]
反导条约的命运很大程度上将由美俄之间新一轮谈判所决定。克林顿政府倾向的是部署一个有限的、以G1拦截能力为部署首阶段目标的、与ABM条约兼容的NMD系统。布什总统于2001年初人主白宫后，NMD究竟如何部署，还有待观察。但NMD飞行试验将会继续进行，与俄罗斯谈判ABM条约修改的进程也将继续。特别是，2001年5月8—16日，白宫派出外交特使，展开了全球规模的导弹防御游说行动。其工作的重点是俄罗斯和欧洲。俄罗斯也明确表示愿意同美国就导弹防御举行会谈。俄美已经在5月中旬成立了导弹防御磋商委员会。俄罗斯对美作出让步的可能性也不能被排除。
NMD部署要想避开反导条约的约束只有两个途径：一是修约，二是退约。即使布什入主白宫，退约的可能性都是非常微弱的。因为美国退约，必然激起俄罗斯的强烈反应。不仅整个削减战略武器进程将会停顿，而且多边与双边基础上的防扩散努力也将遭到极大破坏，这将从根本上动摇美俄战略合作的基础。所以，美国可以退出反导条约，但结果是俄罗斯将退出4个条约：NPT、CNMT、STAIN Ⅰ和START Ⅱ。如果再加上一个MICR，美国将绝对得不偿失。这样的简单算术，美国不会算不过来。因此，修约应该是美国NMD部署唯一可行的外交选择。
对把重建经济视为首要课题的普京政府来说，新的军备竞赛并不是他所希望的。俄罗斯目前财政力量拮据，能够维持的核弹头数量有限。俄罗斯也愿意通过俄美之间的进一步的战略合作来加强与西方的协调关系，获得西方国家在资金等问题上的更多支持。在战略威慑力问题上，俄方目前最大的问题不是扩张新的进攻性核力量，而是如何促使现有的威慑力水平不至于进一步自然下滑的问题。为此，俄罗斯愿意将俄美第三阶段削减战略武器的目标定为1500枚。这一目标受美俄核裁军与国内经济捉襟见肘的双重制约。2000年5月初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表示，美国无法接受普京政府提出的、在第三阶段美俄削减战略武器谈判中将各自保留的核弹头数量大幅度削减到1500枚的水平。美国为了保持全球性战略威慑力，所提出的第三阶段START削减目标是两国各自保留2500枚核弹头。但目前布什政府的政策已经变了。美俄能否将STARZ、谈判与反导条约联系起来，很可能是未来反导条约命运的关键。
NMD对俄罗斯战略威慑力的影响，确实不是现在，而是未来。即使NMD发展到C-3部署方案，START Ⅲ同时将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削减到1500枚，NMD“克林顿方案”对俄罗斯的威胁可以说也不大。1500枚进攻性战略核弹头对付250枚拦截导弹，对俄罗斯来说确实难以构成威胁。俄罗斯只是担心2015年之后NMD系统中拦截导弹的扩张问题，担心现在在反导条约上松口之后，NMD拦截能力的扩张会成为俄罗斯无法制约的浪潮。只要美俄之间就NMD能力的未来扩张达成协议，美国承诺将NMD拦截能力冻结在C-3水平，俄罗斯就可能为了其他战略合作利益以及政治与经济利益向美国作出妥协。
由于双方在START Ⅲ问题上谈不拢，克林顿政府缺乏进一步说服俄罗斯同意修改反导条约的手段。在6月莫斯科高峰会晤上，美国向俄罗斯抛出了一些新的“诱饵”，包括支持俄罗斯加入WTO，支持俄罗斯加入欧盟，提出美国愿意与俄罗斯加强安全合作，“北约与欧盟的大门是随时对俄罗斯敞开着的”。美俄双方还在首脑会议期间签署了建立“导弹发射预警系统数据交换中心”的备忘录。这显然有利于俄罗斯改善其落后和陈旧的导弹预警系统，避免美俄双方对各自导弹发射出现误判的可能性。这也可算是克林顿总统通过此次莫斯科之行真正给俄罗斯带去的一件“礼物”。但单靠着这一点目前是无法打动普京政府的。克林顿政府意识到“美国拿不出什么东西来换取俄罗斯在导弹防御计划方面的让步”。为此，美国政府官员早已表示，对6月的美俄首脑会晤是否会取得突破没有太大的期望。[104]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没有进一步影响俄罗斯修约立场的筹码。
目前，令人值得注意的动向是美—俄—欧盟导弹防御武器联合研制的发展。这很可能是改变俄罗斯在反导条约问题上态度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普京在2000年6月初提出了俄罗斯与北约联合进行反导武器系统的联合研制和部署的倡议。在莫斯科高峰会晤期间，克林顿总统表示将经过研究之后再作出反应，但科恩的立场当时非常强硬，基本对此表示拒绝；科恩在与俄罗斯国防部长会谈中表示，美国愿意首先与欧盟，其次与俄罗斯探讨在导弹防御方面合作的可能性。但非战略性导弹防御系统的联合研制并不能取代美国当前正在从事的战略性弹道导弹防御计划，美国有客观需要来部署NMD武器系统。科恩当时的考虑无非是担心俄罗斯用非战略性导弹防御计划来取代美国以战略性导弹防御为目标的NMD系统。
6月中旬之后，美国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首先是美国主管军控的助理国务卿霍洛姆表示这是一个“积极的表示”，美国愿意与俄罗斯探讨合作的可能性。其次，6月中旬科恩国防部长再度访问俄罗斯，与俄方探讨了导弹防御计划合作问题，特别是“助推阶段”的导弹防御技术合作问题。随后，6月下旬，北约一俄罗斯常设联合委员会第一次就北约与俄罗斯进行联合导弹防御系统研制进行了磋商。这只是一次接触性的会谈，磋商没有任何结果，双方都还需要较长的时间来提出各自的计划和方案。紧接着，美国一俄罗斯防务咨询小组（U。S。-Russian Defense Consultative Group）会议在6月底举行。在会议上，美国的反弹道导弹专家向俄方勾画了助推阶段对洲际导弹进行拦截所面临的政治和技术挑战。俄方表示，对这一合作所进行的具体细节性的谈论还没有准备就绪。这一切都表明，美国为了稳住俄罗斯对部署NM。D计划有可能作出的强烈反应，已经提高了对俄方的让步，甚至可能会接受普京所提出的导弹防御系统联合研制的倡议，让美俄都在“防御一进攻能力”兼备的基础上保持新的战略平衡和战略稳定。同时，突出美俄协调对国际安全的主导作用。这一点，甚至可以是美国拉住俄罗斯，阻止中俄战略合作深化和让俄罗斯不对中国的军事力量发展起关键作用的重要手段。美国的这一态度转变非常耐人寻味。
克林顿为了说服俄罗斯接受修改反导条约，以便可以容纳NMD部署，在对俄罗斯的工作上强调的是：（1）增加美国有关计划的透明度；（2）加强与俄罗斯在防务技术上的合作；（3）增大对俄罗斯的外交压力。美俄导弹防御技术合作的启动符合美国这两个方面的基本政策。科恩7月25日在参议院军备委员会的听证会上透露，美俄两国将在今后的会谈和磋商中进一步探讨导弹防御系统合作的问题。普京总统的美一欧一俄三方合作导弹防御系统研制的倡议存在着一个技术上的矛盾。普京多次强调这是对非战略性导弹防御的联合研制，但在研制方向上，俄罗斯则多次强调是对助推阶段的导弹拦截。对短程导弹不存在着助推阶段拦截的必要性问题。俄罗斯现有的SV-300或者SV-400，以及美国的PAC-2和PAC-3都有这样的拦截能力。助推拦截的技术要点是对远程以及洲际弹道导弹的拦截。按照1997年美俄已经达成的“划界协议”，只要是超过3500公里射程的导弹，都是属于战略性弹道导弹。从理论上来说，任何导弹防御系统，如果能够对战略性弹道导弹在其飞行阶段的任何点进行有效拦截，都是属于战略性弹道导弹防御系统。该系统的研制和建立都是属于《反弹道导弹条约》约束和禁止的范围。因此，普京的导弹防御系统联合研制的倡议以及美国目，前对此的积极反应，有可能为美俄联合发展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从而双方名正言顺地修改反导条约埋下伏笔。
目前，双方虽然在该系统的合作方面没有任何具体的、实质性的表示，但作为俄罗斯反对NMD部署的一项灵活的政治性举措，对美俄双方继续发展战略性合作具有深刻意义。它至少表明，美俄双方在防止导弹技术扩散所形成的导弹威胁方面，具有共同利益。这是普京上台以后，在采取面向西方的合作战略中所作出的一个意味深长的变化。在2000年7月21日举行的冲绳八国首脑会晤中，克林顿与普京再度举行了首脑会谈。会谈并没有再去渲染美俄在NMD问题上的争执和对立。在会晤后所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美国和俄罗斯准备在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内继续保持并扩大合作，并将考虑其他国家加入这一合作的可能性。”[106]俄罗斯可能会同意美国在阿拉斯加一个地方建立反弹道导弹发射场的计划，并在双方条件相当的情况下接受美国建立两个反弹道导弹拦截基地的方案。如果美国把NMD的部署方案修改为只建一个反弹道导弹发射场，这对《反弹道导弹条约》来说，是打了一个“擦边球”。只要俄罗斯默认，甚至没有必要修改该条约，其代价是美国在NMD部署中必须只到G-1方案就止步。
在克林顿政府余下的任期内，美俄没有再就《反弹道导弹条约》的修改进行正式谈判。按照科恩7月25日在国会的说法，反导条约的修约谈判，将在2001年1月新总统入主白宫之后再度举行。小布什上台，NMD部署几乎已成定局，反导条约的修约谈判将是未来美俄关系的重点。然而，反导条约是否进行修约谈判很可能只是形式，最重要的是，未来美俄在战略合作领域到底能够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具体来说，如果2001年以后美俄在核裁军以及导弹防御合作研制这两个方面同步进行、同步发展的话，反导条约修改的可能性就将明显加大。目前很难就此定论，认为俄罗斯今后仍将继续维护（反弹道导弹条约》，打掉美国NMD部署计划；或者，用非战略性的战区导弹防御计划项目上的美俄、俄欧合作研制，来从政治上阻止美国部署NMD武器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普京寻求加强与西方合作的新战略本身包含着弹性，俄罗斯是否会真正同意修改反导条约，一要看普京政府维护反导条约的决心以及准备以什么样的原则继续同西方展开合作；二要看美国能够在战略合作的篮子里给予俄罗斯什么样的“回报”。布什政府虽然目前在NMD部署问题上措辞强硬，但也不意味着美国没有变通的余地。但不管如何，美俄的反导条约谈判将是一个艰巨复杂的讨价还价过程。俄罗斯国内政治的走向，也同样会对这一谈判的发展发生影响。
小布什上台后，加大了对俄罗斯做工作的力度。一是表示可以美俄携手建立21世纪的“国际战略”新框架，将俄明确定位为美国最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二是扬言要购买俄的导弹防御系统，不惜进行利诱；三是布什政府在2月支持国会立法议案，减少对俄核武器拆除和安全储运的经费支持；四是提出单方面核裁军，对美俄核军控作出积极姿态；五是对俄发动导弹防御外交攻势，声称未获欧盟和俄罗斯同意，不会擅自作出部署决定。
反导条约的未来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掌握在普京这位47岁的俄罗斯新领导人的手中。反过来说，普京手中的选择似乎并不多。但为了俄罗斯的利益，普京绝不可能轻易地在反导条约上作出让步。2000年8月中旬，普京决定不管START Ⅲ会谈结果如何，俄罗斯都决定将自己的战略进攻性核力量削减到1500枚核弹头的水平。[107]2001年1月，普京政府正式通知美国，第三阶段START谈判的目标为1500枚核弹头。因此，普京政府似乎难以在反导条约修改问题上作出进一步的让步。最终，由于俄罗斯拒绝修改反导条约，美国将NMD部署仅仅停留在C-1能力层次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着的。美国从目前来说，修约的决心已定。即便美国的意图实现了，反导条约修改了，这也难以堵住国际社会反对NMD部署的嘴。但更重要的是，不管反导条约以什么样的方式修改，冷战结束10年以来过渡性的国际安全格局将会以此为起点出现新的重大变化。国际安全在进入“后反导条约时代”以后，将出现什么样的变化目前尚难以预计。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俄罗斯作为抗衡美国霸权的国际角色将大大削弱，俄罗斯有可能快速地融入西方社会。其结果，将是国际社会所追求的多极化目标的渐行渐远。对于这样的结果，中国应有充分的思想和战略准备。
美国有可能放慢NMD部署的步伐吗？
对美国来说，“导弹威胁”从50年代就已经开始出现了。从那时以来，美国对付导弹威胁的基本手段本身是多样化的。总起来看，它们可以分为威慑、军控、制裁和积极的接触性外交这四个部分。针对不同的导弹威胁，美国会采取不同的对策，但基本上是这四种手段的交替与平行使用，只不过在不同的时期和针对不同的对象时，上述手段的运用有不同的侧重而已。比如，在当前朝鲜的“导弹威胁”问题上，美国事实上是这四种手法同时都在运用，以便软硬兼施，达到美国的目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不排除美国政府通过加强外交手段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与所谓“流氓国家”之间纷争的可能性，不排除美国强调非导弹防御手段来对付导弹威胁可能性，也就不能排除美国放慢NMD部署进程，并暂时将NMD部署定格在G-1方案上的可能性。克林顿政府至少也在交替使用各种手段。
在2000年3月伊朗国内的选举中，改革派获得了全面胜利。这为伊朗软化反美立场提供了可能性。克林顿政府宣布改善同伊朗政府的关系，取消部分对伊朗的制裁。7月，伊朗外长访问了美国，双方就两国关系的改善举行了有益的磋商。继1999年6月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提出“佩里进程”以来，美国对朝鲜一直也在推行“谈判”政策。6月12日朝鲜半岛的南北首脑会晤也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支持。在首脑会晤之后，朝鲜半岛局势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现在作出结论还为时尚早，但和解的气氛会进一步发展。6月15日，美国宣布将向朝鲜捐赠5吨食品，并少有地赞扬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日在历史性的朝鲜半岛首脑会晤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108]美国推动改善与这些国家关系的举动，无疑可以为美国政府作出“延迟部署NMD”的决定创造外交理由。因为美国是否面临被“证实的”导弹威胁，一直是克林顿政府部署NMD的理由之一。
2000年7月10-12日，美国和朝鲜举行的导弹问题谈判再一次宣告失败。朝鲜要求美国每年向朝鲜支付10亿美元的补偿，同时还断然拒绝了美国所提出的要求朝鲜终止导弹试验和研发的提议。但美朝导弹问题谈判的大门没有关上，双方的讨价还价还在继续进行。不排除在适当时候和适当条件的基础上，美朝在朝鲜的导弹问题上再次达成协议的可能性。美国国内也有意见提出，朝鲜的“导弹威胁”问题可以通过“付钱”的方式予以解决。[109]在过去6年中，美国和朝鲜最终就具体问题达成协议的例子已经不少了。例如，在1994年，美国和朝鲜达成了朝鲜半岛核能开发的协议，美日两国出钱用轻水反应堆取代了朝鲜的重水反应堆，并建立了负责朝鲜半岛核能和平应用的KNPD计划。1999年4月，美朝就对朝鲜金昌里地下设施进行核查达成协议，美国为此次核查支付了大量的粮食和药品援助。如果美国政府能够考虑以外交手段、而不是以军事手段来解决美国所认为的“流氓国家”的导弹威胁，白宫也可以自己找到台阶走下NMD部署这个“老虎背”。2000年7月下旬，参加东盟地区论坛（ARF）的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与朝鲜外长首次实现了两国历史上最高级别的政府官员会晤。据称，美国近来也取消了将有些国家称为“流氓国家”的做法。[110]到8月，朝鲜政府在驻韩美军问题上作出了重大让步，金正日同意美军继续驻留在朝鲜半岛，不再以美军撤出韩国作为南北关系进一步改善和朝鲜停止导弹研制计划的前提条件。这一让步无疑为朝鲜半岛安全局势的缓和进一步打开了大门，也为美国运用积极外交手段开辟了新的天地。
此外，美俄、美欧和美中关系也是白宫决定NMD系统如何部署和到底在什么时间部署的基本约束性力量。克林顿政府的主要防务官员在谈到NMD部署时，提出俄罗斯、中国和欧洲盟国等国的立场是“考虑因素”。这是美国政府在前一段时间一直避免谈的问题。5月9日，日本朝日新闻社著名记者船桥洋一在华盛顿采访了美国国防部长科恩。船桥直接向科恩提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如果美国大幅度修改《反弹道导弹条约》，强行实施国家导弹防御系统计划，俄罗斯和中国就会予以抨击，并且可能引发核军备竞赛。另外，还可能对与欧洲和日本的同盟关系产生负面影响。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科恩对此的回答是：“这牵扯到许多错综复杂的问题。美国政府预定在夏季决定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目前尚未作出决定。大概会考虑扩军和与盟国的关系等各种因素之后作出决定”。[111]据美国《洛杉矶时报》报道，以中央情报局牵头，美国情报部门正在拟订一份名为《国家情报估计》的报告，该报告将提交给克林顿总统作为是否决定部署NMD的参考。该报告将着重说明拟议中的NMD部署计划很可能产生一系列破坏安全与稳定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其中包括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将大大增加战略和中程核导弹的研制和生产，核技术在中东进一步扩散，以及危及美国与欧洲盟国的关系等。该份绝密报告的附件还将指出，从1999年11月朝鲜对美国作出冻结弹道导弹试验计划的承诺以来，来自朝鲜的导弹威胁已经减少了。[112]这份报告将是美国政府对NMD部署的后果所作出的第一份评估报告。
建立弹道导弹防御来对付美国面临的所谓“导弹威胁”的方法，并不完全是冷战后美国新发展出的一种方法。就这一方法所希望达到的军事目标来看，是为了增强美国的威慑力，扩大美国军事力量在全球范围内自由行动的能力，并利用冷战后美国所处的地位来追求美国不受挑战的战略力量地位。重要的是，在后冷战时代，以导弹防御系统的部署来对付美国面临的所谓“导弹威胁”，其含义并不简单地在于军事和战略领域，更具有美国在当今的国际体系中所追求的深刻而又广泛的政治、经济、科技内涵。从美国目前的经济强劲增长势头以及巨大的政府财政预算赢余来看，国际社会的反对声浪将难以阻止美国部署NMD系统的步伐。
在冷战时代，不是美国不想研制和部署导弹防御计划，而是当时尖锐冷战的特点以及前苏联在战略力量上与美国处于均衡状态的实力地位，决定了美国无法去冒研制和部署大规模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有可能带来的无法挽回的风险。如果不是前苏联在90年代初的解体，即使“星球大战”计划完成了技术准备工作，也很难相信美国政府会将“星球大战”计划真正投人部署阶段。从1983—1990年，星球大战计划都只是处于系统规划和技术准备过程中，对当时的美苏关系和国际战略稳定来说，都没有构成真正有形的和实质性的冲击。另外，当时美国的技术能力，也还达不到能够使得导弹防御同导弹进攻一样可靠的技术保障。
在后冷战时代，美国进行导弹防御系统部署的国际和国内环境已经同冷战时代相比出现了巨大变化。
首先，美俄之间的实力差距在过去的10年中越拉越大。在冷战后期的80年代，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相当于美国的65%—70%，是与美国在同一数量级水平上的超级大国。在战略力量上，美苏也基本旗鼓相当，甚至在某些领域，如SS-18这样的超级洲际导弹上，苏联还领先于美国。在核弹头的总体数量上，苏联也要超过美国。但是，冷战结束10年后，俄罗斯的国民生产总值只相当于美国的1/20.战略力量上虽然与美国还有一比，START谈判也保持了均衡裁军的原则和势头，但是俄罗斯的战略力量已经不再对美国构成必须全力以赴来加以克服的重大危险。即便现在美俄核裁军停止，俄罗斯的经济实力也难以保持“威胁”美国的战略威慑力。1998年的美国《年度国防报告》作出了如下判断：“2015年之后，可能出现与美国势均力敌的全球竞争对手，中国和俄罗斯都具有这样的潜力。”[113]显然，美国已经将俄罗斯视为未来的威胁来源，而不是现在。而且，这样的威胁来源从目前来看也仅仅是潜力而已，并非15年之后俄罗斯和中国必然构成对美国的重大威胁。因此，美国不需要再担心因为NMD部署而付出它难以承担的风险成本。
其次，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巨额的财政预算赢余为美国部署NMD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美国已经保持了连续126个月经济持续增长的强劲势头。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局的预测，在未来10年中，美国的预算赢余将达到4.6万亿美元。而到1999年年底，美国的所有外债还不足1万亿美元。对于美国的政治家来说，巨额的预算赢余是不可忍受的。因为，美国的经济社会结构以及政治权力的基础都来自一个典型的、成熟的市场经济。财富必须走向流通和市场，不仅是美国的经济法则，也是政治法则之一。华盛顿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马克·诺兰提出，美国正在面临一个新问题，那就是“如何应对因财富而引起的尴尬”[114]。
无论是克林顿政府1999—2000年持续两年宣布大幅度提高军费，还是白宫NND〕部署的“克林顿方案”，无论是美国准备花55亿美元准备进行的B-3战略轰炸机研制计划，还是共和党所主张的缩小版的“星球大战”计划，这些军备建设和军费开支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花钱。把钱花在能够巩固国内政治权力基础又能使得美国在世界上的一实力地位进一步提高的项目上，也把钱花在能够带动美国进一步聚敛财富的项目上，如增强美国的科技竞争力，为美国的技术创新开发新的领域。导弹防御计划本身就是一个美国的政治家想要花钱也十分舍得花钱的计划。这是美国今天政治和经济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否则，美国也不会花600亿美元来对付几个屈指可数的“流氓国家”区区5-25枚的“导弹威胁”。1994年美国用KEDO，方案解决朝鲜核危机时，全部的花费不超过7亿美元，其中还有4亿来自于日本。2000年2月克林顿批准的2001财政年度军费开支总额达到了3054亿美元，比2000财政年度增加了165亿美元，增长幅度达到了5.7%。占全球军费开支总额的1/3以上，是美国之后军费开支前8位的国家（地区）的总和。[115]
从目前来看，整个导弹防御计划进人部署在美国已经成为一个挡不住的趋势。2001年4月23日，波音公司向美国国防部提交了不同的NMD部署方案。其中一项是在2004年3月之前在阿拉斯加建立5个拦截导弹发射点。拉姆斯菲尔德也表示，美国很可能在没有完成测试工作之前，就部署某种反弹道导弹系统。因为布什政府相信，即使部署的是小型项目，近期内建立一些导弹防御设施比两手空空要强。
美国导弹防御计划具有战略防御能力，将会大大增强美国进攻性战略核力量的优势和威慑效应。其联合研制，客观上也将导致导弹技术扩散，增强武器扩散的风除。但是，从武器分类上，导弹防御系统并非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不是通常以进攻性战略武器来衡量的战略性核力量。只要NMD和TMD的拦截导弹不装上核弹头，它们都只能算作是常规武器。因此，导弹防御系统在美国可以钻很多的空子。例如，在削减进攻性战略核武器计划中，并没有削减TMD系统的条款。迄今为止的START Ⅱ及其补充议定书都没有对NMD的限制。在促进世界“无核武器化”的军控进程中，并没有削减和限制导弹防御系统的内容。未来的军控谈判中，将导弹防御系统与反导条约和CNTBT执行机制联合起来谈的可能性不大，尽管部署NMD的实际后果将可能导致反导条约的崩溃以及CTBT难以达到法定批准国的数量而正式生效。因此，让国际军控谈判来覆盖导弹防御系统、通过多边军控架构来进行约束的可能性非常微弱。2000年NPT审议会议未能将NMD部署问题列入大会议程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从美国来说，发展导弹防御系统有非常多的好处。我们已经探讨过这些系统对美国作为防扩散“反制措施”的意义，包括对美国冷战后抵消现实威胁的作用，增加美国海外军事行动能力的好处。同时，以导弹防御来加强美国进攻性核武器削减后战略威慑力的空缺，将是美国安全战略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的基本打算。目前，在美国反对核武器，要求降低和取消核威慑的呼声不断高涨，[116]这也是与要求实现无核化世界的期望相一致的。美国政府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会降低核武器的威慑作用和在安全战略中的主导地位。但是，为了顺应这一潮流，不会再度大规模发展核力量，而将走核力量质量提高的道路。导弹防御系统一旦部署，不仅将巩固进攻性战略核力量削减后的战略威慑力，更可以增强美国常规军事力量的战略性威慑力，进而有可能更多地依赖常规军事力量的威慑力，实现美国威慑力结构性的调整和多样化的发展。到那时，美国有可能利用常规军事力量的绝对优势以及可靠的导弹防御体系为两张“王牌”，逼俄罗斯和中国等国家与美国一起进行所谓的“均衡核裁军”。
冷战结束10年了，对美国来说，国际安全规制的基础和结构发生了重大改变，后冷战时代的安全保障不仅需要美国维持自身实力，还需要与俄罗斯合作建立全球战略安全关系，与中国合作推动军控和防扩散进程；通过与欧洲的同盟关系加强美国在全世界的号召力和影响力。部署NMD作为美国对后冷战时代安全的反应，与美国其他的反导弹威胁和增进安全的努力，存在着内在的难以平衡的缺陷，也反映了美国在安全目标追求过程中的国内政治因素与一项严肃的外交政策之间的难以弥合的差距。NMD的部署，对美国来说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它意味着美国自己在实力地位基础上安全环境的改善和安全手段的扩张。这正是一种被称之为“进攻性”现实主义政治逻辑的客观反应。国际无政府状态的存在以及国家间力量的相对变化，使得美国这样的国家也不能确认自己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安全问题。国家无法知道它们是否已经得到了足够的安全，但它们却知道一件事情：一个拥有力量的国家比一个没有力量的国家更安全。这种认识使国家寻求一切机会壮大自己。美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经济、科技大国，也是后冷战时代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还是信奉实力至上的安全法则，信奉自己有了超强实力还必须要有“超超强”实力才是最终的安全。美国这么做并不仅仅是因为有某种明确的威胁必须面对，更是因为它们要未雨绸缪，准备应付那隐含在无法预测的未来当中的潜在威胁。[117]但从80年代初欧安会所提出的“共同安全”的理念来说，当代的国际安全不能只是简单地建立在个体安全的基础上，如果自己安全了，哪怕是你的敌人不安全，你还是不能得到真正的安全。因此，在一个只有美国自己才有真正安全感的世界中，美国到头来还是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安全。90年代美国出现的几桩著名的恐怖主义爆炸案件，如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爆炸案和俄克拉荷马州政府爆炸案，可能对美国安全的威胁更严重、也更迫切。而对付这些恐怖主义活动，美国的导弹防御计划基本无用。只要白宫主张部署NMD系统，它就难以避免各种安全政策之间难以兼容的内在矛盾。今后，不管谁入主白宫，都将不得不面对美国霸权式的导弹防御计划与其他安全政策目标之间的冲突与调和的问题。
从站在军控以及传统威慑理论与均势基础上的战略平衡与稳定观念来说，这样的调和几乎是不可能的。最基本的理由是，从战略防御到战略防御与战略进攻的结合，美国的导弹防御计划不是简单跨越了当代军事科技的革命性变革问题，而是跨越了迄今为止一直在努力支撑着有关国际安全的基本理论和现实架构。而正是在这样一个传统架构上，国际关系才使得所有的国家都多少感到信心、行为的可预测性以及一个相对稳定的未来。美国前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就曾明确提出，如果美国政府要继续推行削减战略武器计划，同时又竭力想部署NMD，就等于是“疯人在说疯话”。[118]